早在第一次战役志愿军2个师在东线长津湖以南的阻击作战中，和第四次战役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2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在西线汉江南岸的阻击作战中，就已看出，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依托野战工事，面对“联合国军”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猛烈火力攻击，组织坚守防御是相当困难的。“联合国军”在进攻中，对志愿军1个连至1个团防守的阵地，在1天之内即可发射炮弹和炸弹数百发（枚）至上万发（枚），志愿军伤亡极大，多数阵地只能坚持数小时，许多阵地在弹药耗尽，人员大部或全部伤亡的情况下失守。

        但这时志愿军实行的是运动战，在战略全局上主要是反攻性质的战役作战，坚守防御属于局部性和辅助性的作战。停战谈判开始以后，双方在战场上都转入战略防御，实行的都是阵地战。在停战谈判形势出现时，志愿军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战争方针，和战场上大踏步进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将大大减少，死守一地和攻击敌军坚固阵地也很不容易的形势，在作战指导上曾确定实行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也就是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

        随着停战谈判的开始，特别是随着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的开始，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志愿军进行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在战略上必须实行坚守性质的防御战。在9月上旬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必须作持久战打，要学会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这种阵地战争的形势一天一天的明显，在今后的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必须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采取阵地反击和小出击，多杀伤敌人。在进攻作战中必须稳扎稳打，就目前敌我装备条件没有改变以前，不宜进得太远。在秋季防御作战开始后，10月8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第一线各部，必须加强要点工事，所有重要之要点，必须准备坚守，不得随便放弃。志愿军的秋季防御和10月底开始的战术反击，就是本着上述方针和原则进行的。

        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朝鲜战局发展趋势和恢复国内建设的需要，确定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对志愿军在战场上也确定了“在现在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的方针。毛泽东把中央的方针告诉来京请示汇报工作的邓华回志愿军中传达。在11月14日以毛泽东名义就朝鲜停战谈判及中国关于国内建设和战场方针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对战场方针作了如下表述：“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粉碎“联合国军”夏、秋季局部攻势的作战中，志愿军和人民军就实行了带有坚守性质的防御作战。但由于反击火力不强和野战工事经不起敌军火力攻击，因而还是丢失了一些阵地。随着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解决依靠劣势的武器装备能不能守的问题，就成了能不能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重大战略问题。

        有的志愿军部队，在转入战略防御之初，就在第一线构筑了“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种“猫耳洞”在“联合国军”猛烈火力攻击中，在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方面起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与此同时，有的志愿军部队又把这种“猫耳洞”创造性地发展为有2～3个进出口的小型坑道，不但可以利用其保存自己，而且可以利用其杀伤进攻的敌人。志愿军首长和领导机关，及时推广这些做法。9月16日以“联司”名义要求各部，“我重要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特别是核心阵地”。但这时，第一线部队正忙于作战，只能利用作战间隙构筑工事。在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达成协议后，战场相对平静。于是，从1951年12月开始，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第一线，全面展开了构筑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坚固阵地的大规模筑城活动。

        志愿军司令部对构筑坑道工事提出了统一的战术要求和技术标准，要求每个阵地均要有坑道，坑道工事同野战工事相结合，坑道不但能防空、防炮，而且能防雨、防潮、防毒、防寒、防火，既有利于保存自己，又有利于发扬战术消灭敌人，既有战斗设施，也有生活设施，每个阵地均成为能防、能打、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至1952年5月底，在正面250余公里、纵深10公里的第一线阵地上，志愿军共挖掘坑道7789条，长198.7公里，修筑掩体75万个，露天及掩蔽式堑壕3420余公里；人民军挖掘坑道1730条，长88.3公里，完成各种掩体3万余个，堑壕260余公里。整个正面战线，基本上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同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这样，志愿军和人民军实行坚守防御，就有了比较可靠的阵地依托。据统计，4月间“联合国军”以小部队向志愿军阵地攻击60余次，志愿军无一丢失阵地。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时，“联合国军”平均发射40～60发炮弹即杀伤志愿军1人，而1952年1～8月，“联合国军”平均发射660余发炮弹，才能杀伤志愿军1人。

        与此同时，在不进行战役反击的情况下，志愿军在战术上则采取了积极活动的方针，积极开展各种作战活动打击敌人，巩固战线和配合谈判斗争。尤其1952年3月中下旬以后，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体系初具规模，3月19日和26日，志愿军总部和彭德怀两次下达指示，要求第一线各军：在3月底4月间，每军组织一两次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歼敌人的小战斗，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我们目前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据此，4月，志愿军即开始依托已经完成的坑道工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军突出的个别连、排阵地的作战活动。这种活取得了明显效果，仅5月和8月，即挤占阵地20余处，扩展阵地面积30余平方公里。还在第一线普遍开展了冷枪、冷炮狙击歼敌活动。将军事斗争的焦点推向敌方阵地。6月，志愿军的坑道工事，还经受了“联合国军”营以上规模兵力反扑的考验，不但没有丢失阵地，而且依托坑道大量杀伤了敌人，和初步取得了坚守坑道作战的经验。

