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三次战役打得较为顺利，在志愿军部队中，甚至在中、高级指挥员中，均较普遍地产生了轻敌速胜的思想，对战争的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准备。经过第四、第五次战役，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看到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同时由于忙于作战，在部队中也缺乏进行长期作战的深入系统教育。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第3、第9、第19兵团，都要求志愿军党委和中共中央明确未来作战方针，和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此志愿军党委也有考虑。1951年5月26日，由彭德怀审定后志愿军党委发出了致中央并告高岗的电报，请示“为解决部队上述问题，利于今后作战，志党委在情况许可下，拟于六月中旬召开高干会，讨论以下三个问题：一、说明朝鲜战争的形势，树立长期作战思想。二、总结入朝作战军事经验，确定军事指导方针。三、贯彻志党委关于供应指示，精简机关，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层次，减少非战斗人员。会议采用中朝两军干部联席会议形式，拟用我军为主，请朝方同志参加的形式……此次会议，希望中央能派人指导，更盼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及我军的方针任务等给以指示，以便有所遵循”。6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志愿军召开高干会议讨论拟议中的三个问题。

        毛泽东总结志愿军5次作战的经验，于5月26日致电彭德怀，提出了对美英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指出：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27日，毛泽东在会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尚未到职）时，将上述打小歼灭战的方针形象地喻为“零敲牛皮糖”。毛泽东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是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特点，和志愿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符合战场实际的，是毛泽东关于打歼灭战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具体条件下的创造和发展。

        27日，毛泽东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显然对这个电报产生了误解。他在29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认为，毛泽东这个方针是“冒险的”，很容易被美英军识破，“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军向北推进，并建立一道道防线，你们突破防线就会付出巨大损失。他建议：“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美英军以沉重打击。”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接受斯大林的建议，而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按打小歼灭战方针对部队进行了教育和部署。

        因当时“联合国军”的进攻尚未停止，战场上作战尚较紧张，不能召集会议。为贯彻毛泽东这一指示，以及根据志愿军的装备和供应情况，彭德怀于5月30日起草了致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的信。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三至六个月作战方针”，指出：在无特殊情况下，志愿军在今后3个月内不拟组织对美英军的全面大规模战役，而以兵团为单位不断进行小战役，争取每军每月平均歼灭美英军1个整营，如此，有3～6个月，美英军战斗意志必逐渐降低，那时大规模歼灭美英军的客观条件将会成熟，并通报了整个战场部署和作战要求。彭德怀先将这封信稿发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这封信稿时，金日成正要来北京与毛泽东讨论战争形势和方针问题，所以毛泽东指示此信暂不发。6月2日，彭德怀将此信转发志愿军在第二线的各军、志愿军空军和志愿军后勤部门，要求按此布置工作，同时征求意见。

        邓华一行从北京回到志愿军后，战场形势已基本平稳，6月25～27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也称6月高干会议），志愿军各兵团首长、各军军长、政委均参加了会议。朝方派出朴一禹列席了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华作了报告，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和中央关于志愿军作战的各项重要决定，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同敌军举行停战谈判问题的精神，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志愿军都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坚决地准备长期打下去。谈判问题由中央直接掌握和指导，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因此，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对志愿军入朝8个月来的作战情况作了总结的同时，重点贯彻了中央关于持久作战的方针和各项重要决定（后来概括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会议认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规定，并且经过了五次战役的证明，目前想一下消灭美英军几个师是不可能的。美英军主力不被歼灭时，朝鲜战争的结束是困难的。因此，必须给敌人以相当的消耗削弱，争取时间加速我军的必要准备，以逐渐改变主客观情况，而后才能大量歼灭敌人”。“战争既不可能速决，我们的作战指导就必须遵照中央指示，要有长期打算和执行稳扎稳打的方针”，“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为贯彻持久作战方针，会议决定：

