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战役计划是建立在以打促谈思想基础之上，因而打的时机、打的规模，尤其是打的效果，必将影响到朝鲜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8月8日的电报后，于8月10日批示“请周、聂迅即集会研究，提出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0日夜间，周恩来邀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等，研究彭德怀来电，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大家分析了时值朝鲜雨季，运输和粮、弹均较困难，以及空军尚未准备好，暂不能出动配合作战的情况，亦考虑到由于和谈不便发动大打的现实因素，一致认为，无论从军事或政治的角度考虑，9月份都不宜大打，而“以加紧准备，推迟发动大打为有利”。

        11日早，周恩来将讨论情况书面报毛泽东。关于空军参战的机场尚未准备好，中央军委决定空军参战时间推迟到11月份，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还未得到答复，因此上述研究意见未及时通报给彭德怀。

        接到彭德怀8月17日下达的作战预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经毛泽东阅改后，于8月19日发出。电文就目前的作战方针与第六次战役的备而不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中央军委首先在电文中说，由于朝鲜境内缺乏我空军直接利用的机场，中央军委考虑空军11月份方能出动作战，因此对我军目前作战方针必须从各方面重加考虑。继而分析指出：

        敌人对于朝鲜谈判，只打算实现军事休战而不妨碍他的世界紧张政策，故他反对以三八线为分界线，政治原因大过军事原因。其拖延谈判，一方面企图以此逼我让步，另方面也为的是拖过旧金山会议及便利其国会通过预算和加税。敌人敢于这样拖延，自然是因为了解我们是在诚意谋和。但敌人也怕负起谈判破裂的责任，其原因由于他了解我们在朝鲜的力量已在加强，如果破裂后大打起来，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如因此而将战火扩张至中国大陆，可能又遇到英、法的反对。现在美国已取得英、法等国同意不以三八线而以他所拟的堪萨斯线为非军事区的南线，也就是他所谓的防守线，并准备做若干调整，因此，敌人也就敢于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僵持起来。

        中央军委指出：

        为使休战谈判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并准备谈判不成，破裂的责任落到敌人身上，除对谈判的意见已见毛主席八月十七日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外，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在九月份，如果我们预拟的战役计划，确实能做到歼灭美三师、伪二师及其他敌人一部或只歼敌一个师，同时，又能迅速推进至涟川、铁原、佥化地区或只推进一个地方，而不致为敌人赶回原阵地甚至侵入我阵地，那么这个战役尚是有意义的。但从现在具体情况看来，不仅空军在九月份不能参战并也不能掩护清川江以南的运输，而且其他方面也不易使我们这次战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首先，朝鲜雨季八月底才能结束，清川江、大同江、新成川、富城几座桥梁尚未修通，清川江以北堆积的粮车最快恐需至八月底才能倒装完毕，因之，连续作战一个月的粮食在九月份得不到完全保证。弹药从现在前方储量计算可供一个月作战消耗，但雨水浸蚀的程度不知检查结果如何，有些仓库距离前线较远，尚不能供应及时。且战役发起后，不论胜利大小，均有使战役继续发展可能，我们粮弹储备只有一月，而后方运输又未修畅，设敌人窥破此点，我将陷入被动。次之，从战术上看，在九月份谈判中，敌人向我进攻的可能是较少的，因此，我军出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其彼此策应亦便。我第一线又只能使用八个军突入，敌人除麟蹄以东外有十六个师旅可供呼应，即使我在战役开始时，歼敌一部，但突入后迂回渗透，扩张战果及推进阵地，则须经过反复激战，时间拖长的可能极大，结果对谈判可能起不利作用。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步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设若战而不胜，反易暴露弱点。如谈判在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上，在九月份尚有妥协可能，亦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据此种种，望你对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如此，既可预防敌人挑衅和破裂，又可加强前线训练和后勤准备。

        随后，中央军委于8月21日，将有关部队调动、机场修建、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及运输等问题电告了彭德怀。

        中央军委就志愿军计划的第六次战役问题所起草的给志愿军的指示，正确分析了敌人对待谈判的目的和敢于拖延谈判的原因，客观阐述了我方进行第六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明确了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作战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的关系，确立了重要的作战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对于规范我方的作战行动，为争得在谈判中的主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8月21日和22日，彭德怀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同意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21日，彭德怀在回复军委19日电报指示的意见时，肯定了部队作战情绪，战力元气恢复和战术等准备工作情况，认为“击破敌现在的设防和取得一定程度胜利的条件是有的”。但相对于一月以上的激战来说，在粮、弹、炸药、运输器材准备上又显得不足，“现空军9月不能参战，被冲塌之铁路桥梁8月难已全部修复，战役扩大，物资无保障”，因此，他同意“9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10月再决”。22日，彭德怀又说：“同意将9月战役进攻，改为积极准备。”

        8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让彭德怀考虑邓华8月18日的建议。邓华曾就对是否提出就地停战问题在经彭德怀转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

        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应当尽可能作战术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

        毛泽东令彭德怀予以认真考虑：“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彭德怀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电后，于8月23日复电同意。说：“9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8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军已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

        尔后，志愿军便转入配合朝鲜人民军，粉碎“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的作战。

        后来的夏、秋季防御作战表明，举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更有利于歼敌，更有利于战线的稳定，对坚持持久作战更有利。因此，到了10月下旬，彭德怀决定“大战役反击在无空军配合下暂不进行”，“11月甚至今年底（除特别有利情况在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击战役，根据9、10月经验，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敌人消耗很大，敌对我亦甚恐惧”。至此，第六次战役计划遂告撤销。

        第六次战役作战的目的是着眼于配合停战谈判，战役两步计划使用志愿军十三个军，另有人民军四个军团配合，还准备动用十个空军团及在朝的全部坦克炮兵部队支援配合步兵作战，但歼敌目标并不大，只计划歼敌两个师左右。战役计划已吸取了以往张口过大的教训，尤其是战争指导者和战场统帅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最后确定重兵在握，备而不发，以确保主动的方针，这在战争指导艺术上是颇具深意的，且也取得了效果。据战后美国公布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每半月向安理会送的“联合国军作战报告”中透露，当时敌人得知我军备战活动后，其内部颇为不安。李奇微在报告中屡屡提醒安理会，中朝军队要发动攻势。美国专栏作家艾伦写的一篇“内幕报道”说，李奇微已向美国决策当局呈交了一份停战谈判进行以来“最暗淡的报告”。

        第六次战役准备，有效地束缚了敌人的手脚。当时，敌人百般阻挠、拖延停战谈判，却不敢使谈判破裂；想对我施加军事压力，迫我屈服，也只能实施局部进攻，而不敢放手实施全面进攻，其决策可以说一直处于矛盾中。古人言兵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第六次战役准备活动，正是此种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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