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著述，重要前提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深刻的历史针对性。

        中国的对日作战已历时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

        “速胜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种观点在战争爆发之日就已出现。国内许多人曾经表示，日本不具备吞并中国的能力，如果日军向华北进攻的话，其军队前锋不可能越过长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沪会战初期，当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登陆并坚守上海外围阵地时，日军一度举步维艰，于是又有国人宣称，只要中国坚持三个月，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国际会干预苏联会出兵，中国军队很快就能把日军赶下海去，甚至预言中国军队将乘胜追击夺回失去的东北。“速胜论”在台儿庄战役后达到高潮，不但认为中国军队的胜利是日军崩溃的标志，而且认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将是一个“准决战”，日军将在这样的决战中面临“最后挣扎”。——如果“速胜论”为一般民众和社会舆论所持，或许在某种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为中国决策层中的人所持，就会导致不顾一切乃至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将是一种危险。

        首先，无论从国力和军力上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中国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有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的。战争除了精神质量的比拼之外，还是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与已进入工业强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可比性。承认劣势需要勇气，也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是鲁莽和愚蠢，由此产生的乐观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承担后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举国抗战，军队拼死作战，但是却没能抵抗住日军从北向南的节节进攻，在这种情形下何以谋求中国之速胜？

        其次，“速胜论”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没有人不希望对手越鲁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国继续并固执地盲目乐观下去，日本便可以获得他们“速胜”的结果。因为在“速胜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不计后果地投入所有国力和军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规模的决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将会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歼灭，使得中国彻底地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沦为日本的战利品。对于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技能均占据优势的日军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寻找不到决战契机，消耗不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得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

        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称“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倶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倶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

        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一九二四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佛海给他们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倶乐部”：

        回到南京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去，渐渐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无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与周佛海不但没有历史渊源，而且曾经是政治对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右翼，左冀领袖汪精卫讽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周佛海反击汪精卫道：“他本是国民党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

        无论如何，“低调倶乐部”成员的立场相当一致：鼓吹抗战失败和民族投降论，千方百计地阻止举国抗战，肆意攻击共产党，竭力破坏国共合作，积极充当对日妥协的穿线人。——在国家政府决策高层中，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毫无顾忌”的“不是东西”的人，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丑恶，还令苦难中的抗战中国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忧患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史观，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总结。

        首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全国团结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毛泽东认为抗战爆发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那么，中国会灭亡吗？毛泽东回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毛泽东回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给出的依据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但是，“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种带有封建军事特点的退步和野蛮的战争，完全“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同时，由于“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日本统治者原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其结果只能是它为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困难反而会因战争不断增加，战争还会将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再有，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毛泽东说，这就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而对于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积累了百年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况且，中国的抗日钺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它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并“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自身“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因此，这些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在明确抗日战争最终结局的前提下，针对十个月以来日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的现实，毛泽东分析道：“这只是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因为“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毛泽东指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的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将得到未来历史的完全验证。其中，关于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即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预言，中国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艰难，要熬得过去这段较长的痛苦时期。然而，“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因此，战争的胜负，不在于部分城市的和部分国土的得失，在于中国人民“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在于“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在于“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

        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其“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它最为特殊的特点：“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而“利用国家的总后方”，“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从整个战争形态上看，敌之进攻我之防御，似乎我处于敌人的包围中；但是“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敌后的游击战根据地也是，看似每个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的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如果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也算在内，那么属于和平阵线的国家犹如天罗地网，当法西斯国家处在这张大网中无处逃跑时，也就是它被“完全打倒之日”。总之，“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战争的规律，让全中国军民明白抗日战争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从而“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羸得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是继倡导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又一历史贡献，它以超凡的视野和宏阔的韬略，在思想上、理论上、战略上、方针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论持久战》的问世，再次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规模巨大且将耗时甚长的战争中的砥柱作用，那就是无论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军力有多么强大，无论中国的抵抗作战现时如何失利，也无论哪个党派或哪些国人有怎样的悲观论调，甚至哪怕是国民政府的高层中出现了妥协乃至投降，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屈服。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保证着中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坚强的民族意志，号召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十分清楚，战争爆发之初他就说过：如果国民政府真被战争拖垮了，日本人将必须面对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同时日本人也明白，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也是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政治上和军事上决绝的强硬对手。

        《论持久战》单行本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

        毛泽东的论述，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高层以极大触动和启发。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给予了蒋介石指挥的一系列以撤退弃守告终的战役以极其客观的分析：“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歼灭和消耗敌人的目的达到了，争取了时间和“广大的回旋余地”，战斗者的血就“一点也不是白流”。“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蒋介石高度认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他的许可下，《论持久战》得以在全国印刷发行。白崇禧也对《论持久战》甚为赞赏，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方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作《论持久战》时，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南部的黄土沟壑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阎锡山指挥的部队再次联手，共同抗击着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日军侵占华北后，面临的严重的挑战是：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这时已成为威胁日军在华北统治的主要力量，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以及他们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逐渐蚕食着日军在华北的控制区域，甚至有把这些区域掏空或是包围之势；二、一部分归属蒋介石指挥目前却滞留在敌占区的部队，在战争初期也是牵制日军大后方的一支军事力量。因此，当华北日军大举南下进攻时，不得不分出极大的兵力驻守后方，以保证其占领区和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日军将这一行动称为“治安肃正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制订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纲要》规定：“维持治安的宗旨，是我军存在的需要，促进军占领区的全面安定，以帮助奠定新政权之基本为目的”。而“维持治安”的“重点指向共军，特别是已经建成的共产地区应努力从速加以摧毁”。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阎锡山向蒋介石报告了八路军坚持山西、华北抗战，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津浦路南段作战的部署情况：

        一二九师以两个团位于平定、昔阳、和顺以东，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之山地，配合——五师之三四四旅夹正太路，积极打击消灭该线之敌，并大规模地破坏正太铁路与石家庄以南之平汉路。一部位于榆次、寿阳以南地区，一部在武安、邢台以西地区。该师张、韩支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两支游击队，张贤约、韩东山各为支队长）仍在沧石路以南地区向沧石路及向东活动。

        一二〇师集结精干部队于雁门、阳曲之线以西地区，配合五台区部队，在同蒲路北段积极打击该线之敌，并继续破坏敌之交通道路；宋支队（八路军的一二〇师雁北支队，司令员宋时轮）仍积极活动于大同以南，破敌交通，袭击沿线之敌。