        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能不能守的问题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晓得要坚持到底。”“我们在绵延几百公里、高数十丈的山下钻了几千个洞，我们的军队在洞的出口打击敌人。他们不论怎么轰炸，也打不垮我们的洞，即使发生原子战争，也打不垮我们的洞。这些坑道是互相连接起来的，在里面可以屯兵、开会、演习、宿营。”

        在第一线阵地基本巩固后，志愿军为更进一步贯彻坚守防御方针，于6月6日至9日召开了各兵团干部参加的会议。此时，彭总因头部长个小瘤子，在中央一再催促下，于4月上旬回国治疗，后留在国内，于7月上旬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仍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国后，由陈赓主持志愿军的工作。这次兵团干部会议，是由陈赓和邓华主持召开的。邓华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重点研究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方针，并提出了新的战术要求。会议根据美方代表在谈判中的拖延态度和在战场上的表现，指出：“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必须坚决准备打下去。而我们的指导方针，就是坚持持久作战与贯彻积极防御的两条基本原则。”我军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装备有了加强，运输状况有了改善，部队也有了较丰富的防御作战经验，因此，我军“现在的积极防御，内容上是带坚守性的”，在不举行战役攻势的情况下，“必须在战术上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总使敌人处于一种防我进攻的姿态，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战争如果长期拖延下去，敌人可能向朝鲜大举增兵，有可能在东西海岸实施登陆进攻，并以正面进攻相配合，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要从敌人可能两侧同时登陆，再加上天上空降、正面进攻及使用细菌、原子弹等最严重的情况来作准备。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些情况来调整部署和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

        第二，决定调整正面战线的部署，加强打击敌人的机动力量。由于第一线坚固阵地体系基本完成，防御能力增强，节约了第一线的防御兵力。因此，会议决定志愿军从第一线8个军中抽出1个军作为二梯队，并建议人民军抽出1个师加强东海岸海防（后人民军抽出1个军团）。同时决定调整战场各兵团指挥关系，志愿军各兵团入朝时对所属各军均是隶属关系，此时由于第一、第二线的换防，及在侧后海岸防御的部队与正面部队的换防，各兵团已不可能严格保持隶属关系，而对各军变成了指挥关系。正面战线和东西海岸各兵团和指挥部，均有1～2个军作为第二梯队，志愿军还有1个军作为总预备队。这样增大了机动兵力，正面和东西海岸均可较自如地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第三，决定加强海岸工事，完成整个防御体系。会议确定，建立一条从鸭绿江口，沿朝鲜西海岸与正面战线衔接，再沿朝鲜东海岸直至图们江口的，坚固的有纵深的防御阵地体系。阵地工事均由野战筑城向永久筑城发展，这种工事的构筑，不论停战谈判拖下去，或战争停下来，均要做。

        会议决定的内容均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这次会议的决定和部署，使贯彻坚守防御方针更为具体化和更臻完善。

        会后，陈赓奉调回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7月，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邓华主持志愿军的工作；任命韩先楚接替杨得志任第19兵团司令员，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接替回国治病的杨成武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9月，又任命王建安接替回国任职的宋时轮任第9兵团司令员。

        至1952年8月底，正面第二线的坚固阵地工事也大体完成，加之装备有所改善和运输问题基本解决，为改善防御态势，促进谈判，并为结合第一线部队换防，在换防之前得到作战锻炼，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在邓华、杨得志组织指挥下，志愿军以第12、第39、第68军为主，第一线的第65、第40、第38、第15军配合，于9月中旬至10月底，进行了具有战役规模的全线战术反击作战。这次战术反击作战，利用已完成的坑道工事，根据敌军阵地情况，采取攻克阵地歼灭守敌后立即撤回（抓一把就走）；攻克阵地歼灭守敌后与敌反复争夺，视情况决定弃守；攻克阵地歼灭守敌后坚决固守三种方式，共选择敌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攻击77次（其中人民军选择3个阵地攻击3次），歼敌2.7万余人，几乎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除几个阵地攻击未得手和1个阵地敌军撤逃外，其余全部攻克阵地全歼守敌。经过反复争夺后，巩固占领了其中17个阵地。“联合国军”在全线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次作战同以往作战相比，志愿军在使用兵力、火力的构成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一般攻击敌军1个连，使用步兵1个连，而支援炮兵则达8～10个连，火炮30～40门，炮兵火力有了大大加强。这是志愿军所以攻则必克、守则必固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12月1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毛泽东对战术反击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在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的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第15军2个连防守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先后动用3个多师的兵力、300门大炮、近200辆坦克和3000架次的飞机，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掀翻阵地土石2米多深，然而志愿军阵地岿然不动，第15、第12军共3个多师，经过与敌40余天的争夺，歼敌2.5万余人，全部恢复阵地，创造了坚守防御的典范。

        至此，志愿军不但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而且完全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而“联合国军”则全线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挨打的状态了。对于这种战场态势，战后美国和韩国写的战史都是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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