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过5夜连续行军于5月15日到达“三八线”前沿。我们是来接替兄弟部队64军防务的。根据军首长的命令，118师进入新寺洞地区，352团和354团展开在前沿，119师进入元通山地区、355团和357团展开在前沿，两师接替了东起临津江边的古庄里北山，西至沙尾川边的黄鸡山南麓，共16公里的防御正面，120师则配置于纵深，进入三佳里地区，军部在盆洞。我们的部队进入阵地后，64军部队即撤离。7月上旬，按照上级的命令，阵地又进行了部分调整，主要是118师阵地西移至幕洞地区，119师只有357团阵地西移，西起后川洞，中经大德山，东至高旺山西侧之158.7高地共23.5公里之地段。全军与左右之兄弟部队39军和65军并肩作战。

        我负责的第三项工作，办公室日常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办公室管家人的角色，主要是处理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如接听电话，上传下达，办理调进调出本师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保管组织科的印章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事务等。这些工作琐碎繁杂，需要耐心细心殷勤，讲究态度方法，积极热情的去做。在这方面，我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说完成了任务。

        因此，我们在战场上与敌人的较量是激烈而空前残酷的。钢铁在倾泻，火焰在燃烧。这就是阵地生活。经过夏季、秋季和冬季，我们的部队越战越勇，英雄辈出。1952年底，上级决定换防，调兄弟部队46军接替我们的防务，并命令我们紧急转移至朝鲜北部之西海岸博川、泰川、纳清亭地区立即进行反登陆反空降备战。但120师及军属炮兵第42团仍然留在“三八线”继续执行防御作战任务，归46军指挥。该师是于1952年12月13日刚刚接替118师前沿防线并由原纵深地域调往前沿的，炮兵42团则组成该师的炮兵群支援作战。该师在“三八线”继续执行防御作战，5个月以后于1953年6月19日奉命北上西海岸归回军建制。118师和119师自1952年5月15日进入阵地至1953年1月14日最后撤出阵地，在“三八线”进行阵地防御作战历时八个月计240多个日日夜夜。120师则延至1953年6月19日历时13多月39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可歌可泣的240多个和390多个日日夜夜。

        管理烈士安葬墓地。“三八线”防御战的战线稳定，战场固定。因此，师首长决定，由师里选择一块墓地，全师各部队所有牺牲的烈士都集中安葬在这块墓地里。根据师首长的指示，司、政机关两部门有关人员经共同勘察商定，烈士安葬墓地选择了司、政机关驻地元通山的另一面山坡上。此地距村庄较远，坡宽林密，能容纳许多烈士安葬。墓由师司令部调派工兵营预挖若干墓坑备用并以团为单位划分区域使用。师政治部要求：所有牺牲的烈士，由烈士所属单位派人直接运送至墓地安葬，每一位烈士必须立一块木牌，要清楚写明烈士的姓名、籍贯省地县直至乡镇村庄的地名及所属部队番号（代号）直至某营某连的单位；必须很好地掩埋，墓堆至少要高出地面40公分以上，不得有裸露的情况发生。我主要是负责检查和督促这些要求的执行。从政治部驻地到烈士墓地要翻越两道岭走10几里远的密林山路。我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去检查一次。那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总觉得到了烈士墓地就是到了英雄中间。他们昨天还生龙活虎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今天却到这丛山峻岭的密林深处来长眠了。他们的英勇精神在我的面前闪亮。这样的地方，我每来一次都受到极大的教育，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英勇精神、牺牲精神。我没有任何畏惧，默默地眼含着热泪一个墓堆一个墓堆的进行检查。在检查中，我发现多数墓堆都填埋得比较符合要求，木牌也写得清楚；但也有少数墓堆填土很少，甚至少数有裸露现象，木牌写的字迹不清。所有这些我都做了记录。这时，我知道了我担负的重任，做不好这项工作即对不起牺牲的烈士，也无法向领导交代。我必须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每一次检查回去都详细地向科长汇报。科长也很着急，对于那些做得不好的单位都个别发出指示，要求予以纠正。但是，这种指导和纠正的效果并不理想。情急之中，我开始了学习动脑筋。我从政治部向部队发的文件中，发现有一种是以通报的形式表扬好人好事，批评缺点错误的文件。于是，我试着写了一份表扬那些对烈士掩埋好的、木牌写得清楚的单位，批评了那些掩埋不好的、木牌写的不清楚的单位，并且要求立即予以改正的通报稿。这份通报稿交到科长手里以后，很快得到同意并呈报主任审批。主任也顺利通过，批示印发到全师营级以上单位。这是我第一次起草一份通报下发到全师。我高兴得难以抑制，暗下决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这份通报下发后，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通报中所指出的那些没有做好的单位都很快派人进行了返工弥补。我下次再去检查时发现，情况已大为改观。此后，这个墓地一直没有再出现通报中所指出的那些不好的情况。通过这一件事，使我也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上级把工作交给了你，做的好与不好，上级指导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要靠自己动脑筋开展工作。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总能想方设法开展工作，把上级交给的工作做好。