        一一五师之三四三旅组织精干部队在太原以南交城、文水地带积极活动。

        晋察冀杨支队（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司令官杨成武）以精干部队配合陈支队一部及赵支队（晋察冀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陈漫远；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司令员赵侗），分途向正太、平汉线积极活动；以小部队进入紫荆关以北之山地，向保定以北地区行动。周支队（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建屏）配合三四四旅活动，不断破坏平汉线铁路。赵支队（晋察冀军区第二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向浑源、繁峙、代县、崞县、原平间，配合一二〇师积极动作。在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北之陈支队主力及吕支队（晋察冀军区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基干部队，应领导当地游击队，配合张、韩支队向沧石路、向津浦路行动，努力破坏交通，阻滞敌南移及东运，以直接配合津浦南段作战。

        就上述电文看，尽管日军已占领太原以及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主力部队都已向南撤退，但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内，八路军仍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广泛地分布着。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路军与日军在正太路上发生了战斗：

        我徐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六八八团在温汤镇附近伏击井陉前进之敌。九时许，即与井陉来敌开始接触，当即将该敌约千余人击溃，敌伤亡约二百余人，但未能解决战斗。十二时，平山之敌赶到，随来敌机二架助战，敌发炮千发。该团长督率所部奋勇扰击，反复冲锋十余次。战至黄昏，温汤镇终被敌占领，该团团长陈锦绣及第三营营长均作壮烈牺牲，并伤亡连长以下三百余人。但敌亦伤亡颇大。

        太原失守后，中国第二战区拟对太原发动反击作战。

        在临汾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第二战区决定把现有部队分编为中央、东路和西路三个集团军，其中东路军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正副指挥，统辖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和第三纵队以及第八十四师朱怀冰等部，负责向正太路的愉次、娘子关一带出击。

        就在中国第二战区准备实施反击作战时，日军也在策划向山西南部地区发动作战，其主要目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军的部署是：由香月清司指挥第一军所属的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山冈重厚的第一〇九师团，由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南下，直指晋南的运城和风陵渡；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由新乡向西，沿着黄河北岸攻击晋南的运城、平陆等地；下元熊弥的第一〇八师团自邯郸出发向西，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长治、屯留、安泽向临汾攻击。日军在这个方向上投入的兵力，并不亚于徐州会战的参战兵力，足见他们决心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敌后武装一举全歼。

        二月二十日，日军第一〇八师团协同沿同蒲路南下的第二十师团向长治发起攻击。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第三一一旅一部奉命阻击，中国守军在与日军的血战中全部阵亡，长治失守。接着，晋南重镇临汾陷落。日军来势凶猛，以至于中国第二战区反击太原的计划已无实施的可能。一股日军从汾阳方向向西，直逼阎锡山的退路隰县。阎锡山命令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前往迎敌。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位于川口的第七十师阵地被日军突破，师长杜堃差点被俘，旅长赵锡章阵亡，团长马凤岗率部猛冲才把被日军包围的师旅机关人员救出，王靖国军长带着第七十师残部跑到山里去了。而在大麦郊第六十八师阵地，中国官兵激战两昼夜后，阵地还是被日军突破。中国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大怒，严令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增援，并警告陈军长完不成任务小心脑袋，但陈军长还是因战事不利撤退了。张培梅怒不可遏，坚持要枪毙王靖国和陈长捷，说只有砍了这两个军长的脑袋才有可能扭转晋南危局。但是，阎锡山坚决不同意杀他的军长。——“张培梅见日军逼近隰县，阎军一再败北，而自己杀一儆百的主张又不为阎所采纳，悲观失望，即萌生自杀之念，吞食鸦片身亡。”

        为了牵制日军的进攻，配合阎锡山部作战，八路军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出击。阎锡山急忙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的出击和收获：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鱼日（六日）“亲至平汉线督战。今得电话，真将新乐、望都收复，杀敌百余人，擒四人，夺步枪五十余支。定州正在鏖战中。北路浑源一战，杀敌四五十人，我伤亡二十余人。现敌困守孤城，不敢出城。”“……定县、新乐、望都三县各有敌人数百名，佳日（九日）被我杨支队悉数歼灭，并俘获敌人甚多。敌之增援部队亦被我击退，现正跟踪追击。一部已到保定南关车站与敌对战，大有占领保定的可能”。“正定至保定间铁路桥梁完全破坏，并毁敌车一列。平汉线伪组织亦多被抄获。现向津浦线急进，企图断敌后方交通”。二十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陈光部，收复了之前王靖国的第六十八师失守的大麦郊，“获炮一门，粮食数百担。养日（二十二日）在石川镇（石口镇和川口镇）与敌激战，获六五弹十四万发、信号弹五箱、步枪七十余支、军用品一部。我伤亡九十余人”。

        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定在正太路向日军发起袭击，地点选在了几个月前娘子关战役时伏击过日军的长生口。“复战长生口这一仗，简直就是一次周密的军事演习。”第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说。师长刘伯承在干部会上阐述了他的观点：打仗就要选择敌人的弱点。如果敌人没有弱点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当然还要打，但先要给敌人制造出弱点，给敌人制造弱点的战术叫作“围点打援”。即先佯攻旧关，吸引井陉的日军出动增援，然后在敌增援的必经之路上设点伏击。二十二日，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开始围困旧关，井陉的日军果然出动增援了，结果在长生口伏击圈内遭到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的猛烈袭击。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日军八辆汽车被击毁五辆，两百余人的队伍被击毙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包括这股日军的指挥官荒井丰吉少佐。

        川口失守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奉命支援友军作战，但是这一次该师出师不利——师长林彪出了意外。三月二日九时许，林彪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被驻防当地的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所伤——子弹“从右侧进由右侧背穿出后，幸未中要害，须移至妥当地点修养”。第一一五师师长随即由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三月十七日，日军第十师团一部从蒲县出发向大宁进攻，遭到杨得志的六八五团的截击，被迫撤回位于吕梁山脉中南部的午城。第一一五师把午城包围起来并实施攻击——

        ……午城的敌军，因连续遭我打击，夜晚总防备着我们进攻。当我六八五团的两个营，趁夜从东北向午城打来之时，固守在北山的日军虽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毕竟是惊弓之鸟，很快就支持不住了。与此同时，我六八六团三营从西北面向东进攻，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工事，并消灭部分敌人。敌人的汽车队见势不妙，就想逃窜。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是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的驾驶员车灯都不敢开，驾车就往前窜，可那么多车，天黑又找不到道，于是许多车在沟里乱冲乱撞。后来，有些车虽上了路，却正好跑到我们的伏击地带。送上门来的肥肉，怎么能不吃？打！经过一阵猛烈袭击，敌人的六十多辆汽车全都报销了……

