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停靠在安特卫普港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走下来时，内心依旧忐忑不安。他不知道那个名叫原子弹的秘密武器能否最后实验成功，他也不知道那个没有使用传统炸药的古怪炸弹到底有多大威力。
杜鲁门从比利时换乘专机飞往波茨坦，参加代号为“终点站”的会议。
欧战结束了。在亚洲战场上，盟军二月底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五月初攻占缅甸首都仰光，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这时候，苏、美、英之间如何分享胜利成果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眼前。这一问题与战后欧洲利益分配性质相同：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使资本主义的英、美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了战时联盟，可即将到来的和平反而激化了东西方间的对立情绪，苏联和美、英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雅尔塔协定》的某些条款，并都认为对方在策划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即将召开的旨在调整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波茨坦会议能否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终点站”，与会各方都心存相当的疑问。
没有疑问的是，杜鲁门认为必须让苏联人知道，美国应该是战后分得亚洲最大利益的国家。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对日作战的亚洲战场上，是美国人在浴血奋战，苏联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如果不是基于在攻占日本本土时减少美军伤亡的考虑而希望苏联对日宣战，关于决定日本命运和亚洲未来的会议根本不需要斯大林参加。可是，眼下令杜鲁门心绪复杂的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小组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实验那种古怪的炸弹。根据实验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说，这种炸弹能一次杀死两万多人。尽管还没有实验成功的消息，但这句话令杜鲁门印象深刻：如果美国真的拥有了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也能迫使日本投降，那么还让苏联人掺和进来干什么？
杜鲁门在会前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包括研究一旦苏联人出兵对日作战，将对亚洲战后格局和利益分配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对日的最后宣言应该如何措辞以及是否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度，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旦威力巨大的炸弹实验成功，是否投入使用到日本本土？为此，杜鲁门专门召开了高级幕僚秘密会议，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让杜鲁门更加头痛了：有人认为，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会殃及日本平民，世界舆论将对美国不利；也有人认为，即使研制成功也不应该使用，因为会过早地向苏联亮出美国的杀手锏，降低战后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慑作用；还有人主张，可以先在地面打一下，不得已时再使用，这样美国在道义上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当然，还有人要求毫不犹豫地使用，认为只要能迅速结束战争，任何有效的制敌手段都必须使用。——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杜鲁门的基本思路是：不管那颗炸弹叫原子弹还是别的什么，都应视为一种纯粹的军事武器，如果美国拥有了，有什么理由不使用？
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西南波茨坦市郊的一个小镇举行。这个名叫巴贝尔斯贝格的小镇，战前既是德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还是德国电影界的大本营。杜鲁门住在了一位电影制片人的小楼里，丘吉尔住在他的附近，而斯大林却住在距他们一英里以外。原定的开会时间是七月十六日，那是星期一，但因斯大林身体不适而推迟到第二天。这一无意的推迟，对于杜鲁门意义重大。十六日晚上，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发来电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按照密语，电报把“原子弹实验”叫作“动手术”，研制的科学家则被称为“医生”。——电报说，今天上午成功地动了手术，最后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看上去好得超出预料。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会议，又称“柏林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大致分成两个阶段：从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为第一阶段，开了九次会；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因为等待英国大选结果休会两天；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为第二阶段，开了四次会。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会下的磋商和交易远比会上激烈得多，苏、美、英三方各怀企图：苏联考虑的是确定德国赔款数额，苏联应该在亚洲获得的利益，迫使美、英承认东欧各国建立的亲苏政权乃至领土的变更；美国则关心自己在战后称霸世界的地位以及苏联人到底能在最后打败日本的作战上起多大作用；英国则极力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战果，设法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但是，无论如何，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商议内容，而在这个尚存在悬念的问题上，三国首脑都作了某些让步。只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并没有把原子弹的事向斯大林透露——除了尚未被战争检验的原子弹的威力无法明确估量外，杜鲁门和丘吉尔一致认为这件事让斯大林知道得越晚越好。
会议期间，宴会酒会几乎每天举行，斯大林的热情出乎杜鲁门和丘吉尔的预料。斯大林主动透露了日本人曾试图让苏联出面调停解决战事的机密情报；还肯定的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苏联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权，苏联一定会在本年的八月出兵对日作战。关于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秘密来往，美英情报部门早已掌握。于是，无论是杜鲁门还是丘吉尔，都微笑着不置可否。
就在三巨头频频举杯之际，杜鲁门又接到了史汀生的电报，电报说又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且这个新出生的“弟弟”比“哥哥”更为健壮，他在自己家的农场里都能听见这个小家伙响亮的哭声。这一次，杜鲁门就是否应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征求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认为如果告诉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之前不告诉。结果是，杜鲁门没有告诉斯大林。在又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把日本天皇辗转给他的要求和谈的密函拿了出来，看上去是征求杜鲁门意见的样子，杜鲁门还是保持着那副不置可否的微笑，说这事可以由斯大林看着办。
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等待的最后一封电报到了：准备在日本使用的原子弹已经装配完毕。
杜鲁门和丘吉尔认为：可以向日本作最后的摊牌了，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的时机也到了。
但是，当杜鲁门把美国拥有了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只平静地说了句“希望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这反而令杜鲁门和丘吉尔忐忑不安了。
实际上，斯大林的愤怒已到了压抑不住的地步。美、英并不知道，苏联不但掌握了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情报，且苏联早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便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只不过研制进度缓慢尚未进入实质性的爆炸实验阶段。更令斯大林愤怒的是，苏联情报部门告诉他，美、英已经拟订了一个对日公告，而且很快就要公布于世。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神情沮丧的丘吉尔离开了波茨坦——在英国国内大选中，丘吉尔的保守党大败，工党获得了执政权力，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已经抵达波茨坦。在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柏林会议公报》和《柏林会议议定书》通过之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正式发表。
斯大林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这份文件的副本。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公告的内容事先征求了中国的意见，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而苏联尚未对日宣战，不属于对日交战国，因此没有苏联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后来这份公告改成了以四国的名义，已是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
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所有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迟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远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势不可能。
（七）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时，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乃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这份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既没有说到原子弹，也没有提及战后日本是否可以保留天皇制度，只是明确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不无条件投降就彻底毁灭。
日本已经坚持不住了。
进入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对自身处境的估计十分悲观：“为了应对紧迫的战局和薄弱的本土防卫态势问题，大本营陆、海军当局从年初起，连日反复讨论了新的作战方案。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初秋以前，必须在本土动员多达二百四十万的庞大陆、海军各种部队；还必须从大陆（中国）方面抽调大量的兵力和军需用品转用于本土，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做好准备。然而在当时空袭日趋激烈、海空实力已经丧失、国力也迅速衰微的情况下，要完成这项任务的确极为困难。”