        第一，关于作战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坚持这一地区，既可以保持北朝鲜的阵地，又有利于志愿军集中和机动兵力；这一地区山大，并且多处于河流上游，地形对我方有利；运输线短，可以减少供应的困难；并有利于防止“联合国军”实施侧后登陆进攻。根据供应能力，战线不宜远伸，毛泽东指示，“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要过南汉江、昭阳江，而增多自己的困难。反击要稳，一次打不了两次打，进一步巩固起来，准备好了再打。一次不打远了，避免敌人一下就返回来了。”打到三八线为止，不仅有利于供应，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利。抓紧和平的旗帜，以松懈和分化敌军阵营。

        第二，关于兵力的安排使用。朝鲜战场地幅狭窄，而海岸线又长，这样兵力少了不敷使用，兵力多了摆不开，并且供应也困难。因此，根据作战需要和运输补给能力，除特种兵外，以18个军分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部署9个军于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别置于东西海岸及机动地区担任海岸防御和执行机动任务，另以2个军置于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志愿军的总预备队。第一、第二线部队3个月左右轮番一次。每个军保持一个3000人的补充团，训练国内动员来的新兵，除每次战役进行一次较大补充外，还可以随时补充，每师保持一个教导队，挑选班排骨干进行训练，以便战役后补充，保持部队不伤元气。一般说来，入朝部队以坚持到底为原则，但朝鲜战争残酷、艰巨，伤亡大，战役间隙短，老兵和干部补充困难，因此，坚持一年以上的部队因伤亡大，短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者，可调回国内另以新的部队替换。这样轮番与换班相结合，就能更有力地坚持朝鲜战场的持久战。

        第三，关于作战方式。根据战场形势，今后大踏步进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将大大减少，死守一地和攻击敌军坚固阵地也很不容易。因此，今后作战方式，将是一种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也就是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采取锯齿形或电光形的纵深配备，利用有利的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以少数兵力扼守前沿阵地。敌军进攻时，我军则主动收缩，不与阵地共存亡，并利用反冲锋和战术反击，击退敌军，夺回已失阵地。如此与敌军周旋，待将敌军削弱消耗到一定程度，择其突出部或薄弱部进行战役反击，以歼灭敌军。在战略上可以同敌军拼到底。如敌军不进攻，志愿军则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寻敌弱点，主动发起攻击。

        第四，关于作战指导的一般原则：1.有阵地的稳步前进，不要冒进；2.不断轮番，各个歼敌；3.反复拉锯，逐渐消耗敌军有生力量；4.做好必要的准备再战，不打仓促无准备之仗；5.由小敲小打，“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争取逐渐发展到大打；6.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有重点地钳击敌人；7.机动灵活，量力而行；8.攻防密切结合，双管齐下；9.战略上是持久战，防御战役、战斗上也是持久战，但进攻和反击战役、战斗必须是速决战；10.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11.大力开展敌军工作，瓦解敌军。还确定了反击战役的一般指导原则。

        会议指出，经过了5次战役，“美帝这个野兽虽在战场上负了重伤，但是，它反咬我们几口的力气仍然是有的，而且它阴险狡诈，随时都准备狠狠地咬我们几口。所以我们……不经过艰苦复杂、持久顽强的斗争，要想坐待胜利，或随便就可胜利，是完全错误的，是幼稚无知的。特别是如果不百倍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和甜言蜜语，是会上帝国主义的当的。只有我们具有最大的勇气和毅力，高度的机智和灵活，熬得过最艰苦、最困难的过程，并能寻找有利的时机给这个负伤的野兽以惨重的打击，才会使它知难而退，偃旗息鼓。到那时，最后胜利才会到来，和平才有保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一些方针和原则，国内和志愿军进行了各种准备。