        接着，第一一五师派出六八六团在井沟附近设伏，从临汾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一〇八师团步兵六百余人、骑兵二百余人和一个炮兵中队进入了伏击圈。八路军发起突然攻击后，日军经过短暂的混乱疯狂反击，伏击圈内的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日军炮火猛烈，战机也赶来助战，六八六团官兵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持续“与敌人肉搏拼杀”。战斗中，两名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自坚、党总支书记肖志坚及其他营连干部大都挂了彩，有的壮烈牺牲了。战士中的党员站出来代理指挥，“阵地上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同志们！不要管飞机，只管去消灭地上的敌人！’‘用刺刀，用手榴弹！杀啊！打呀！’”傍晚时分，六八六团将部队分置于井沟公路的南北两侧，然后一起夹击，终将数百日军全部解决，并“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机枪十挺”。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则向占领着宁武、神池、河曲、偏关、保德、五寨和岢岚县的日军发动了攻击。作战前，贺龙想得到友军的支援，他去找了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郭军长表示自己是个“烂军队”，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贺龙又去找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赵军长答应先支援两门山炮，至于部队待相机行动。第一二〇师首先打的是岢岚城。第三五九旅先把岢岚城围起来，将通往城里的水源截断，就这样围了三天，城里的日军果然弃城出逃了。出逃的日军在三井镇被第一二〇师包围，官兵们奋勇冲击，日军抵挡不住死伤过半。阎锡山立即致电蒋介石：“贺师反攻岢岚，迫近五寨，两战役计：三五九旅阵亡政治主任一员、营长一员、排长四员，受伤参谋长一、特派员二、连长四、指导员四、排长五、班长战士二百四十五人；消耗手掷弹千余颗，步、机枪弹一万二千余粒；俘敌五十三人，获山炮一门、炮弹车七辆、炮弹数百颗、步枪二十余支，敌死伤二百八九十名，骡马百余头。”第一二〇师跟踪追击，追到了五寨城，把五寨包围之后，“将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援之敌”。果然，日军由神池增援五寨。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主力拦截了日军的援军，并发起猛烈袭击，激战六小时后，歼敌四百余人。八路军的持续攻击令日军丧失了战斗意志，先后放弃了保德、河曲、偏关和五寨县城，向朔县方向逃窜。第一二〇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神池并收复了该城。在攻击被日军占领的宁武时，第一二〇师还是“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第三五八旅和第三五九旅主力则“分布在同蒲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之势“单等敌人就范”。三月三十一日，日军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进至八路军的伏击圈时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宁武之敌本想趁机出城，第三五八旅的一个团，在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的配合下，以夹击之势对日军发起围歼，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伤亡惨重。联队长千田负伤，退回宁武县城后不堪支撑，于四月一日弃城向北逃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口气收复了晋西北的七座县城。

        长生口伏击战后，为配合津浦路南段的作战，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迅速南下，以主力进军晋东南的襄垣地区，拟侧击西进的日军。三月十日，陈锡联的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突袭黎城，又以主力击退涉县的东援之敌；而陈赓的第三八六旅，则在日军从潞城增援黎城的必经之路神头岭设伏。此时，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为了保护其补给线，在涉县、黎城和潞城都驻有重兵。八路军的伏击如能成功，不但可以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还能遏制其进攻的势头。神头岭位于潞城东北十几公里处，从一张晋军提供的作战地图上看，神头岭公路是从一条深沟中间穿过的，两侧险峻的山势是个伏击的好地方。但是，当旅长陈赓带领干部们勘察了现场后，不禁大吃一惊：军用地图与现场相差甚远，神头岭段公路竟然盘在山梁之上。干部们不知这下如何是好，陈赓却认为出其不意也是军事上的险招：在“独木桥上打架”，谁先下手谁就能占据主动。陈赓的部署是：七七一团在左，七七二团在右，两个团都埋伏在公路北面，补充团在对面。由七七二团的一个营担任断敌退路的任务，再派小部队把浊漳河上的桥炸断，切断河两岸敌人的联系。三月十五日，部队向伏击地点运动时，主要由新兵组成的补充团的战士手里的武器竟然还是红缨枪。凌晨，万籁寂静。突然，黎城方向传来沉闷的枪炮声，这是七六九团开始攻击黎城了。天亮后，终于看见了从潞城出动的大约一千五百多日军。陈赓很高兴：多了吃不下，少了不够吃，一千五百多人正合适。这股日军是第十六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的混合辎重队。在把日军先头部队放过去后，第三八六旅的官兵突然跃出开始了袭击，成百上千的手榴弹大雨一般落下，而补充团的官兵们高举的红缨枪闪闪发亮——无法想象在与日军作战时，中国士兵竟然仍使用着这种冷兵器，但八路军锋利的红缨枪还是让日军很是惧怕，他们称其为“长剑”。——“一营一个战士负伤四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又一口气刺死了三个敌人，当他停止呼吸时，手里的刺刀深深地插在敌人的肚子里……”浊漳河上的大桥被炸断了，三百多日军跑进神头村负隅顽抗。陈赓大喊：“村边的是蒲达义的那个排吗？”蒲排长立即带领二十多名士兵冲进村，以伤亡五人的代价，把数百日军从村里赶了出来。在主力部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被放过去的日军先头部队被七六九团特务连截住。混战时，日军从潞城来的增援部队抵达，可第三八六旅两个连的增援部队也赶到了，增援日军的十辆汽车被击毁一半，剩下的仓皇逃回潞城。

        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战士给喜欢照相的陈赓旅长送来一部刚缴获的照相机。陈旅长爱不释手，把战场详细完整地拍了一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特别欣赏的是其中的一张照片：一名八路军战士站在一个小土堆上，脚下踩的是一面日本旗。

        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人事书记员木村源左卫门，在受到八路军伏击的第二天写下了日记：

        昨日遭受袭击之部队为栢谷部队（日军第一〇八师团辎重第一〇八联队，联队长栢谷留吉）第三中队和第十六师团兵站辎重队，几乎全部被消灭，马匹全部被带走。昨日逃回潞城者仅十四人，其惨状可想而知。昨日部队卡车也同时到达被袭击现场，拟掉头折回，车身倾覆，人员弃车暂时退却。因而车载武装、用具全被夺去，所幸车辆尚完好无缺。昨日之敌两千人，目下正紧急追击中。该敌可能为朱德指挥的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之一部，附近之敌尚有高桂滋的第一六九、第八十四、第九十四等三个师，以及曾万钟的第七师、第十二师。昨日我方之损失，八百人中伤亡两百名，其中战死一百名。

        八路军官兵从被俘的日军那里了解到，日军第一〇八师团辎重队多为“三十至四十岁以上者”，“多系第二次被征入伍”，士兵中“老年者甚多”，且因部队中不准传说八路军的情况，因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游击战争“均不知道”。

        三月二十四日，在沁县东南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东路军总司令朱德召开了军事会议。与会者均为归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将领，除八路军的彭德怀、左权等人外，还有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共计三十多人。会上，朱德和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特别阐明应该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与会的将领们都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为此，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专门给他们作了一场介绍游击战经验的报告。