经过连年的战争消耗，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经济陷于崩溃。战争初期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当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到了一九四五年初，军费开支竟然占到了当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支撑是国内发行战争公债、增加税收以及从海外各个占领地掠夺。但是，随着制空权的丧失以及海军的覆灭，日本掠夺资源的运输通道已被完全封堵，国内出发的运输船队被迫停航，海外返回的运输船百分之八十都被击沉。由于日本本土几乎没有任何原料性资源，在钢材储备仅剩二十六万吨的情况下，舰船、飞机和武器等战争工业急剧萎缩。日本国内的石油储备也仅剩下四十万吨左右，汽车所用的汽油在六月即将用尽；到了七月，海、空军所拥有战机，连完成一次出击的燃油都不够了。日本政府只好强迫数百万民众上山挖掘松树根，说用松树老根可以炼出供飞机使用的油料。为支撑战争所发行的大量公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五年，日本国内物价已经飙升到一九三七年的三百五十倍以上。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民众每天的食物配给量，包括薯类代用品在内，不足二百五十克。政府下令“开辟和培植国内补充粮食的来源”，即在自然界里找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食物，最终命令日本小学生必须完成收集五百万担橡子的任务。
在满洲抽调兵力的同时，还计划将关东军保存的军需品约三分之一（航空挥发油二万千升，普通挥发油三万千升，弹药十三个师团会战份额）调来用于本土。可是，损耗船只不断增加，而且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危机，运回大陆的杂粮更是燃眉之急。正当这时，如何分配这两方面的运输船只，却成了统帅部和陆军省之间争论的重要问题。最后不得已双方让步，决定运回粮食二百一十五万吨；运回军需品则尽量靠运送军队时装在上面。
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政治危机。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军赢得马绍尔群岛以及塞班岛作战胜利后，日本国内一片倒阁呼声，东条英机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兼任的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之职。接替东条英机的，是曾经的陆军大将、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虽然是内阁总理，小矶国昭既插手不了陆军，也干涉不了海军。日本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覆灭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小矶国昭在出任首相不到一年后辞职。接任者是曾经的海军大将，时任枢密院议长的铃木贯太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被天皇硬性指定为首相以收拾残局。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已发展到质疑日本现存体制和天皇皇威的地步，为此，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最近发生的对天皇的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总计三百零八起，每月平均近二十五起。而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则总计六百零七起，平均每月五十一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
突然，日本秘密警察部门接到一个更令他们惊恐的消息：被抓到日本国内的中国劳工暴动了。
战争使得青壮年乃至中年人大部被征召入伍，日本国内出现了劳动力极为短缺的现象。为此，政府内阁决定从中国抓劳工，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根据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的计划，国内需要的劳工数量为四十五万。从中国被押往日本的劳工，绝大部分是中国军队的青壮年俘虏，还有一些是被强行抓来的中国百姓。这些劳工在去往日本的途中因为受到残酷虐待，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二十。到达日本本土后，中国劳工或被押往修建发电厂、机场、铁路以及港口的工地，或被押往从事采煤、冶炼、挖矿等重体力劳作的现场。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刺刀下，中国劳工被围在一百五十伏特的电网内，每天只有一个糠窝窝，即使在极度严寒的日子里身上也只有稻草遮身。死去的劳工要么被大量掩埋，要么如同垃圾被扔在荒野上。被押往日本花冈矿山的二百九十九名中国劳工，都是从中国北平和石家庄的战俘收容所挑出来的，除了二十多名五十至六十岁的老人和五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外，全部都是青壮年。在花冈矿山昼夜不停地劳作以及不断地出现死亡后，中国劳工决定暴动。暴动于一九四五年初开始策划，策划者是原中国军队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连长耿谆。
耿谆的计划是：杀死看押他们的日本监工，夺取花冈附近的一座铜矿，解救出在那里的数百名中国劳工，然后袭击花冈警察署以夺取枪支，再袭击附近关押美军战俘的战俘营以夺取弹药，最后大家一起跑到大海边夺船回国。耿谆从捡到的一张日本火车路线图上，确定花冈属于日本秋田县，往北过了青森县，就与中国隔海相望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深夜，耿谆带领几十名领头暴动者，手持铁镐和铁锨集合在一起。接着，刘锡财冲进日本监工事务室，抡起铁镐便把电话机砸碎了，李秀深和李志国等人的铁镐也戳进了熟睡中的日本宪兵的肚子和脑袋。花冈矿山顿时一片混乱，中国劳工到处追逐惊恐奔逃的日本人，平时残酷折磨中国劳工的日本人个个被砸成了肉泥。天亮时，劳工们跟随着耿谆出发了，他们在陌生的山岭上听见了日本宪兵和警察的警笛声。在受到围攻的最后时刻，劳工们用石头奋勇抵抗，抵抗持续数天后，还活着的劳工全部再次被俘。
再次被俘的劳工被捆绑在一起，跪在铺满碎石的地上，日本人开始了残忍的刑讯。李担子被用水灌死，刘锡财被吊起来遭到疯狂毒打，耿谆被单独带走审讯。整整三天三夜，劳工们一直跪着不准移动。不断有人因坚持不住倒下。三天后，铺满碎石的空地上布满了尸体。
战后，在花冈暴动中残杀中国劳工的日本罪犯，有三人被处以绞刑，多人被判处二十年以上监禁。
但是，那些倒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劳工只能魂归故里了。
我们当记住这次暴动的主要组织者的名字。他们是：李光荣，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刘智渠，八路军战士；刘虞卿，国民党军军需官；李克金，国民党军排长；刘玉林，国民党军军械官；刘当路，八路军游击队战士；张开化，共产党员；张旭，共产党员；刘锡财，八路军战士；贾毅民，共产党员；张肇国，国民党军排长。
被侮辱和被虐待的中国人，以决死的姿态向世人宣告：尽管苦难漫长，但是终有尽头，只要给予日本人最后的一击——这一击哪怕是抡起一把铁镐、泼下一片血污，乃至付出一条卑微的性命！
盟军的战机浓云一般覆盖了日本本土。
一九四五年二月，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等地区的工业设施，集中进行了高空精密轰炸。三月，B-29轰炸机改为低空投掷燃烧弹，对日本大中城市实施了地毯式轰炸。至七月底，美军在日本上空投下了十六万吨炸弹，致使日本的炼油生产下降百分之八十三，飞机引擎生产下降百分之七十五，电子装备生产下降百分之七十，遭到毁灭性摧毁的军工企业达到六百多家。
丧失了制空权的日本，地面高射炮也没有了，而美军似乎决心把东京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五月二十三日，五百六十二架B-29轰炸机再次对东京实施轰炸。美军飞行员事先得到命令，不要把炸弹扔到日本皇宫里，因为“天皇将来也许还有用”，但东京的工业区和港口附近地区完全被摧毁。两天后，又有五百一十二架B-29轰炸机飞临东京上空，向中心地区投下了三千二百六十二吨燃烧弹，整个东京城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外务省、海军省、首相官邸和大东亚省大楼被烧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连东京陆军监狱也被摧毁，关押在里面的六十二名盟军飞行员被烧死。烈火无法遏制地蔓延到皇宫，天皇和皇后躲进了地下防空洞，但皇太后、皇太子以及其他皇族的宅邸成为一片灰烬。
在多次轰炸中，美军的B-29轰炸机还撒下数百万张传单，内容包括预告下一步轰炸的具体目标、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指出日本军部正在逼迫整个国家集体自杀，还有就是发布《波茨坦公告》的条款。
我们今天不是为轰炸你们而来。投下的这张传单，是为了通知你们，美国政府代表美国、英国和中国以及苏维埃联邦政府对贵政府提出投降条件的答。战争是否能马上停止取决于贵国政府。你们读了这两份正式通告，将会明白如何才能中止战争。
在东京的漫天大火中，铃木内阁举行了高级幕僚会。
会议讨论的已不是如何作战，而是如何“媾和”。
……情况的演变，实质上已形成一个转折点，即必须从根本上研究前一年八月十九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日本在战争指导上已经面临一个重要关头：是应当抓住机会媾和，还是继续坚持战斗到底？二者必择其一。但是，当时的大本营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就战争指导转移到媾和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想法是：在此阶段媾和，结局必然等于无条件投降，进而导致国体的变革……
有人提出可以请苏联出面，充当日本与美英之间的调停人，赞成此举者占多数。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及首相铃木贯太郎一致认为，日本人对苏联是有情有义的，苏联之所以在对德战争中取胜，与日本对苏保持中立使其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在苏联对德作战的时候，日本人从苏联的背后插上一刀，那么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所有苏联城市，今天很可能都已在德国人的掌控下。同时，赢得对德作战胜利的苏联人，应该希望日本战后强大起来，因为只有强大的日本才是苏联与美国争夺亚洲利益的缓冲国。日本人经过对苏联人的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正当帝国倾赌国力，与美英战争期间，若苏联对帝国参战，将致帝国之死命！故不论帝国对美英战争之局势如何，帝国有努力防止苏联参战之必要。就帝国而言：不仅必须防止其参战，且应进而获得苏联善意的中立；更进而关于战争之结束，恳请苏联做有利于帝国之斡旋。兹决以此为目的，迅速开始日苏两国之协商。
帝国应使苏联了解：苏联此次所以赢得对德战争，实由帝国维持中立所致。并应正告苏联：在将来苏美对抗关系上，若能使帝国保持相当的国际地位，亦有利于苏联；且应劝告苏联：日、苏、中三国有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之必要。兹决努力劝告苏联，以图达上述目的。唯自德苏战争终了之后，苏联自觉其地位业已提高，且判断帝国国力显已降低。凡此情形，不难想象，苏联要求的代价必高，次列诸项，当在意料：
一、返还南库页岛。
二、津轻海峡航行权。
三、取消渔业权。
四、转让北满洲各铁路。
五、扩大苏联在蒙古势力。
六、租借旅顺大连。
且视情形，苏联或将要求割让千岛列岛北部；但朝鲜必须由帝国保留。在南满洲可设定中立地带，唯应尽可能维持“满洲帝国”独立。帝国最希望者，为树立日、苏、中三国之共同体系。
穷途末路的日本人，至此依旧心存狂妄，以致在外交判断上完全脱离实际：日本预想的苏联开列的条件，固然都是苏联人想要的，但是如果把日本彻底打垮，苏联人岂不是能得到更多？
此时，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正在日本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箱根，仿佛置身在周遭这个血腥的世界之外。当日本内阁派出的幕僚找到他，亲热地向他转达日本政府对苏联赢得胜利的热烈祝贺，并说幸亏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与苏联没打起来，日本希望日、苏、中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时，老牌的外交官马立克立即警觉起来，他明确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对日本政府的这个愿望需要时间考虑。
日本人开始等待苏联人考虑的结果。
苏联人迟迟没有答复。
日本人又尝试请瑞典等国出面，但依旧没有成效。
无奈的日本人再次找到马立克，露骨的表示，如果日本海军和苏联陆军联合在一起，将成为统治世界的无敌力量。马立克立即回答说，日本海军都在太平洋海底呢。日本人又表示，愿意把“满洲国”让给苏联，可苏联人依旧不置可否。
就在日本人接近崩溃的时候，《波茨坦公告》对全世界发布了。
经过仔细研读，并且比照了《开罗宣言》中的某些措辞，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一个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其理由是：一、尽管可以确定苏联人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公告》并没有苏联人的签署，这说明苏联人现仍处于维持中立状态；二、“无条件投降”一词在《公告》中只出现了一次，《公告》全文主要开列了和平的若干条件，其措辞的审慎说明还存在斡旋的余地。因此，东乡茂德认为，日本不必急于对《波茨坦公告》表态，可等苏联的态度明朗后再作决定。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东乡茂德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得到了铃木贯太郎的支持，但受到军方的猛烈抨击。军方坚决主张发布最高命令，明确表示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就是否在日本国内公布《波茨坦公告》的内容，阁员与军方再次发生冲突。最后，铃木贯太郎的决定是：经过删节后发布，报纸尽量用小字，最大限度淡化其影响。