        在八个月的“三八线”防御战中，我坚持自己的决心，虚心地向大家学习。因而，我的进步也比较快。

        1952年5月10日，我们奉命出发重返“三八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结束了历时一年的战备整训和海防任务。这一年，我们在沙里院地区人民的支持下，顺利地进行了战备整训和保卫海防，并粉碎了敌人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新的提高，人员得到了充分的补充，装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广大指战员早已摩拳擦掌，急切求战。我们是抱着彻底打垮敌人，为祖国人民增光，为朝鲜人民报仇的决心和信心重返“三八线”的。

        我们的防御阵地距离敌我两军进行停战谈判的地点——开城板门店仅有咫尺之遥。这场始于1951年7月的马拉松式的停战谈判实属美国当权者的无奈之举。欲打不赢、欲停不甘。因此，所谓的停战谈判就变成了谈谈停停，打打谈谈的马拉松。敌人企图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是中朝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赴前线来的。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既有阵地，挤占敌人的阵地，让敌人拖延谈判不但占不到便宜，还要丢掉地盘损兵折将，彻底粉碎其灭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幻想，使朝鲜的停战得以实现，让朝鲜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今天是1952年5月10日，是我们重返“三八线”奉命出发的日子。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忙乎着归还借用老百姓的东西，检查群众纪律，损坏的东西给予赔偿，并对村民们给予部队的帮助表示感谢和以适当的不泄密的方式向他们告别。行动的准备工作也基本上做好，晚上即将出发。