        会议即将结束时，朱德向各位将领发出了邀请：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即将打响一场伏击战，各位可以现场观战。

        如果没有取胜的把握，哪里会有如此惊人之举。

        伏击战的地点，是距神头岭战场不远的一个名叫响堂铺的地方。这是位于河北涉县以西、山西黎城县以东的一个公路边的小村子。村子的南侧和北侧，耸立着两座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陡峭山峰，两峰之间狭长的峡谷中有一条日军修筑的简易公路，这条公路是日军从河北向山西进攻的必经之路以及后勤补给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决定投入三个主力团，在这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朱德特地将曾万钟、李家钰、赵寿山等将领安排在公路边的山峰上，请他们居高临下的现场观摩八路军如何打仗。

        第一二九师投入的三个团是：第三八六旅的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以及第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作战部署是：七七一团为右翼，七六九团为左翼，分别埋伏在公路两边；七六九团抽出几个连负责阻击可能由涉县增援的日军，保护战场的左翼；七七二团负责阻击可能由黎城增援的日军，保护伏击部队右翼后方。

        “七七一团指战员绝大多数未见过汽车”，因此，听说这次伏击战主要是打日军的汽车后，官兵们都有点紧张。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兵们无法想象汽车是什么样子，也不知如何对付那些轰然作响的家伙。于是，部队事先进行了关于汽车知识的教育，教给战士们如何打驾驶员，如何打油箱和轮胎。一切都准备好了，部队进入阵地后，情况突然变化了：数百名日军原因不明地绕到了伏击阵地的背后。副师长徐向前经过冷静的分析后，认为伏击行动并没有暴露，作战计划可以照旧执行。他告诉官兵们，你们尽管打仗，不要担心后面，七六九团和七七一团各留一个连，由我负责“掩护你们消灭敌人的运输队”。——徐向前在官兵中威信极高，徐副师长亲自指挥掩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和政委吴富善回忆：八时左右，观察哨报告，公路上出现了日军车队，待数到一百八十辆时说后面没有了。

        敌汽车过了下弯，进入河底，公路比较平坦，速度加快了。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辆坐着六七十名日军掩护部队的汽车，刚到下弯，前面的七十多辆汽车已进入七六九团地段，急待出击命令时，突然听到“啪啪”两声枪响，抬头一看，两发绿色的信号弹悬挂在上空，指战员们都明白，这是徐向前副师长发出的总攻击命令。顿时，我们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嘀嘀哒，哒哒嘀……”的冲锋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了下去，霎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战士火速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在汽车下面。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勇，大家的决心是，敌人不缴械就坚决消灭他。跳下汽车的敌人被我们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刺刀和长矛（新战士没有枪）刺死在地上。残余敌人向南山逃窜，被我南山的部队一阵猛打，又滚回公路上被消灭。就在我们七七一团紧张战斗的同时，七六九团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十一时，战斗基本结束。敌人的一百八十辆汽车和随车的一百七十多名日军，除了三十多个敌人乘我南山部队少，空隙大，钻空子逃掉外，其余的敌人均被歼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都被我缴获。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一百八十辆汽车一一点着。顿时，一团团黑色烟柱冲上几十米的高空，一百八十辆汽车很快全部被烧毁。这时，我指战员满怀胜利喜悦，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轻机枪和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挂着子弹盒，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日方关于这支运输队受袭的记述是：

        该兵站的路线在陡峭险峻的山地，八路军到处出没。兵站第七十八汽车中队于三月二十七日的行动中遭到厄运，三分之一人员战死，四十五辆汽车全部被毁坏……中队长森本少佐率领一百三十人、四十五辆汽车，于三月二十七日晨从邯郸出发，向潞安运送军需物资。当日，武藤准尉以下五十人留守邯郸，检修二十多辆有故障的汽车。去潞安往返需要五天，行车路线横穿太行山脉，只有第一〇八师团的运输队穿行过这条公路，但从未发生事端。而此次该中队至预定返回的三月三十一日，车队竟杳无音讯。次日，四月一日，第五兵站汽车队松本中佐及下属留守人员接到急报后，立即在步兵支援下赶赴现场，只见到车辆全部毁坏，一片激战后的惨状。原来，兵站七十八汽车中队三月三十日夜在响堂铺西方露营休息。三十一日晨，车队出发不久，即进入两侧山地狭路。前进中为遮断壕所阻，头车刚一停下，立即受到两侧敌人射来的弹雨。陆续到达的全部车辆，被敌包围，车辆被破坏烧毁。此外，后续的高桥队（兵站汽车队）同样遭到伏击。支援的步兵分队在队尾同行，战斗一直进行到午前，森本少佐以下六十二人战死。冲出血路的幸存者峰岛准尉以下七十人，无伤者不及本数。急忙赶到的留守人员眼含热泪，以悲愤心情收容伤员及阵亡者尸体。

        阎锡山向蒋介石报告的战果是：“响堂铺伏击山田、森本两汽车队，毙敌森本少佐以下四百余人，毁敌汽车百八十辆，缴获敌轻重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三百余支。”

        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八路军如何作战，令阎锡山的将领们大开眼界。朱德现场点评道：打好伏击战，一要把地形选好，二要把情况判断准确，三要决心果断，四要担任打援的部队密切配合。

        神头岭和响堂铺两场伏击战，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所为，可以说是动用了八路军的优势实力。但是，两场战斗中都有八路军战士使用“红缨枪”的记录。——使用最原始的武器，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日军作战，还要打胜仗，八路军官兵需要付出怎样的勇气和牺牲？

        或许，这才是令阎锡山的将领们真正惊愕的原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赴第十八集团军少将联络官乔茂材致电蒋介石：“八路军抗战意志坚定，机动力大，为七九步枪弹缺乏，不能放胆作战。拟恳提前酌量补充，俾在华北牵制敌人，使津浦线我主力更易奏功。”

        深感八路军严重威胁的日军，决定对晋东南发动大规模围攻，以消灭或驱除太行山区的共产党军队以及退入山中的阎锡山的部队。

        为了迎战日军的进攻，中国第二战区决定，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朱德统一指挥晋东南所有的中国军队。

        此时，共产党著名的军事领袖朱德指挥的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部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曾万钟的第三军、李默庵的第十四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武士敏的第九十八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赵寿山的第三十八军、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王奇峰的骑兵第四师、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