        第一，在部队中广泛进行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由于前三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而在部队中普遍出现了轻敌速胜的思想，又由于第四次战役的被动和第五次战役胜利不圆满，在部队中又普遍产生了厌倦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思想情绪。有些干部情绪消沉，“认为没有相当飞机、大炮、坦克配合，很难甚至不可能大量歼灭敌人，埋怨飞机不出动，技术兵种未配合，对于四、五次战役未取得很大胜利表示不满，相当普遍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特别是顾虑供应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因而对战争胜利的前途表示怀疑，所谓战争无头苦无边”。为解决这些问题，志愿军党委扩大会后，在志愿军中普遍进行了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志愿军政治部并专门发出了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地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等等，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强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各部队经过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第五次战役后思想波动比较大的第3、第19兵团明显好转，部队积极要求再战，全军普遍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和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因部队是以第13兵团为基础组成的，所以，志愿军领导人除彭德怀司令员外，都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随着第9、第19、第3兵团陆续入朝参战，一方面部队增多，志愿军领导力量已显不足，另一方面志愿军各部队过去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在指挥和作战上各有特点，指挥术语也不尽一致。为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和协调各部队指挥，邓华副司令员在第五次战役前就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总干部部并毛泽东主席建议，以陈赓专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总指挥，以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他自己（邓华）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13兵团司令员，并建议从国内调一名专职的副政治委员或政治部副主任，而担任志愿军领导职务的原第13兵团其他领导，或回第13兵团或调任其他兵团领导。第五次战役结束前，5月27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示。不久，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平改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原参谋长解方为志愿军谈判代表），王政柱为志愿军副参谋长。

        第三，加强后勤建设。为了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在1951年1月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解决一些问题后，5月3日，志愿军党委又专门作了指示，指出“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敌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强调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指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经常研究后勤情况，及时解决困难问题”，要求军、师、团各级指定一个合适的副职专门负责本级后勤工作。指示中决定将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到志愿军的前方后勤指挥部“改组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管理全军之供应、运输、卫生等一切事宜”，并报请军委批准。5月19日，中央军委专门作出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原前方后勤指挥部部长周纯全任后方勤务司令部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衡任副政治委员。从此，志愿军在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下，开始全面加强后勤建设，诸如建设兵站运输网，改变原来的建制供应体制为以分部为单位划区供应到军和军以下仍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等等。

        第四，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定，战时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为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1951年5月4日，经中朝两国政府协商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战时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以便统一指挥铁路运输。协议规定：“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于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路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保养与保护事宜”，“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至三人任副司令员及副政治委员。军事管理总局局长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任副总局长。”另铁道兵团和朝鲜铁道复旧指挥局所属部队亦统一归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管辖。协议对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的机构设置、具体职责等也做了详细规定。

        根据这一协议，中朝双方于6月份即开始筹组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至8月上旬，正式组成该两机构。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南学龙（朝方）、金黄一（朝方）、李寿轩、叶林任副司令员，崔田民、苏尚贤（朝方）任副政治委员，刘居英兼铁路管理总局局长。这时，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1个团，朝鲜1个铁道工程旅。

        第五，在朝鲜境内修建飞机场，准备空军入朝作战。为能使空军尽快参战，并能尽快以朝鲜境内的机场为基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除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王琏（朝方）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作战，和志愿军空军1个师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完成实战练习外，经周恩来与金日成商定，已开始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第一批由志愿军负责在安州以南、平壤以北地区修复永柔、南阳里、顺安、顺川等4个机场，朝鲜方面在平壤、美林地区也修复几个机场。经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协商，苏联同意提供两个机场金属跑道的钢板。

        从4月初至9月中旬，志愿军先后有4个军担负过上述机场的修建任务。9月初，又调以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姚为副司令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的第23兵团，率第36军、第37军共4个师入朝，担负修建泰川、院里、南市3个新机场的任务。

        同时以高射炮兵3个师又1个团和3个营担负机场修建的防空任务。8月中旬以后，苏联也先后派出5个高射炮兵团担负安州地区机场修建的防空任务。（第一批4个机场于7月中旬至9月中旬先后完工；第23兵团修建的3个机场于10月底完工。但因修好后，美军飞机就来轰炸，轰炸后再修，长此反复，故这些机场始终未得使用。）