但是，日本各大报纸很快相继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调子与军方一模一样，称《波茨坦公告》只能加强日本不屈不挠进行战争的决心。政府内阁认为，这是军方指使报界所为；而军方也不断指责政府的软弱无能。再三斟酌的铃木贯太郎终于亲自接见了记者，但是，他对《波茨坦公告》的表态措辞被各国文字翻译得五花八门，大致的意思是：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没有任何价值，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置之不理”这个词，是日本词语“默杀”的意译，大意是“沉默杀之”或“沉默不理睐”。由于英文中没有对应词语，美国人的理解便是“鄙视处之”。
三十日，美国《纽约时报》采用了这样的大标题：《日本正式拒绝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此时此刻，无论是绝望的日本政客，还是狂妄的日本军人，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苏联人的表态上，他们都认为只要苏联人不参战日本就还有希望。但是，苏联人以“日本政府和天皇关于媾和的表述含糊不清”为由继续拖延着时间。
日本人不得不准备在本土进行最后决战了。
东京大本营重新调整了战时组织体制，成立了专门担负本土作战的五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负责地区警备任务的军管区司令部，并再度大量征召平民人伍，还从关东军抽调回二十一个步兵师团、两个坦克师团，又新组建了四十二个步兵师团、四个高炮师团、七个坦克旅团和十七个独立混成旅团，使得聚集在日本本土的日军达到五十三个师团、二十五个旅团、两个坦克师团、七个坦克旅团以及四个高炮师团。陆军航空兵也拼凑起三个军，拥有作战特种飞机二千一百架，其他飞机一千一百架。另外，海军残余部队临时拼凑起驱逐舰十九艘、潜艇三十八艘，组成特种攻击突击队三十三支。海军还集中了各种战机五千二百架，其中大部分为自杀式攻击机。——聚集在日本本土的日军，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只有一半人手里有步枪，机枪和火炮也只有常规配备的百分之二十，但海陆空军的总兵力还是达到了三百七十万之众。
只是，日本人不知道，那颗装配完毕并取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马里亚纳群岛南端的提尼安岛上。“小男孩”长十英尺，直径二十八英寸，除了安置它的那间仓库配备了空气调节设备，它看上去与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
一支代号为“五〇九”的美军轰炸机大队，来到提尼安岛上的美军基地，飞行员们除了普通的投掷训练外，偶尔也会分批飞往日军的某个占领区上空扔下几枚炸弹。这支部队的无所事事，引发了岛上其他轰炸机官兵的讥笑。
没人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
由于日本军人顽固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已经近在日本国民眼前。
当初，罗斯福总统批准研制原子弹时，拨款六千美元。他不知道的是，希特勒拨给原子弹的研制费用高达一百万马克，相当于七十四万美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遇重创后，科学家们向罗斯福总统明确表示：制造一种可以用于战争的原子弹，无论理论上还是计划上都是可行的。美国研制原子弹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负责人是出生在纽约的犹太人罗伯特·奥本海默。据说这位毕业于德国哥根廷大学的量子力学专家有着神奇的天赋，只要叼着烟斗就能够语速极快地发表高深的物理学演讲，还能在黑板上快速地写下一大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方程式，而他不借助任何工具的计算极少出错。
美国原子弹研制工程的代号被定名为“曼哈顿计划”。
美国、德国、日本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时间赛跑。
在抵达终点之前没人确定谁会赢。
换句话说，原子弹最后落在谁的头上——柏林、纽约，还是东京——没人能够作出预测。
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一波三折，主要原因是站在纳粹反面的德国人从中作梗，他们认为，希特勒一旦拥有了原子弹，整个地球就可能被毁灭。制造原子弹反应堆需要一种石墨减速剂，负责生产石墨的西门子公司高级工程师在生产工艺中做了手脚，致使生产出来的石墨总是导致实验失败。找不到原因的德国科学家，陷入了认为自己计算有误的误区。德国人发现重水也可以当减速剂，但是，德国的重水工厂立刻成为盟军的轰炸目标。德国人只好把国内的重水工厂秘密地转移到挪威境内，谁知这一举动立即被英国特工侦知，一支英军的特种部队袭击了这座重水工厂，使其成为一片废墟。最后，当德国人试图把仅剩的一千一百多公斤重水秘密运回国隐藏起来时，运输船的行踪又被盟军间谍盯上，很快船只被盟军炸沉。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最终被迫停顿。
一九四一年，日本开始研制原子弹的绝密工程，代号为“二号研究”。在时任首相东条英机的催促下，研制的速度十分惊人。但是，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瓶颈，那就是资源匮乏的本土上没有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日本人向德国人要，德国人答应给一点，可运输铀的潜艇在太平洋中被美军击沉。日本人又想到了中国，命令侵华日军成立专门机构在中国大陆寻找铀矿，可这种寻找和开采在战争时期十分艰难，最后在中国辽宁境内开采了一些并运回国内，数量远远不够。日本科学家希望依靠少量的铀原料把原子弹研制出来，可结果却是“二号研究”位于东京的研制中心在盟军的轰炸中被毁，所有关于原子弹的初步研制成果均化为灰烬。日本科学家把研制中心搬迁到京都后，发现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二号研究”小组终于向政府内阁报告：日本已经无力制造原子弹了。
美国人什么都不缺。
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的威胁。
罗伯特·奥本海默可以专心致志地研制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历时两年多，耗资高达二十五亿美元。在计划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多达六十多万人，其中核心部位的工作人员超过十万，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计划的内容只有包括核心部位的科学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在内的十二个人知道。——当副总统杜鲁门向史汀生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无可奉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搭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实验中心，这个中心的地址是：美国陆军邮政信箱一六六三号。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国造出三枚原子弹，其中一枚名叫“大男孩”的原子弹为实验用弹。爆炸实验日期定在《波茨坦公告》发布前的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六日五时二十九分四十五秒，原子弹的点火器启动了。——一道炫目的闪光从荒原的地平线上升起，方圆几百公里的暗淡天际瞬间被照成一片炽白，其刺眼的光芒令地面上的一切都失去了影像。接着，闪光处传来旷古未闻的巨大的爆炸声，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放置“大男孩”的钢铁巨塔瞬间蒸发，周围所有的物体全部化为乌有，方圆七百米内的沙土变成了熔渣，猛烈的声波把三百公里外的玻璃震得粉碎，整个美国西部都能感受到大地的颤抖。然后，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巨型的蘑菇云转眼升上了万米高空。
有记者后来问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时有什么感受，他说他对自己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
同一天，载有“小男孩”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驶往提尼安岛。
《波茨坦公告》已经向全世界发布。
美军的警告已经随着传单撒给日本人；不投降就面临毁灭。
没人知道：“毁灭”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只有那些目睹了原子弹爆炸的科学家们心知肚明。
美国高层对是否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曾展开讨论，以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为首的将领们认为，日本注定崩溃，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很可能会令美国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而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以及太平洋西南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则主张使用原子弹，他们的理由契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复仇情绪：
……我们用它打击那些不宣战就在珍珠港袭击我们的人；打击那些使美国战俘挨饿、遭受殴打和枪杀的人；打击那些放弃了所有遵守战争国际法主张的人。我们使用它是为了缩短战争的极度痛苦，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以及美国青年的生命。
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使用原子弹袭击日本的命令。拟定的投掷时间是八月三日以后，同时又要求一定要在苏联对日出兵之前。
美国人最终确定的两个投掷目标是广岛和长崎。
广岛，日本陆军最重要的军运港口，日本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地，日本陆军司令部以及数万陆军部队的驻扎地。美军情报部门业已查明：除了已经疏散的居民外，尚有近二十五万人滞留在城内，但没有盟军战俘和战争法规中必须保护的第三国人员。
至于另一个城市，一开始选择的是京都。京都是日本主要工业城市，也是日本的古都之一。由于盟军始终没有轰炸这里，日本的很多工厂都搬迁至此。可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坚决反对，说毁掉这样一个著名古都，很可能引发日本人的长久仇恨，为战后遗留下难以排解的敌对情绪。否掉京都改在长崎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日本九州岛西海岸的大港，城内拥有二十多万人口。
八月二日，提尼安岛上那支闲散的“五〇九”航空队终于接到出击的命令：出动七架B-29轰炸机轰炸广岛。其中一架装载“小男孩”，由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亲自驾驶；另外两架负责观测，三架负责气象侦察，一架作为预备机。还有其他大队的两架飞机同行，负责轰炸以后的效果检验；海空救援任务则由第二十航空队负责。
八月五日黄昏时分，五吨重的“小男孩”被从仓库运出，装进了蒂贝茨上校将要驾驶的那架轰炸机的机舱内——这架轰炸机被取名为“埃诺拉·盖伊”号，这是蒂贝茨上校母亲的名字。陪伴着“小男孩”的，还有这架飞机的投弹手费雷比少校、机械师帕桑斯上校和电子技术军官杰普逊上尉。
八月六日，凌晨一时三十七分，三架气象飞机首先升空。二时三十分，蒂贝茨接到了起飞指令，“埃诺拉·盖伊”号在引擎发出的轰鸣声中开始滑行。“埃诺拉·盖伊”号实在是太重了，上面除了五吨重的“小男孩”外，还有近三万升航空燃油和十二名机组人员。眼看飞机就要滑到跑道尽头了，仍旧没有飞起来，现场的人不禁紧张起来，如果“小男孩”连同飞机在跑道尽头爆炸，整个提尼安岛瞬间就不复存在了。所幸的是，在距离跑道尽头几厘米的地方，蒂贝茨上校终于把“埃诺拉·盖伊”号拉了起来，那一刻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接着，另外两架飞机随即起飞，与“埃诺拉·盖伊”号组成空中编队。这两架飞机中的一架，被取名为“伟大艺师”号，里面坐着年仅二十四岁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阿格纽，他将负责测试这次核爆炸的当量和范围。另一架飞机里坐的是物理学家约翰斯顿博士，他的任务是用十六毫米彩色胶卷记录下核爆炸的烟云、火球和破坏现场。
清晨六时零五分，飞机在硫磺岛加油，然后直飞日本本土。
“埃诺拉·盖伊”号从硫磺岛升空后，机械师帕桑斯爬进弹舱，完成了“小男孩”的最后装备；接着，电子技术军官杰普逊解除保险并接通电路——“小男孩”已经处于待爆状态了。
七时半，气象飞机报告：广岛上空云量极少。
尽管前几天美军的传单漫天飞舞，广岛的居民却没怎么当回事。从午夜开始，这座城市响起了防空警报，清晨响起的第三次警报声长达一分钟，居民们还是少有人进入防空洞。第四次警报，是一架出现在城市上空的美军气象飞机引起的——这架飞机上涂画着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日本兵在厕所里被冲下去——气象飞机转弯飞走后，“埃诺拉·盖伊”号沿着气象飞机的航线飞到了广岛上空。