        回忆起我在总务科工作的这一年又九个多月，真是感想万千。这真正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感觉很幸福。在此期间，我又立功又入党，真是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进步，大家都给记下了，对我的缺点都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和真诚的帮助。经常关心教育和帮助我的除科长黎同真和原指导员张秀峰同志外，后来的两位指导员和一位协理员也都很关心我的进步。张秀峰指导员于部队到达东里不久调走后，上级任命本科的管理员张文志同志改任指导员。他在做管理员时就很关心我，改任指导员后就更加注意帮助我，因为我是一名候补党员，他不断地指点要求我大胆工作，不要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可惜，后来张文志同志认为自己不善于做政治工作，请求上级仍让他改回做管理员，一两个月后，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调来谢鹏禹同志做指导员。谢鹏禹同志原来我在民运队时是我的区队长，彼此熟悉，更有一种特殊的情谊，所以对我关心备至。不过他做指导员的时间也不长，约有半年左右。之后，上级又从所属的一个团里调来一位营的副教导员任命为政治协理员。他为人诚恳厚道，工作经验丰富，可敬可学。他到总务科后，我的入党候补期即将届满，他抓得很紧，使我按期转正了。我与这几位领导相处，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时间很短，但他们都关心我、教育我、帮助我，真是受益匪浅。总务科的其他几位干部对我的帮助也都很大。会计张守仁同志是党的小组长，比我也就大一两岁，特别聪明，我一到总务科他就非常热心主动接近我，介绍各方面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犹如一位兄长。朝鲜语联络员裴锡奎和小朴及司务长赵亨柱三人都是朝鲜族同志。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善，经常给我介绍朝鲜民族的风俗习惯，见我与老乡们交流不通就过来当翻译。至于总务科那几大员说起来就更让我兴奋了！司号员周玉海、通信员王兴发、卢廷珍、小武、小宋、理发员王金生、卫生员小赵等等，个个都很棒。大家只要凑在一起就甭提有多热闹了。除了卫生员小赵喜欢埋头苦干、沉默寡言外，其他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个个都是连珠炮，你一句，他一句，没完没了。特别是司号员周玉海是个带头羊。在那种艰险的环境中，人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多么危险，多么艰苦，多么劳累，都成为了谈话的笑料。可是要干起工作来，大家都一本正经，毫不含糊。行军时互相帮助背行李，遇到危险情况时互相掩护。几位通信员执行任务，从来都是愉快的接受，不论深更半夜，路途远近，背起枪就走，完成任务有报告。部队住下时，打水打饭、打扫卫生、帮助老乡干活都是争着抢着干。他们对我爱护有加，看到我干什么活都主动上前帮忙，甚至都抢过去不让我干。还有那个理发员王金生总喜欢给我理发，看到我的头发稍长就要给我理，一个月甚至要理两三次。这是多么可爱的小集体啊！我本来是班长，在他们的感染下，我自不甘落后，也同样争着抢着干活。例如，部队行军宿营，每天都要向司令部书面汇报行军宿营情况（包括部队情绪，有无掉队、减员伤亡等等）我写完经科长签字后，一般我不派通信员而是自己亲自送。司、政机关驻地有时相距数里，或翻山越岭，或走山间小路，一般都是夜间，每去一次回来，我看到通信员们都呼呼大睡，心里就觉得舒服。尽管后来科长、指导员都批评过我对通信员不敢大胆管理使用，但我觉得我是应该的，这使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我后来胆量比较大，主要是这一段时间锻炼出来的。此外，还有那炊事班和饲养排的同志们，从排长到班长到全体同志都对我十分友好。我一去到那里，大家都非常尊重。特别是炊事班那多次帮我缝鞋补鞋的大老刘，每想到那种情景，都令我感动不已。

        师所属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及其他直属分队则在师指挥机关向南方向正面成纵深部署，在最前沿阵地的是355团和357团，356团和炮兵团则置于纵深。我师前沿阵地的对面是美国陆战第1师第7团、英联邦第1师第28旅和第29旅，可以说都是老对手了。

        填发烈士证明书。那时，全师部队牺牲的烈士都集中由师政治部组织科统一填发烈士证明书寄给烈士家乡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请当地民政部门转发给烈士家属。这是一项很具体，但又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它关系到烈士本人和烈士家属的荣誉，必须严肃认真、细致的来做。容不得出一个字的差错。“三八线”防御战，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发生，几乎每天都有牺牲，特别是当敌人向我阵地发动疯狂进攻，我给予敌人坚决回击时，或我组织规模力量主动出击对敌阵地给以摧毁性打击时，牺牲就更大。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填发烈士证明书，通过军邮发往全国各地。每寄出一批烈士证明书，我的心情都很沉重，他给烈士家属带去的将是失去亲人的悲伤，当然，同时也给烈士家属带去了他（她）们的亲人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正义战争献身、英勇牺牲的莫大荣誉。此时，我的沉重又变成了轻松。沉重起来，轻松起来，我的心情经常变换着。