        在修建机场的同时，国内也在加速扩建和训练空军部队，至1951年6月中旬，已组建20个航空兵师，其中16个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2个强击机师。可以出动参战的有2个装备米格-15战斗机的歼击机师（共100飞机架）和2个轰炸机师（图-2飞机60架），另有2个强击机师和4个歼击机师勉强可以出动作战。勉强可出动作战的4个歼击机师中有3个半师装备的是性能比较落后的米格-9和拉-11战斗机，这两种飞机无法与美军的喷气式飞机匹敌，6月开始，在苏联教官带领下，逐渐将这些歼击机师改装为米格-15战斗机，计划9月以后有8个米格-15歼击机师投入作战。

        第六，加强和改善武器装备。早在5月份，中共中央即委托去苏联养病的徐向前同苏方谈判军事订货问题。6月10日，中共中央委托高岗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朝鲜战争形势时，又带去一个具体订货清单，即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60个师的武器装备，为适应战场情况需要，要求苏方1951年底前先提供10个师的装备（包括战场上急需的坦克和大炮），其余于1952年至1954年分批提供，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后因解决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防空武器和炮弹的急需，毛泽东与斯大林通过电报往来协商，在60个师之外，再补充提供85毫米口径高炮120门、各种炮弹229。25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0万枚、火炮和牵引车轮胎1056个，于1951年底前提供，而将60个师中56个师的装备均推迟半年提供。另斯大林于5月22日和26日先后两次致电毛泽东，指出：由于过去苏联没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飞机，并估计米格-9飞机能敌得过美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看这是一个错误，这一错误的责任应由苏联来负，作为纠正这一错误的行动，苏联向中国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战斗机（只收运输费），用以改装中国6个米格-9歼击机师，第一批72架于6月20日前运抵中国，其余300架分批于8月底前运抵中国。此外，中苏双方商定，中国从苏联军事贷款中按市场流通价订购苏联6000辆汽车，1951年下半年提供。

        第七，组建游击支队，准备深入敌后作战。这样可以在敌后牵制、分散、消耗、打击敌军，在战略和战役上配合正面志愿军和人民军主力作战。

        对这个问题，早在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后就有考虑。彭德怀在1950年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游击战是当前我军作战不可少的部分。敌人有飞机飞到我军后方侦察我军情况，破坏交通，炸我物资，使我吃不上饭，得不到弹药补充，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没有飞机进行侦察和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运输，因此，必须有积极的游击战，袭击和破坏敌后运输交通，分散敌人兵力，侦察敌情，直接配合作战。”“到南朝鲜去开辟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那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如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也就保护了人力物力，积蓄了自己的力量；也就削弱了敌人的人力物力，从战略上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主战场歼灭敌人”。

        经中朝双方协商，1951年5月底联司发出指示，决定组建游击支队，深入到三八线以南开展游击活动。据此，志愿军和人民军从各部队中抽调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较强的侦察骨干，于6月中旬组成了游击支队，共辖6个中队2050人。志愿军抽组4个中队，即第3、第9、第19兵团各抽组一个中队，原第13兵团各军合组一个中队。人民军组建2个中队。游击支队以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任司令员、第42军第125师副师长茹夫一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人民军派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各一人。7月中旬集中完毕，在沿岸半岛之信川地区从事清剿匪特和担负海防任务，待机深入敌后。（但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战场上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故游击支队一直没有深入敌后。1952年8月，游击支队撤销，志愿军的4个中队改编为志愿军司令部直属独立团。）

        第八，构筑阵地工事。早在5月底、6月初，志愿军和人民军阻击“联合国军”反扑时，彭德怀就在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地区部署了3道防线，并构筑工事。6月中旬以后，战线稳定，特别是6月下旬贯彻毛泽东关于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度线的指示，志愿军对原第一、第二两道防线作了调整，并以这两道防线为重点，进行了工事构筑。至8月中旬，第一线阵地全长250余公里的防御工事全部完成，有的部队还构筑了半永久性的“猫耳洞”（避弹洞）及坑道式的火器掩体，也构筑了第二线阵地。此外，还在战线后方修筑了一条纵向运输线，开始修筑两条横向运输线，并已修筑完成隐蔽的野战仓库200余个。