八时零九分，蒂贝茨报告发现第一目标。
在“埃诺拉·盖伊”号的下方，白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裂隙，裂隙的下面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蒂贝茨问帕桑斯这就是目标？
帕桑斯说是的这就是。
投弹手费雷比把眼睛贴在了瞄准镜上。
八时十五分十七秒，“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门自动打开，然后“小男孩”坠落下去，承载它的降落伞随后打开，“小男孩”开始在广岛上空飘荡——四十五秒后，它将起爆！
数吨重的“小男孩”突然离机，使得“埃诺拉·盖伊”号瞬间上升，在剧烈的颠簸中蒂贝茨大角度转弯并且加速。戴上了黑色镜片罩的机组人员好奇地向下俯瞰，“小男孩”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点。突然，天空中刺目的强光一闪。
这一刻，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八时十六分。
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以西一百米上空六百米的高度，爆炸了。
事后活着的广岛人，在描述原子弹火球四射的强光时，说法不一：蓝色的、淡红色的、深红色的、暗棕色的、橘黄色的、紫色的——还有人说什么颜色也没有，眼前的世界一片惨白。在使人双目失明的强光闪过之后，伴随着轰天的巨响，火球爆出的烟柱上升到万米高空，炸裂成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与此同时三十万度以上的炽热气浪席卷广岛，全城的建筑物蒸发得无影无踪，人体仅在地面印下影子般的轮廓。在距离爆心较远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尸体被烧成焦炭；再远一点，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身上的衣服没有了，皮肤在一块块地剥落。大约十五分钟后，天上落下携带着放射性尘埃的黑色水珠，飘洒在尚未死去的赤裸的人身上。
广岛被夷为平地。
美军司令部发布的死亡人数是：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三人。
日本方面认为美军缩小了数字。
至少，美军没有把因受到核辐射而死去的人计算在内：几天、几周、几月、几年后，广岛大量死者血液中的白细胞几乎为零，所有的内脏器官黏膜因为发炎呈黑色，于是医学界出现了“原子病”一词。为此，日本方面的统计是，死于原子弹的广岛市民达十五万以上。如果加上所有受到伤害的人，“小男孩”造成了近二十万人的苦难。
至少在那个时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少数科学家、军队高级将领和国家首脑之外，没有人知道从广岛上空掉下来的是什么。“小男孩”爆炸后，日本军部报告说，美国投掷了一枚破坏力前所未有的高性能炸弹。接着，日本人便收听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广播声明，声明中明确说在广岛投掷的是原子弹。但是，日本政客认为，这是美国方面的宣传，没有确定之前，仍须使用“高性能炸弹”的措辞。可是，当日本内阁派出的由科学家率领的调查人员抵达广岛后，他们立即给东京发去报告：这是颗铀弹。
外相东乡茂德和首相铃木贯太郎磋商后，决订立即奏报天皇，建议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面谕：“敌既已使用此种武器，战争继续更不可能，为图获得有利条件起见，不得遗失结束战争时机。”
与此同时，东乡茂德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发去电报，说明局势急转直下，要求他立即明确苏联的态度。
佐藤尚武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得到的回答是：会见时间为八月八日下午五时。
五时前的几分钟，佐藤尚武走进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的书房，他还没来得及用俄语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表示致意，莫洛托夫便抢先向他宣读了一份文件：
在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以后，只有日本是继续战争的唯一大国。美、英、中三国本年（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对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遭到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提案已完全失去了基础。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向苏联政府建议，要求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借以促进战争的结束，以资减少牺牲，迅速恢复全面和平。苏联政府遵照其对同盟国的义务，接受同盟国的建议，并参加同盟国本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和平、拯救各国人民免于更大的牺牲和苦难、使日本人得以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破坏的唯一手段。从上述观点出发，苏联政府宣布：从明日即八月九日起，苏联政府将与日本政府进入战争状态。
日本人的屈辱与愤慨难以言表：“真是啼笑皆非，令人震惊。过去历时约两个月，拼死拼活进行的外交努力，结果不仅全成泡影，而且得到的是以铁锤代替了答复。”
波茨坦会议时，斯大林的态度是苏联八月下旬参战。可原子弹爆炸后，斯大林认为，日本必会急于投降，而如果苏联在日本投降前还没出兵，很可能被美英完全置于远东利益之外。
莫洛托夫向佐藤尚武宣读宣战书两个小时后，一百多万苏军从东西两面向中国东北境内大举开进。
面对广岛全部毁灭的照片，杜鲁门虽然感到了压力，但他没有召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继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也没有和幕僚们一起判断“小男孩”爆炸后日本投降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参战能否加速日本投降的进程。他已经下达了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命令。
战争结束后，有人问杜鲁门他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杜鲁门决绝地回答：没有！就像珍珠港所有的死难者没有其他选择一样！
一份传单在日本上空投下：
美国要求你们立刻注意我们在这份传单上所说的话。我们已经掌握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新近发明的原子弹爆炸了，实际上等于两千架我们的巨型B-29轰炸机执行一次任务时所能携带的爆炸力。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值得你们思考的。我们庄严地向你们保证，投弹是极其准确的。我们在你们的本土使用这种炸弹还刚刚开始。如你们还有什么怀疑，请你们了解一下广岛挨了只不过一颗原子弹后的情况。
在利用这种炸弹摧毁军方拖延这场毫无用处的战争的一切资源之前，我们要求你们现在就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我们总统已为你们概述了体面的投降的十三条结果。我们敦促你们赶快接受这十三条，开始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爱好和平的新日本而努力。你们现在就要采取步骤，停止军事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立刻强行结束战争。
现在就从你们的城市中疏散开！
随着传单地飘落，代号“胖子”的一颗钚弹在长崎市上空爆炸了。
长崎，—个建在陡峭小山上的，有着二十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
“胖子”脱离机舱在长崎上空爆炸时，是九日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唯一被准许跟随飞机进行现场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在飞机剧烈的颠簸中努力向爆心看去，他认为他看到的那颗爆炸钚弹，很像一颗从大地上飞起来的彗星，或是一个有生命的新种属的生物。这个怪物在亿万分之几秒内，就变成了巨型的图腾柱般的物体，图腾上雕刻着的许多浄狞的形象正朝着大地狞笑。
钚弹“胖子”无论尺寸、重量，还是破坏力，都大于“小男孩”。在闪光、热波的冲击下，爆心附近所有的生物瞬间死亡，建筑物在大火和气浪中被一扫而光，只有三菱钢铁厂坚固复杂的厂房骨架软糖般扭曲在地表上。长崎在几秒钟内成为一片焦土，遍地的瓦砾、灰烬和烧焦的尸体，然后还是带有强烈核辐射的黑色大雨。活着的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赤裸着烧烂的身体向天空呆望。有人从废墟中把被埋的人拉出，被拉出来的人皮肤如同脱手套一样脱落下来。
长崎伤亡者达十万以上。
就在日本的长崎地狱般死寂之时，苏军坦克的轰鸣声和巨炮的轰击声震撼着中国东北大地，令曾经是世界上最强悍陆军的日本关东军为之肝胆俱裂。此时，尽管关东军尚有两个方面军、六个集团军和两个航空军，共计约七十万兵力，分别部署在中国东北的东、南、西、北四个防御方向上，但由于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消耗，其精锐师团大多不复存在，充数的绝大多数是刚刚应召入伍的新兵。装备上仅有作战飞机一百五十架，坦克一百六十辆，各种火炮不足五千门，在刚刚打败德国的强大的苏军面前不堪一击。
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的远东苏军，辖三个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三个航空兵集团军、三个防空集团军，共计七十一个陆军师、六个骑兵师、三个坦克师，火炮三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五百辆、作战飞机三千八百架；海军拥有各种舰船五百余艘、战机一千五百架，陆海空军总兵力达一百六十万。
九日零时，苏军步兵越过国境线，航空兵开始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海军则驶入了日本海。
南线，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约五十八万人，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切断了关东军与朝鲜和日本的联系。而后，中央突击集团向牡丹江方向、左翼突击集团向延吉方向、右翼突击集团向密山方向同时推进，最后攻击哈尔滨和吉林。
西线，坦克第六集团军部队齐头并进，第一天推进一百五十公里，第二天又推进了一百公里。十二日，苏军的坦克部队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十一日占领鲁北，十二日攻占突泉。左翼第三十六集团军，十一日攻克满洲里的筑垒地带；右翼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攻击前进，十四日占领多伦，十五日占领张北。
东线，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强渡乌苏里江，袭击了日军的边境筑垒地区，然后主力发起全面攻势。左翼第二十五集团军和右翼第三十五集团军，在东宁和虎头地区遭遇日军抵抗，主力被迫迂回。第五集团军十日攻克绥芬河，之后攻入牡丹江市区，主力则南下进击吉林。
北线，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约三十三万人，在黑龙江舰队的配合下，主力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和哈尔滨突击。其中一个集团军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八日午夜，苏联独立第五军强渡乌苏里江，十四日占领宝清。第十五集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了日军在富锦附近的筑垒地区，打通了前往佳木斯的通道。第二集团军十四日将爱辉附近的关东军包围，并对其实施了猛烈围歼。
苏军发动进攻的六天内，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五百公里，前锋抵达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前进二百公里，前锋抵达牡丹江平原；远东第二方面军前进十公里，已经逼近佳木斯；太平洋舰队占领了朝鲜的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本关东军海上的退路。尽管日军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对苏军进行全面作战，但关东军的防御部署在苏军的猛烈打击下被割裂，失去统一指挥的部队很快陷于全面溃败的状态，只有少数兵力在牡丹江、海拉尔、虎头等地凭借坚固堡垒继续抵抗。
陷入绝境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波茨坦公告》了。