        太行山中之所以仍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中国军队，是基于蒋介石三月八日下达的一道严厉指令：不准山西抗日军队的一兵一卒越过黄河，必须全部在敌后坚持进行对日作战。蒋介石所说的山西的抗日军队，主要是指阎锡山和卫立煌指挥的部队，因为八路军明确宣布其作战区域就是敌后战场，决不会渡过黄河跑到正面战场上去。如果没有这道严令的话，滞留在山西的阎锡山部和卫立煌部很有可能全部退到黄河以南避战。这是蒋介石万分担忧的。就华北的战局而言，只要山西境内仍有中国军队作战，日军就无法宣称控制了整个华北；就全国的战局而言，只要太行山战场还在作战，日军的后方就无法得到安宁，日军由此向西攻击西安并冲入四川的妄想就不会实现。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母亲。

        四月四日，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了第一〇八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〇九师团、第十六师团各一部，在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指挥下，兵分九路向位于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及其他中国军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攻作战。当时的八路军总部在沁县，因此沁县成为日军围攻作战的重心。日军九路部队的攻击方向和目标是：第二十师团的一个联队由洪洞进攻东北方向的沁源；第一〇八师团由长治、屯留、平定各出动一个联队，分北、中、南二路向武乡、沁县和辽县进攻；第一〇九师团的一个联队由祁县和太谷向南进攻沁县，两个大队由榆次进攻马坊；第十六师团一部由元氏、赞皇向西进攻九龙关，另一部由邢台进攻浆水镇，还有一部由涉县向西进攻辽县。

        朱德制订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迎战。而共产党的将领如何指挥国民党的军队？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应采取爱护和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朱德和彭德怀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在战区兵力部署上，将八路军配置在第一线，友军配置在第二线”。

        从四月十日开始，各路进犯的日军都受到了猛烈阻击。

        在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的作战方向，从榆次发起进攻的两个步兵大队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秦基伟、赖际发支队阻击在寿阳、和顺一带无法前进；另一个联队占领祁县子洪镇后，陷入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以及八路军游击队的包围中，双方的激战持续了五天，日军伤亡联队长以下千余人。在第二十师团的作战方向，日军的一个联队前推至沁源，被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以及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堵截，尽管日军最终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逼近沁县，但随即遭到八路军三个团的反击，日军向南退往安泽方向。在第十六师团作战方向，一个大队的日军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游击支队阻挡在九龙关附近，另有千余人被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阻滞于浆水镇；另两个大队的日军被王奇峰的骑兵第四师阻击在辽县东南——以上五路日军在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下，均没有完成预定的作战计划，被迫停止了深入晋东南的军事行动。

        只有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的三路部队进攻到了太行山腹地：分别由长治、屯留北进的两个联队的日军，突破了曾万钟第三军的防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武乡、襄垣和辽县；由平定和昔阳南进的一个日军联队，在炮兵、工兵、辎重兵和骑兵的配合下向辽县发起进攻，遭到八路军秦基伟支队、汪乃贵支队和第一一五师曾国华支队的奋力截击，日军伤亡数百人，被迫多次改变路线，于十四日抵达辽县和辽县东南的芹泉镇。——此路日军是围攻作战的主力，指挥官是骄横的旅团长苫米地四楼。

        苫米地旅团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武乡和沁县，这给八路军总部带来了巨大威胁。但朱德认为，苫米地旅团孤军深入，这也给八路军提供了围歼日军的战机。当时在榆社至武乡附近，有中国军队朱怀冰、曾万钟和武士敏等部。朱德命令曾万钟以一部在武乡边打边退，将第三军主力隐蔽在附近山地间，等日军通过武乡后追尾攻击，并与事先埋伏好的朱怀冰部实施夹击。但是，由于部队行动迟缓，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苫米地旅团不断地寻找八路军总部，又从武乡北进到榆社，进入榆社才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无人无粮道路也被破坏了，苫米的突然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立即决定退回武乡。此时，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已转移至武乡西北的义门村。朱德认为，苫米地旅团继续向南退回长治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决定打一场歼灭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奉命急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待机。四月十五日黄昏，日军果然放弃武乡企图连夜东渡浊漳河。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当机立断，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以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池漳河两岸的山地对撤退日军实施追击，并以七六九团沿武乡至襄垣的大道实施尾追。十六日清晨，七七二团追到长乐村，发现了日军侧翼警戒部队数百人，七七二团机警地隐蔽起来，这时日军的大部已经通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后面，歼敌的时机终于到了。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撤退中的日军转瞬间被截成了数段，大队人马和大量辎重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的狭窄河滩上。在两侧八路军的猛烈攻击下，日军欲战无力，欲逃不能，混乱不堪。

        这就是八路军战史上著名的“长乐村之战”。

        激战之后，日军在浊漳河河滩上留下了两千二百余具尸体。

        八路军付出了伤亡八百余人的代价，其中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因头部中弹而牺牲。

        苫米地旅团长战后受到了严厉处分。

        由于日军深入太行山腹地的精锐一部被歼，其他参加围攻作战的数路日军闻讯纷纷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一口气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高平、晋城等十余座县城。日军在整个晋南作战中伤亡达四千人以上。从此，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支撑敌后战场的太行山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是敌后作战，敌后作战的首要条件是在敌后扎下根来，建立起稳固可靠的根据地。

        中日战争爆发仅仅一年，在日军声称的占领区或控制区内，共产党武装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创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种奇迹。

        晋察冀根据地是共产党人在华北敌后创建最早的根据地。

        最初，这片根据地指的是“同蒲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平绥路以南、正太路以北的察南、晋东北和冀西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到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地区”，甚至深入到辽宁和热河的一部分。该地域内山峦和平原相间，处在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咽喉，扼守着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和津浦等铁路大动脉，是日军侵占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为使游击战的展开有稳固的根据地依托，八路军将领罗荣桓、聂荣臻先后率工作团抵达晋察冀地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县内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下辖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辖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辖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辖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辖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不久，中共北方局成立了晋察冀省委，在各军分区所辖地区成立了党的特委及县以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位于太行山区内的河北阜平县，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一百四十九名代表出席，代表着根据地内三十九个县一千万以上的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当日军进行徐州会战以及准备进攻武汉前，华北方面军的许多部队被编入了华中派遣军，以致在敌后形成大面积的空虚地带。中共中央发出了“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令，要求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即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推进至天津、沧州和石家庄附近；第一二〇师则向河北和平绥路以北发展；第一二九师向冀南和豫北展开。其中，第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由雁北进入平西”，与第一一五师的邓华支队会合，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随即攻占了北平附近的昌平、延庆、平谷等县城以及天津与北平间的宝坻、蓟县、丰润等地，令日军大为惊慌。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以及已经发展到数万人的河北游击军的基础上，编成了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了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委，“开辟了西自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迄北宁路、南至沧石路，包括三十八个县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民主政权由此建立。

        至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晋察冀根据地已建立起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和平北五个抗日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武装力量、政治影响和民众基础，几乎对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作为侵华日军最为重要的后方基地，日军的后方已经成为另一种前线。