        此时，我们的炮兵部队比一年前在沙里院整编又有了很大的加强。除各师的炮兵团外，上级还为118师配属了炮兵第48团和炮兵第42团榴弹炮营一连，以及战车1团五连。为119师配属了炮兵第42团（欠榴弹炮一营一连）和战车1团一连。军配属有炮兵预备队，由炮兵第31团和第47团组成。后来在“三八线”防御战期间，包括军、师炮兵在内的所有炮兵装备都很快得到改善，缴获的美国大口径火炮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十分有意思的是利用缴获的美国大炮来打美国鬼子。炮兵的牵引工具也基本上改成了汽车，淘汰了骡马牵引。我们119师具体接替64军190师防务。190师司、政机关就住在元通山下。元通山主峰海拔高205.2米，山谷幽雅，满山都是茂密的树木，郁郁葱葱，很适合部队，特别是指挥机关隐蔽驻扎。因此，我们不需要另行选择驻扎地点，采取对口接收的办法，即司令部接收司令部驻地，政治部接收政治部驻地，以下部门均依次类推。全部机关都脱离村庄，而住于山上山下沟坡的防空洞里。防空洞基本上都是半地下式。它依山而建，沿着山坡往下挖坑，除留一条进出通道外，四面均利用山体当墙壁，就地取材，锯树作横梁、檁木、椽条，铺上细木材草，然后盖上厚厚的土层即搭建而成。这种防空洞，敌人的炮弹或炸弹只要不是正落在它的顶盖上就可以保证人员的安全，敌机扫射的子弹也难以穿透它的顶盖。防空洞根据所需单位人数及用途灵活建造，形状大小各异，依地形决定。机关科室一般都有一二个或三四个，不但住人，而且办公，办公桌是用木棍做支架，上面搭上从村庄里借来的门板或自己锯的木板做成的。每洞住一二人、三四人、五六人或更多不等。而一些重要的指挥部及师首长都钻山挖洞，修筑坑道，在山内几十米甚至一二百米的坑道里实施指挥。这种坑道无论坚固性及安全性都更加可靠。此外，如司令部所在地还依山而建了一个大会议室，十分隐蔽，能容纳几百人开会呢。

        自从部队进入阵地时起，大家就开始领教那非常熟悉的敌人的老一套战术故技，即凭借其优势强大的火力向我方阵地大量倾泻钢铁，全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会不间断地听到敌人激烈的炮弹爆炸声，即使我们师的机关处于纵深地域，也在他的火炮射程范围之内，使我们时刻处在敌人炮火的威胁之下，至于敌人的飞机更不待言，每天24小时全天候地在我们的上空盘旋，并不时投弹、射击。尽管敌人很猖狂，但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却早已司空见惯，他不可能吓唬住我们，只能加深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增强我们狠狠打击敌人的决心。

        组织科是一个很精干、力量很强的部门。我初到时只有上述6人，我来后增加到7人，但是过了一个月，张春明又被调去了干部科，又变成了6人，全都是共产党员。科长孟继续同志，年龄三十岁左右，山东人，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为人正派、平和、稳重，语言不多，但讲话能切中要点，且言简意赅，不闻庸言。副科长梁克同志，比孟科长年轻一两岁，河北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同样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在为人修养、性格特点、工作作风等方面两人也十分相似。我深感这是两位好领导。在干事中：徐敏敬同志是我们几个人中的老大哥，也备受我们的尊敬；其余的李辉、朱甦和我三个人，都是1949年参军的学生兵，他们两人都比我大一两岁，工作水平、工作能力显然比我高，他们当干事的时间都有一两年了，进步都很快。我可以说组织科的领导是好领导，同事是好同事。不仅如此，我调来组织科以后，因为工作关系同政治部各科的干事、科长们的接触机会也增多了，我发现他们都是精兵强将，有很高的水平，特别是有几位科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宣传科长赵绪珍、保卫科长安庭、干部科长尚慎武等，这些干事、科长们也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此外，根据科长的指示，我还有机会向政治部首长（主任）汇报、请示工作，直接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入朝以来，我们的主任已先后调换了三人，刚入朝时的程克廉主任早在沙里院地区执行战备整训和海防任务时即已调走，新来的主任是王昕，部队重返“三八线”不久，王主任升任了师副政委，此时，来了新主任叶平。我是自叶平主任来了之后，直接面见主任的机会逐渐增多的，因此，对叶平主任的印象比较深刻。叶平主任本是南洋新马（新加坡、马来亚，当时还没有建立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东客家人。1937年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远渡重洋，从海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参加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来。叶平主任为人朴实、平易近人。他对下级一点架子都没有，态度温和，循循善诱。所以，我见到他毫无惧怕的感觉，汇报什么情况，请示什么问题，心里想的话都能说出来，有时甚至还敢提点建议供他参考呢。我就是在这样的周围环境中开始新的工作的。我觉得我的上级领导和周围同事都是最好的学习榜样。我下定决心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争取尽快掌握情况，熟悉业务，并不断地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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