从八月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开始，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洞里举行。会议竟然持续了八个小时。内阁和军方争吵不休。首相铃木贯太郎表示，形势已到了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地步，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认为，盟国虽然提出保证皇室安全等条件，但日本决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现在美国人使用了原子弹，苏联人也背信弃义对日作战，为了大和民族的荣誉，继续战斗是唯一一条路，死里求生或许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则认为，继续战争日本没有取胜的任何希望，“必须放下那套誓不服输和一厢情愿，按照实际情况，光明正大地坚持需要坚持的意见，去进行谈判”。接下来，军需大臣丰田贞次郎、农商大臣石黑忠笃、运输通信大臣小日山直登，都对各自管辖领域的状况表示出极度悲观。特别地，他们说到从盟军战俘那里得到的情报是：美国已拥有一百颗原子弹，每个月可以造出三颗，下一个投掷目标将是东京。与会者突然沉默了。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
在长时间的目瞪口呆后，会议立即转为争论如何投降。
以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为首的军方坚持有条件投降，条件至少四项：一、保证维护国体；二、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三、自主地解除武装；四、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能，盟军只能在东京以外的少数范围内，用较少兵力和较短时间在日本实施占领。但是，外相东乡茂德则认为，在眼前这种形势下，日本方面附加任何条件，都可能导致谈判破裂。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就连哀求的机会都没有了。
内阁会议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只有把天皇请出来。
十日零时，御前会议在皇宫内的防空地下室召开。
这是从一座小山的一侧挖进去的地下防空设施，铺着草席的阶梯很陡，里面有六间房间，最大的一间是会议室。陆续进来的与会者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以及枢密院议长、内阁书记长官、陆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和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等。走进来的人都保持着沉默，只有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随身佩带的军刀叮当作响。
午夜前十分钟，天皇进入了会议室。
内阁书记长官首先朗读了《波茨坦公告》，在场的人无不“悲感交集，内心痛苦，无以言宣”。然后，铃木首相宣读了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议案：“在上月二十六日的三国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谅解下，日本政府予以接受。”在接受天皇垂询时，东乡茂德首先表示，无论《波茨坦公告》如何难以接受，日本都必须马上接受，因为实际上日本已没有谈判的可能。如果日本方面提出条件，也只能是维护皇室，其他条件提得越多被拒绝的可能性就越大——“只要皇室能够存在，日本民族就能隐忍持重，以图他日的复兴。”但是，这一主张还是受到军方的坚决反对。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表示，如果无条件投降便对不起阵亡者；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更是认为，现在还不能认定日本已经失败，日本士兵和国民都有“玉碎”的精神；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即使投降，也必须提出四项基本条件，如果盟国拒绝就誓死战斗到底。阿南惟几发言中的一句话关系到中国：“《开罗宣言》中包括取消‘满洲国’的存在，这就将使日本丧失作为道义国家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接受《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就等于日本承认占领中国东北是侵略。
铃木贯太郎首相恳请天皇“圣裁”。
凌晨二时三十分，天皇开了口：
陆、海军统帅部的计划常有错误，失掉时机。说是进行本土决战，九十九里浜的防御工事已经迟误，说是不到八月底不能完成。关于增编部队也说装备尚未齐备。似此情况，怎能迎击敌军！
空袭日益加剧，若使国民再进一步陷于涂炭之苦，文化遭到破坏，导致人类不幸，实非朕所心愿。
此时此际应忍受难以忍受者。解除忠诚的军队的武装，将昨天效忠于朕的人定为战犯，于情实有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亦属事不得已……
天皇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无条件投降。
十日凌晨三时，日本内阁会议再次复会，最终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早晨七时十五分，日本外务省把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发给了日本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和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令他们立即转告美、英、苏、中四国，并期待尽快得到答复。
关于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
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使天下生灵得免持续战争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遵从天皇旨意，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同诸敌对国恢复和平，而此促进和平之努力，不幸归于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恢复全面和平的意旨，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造成之惨祸，作出如下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于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
十日十八时，美国华盛顿时间七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盟国收到了瑞士广播的日本乞降照会。美国受盟国委托，由国务卿贝尔纳斯起草复文，通过瑞士公使馆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照会提出的确保“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要求，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
自投降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最高统帅将行使认为适当的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在必要的投降条款上签字，俾波茨坦公告条款得以实施，并须命令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及他们控制下的所有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停止积极行动，交出武器，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实施投降条款所需的其他命令。投降后日本政府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安全地点，俾能迅速登上盟国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确定。盟国武装部队将留驻日本，直到实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目的为止。
十三日晨，盟国的复文正式传到日本。
日本内阁对复文进行了讨论，十五位大臣中有十二人对内容“大致表示满足”，其他三人态度不明朗。
十三日下午，美国通过广播指责日本缺乏诚意。
十四日晨，御前会议再次召开。军方表示，盟国的复文对保持日本国体态度暧昧，须让盟国方面加以明确，不然就只有死战到底。这时候，天皇作了最后的阐释：理解军方的心情，只是眼前“营救国民的生命”要紧。“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结果只能是日本“完全变成一片焦土”。虽然对同盟国的手段和做法“难以完全置信”，但“较之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还略胜一筹”。对于日本民族来讲，“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
会场一片哭泣之声。
及至天皇说完，“全体不禁放声痛哭”。
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无论是大举野蛮入侵中国，还是把珍珠港内的美军炸得尸沉大海，日本皇宫里曾经召开过无数次的御前会议，每一次无不是君臣一起畅想日本未来对亚洲的统治。
现在，日本人终于知道什么叫自身难保了。
天皇指令起草投降诏书。
晚上九时，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投降诏书。
晚上十一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向同盟国发出电报，表示日本天皇已授权保证签署执行《波茨坦公告》的相关条款，同时命令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其官邸内写下遗书：“以一死奉谢大罪。”然后穿上当年充任侍卫武官时天皇赐给他的衣服，面对皇宫的方向切腹自杀。根据武士的切腹礼，血溅到榻榻米上就意味着自己没有过错，因此阿南惟几把战刀插进腹部时向上和向下各扭转了一下，血流了出来。他的内弟竹下中佐闻声跑来，看见他正要把匕首再插进喉部。竹下问：“需要帮忙吗？”阿南惟几哼了一句：“没有必要。”竹下抢过匕首朝他的后背戳了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天亮了。
日本天皇在广播里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了《终战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残局，兹告尔等臣民：
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英勇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尚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囯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倶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能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相互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同日，日本发布停止进攻作战的命令：
一、大本营之企图在于贯彻八月十四日诏书之主旨。
二、各军于接到另行命令前应各自继续执行目前任务。
签署这份命令的是：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第二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航空军总司令官河边正三、第五方面军司令官樋口季一郎、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官安藤利吉、第三十一军司令官麦仓俊三郎、小笠原兵团长立花芳夫。
此时，日军在本土、远东、中国、东南亚、南太平洋各战场尚有作战部队三百万人。
日本投降了！
无论中国军政高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日本垮台的心理估计大多设置在一九四六年底。包括蒋介石在内，没人知道美国人手里竟然有一种令日本举国胆寒的致命武器。就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准以及民众文化程度而言，中国人无法想象一颗炸弹居然能够一次性毁灭一座城市并令数十万人伤亡。在惊诧的议论中，中国人认为，只要美国人继续扔原子弹，日本就很可能沉入海底了；更何况苏联人的坦克、飞机和大炮正铺天盖地向关东军扑去。
十五日晚上，重庆市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瞬间响起了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还是分散零星的，然而仅仅一个小时后重庆就变成了一座狂欢的火山。
而在中国北方的另一座小城延安，欢呼声从各个角落爆发，人们互相拥抱在一起，互相抬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就是满城的锣鼓和秧歌。这座被油灯照亮的城市，月明如洗，人们把棉祆里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灯油，扎成火把，高举着到处奔跑。街边的茶摊摆上了大碗茶，小贩把梨子扔向人们：吃胜利果！吃胜利果！
在对所有事物最为敏感的中国港口城市上海，国际饭店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国旗，欢庆胜利的人们组成一眼望不到边的游行队伍，蔓延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时曾被日军炸得血肉横飞的街道上。除了日本租界外，上海所有的建筑物都灯火辉煌，盛大的欢庆游行一直持续到天亮，人们听见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是美军的飞机。“飞机把一箱箱由降落伞吊着的食物和药品，扔进那片仍旧关押着消瘦的美国战俘和拘留民的集中营场地。当美机低飞的时候，街上的中国人拍手欢呼”。——美军开始充斥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这里成为胜利者的天堂：