        共产党创建的晋绥根据地，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两块地盘。一九三八年入夏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将宋时轮的雁北支队调往平西，第三五九旅派往浑源、广灵地区，配合晋察冀部队建立恒山地区的根据地。之后，第三五九旅一部与地方游击部队共组大青山支队。同年冬，大青山支队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根据的武装在平绥路以北地区不断捣毁敌伪政权，直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接成一片，创建出晋绥根据地。随着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向绥中、绥西、绥南和察哈尔地区的推进，晋绥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各根据地之间极为重要的战略连接点。

        晋冀鲁豫边区是共产党人在华北开辟的面积最大的根据地，包括了晋冀豫和冀鲁豫两大战略区。根据地西至山西的同蒲路，东至进入江苏的津浦路，南临黄河和陇海路，北接正太路和石德路，在华北和华中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梯形地带。经过了反击日军的大规模围攻之战，共产党人对这片地区的掌控日渐稳固，西起太行山、东至东海边，连日军都不敢声称那是他们的控制区。特别是在青纱帐茂盛的华北大平原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几乎深入到了河北的每一个县。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东进纵队一九三八年初进入平陆地区，占领了巨鹿和南宫，收编了部分地方抗日武装。三月，宋任穷率领骑兵团进入冀南，占领广宗、曲周、平乡、南和等县，在各县都建立起抗日政权。五月，徐向前率领第一二九师的两个团占领威县，把日军彻底赶出了冀南。六月，八路军又先后占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年、成安、肥乡等县城。七月，邓小平来到冀南领导根据的建设。八月，冀南八十多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选举产生了抗日行政公署的领导机构。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的触角还深入到山东。在鲁西地区，共产党人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武装，展开游击战争。四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进入鲁西北，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开辟了鲁西北根据地。六月，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进入河南北部，与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联合作战，开辟了豫北根据地。同时，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各一部打入冀鲁边界，又开辟出一片根据地。从此，在山东与河南交界处的广大地区，由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这一年的夏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一部深入到山东腹地，与第一二九师的工兵连以及当地抗日民众武装，合编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十月，中共中央决定迅速扩大山东的抗日力量，第一一五师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全部进入了山东，之后，山东的抗日武装被统一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下辖四个旅和四个支队，兵力达到五万人之多。

        这是中国军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时期。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不间断的敌后作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

        日军的战的报道中充满了八路军在敌后袭击日军的消息。

        八月四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部袭击朔县榆林车站，打的是火车。日军张家口通报部通报：

        当时，车站有满铁职员三人，即站长熊谷范雄、青木传助、大桥八。加上昨夜从马邑方面撤回待命的警备列车司机川岛贞作、乘务员岩田宽二人……得知敌人袭击后，熊谷站长立即想向岱岳及朔县请求紧急救援，但电话线已被完全切断。为了匪袭报警时用的烽火，平时在站前铁轨对面备有很高的劈柴垛，但那里已经布满敌人，无法前去点火。站长立即命令发给全体站员子弹，护理伤员，部分士兵与铁路员工一致协力应战。然而，由于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虽已用尽全力，敌人却毫无畏色。

        交战约一小时半，很遗憾，敌虽可能有很多伤亡，但我方不断出现死伤，已经难以支持。终于在四时二十分忍痛放火焚烧附近兵菅及苇席房屋，以代替匪袭报警烽火。全体人员逐渐聚集在车站房舍内。可恨敌兵轻视我方人少，愈加狂暴，竟利用东北侧小厨房登上车站房舍的屋顶，从被迫击炮、手榴弹炸开的屋顶大洞投进手榴弹。车站房舍变成人间地狱，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可怕的喊声一直不断，满屋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口眼难开。某军曹倒下，某上等兵负伤。充血的眼睛，只见前后左右尽是血人。熊谷站长终于也被手榴弹炸伤，自认无一人想活下来。然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子弹逐渐告罄，剩下的只有捷克造的子弹。青木匆忙将子弹装进子弹盒，各处奔跑分发子弹……

        ……四时五十分，准备完毕的救援列车从岱岳出发，车上载有某部队阿部少尉率领的几十名精锐士兵，还有铁路职工六名。然而由于夜间运行，破坏铁路是敌人惯用的手段。因此，强压焦急心情，列车时速降到十公里左右。行驶到九十公里左右处，开始挂上制动器，边警戒边徐徐行进，果然不出所料，在吃惊的瞬间，机车完全出轨。与此同时，埋伏的敌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一齐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击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破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司机井田头部负伤，迫击炮弹打穿煤水车铁板，火星迸发飞溅，发出可怕的声响。此时阿部少尉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靠近十米后铁路两侧的土堤，组成圆形阵地应战。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五十米、三十米、十米，有的冲到了五六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了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没多久，“凄惨景象”再次发生，这次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所为，时间在九月二十日，打的是汽车。日本《大阪每日新闻》：

        快速部队（队长所富造中尉）二十日上午十时从汾阳乘车去离石，车队穿行在山岳重叠、步步登高的天险之间。当车队临近该路最大难关王家池附近时，前方突然出现在此等候的八路军约一千五百人。他们正面构筑了机枪掩体，仅在二三十米近处开始向我猛烈扫射。地形对我军极其不利，道路左侧群山叠嶂，长满矮树，险峻的陡坡令人生畏；路右侧有数十丈断崖耸立，一步失足就会坠入万丈深谷。我军面对狂妄之敌，紧急刹车，奋勇应战。几乎与此同时，又有约一千余敌人从左侧山坡蜂拥而下，边打迫击炮，乱射机枪，边向我几十辆汽车冲去。隔着山谷的右侧山上，也有约五百敌人开始向我射击。我方寡不敌众，所队长见已到如此地步，万事皆休，即令全体下车，掩护兵用步枪，其他人用手枪，为夺取左边高地发起拼死冲锋，与数十名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我军终于占领了半山腰的高地，以此为据点，居高临下，向阻断道路之敌机枪阵地发起猛烈射击，顽敌放弃阵地退却。我军进而转向扫射山顶之敌，交火达五小时，勉强将敌击退。此时，敌已迂回到我后方迫近汽车部队，战况陷入危险，汽车掩护兵用手枪应战，努力守住车辆。然而，敌人的手榴弹密集如雨，我方全部负伤，弹药已尽，死亡不断增多。至此，已无路可走，含恨忍泪，自行焚毁汽车。该部队的木户逸郎上等兵、吉川求一等兵等五人与汽车共命运壮烈战死。负责掩护的山崎部队奥村三郎上等兵、大野部队丼村实伍长也战死。急忙赶来救援的石田部队也有一人战死，九人负伤。