        第九，调新的作战力量入朝。早在5月底，彭德怀为加强第一线的力量阻击进攻之敌，建议中央军委令已经完成入朝准备的第20兵团1个军入朝，接替修建机场的任务，将修建机场的第47军增加到第一线。中央军委决定第20兵团所属第67、第68两军全部入朝，增加战场机动力量。6月初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张南生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文玖为参谋长的第20兵团，率第67军、第68军入朝。第50军于7月上旬第二次入朝，另有装甲兵4个团和经过改装的炮兵4个团入朝。

        第十，在全国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为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增强作战能力，并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帮助国家克服困难，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号召》指出：根据前线的报告，“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我们希望大家高度地发扬爱国主义的热忱，再接再厉地发展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和优抚运动，以便更加有力地支援前线，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普遍深入抗美援朝的运动和教育，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地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运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运动，借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借以鼓励前线的士气并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已发出具体号召，望即遵照执行。”“捐献武器运动，必须与增加生产或其他增加收入运动结合起来。如果在今后半年内各界人民能够在自愿基础上，从努力增加的收入内，每人平均捐献五斤到十斤米，全国即可有几十亿斤米的收入，这对于前线和国家财政，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总分会、分会的组织领导下，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采取多种方式，为捐献筹集资金。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积极作了捐献。截至1952年5月底，一年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至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旧币值），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这次爱国捐献运动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威力，同时支援了国家的财政，加强了国家的建设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第十一，进行停战谈判的宣传教育。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应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的邀请，在该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2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告知：“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2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为其实现而努力”。美国为探明马立克演说是否表明苏联政府的观点，27日，指示其驻苏联大使艾伦·柯克求见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得到证实，并确认谈判停战是由战争双方的军事司令部派出代表达成一项停战的军事协议，这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28日，斯大林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金日成作了通报。同时也获得消息说李奇微将奉命同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司令官进行谈判。6月29日，金日成致电毛泽东，征询一旦李奇微提出此项要求，将如何回答。毛泽东于同日复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建议人民军和志愿军在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的同时，“就停战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代表……至于假如李奇微提出要求谈判的时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待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

        随着停战谈判的即将开始，在国内和志愿军中也进行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教育。7月3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宣传指示，对为什么赞成停战、为什么在三八线停战、谈判能否成功问题作了说明。指出：“我们向来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朝鲜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目的亦在此。这是去年十一月四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和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迭次文告所解释过的。朝鲜人民打了一年，中国人民打了八个月，迫使美国承认了中朝人民的力量，放弃了原来的侵略计划，保障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直接收获。美国已在战争中感到极大困难，要求迅速停战，故在目前停战，对双方均属有利。”在三八线停战并只解决军事问题，是“实现朝鲜和平的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且易得双方同意和世界舆论的同情、拥护，如任何一方提出过高条件，则谈判不能成功，和平不能实现”。“以前美国尚未遭到如此严重损失……故无意于真正的停战。此外，主张扩大战争的麦克阿瑟没有被撤职，也是美国谈和的一个阻力。敌人既然无意停战，而且仍然梦想占领全朝鲜并将战争扩及我国东北，则彼时谈判自然不可能。”谈判能否成功，“这要在谈判中看敌方诚意如何才能决定。如果敌方仍无诚意，则谈判不能成功，中朝人民必须继续作战。果尔，则对中朝人民不但毫无损失，且政治上占了更大的优势。”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在停战实现以前，“前线作战和后方支援自应照旧进行，不得有丝毫的松懈”。

        在此前一天，彭德怀在向各兵团各军首长通报关于即将开始停战谈判的情况时，即指示各部：“敌虽急于求和，但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可能玩弄种种花样与欺骗阴谋，亦可能乘我麻痹之际，突然袭击，我军必须高度警惕，不准丝毫松懈。望转饬所属加紧战备工作，准备掌握情况，对进犯之敌，在充分准备下予以沉重打击。须知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才能换得和平。也惟有持久作战的充分准备，才能获得较速的胜利。”7月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4周年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一段话：“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据此，在国内和志愿军中普遍进行了宣传教育。

        这样，为志愿军坚持长期作战，作了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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