苏格兰威士忌酒正在酌满酒杯，牛排有寸把厚，香槟酒和法国葡萄酒都有出售。四种货币同时流通——日元、军用美元、国民党货币、伪政府钞票。你用那些几乎每小时都有币价涨落的通货做买卖，多半可以发一笔财。如果你正确了解兑换率，你可以花二十美元买进全是德国制造的莱卡和罗赖弗莱克牌的照相机。绸缎和工艺品都很便宜。差不多没有一个中国商人同战胜的美国人讨价还价……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一、我们“正义必胜过强权”的信念，经过八年奋斗今天才得实现。
二、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
三、确信世界永久和平，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
四、此次大战的最后目的，须待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才算完全实现。
蒋介石表示：“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它收获的迟早的，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韧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
接着，在蒋介石的讲话中，中国人听到了一个令他们有点不知所措的说法：“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至高至贵的德行。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对于侵华日军最高将领冈村宁次来说，这一时刻充满困惑。
冈村宁次自一九四一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一直到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回过国。对于国内各方面的境况，他认为自己知道的并不详尽。进入一九四五年八月以来，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三军、第二十三军、华北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总计约一百万日军，正按预定计划进行由南向北的收缩调动。为了统一作战思想，八月三日和四日，冈村宁次还在南京召集各部队作战参谋开会，主要是研究九月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对策。会议推断美军很可能在上海或山东等地登陆，苏联也很可能参加对日作战。因此，必须尽快将部队调往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向南京和徐州等地集结兵力。会议刚刚结束，就传来了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消息。紧接着，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东京大本营连续发来电报：命令所有的作战、兵站和交通部门参谋立即返回东京开会，命令中国派遣军立即向中国东北地区调动一个军的司令部以及六个师团、六个旅团，还有可供六个师团作战使用的弹药。但是，欧洲和重庆的广播中反复播放着日本就要投降的消息，国内也传来内阁试图在允许维持天皇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传闻。
侵华日军在一片迷惑中开始了增援关东军的调动。第十三军第一八师团向北出发，目标是张家口；第七十、第一六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十二旅团以及第六十五师团的一半部队，也准备向北开拔。第六方面军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司令部，从汉口出发北上；第五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从湖南境内向中国东北的南满地区开进。华北方面军决定撤出河南和山西南部，命令驻洛阳的第一一〇师团和驻临汾的第一一四师团开往北平，驻老河口的第一一五师团开往山东济南。——这是侵华日军入侵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所不同的是，当初部队是由北向南进攻，现在是由南向北撤退。
十一日，冈村宁次接到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联合署名的电报，说内阁正在与苏、美、英交涉，基本立场是只要不变更天皇的权力，日本就无条件投降。由于是首次从军方正式传来的消息，对于闻村宁次来讲无异于“晴天露雳”。——然而，紧接着，梅津美治郎单独署名的电报到了：“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全军宁可玉碎决不收兵，勿因各国之和平宣传攻势及区区情报，而削弱斗志，务期彻底完成任务。”冈村宁次立即向大本营发去电报，认为让他的部队向中国投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陆军几百万大军未经决战即行投降，如此奇耻大辱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很少见。派遣军整八年间连战连捷，即使一个小分队在全军牺牲之际，也要把武器完全毁掉，不使落入敌手。而今百万精锐健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听命的。我国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尊严国体，全体国民应誓死维护，绝不能靠乞求敌国来达到目的。我坚信，屈服足以亡国，继续战斗，全体国民武装起来，团结一致，进行殊死战斗，必能死里求生。”
但是，十二日以后，进攻中国东北的苏军所向披靡，关东军狼狈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十四日，关东军司令部、伪满洲国皇室和“政府”以及大量的日本移民潮水般地向中朝边境逃窜。就在冈村宁次焦灼地督促北上的部队加紧行军时，国内突然传来“最坏事态，已成定局”的消息。——什么是“最坏事态”？冈村宁次和他的幕僚连夜讨论，认为中国派遣军的“最坏事态”，也许是把所有部队集结在山东半岛上，以烟台和青岛为根据地，建立一个独立占领区。——晚上，“圣裁”下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东京大本营通知：收听十五日十二时天皇陛下的广播。
十五日正午，冈村宁次下达训令，要求全体官兵“谨遵圣意”。
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不得不想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阿南惟几自杀了，铃木贯太郎辞职了，冈村宁次想到他身负把上百万官兵和侨民撤回国内的责任，因此既不能辞职也不能自杀——“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这是一种什么境地？
只有冈村宁次自己知道。
日军宣布投降时，在中国战场上（不包括关东军）的侵华日军总数，约为一百零五万人，其中，华北方面军三十万，第六方面军三十五万，第十三军三十万，第二十三军十万。
只是，尚在向北撤退的日军，由于消息不灵通，八月十五日那天还在战斗状态中行军，其中第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四十师团正走在九江和南昌一带，第一三一师团正通过湖南岳州，第十三师团正通过湖南零陵。日军为了摆脱影子般跟在后面的中国军队，决定以撤退到湘桂交界处全州的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第八十八旅团对中国军队实施伏击。第五十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二旅团埋伏在全州以北的高地上，独立混成第八十八旅团主力在全州占领阵地后，以一部后撤并在全州城内放火，引诱中国军队进入埋伏圈。全州燃起大火后，以为日军已撤退的中国军队冲入全州城，立即遭到日军的猛烈反击。中国军队向南撤退，日军重新占领了全州城。但是，日军立足未稳，突然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即刻遗弃重武器向北急速溃撤。
日军第四十师团从广州北撤，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七月开始从江西赣州出发向南京靠拢，其第二三六联队于八月十四日走到南昌附近。在一条河流的渡口，日军在大堤边的民房内宿营，第二天早上起来便感到不对劲。大堤上聚集着黑压压的中国百姓，鞭炮齐鸣，人声鼎沸。不知所措的日军官兵开了枪。一个手持白旗的国民党军军使跑过来，大声地宣布：日本投降了！——“向来认为我军的征战是战无不克的，这是怎么回事？真是晴天霹雳，但究竟不是做梦，士兵们一个个耷拉了脑袋，枪声停止了”。
十五日那天，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正从广西柳州向江西九江撤退，由于他们是后卫部队，没有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继续行军的时候，头顶上飞来美军的战机，但没有投弹扫射，这让日军很是奇怪。
休息发口粮时，才从负责守备公路的一支日军那里得知，大东亚战争已经失败，日本投降了。这一消息令联队长松山良政大佐和他的士兵们大惊失色，因为昨天他还向联队传达了战斗到底的训示。松山良政对士兵们说，本联队不懂什么叫投降，但他同时命令各大队烧毁文件，尽量不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严禁抢劫中国百姓的东西。然而，师团的电报随即到达，告知日本确实投降了，并命令他们烧毁军旗。松山良政没有马上执行烧毁军旗的命令，他认为这可能会令士气顿时低迷，但继续走了没多久，第六联队还是把军旗烧了——“避开了中国人的眼目，选择了僻静地点”。
奉命向南京靠垅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第二一七联队，是在十九日那天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的，当时他们才走到九江，该联队在那里接到一个古怪的通知：“首都南京还没有驻进中国军队的大部队，而在南京北面十里，津浦线上的六合，中共军正在集结中，中国军队要我军火速出发保卫南京。”无法得知是“中国军队”的谁向日军提出的这一要求，最大可能是蒋介石本人，依据是：该联队“据此紧急情况，从九江出发乘坐民船下航，在浦口上陆，入列重庆军（新编第六军）的指挥下，担任津浦线的警备”。——除了蒋介石之外，谁能把一支日军部队直接编入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里？
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不知所措，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同样狼狈不堪。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本政府派来洽降的军方代表，在日军副参谋总长河边虎四郎的带领下，走到了同盟国最高联合司令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麦克阿瑟语调冰冷地告知日本人，正式的投降仪式将于九月初在东京湾的军舰上举行，美军飞机将在八月二十三日在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降落。日本代表说厚木机场不安全，因为那里曾是神风特攻队的训练基地，现在还有不少神风队员住在那里。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人，在美军飞机着陆前撤走所有的武装人员，并把停在机场上的所有飞机的螺旋桨全部卸下来。在日本人的再三恳求下，麦克阿瑟才勉强同意美军进入日本本土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天。美方把草拟的将由天皇宣讲的投降诏书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日本代表听时，日本代表的脸色十分难堪，因为第一句就是“我，日本天皇裕仁”——天皇从来不用“我”字，而只用“朕”。美方代表说这句话是例行公事，日本方面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词语。——“不要有意贬低天皇，以免激怒疯狂的日本军人。”这是麦克阿瑟对部下的指示。麦克阿瑟知道，美军要顺利地占领日本，还得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膜拜。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美国海军第三舰队进入日本相模湾。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二十分至十一时，一百五十名美国陆军士兵乘坐飞机在厚木机场降落。三十日，美军第六、第八集团军，美国海军第三、第五舰队等部，总兵力约四十万人，先后在东京附近、横须贺、佐世保等地登陆，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美国曾要求同盟国派出占领部队，但是，英国直到第二年才派来少数部队进驻广岛附近，苏联人不愿意把苏军置于美国人的指挥下而没有派出部队，中国被指派进驻日本本土的占领部队是荣誉第二师，驻地是名古屋，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成行——无法得知中国连象征性占领的部队都没有派出的真正原因——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实际上成为美国的独自所为。