        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开始，侵华日军不得不抽调出五万多兵力，专门围剿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官兵以艰苦的作战，不但令抗日根据地屹立不倒，而且有力的支持与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八路军连续作战，屡屡得手，这令阎锡山十分惊愕。他仔细研究了八路军的作战战例，发现利用特殊地形袭击敌人，本是没有更多奥妙的军事常识。——“我军对此种方法，人无不知，及其他种种袭击方法，亦无人不尽知。然何以八路军每次击敌，皆收奇效，我军则反是？”阎锡山命令他的将领“切实研究八路军的作战经验”，并通告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八路军屡屡打胜的根本原因，不是军事技巧所致，而是“聚精会神”——“事前无不竭尽全力筹划制敌之策，实施侦察战斗之术，临时置全军聚精会神统一集结于主歼敌战方面，其他一切皆可不顾，故不动则已，动则胜。”

        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中佐，战后著文分析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认为是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什么是“攻势战略”？

        共产党崇尚的理论是：争取民心是最大的攻势战略。

        就在侵华日军宣布他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晋冀鲁豫等省的时候，一九三八年的大半年间，共产党仅在山东就组织领导了抗日暴动达十次以上。每次暴动都带动了当地抗日民间武装和抗日地方政权的建立，每次暴动的结果都使日伪又失去了一片控制区。这一年的七月，共产党人在冀东平原上组织的抗日暴动规模更是惊人，暴动波及二十二个县，参加民众达二十万人以上，暴动后成立了拥有十万之众的抗日联军。——从最艰苦的动员基层民众、唤起地方乡绅的抗日热情开始，共产党人忍受一切困苦，不怕付出任何牺牲，用他们的热诚和勇敢顽强地争取着民心。民众的抗日激情被激活后，只要有人敢于领导，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跟随其后，以致参加敌后抗战的民众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地主、爱国的商人以及地方名流，甚至还有伪政权里的警察和伪军。尽管日军动用了极大的兵力残酷镇压，但山岳纵横之中、平原辽阔之处到处是抗日的怒火，日军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维持住他们的后方？事实上，在整个华北，“嚣张的日军只能占领其火力范围以内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专门给蒋介石转发了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吕正操的电报——八路军第三纵队在国民政府编成的中国军队序列里是第一战区第一游击支队：

        一、我军所控制冀中卅六县，地方政权早已恢复。复根据国民参政会之决议，准备普选及建立各级参政机关。

        二、我军所恢复政权各县，均已成立自卫队、游击队。所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之男女，均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三、军民合作精神甚为紧密，由于支持一年来冀中游击战争，足资证明。

        四、现在职指挥下之武力约十万人，尚能人手一枪，唯机关枪较少，炮十余门，弹药极感缺乏。

        五、给养由地方供给，因实行统筹统销办法，尚不感困难。

        六、现时工作着重于津浦、平汉、北宁三路之破坏。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充分认识到敌后作战对于中国抗战全局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几乎占侵华日军主力半数的兵力都已被牵制在了敌后战场，而日军占领的地区越大被牵制住的兵力越多，就越能缓解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巨大战争压力。因此，一些成建制的中国军队被派往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国统帅部还以极大的热情举办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官的游击战训练班，以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经验推广到敌后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告诫各部队将领，最应该学习的是共产党军队领兵打仗的政治经验。

        阎锡山给所属部队发过这样一封电报：

        各部队：

        将本部参谋张象山与新泽（绛）乡北董村村民谈话电示如下：

        问：你村驻军好不好？

        答：好。但是多啦，免不了有坏的。

        问：你很年轻，为何不当兵？

        答：我打算当八路军。

        问：你为何要当八路军？

        答：八路军好。

        问：八路军什么地方好？

        答：从前八路军驻在我们村中，给我们磨面、扫院、喂牲畜、抱小孩，好像一家人一样。

        读了以上这种谈话，就知道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好，好的原因就是能与人民的同情。仰各级长官要切实注意，要做到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能存在的新军队为要。

        在山西，八路军与阎锡山指挥的部队经常并肩作战，经常驻扎在一个村子里，相互来往，互相尊重。尽管阎锡山部的某些将领曾警告过官兵，要对共产党保持距离和警惕，但至少在抗战初期，两军发生摩擦的事件很少。在晋南，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同驻洪洞县城，第二十二集团军官兵对共产党队伍有着极大的好奇心：他们发现八路军点名时答“到”而不是像他们必须答“有”；他们发现街上的小贩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一律半价，而卖给他们从不愿意打折扣；他们喜欢八路军总部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演出，特别是八路军的女兵个个都像穆桂英；他们爱听朱德等共产党将领的讲话，认为和拉家常一样，有真学问却没官架子；他们发现八路军之所以打仗不要命，是因为八路军的指挥官首先不要命；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八路军最高长官的“军饷”还不如一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而且八路军每月的“军饷”公开透明：士兵一元，连排长二元，团长四元，从师长到总司令一律是五元。

        一九三八年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意来给朱德总司令拜年，他在讲话中说：

        我很久想来看朱总司令及诸位同志，好多次都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能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看见大家精神活泼，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谁都明白，把日本打走以后，我们才能建设好国家。所以，不管是军是民，大家的目标是把日本打出去，是把日本势力完全消灭了，使世界上没有了侵略人的国家，我们要在中国境内作一个世界上反抗侵略的模范！

        刚才朱总司令提到忻口战争，我觉得非常惭愧。惭愧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把那一些敌人完全消灭。那时，如果我们能把这一股敌人完全消灭了，华北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可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但是，就整个来说，大家都以革命的立场说话，说坦白的话，我们在忻口的确打得不错；八路军也尽了很大的力量，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那正是由于诸位的努力。

        同志们，我们不能消灭几万敌人就算满意，今后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完，能得大胜利就是大胜利，能得小胜利就是小胜利，几千几百个小胜利，凑成一个大胜利，直到我们完全胜利，才达到我们最后的希望！将来我们在一个战场上，希望我们能够消灭更多的敌人！

        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两军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正是日本侵略者最苦闷的时期——日本人知道，只要中国的两大政党紧密地团结在一个统一战线里，彻底征服中国就是无望的。

        这便是日军攻击武汉时心绪复杂的重要原因。

        就在日军即将对武汉实施最后攻击的时刻，一个更令他们焦灼的消息传来了：在武汉战场的后方区域内，又出现了一支共产党武装，这支武装在中国抗日军队的序列里被称为“新四军”。

        “这个新奇的队伍，自开到江南以后，引起‘孤岛’（沦陷后的上海）上的人们热切的注意。”——上海的报刊不断地描绘着新四军的模样，试图让中国南方的民众对这支共产党武装有所了解：