三十日下午二时零五分，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在厚木机场降落。麦克阿瑟显然有些兴奋，作为战后日本的统治者，他的宏大占领计划是：彻底摧毁日本的一切武装力量，建立一个代议制度的民主政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解放日本的农民，开展劳工自由运动，发展自由经济，废除警察镇压制，施行新闻自由，给予日本妇女选举权。麦克阿瑟的幕僚提醒他，最后一项可能会引起日本男人的不满，麦克阿瑟的态度是，他就是要让日本男人名誉扫地，因为战争是男人干的。
麦克阿瑟乘车前往横滨市区，短短十三公里的道路两旁，竟然站立着三万多名日军士兵，这些士兵全部背朝着他的车队。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日本人警卫天皇的方式，而麦克阿瑟认为诡秘莫测的日本人实在是别有用心。麦克阿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三百多万日军尚未完全放下武器，日本人随时可能有过激的举动。麦克阿瑟认为，他的行为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冒险，因为他已进入敌人的国土，而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部队。晚上，当年率部在菲律宾向日军投降的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走进麦克阿瑟的房间，这位在日军设在中国沈阳的战俘营中已被关押了三年的将军，因饱受苦难而瘦骨嶙峋，步履艰难。麦克阿瑟拥抱了他。当温赖特将军哽咽着说他为放弃菲律宾感到羞愧时，麦克阿瑟说：“只要你愿意，你原来的那个军仍归你指挥。”——麦克阿瑟在温赖特将军的热泪纵横中感受到胜利的荣耀。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舰上升起的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那天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的国旗。麦克阿瑟率领的盟军代表团走上了甲板，接着以新任日本外相重光葵为首席代表的日本代表团也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重光葵的一条腿曾在中国上海被炸断，拖着假肢的他步履缓慢，他身后日本代表团的另外十个人只能缓慢地向前移动。
《星条旗永不落》响起来了。
麦克阿瑟首先致辞：
我们，各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今天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分晓，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辩论。我们胜败双方的责任是实现更崇高的尊严，只有这种尊严才有利于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使我们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将告别充满血腥屠杀的旧世界，迎来十分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我们将致力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追求自由、宽容和正义的最美好的愿望。这是我的真诚希望，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投降书：
我等兹遵照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为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参加的公告条款。（上述四国以下简称同盟国）
我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和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以及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我等兹命令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日本国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保存一切船舶、飞机以及军用和非军用财产，防止损毁；日本国政府各机关接受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指示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不论在任何地方的一切日本国军队和在日本国控制下的一切军队的指挥官，对其指挥下的一切军队应立即发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
我等兹命令一切官厅、陆军和海军的职员要遵守并且实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履行投降文件认为适当而自行发布的和根据其委任发布的一切布告、命令和指示；命令上述职员在经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委任尚未解除职务之前，各自留在其岗位，继续执行其非战斗性任务。
我等兹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约定：诚实地履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并发布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和其他特定的同盟国代表为履行上述公告所要求的一切命令，并采取一切有关措施。
我等兹命令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释放正在日本国控制下的同盟国的一切俘虏和被拘留者，并就其保护、治疗、给养和及时运往指定地点，采取措施。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被置于为实现本投降条款采取适当措施的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
之后，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他一共用了五支笔，每支笔分别写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盟国最高联合司令”“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把其中的三支笔送给了美国国会档案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他的妻子琼妮，另外两支，他当场送给了站在他身后的温赖特将军以及当年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后被日军关押在战俘营中的英军司令阿瑟·珀西瓦尔将军。
麦克阿瑟签字后，海军上将尼米兹代表美国、陆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海军上将弗雷泽代表英国签字。然后是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以及新西兰的代表签字。
九时十八分，受降仪式结束。
这时候，四百架B-29轰炸机，在一千五百架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簇拥下，掠过“密苏里”号战舰的上空，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天地在剧烈震颤——“它们曾经毁损这片土地、它的帝国、它的海上通道；它们不仅炸开了它的城市，而且炸开了它的思想，”在场的美国记者记述道，“机群在东京湾上空炫示它们的辉煌成就，正如短剑在战场上逞威时凯撒的军团曾在罗马炫示他的辉煌成就一样。”
日本政府正式向同盟国投降的同时，在亚洲各个战场上也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十五日，蒋介石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鉴：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度，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蒋介石给何应钦规定了接受日本投降的若干任务。在明确只有国民政府拥有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切权力外，还专门规定了这样两条：“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
所谓“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中国漫长而艰苦的抗战刚刚赢得胜利之际，蒋介石对于始终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其措辞之狠令人惊讶：如果哪一支中国共产党抗日部队接受日军的投降，就用武力将其消灭；如果哪一支日军向共产党抗日武装部队投降，不但要用武力消灭之，且何应钦还有权把这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当场处决。值此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国民党表示出明确敌对态度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时期，已经来临！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消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本土（东北除外）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全部地区。
洽降地由于江西玉山机场跑道损坏，临时改在了正面战场最后一战的发生地湖南芷江。八月二十日，何应钦率领中国代表乘坐两架美军运输机抵达。第二天，侵华日军的乞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一行八人抵达。日军代表被带入机场附近的一间房屋，中国代表已端坐在屋内——日方代表对中国方面的阵容很是吃惊，因为日方除了今井武夫之外，跟随他的仅仅是一名中佐、一名少佐和一名翻译，其余的是驾驶飞机的机组人员；而中国方面除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外，还有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少将以及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郑洞国等一批高级将领。
双方商定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时，中国代表提出日军要保证南京的治安，今井武夫说南京没有不安现象；巴勒特准将说日军要善待美军战俘，不然美军就要实施严厉的报复，今井武夫说美军战俘都挺好的；中国代表表示，日军说由于国共两党争执，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的污蔑，今井武夫说至少中国派遣军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代表又说，日军中还有不肯投降的部队，日方应迅速制止这种挑衅行为，今井武夫反问，如果日军还心存挑衅，那自己为什么先设法到达玉山，然后又按照中方的要求转到这里？
从九月五日起，中国军队新编第六军官兵，乘坐数十架美军运输机飞抵南京。——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并屠城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南京城。八日，何应钦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数十架战机的护卫下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市民不禁拥向街头欣喜地仰望着。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南京的街头搭起了一座座五彩牌楼，通往受降会场的路上每隔十步就悬挂着一面同盟国旗，新编第六军官兵手持最新美式武器站立在旗下。大礼堂门口的牌楼上悬挂有“和平永奠”四个大字，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挂在礼堂中央。应邀参加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数百名中外记者。
八时五十二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五人步入会场，在受降席上就座。五分钟后，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官福田良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代表越南北部日军）三泽昌雄、中国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鱼贯入场。
冈村宁次解下佩刀，由小林浅三郎交给何应钦，然后他面对桌子上的投降书凝视了足有一分钟，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
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四、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长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日，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印）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