        新四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呢？他的编制又是怎样的呢？这至少引起了我们的两个联想：一、使人记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铁军”第四军；二、使人想到新四军与八路军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系和历史的渊源。

        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不过八路军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余剩下来的及从新招编过的；新四军的红军根本就没有到过西北，他们是红军西行长征的时候，留下来担任后卫及收容流散的部队，仍保留着它原来的存在，分散在豫、鄂、皖、粤、闽、浙、赣七省老根据地，由项英负责担任七省游击队总指挥。

        留在这七省的红军实力，名义上虽然称为“游击队”，但实际上因主力已去，加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已经提出，故只算得是“游而不击”。中央方面也不曾加以积极干涉，所以这支有战斗历史而又甚为坚实的部队一直能保留到现在。在台儿庄大战前后，经由国共双方经过了许多时间的接洽改编，“新四军”的番号才能够正式成为国军构成之一单位，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贡献他们的力量，并开始向各个作战目的地出发了。

        中国南方最大的报纸《申报》如此夸耀地介绍新四军，或是特意为了让日军看到，同时也代表民众的一种期望。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上海《大美晚报》上的报道客观一些：

        新四军活动之地域，东起南京，沿江而西至芜湖，北至长江以北，南至江南湖沼重山地带……彼等之活动，大抵于黑夜或黎明时为之。如强袭日本驻军，攻击日方运输船，破坏日方卡车，俘绑日军，炸毁日方之军火库，破坏桥梁及公路，日日从事牵掣日军之行动，予日军哨兵以极大之威胁。有时更乘日方大军之不备，而予以出其不意之突击……新四军并非为一种新异之军队。该军现二万人，分为四个支队，其中三分之二，皆为以往之红军。此辈皆为红军主力“长征”时所留落于后方者……红军之未被政府军所消灭，此点并不可奇；最可奇者，即红军之根据地及其组织，始终能保持不坠耳……项英所部红军之得以保持至今，亦由于当地人民之支持。盖于彼等为政府军重重包围粮食断绝时，一地之农民，往往以食物接济之，同时更为向导僻静小路从事突围……自西安事变之后，中央军固已停止其军事行动，但对南方之红军则仍不绝进行进攻之策略……项英当时曾请政府停止军事行动，并请朱毛转请政府停止军事行动，但皆无结果，战争已然在不绝进行中，甚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政府军仍未停止其进攻。至沪战爆发，南方红军请政府派往前方抗日，因而暂时成立停战协定。于是项英九月前往南昌，会见何应钦。至十月二日，军事委员会始许收编红军为国军，以广州暴动时之领袖叶挺为司令，是为“新四军”名目之由来。

        由于南方红军分布的地域极其广泛，新四军成立后，国民政府下令：长江北岸的游击红军集结于合肥，长江南岸的游击红军集结于芜湖、屯溪之间，国民政府派车前往闽、浙、赣、皖、豫、湘、鄂、粤八省，以便所有的南方红军集合起来。——“唯此项集中工作，殊为艰巨，因其中与总部相隔距离，有在八百里以外，甚至有两千里以外者。”至一九八年四月，“在长江以北者，已集合者达百分之四十，在长江以南者达百分之六十。人械皆由中央政府派人点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国共双方认可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受邀抵达延安，受到隆重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起研究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诸项事宜。叶挺返回武汉后，经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规定：新四军独立建制，不隶属八路军，归战区统辖；军以下不设师和旅，辖支队和团，部队全部开赴抗日战场。同时，新四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敌后游击战的独立性原则，国民党不派人进入新四军。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正式宣布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所辖一团团长傅秋涛兼任，二团团长张正坤；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所辖三团团长黄火青，四团团长卢胜；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所辖五团团长饶守坤，六团团长叶飞；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周骏鸣，所辖七团团长杨克志，八团团长周骏鸣兼任，九团团长顾士多，手枪团团长詹化雨。

        军部辖直属特务营。

        全军总计一万零三百人。

        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首先在安徽舒城打响了阻击日军的战斗。之后，在巢县东南的蒋家河口伏击了日军的守备船队，又在南京至句容间伏击了日军南进的汽车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的另一支汽车队，同时夜袭南京以南西善桥的敌人守备队，破坏了南京至镇江间的铁路，致使交通“阻断三日”。由于日军兵不敷出，只能沿交通线驻扎于重要的城镇和车站，于是新四军控制了宁沪铁路沿线的大部分村庄。——新四军与日军“每日必有接触。据称在此六个月中间，新四军所杀伤之日军，达二千五百之多，并夺获日军步枪五百余支”。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频繁作战，令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为日军同样需要作战乃至大规模作战的另一条前线。这一前线上虽然没有大兵团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无处不是令日军机械化部队毫无用处的游击战、袭击战、伏击战或破袭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文汇报》载：

        日军侵华，耗资巨万，历时三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始攻下上海，继而占领京沪、沪杭各地。然其兵力所及者，仅几条铁路线和几座城厢而已，泰半丰沃的土地仍操于游击队手中。京沪各地郊外，游击队网密布四周，十分联络，势力浩大，到处放有步哨。除身穿灰布制服，雄赳赳气昂昂，手握来复枪或盒子炮的游击队之外，甚至在田畴中割稻的农夫，小河中打桨划舟的乡下土老，实际上便是正式游击队的化身，若辈一有消息，马上通风报信，于顷刻间即能全部皆知，遂预先从容加以严密防范。故而日军之于游击队，休想有得逞的机会，反而时时诚惶诚恐。如欲经过游击区域，非大队人马绝不敢冒险通行。入夜往往枪声不绝，城内日军闻而丧胆，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日军兵力有限，仅能依仗优良之武器死守城厢，倘思大举出击或歼灭中国军队，不啻自陷绝境，反被各路游击队群起包围，一鼓而歼之。

        苏联《莫斯科新闻》刊文称：“日本在后方和前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去年秋天，《泰晤士报》曾明显地称日本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到现在，这种事实，自认更真确了。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占领’也只限于主要铁路线两旁的窄狭地带。接近铁路线的广大的领土，完全在游击队的手中。他们日益加多并且更有效力地袭击日本的交通线、军事运输、军队的分队和当地的驻军。在目前尤其是如此……第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之所以说日军对中国的占领是“名义上”的，指的是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

        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

        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

        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兵力甚微，武器简陋，尚不具备与日军现代化师团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但是他们于广大的敌后战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创建扩展抗日根据地，不惜代价不间断的战斗，为的就是把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变成前线，令敌人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为其侵略付出代价。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就在日军孤注一掷地向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武汉推进之时，毛泽东再次向共产党高级干部发出通电，再次强调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应该把握的“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的“总方针”：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

        中国举国保卫大武汉的时刻来临了。

        （第一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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