签字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发布中国战区十六个受降区以及受降长官名单：越南北部地区，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主持，受降地河内；广州地区，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主持，受降地广州；潮汕地区，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主持，受降地汕头；湖南地区，中国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主持，受降地长沙；江西地区，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受降地南昌；浙江地区，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主持，受降的杭州；湖北地区，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受降地汉口；安徽地区，中国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主持，受降的徐州；上海地区，中国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主持，受降地上海（其中南京附近的日军向进驻南京城的中国军队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投降）；山东地区，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主持，受降地郾城；济南青岛地区，中国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主持，受降地济南；山西地区，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主持，受降地太原；河南地区，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主持，受降地郑州；平津地区，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主持，受降地北平；绥远地区，中国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主持，受降地包头；台湾澎湖地区，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受降地台北，香港投降日军由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受。
在这份受降名单中，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及其将领。
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日军共有一个总司令部、三个方面军、十个集团军、三十三个步兵师团、一个坦克师团、两个飞行师团、四十一个独立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总计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还有步骑枪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七支、手枪六万零三百七十七支、轻重机枪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二挺、火炮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六门、步机枪子弹一亿八千零九十九万四千余发、手枪子弹二百零三万五千余发、炮弹二百零七万余发、坦克三百八十三辆、装甲车一百五十一辆、卡车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辆、飞机一千零六十八架、航空燃油一万吨、炸弹六千吨、舰艇船舶一千四百余艘、马匹七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匹等，全部被国民党军接收。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依旧在作战，因为在共产党武装控制区内的日军不肯投降。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抗日民众发出了战斗号召：在共产党人及其率领的抗日军民长期战斗的区域内，日军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如果不投降就坚决予以消灭。
对于国民党人来讲，这是一个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正面战场的战线不断地后退，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敌后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共产党抗日武装已在敌后开辟出广阔的解放区。日本投降之后，对于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南中国的国民党军来讲，根本无法迅速开进到敌后沦陷区，更无法进入共产党武装创建的解放区，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
在中国沦陷区，日本人应当向谁投降？毛泽东在他一段通俗而精彩的比喻中用农民的手法描述了这个政治难题：谁收集落下的桃子呢？毛问道，如果地主已经逃避土匪，放弃了果园，而佃户却留下来照管桃树，给它们施肥，并当心看守——那么，在收获的时候，谁有权力收集那些掉下来的桃子呢？是逃亡地主还是照管果园的农民？他，毛和他的共产党人，已经占据了蒋介石放弃给日本人的中国沿海地带。目前，在毛的部队控制的地区，究竟谁应当收获胜利的果实呢？
八月十四日，为了这份不安和焦灼，国民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协定的签订令中国人痛心疾首：以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尊重中国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新疆的内部事务，同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派去与苏联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万般无奈，因为割让如此一大片领土必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而压倒国民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斯大林的一句提醒：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共产党武装就要进入“满洲”了，苏联支持他们进入该地区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中国东北地区，七十万日本关东军中，近九万人已被苏军击毙，六十多万人被俘虏，苏联人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致电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宣布日本关东军停止抵抗。直到二十六日，日本关东军部队全部解除武装，向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的苏军投降。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列强是中国真正的同盟。
战争让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在南京投降，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长达十四年之久。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在其后三千多个浴血奋战的日夜里，中国军队进行重大作战二百多次，大小战斗近二十万次，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五万余人、伪军一百一十八万余人。整个战争结束时，在中国战场上投降的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根据日本有关战史统计，日本军民在“大东亚战争”中伤亡总人数“约达二百六十万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二百五十余万，残废和患病者十余万。受到战争直接损害的日本民众“约达八百七十五万”，其中伤亡约六十六万，死亡的约三十万人中半数源于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和原子弹的攻击。日本在战争中的军事和资产损失，按照一九四五年投降时的价格计，高达一千零五十七亿日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战斗中使用的一般武器，不包括“难以调查的无形财产”。日本人认为：“可以设想，在战后日本贫弱的经济条件下，做到复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本为贪婪的扩张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扩张企图的彻底覆灭：“由于战败，日本的宗主权被局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包括对马群岛在内的周围一千个小岛。结果，战前约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减少了一半。在这块狭小的国土内，要收容约七百万海外归来的复员兵和回国者，还要加上每年自然增加的百万以上的人口。”
那些发动了战争并在战争中犯下反人类罪的侵略者，得到了应有的悲惨下场。日本宣布投降后，自知将要为战争承担责任的日军将领纷纷自杀。继阿南惟几自杀后，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大将、前第十三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中将、海军第五航空队司令长官宇垣缠中将、第一一二师团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第五师团师团长山田清一中将、第十二师团师团长人见秀三中将也相继自杀。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日本战犯共三十九名。接着，日本前首相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七十多名战犯相继被逮捕。其中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于十二月十六日服毒自杀身亡。
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就在日本本土进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省部内，庭长室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审判从调查到判决历时两年半，最后的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三十一页，仅宣读这份判决书就用了整整七天。审判结果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被判处绞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等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与此同时，同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对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五千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四千二百二十六人被判刑，被判处死刑者为九百四十一人。
在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下，中国设立了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在中国的保定、东北、南京、广州、济南、武汉、太原、上海和台湾组成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中国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二千四百三十五件，判决三百一十八件，判处徒刑的有二百零八件，其中被核定死刑的一百一十件，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各地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竟然有六百六十一件被判定不予起诉，宣布无罪的有二百八十三件。其中就有侵略中国时间最久、罪恶最大、曾在华北占领区残酷杀害抗日军民并实行“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如果连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都“无罪”，那么还有谁有罪？中国的抗战结束后，冈村宁次被蒋介石聘为秘密军事顾问，专门负责策划向共产党军队进攻。在全国愤怒舆论的压力下，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前夕——蒋介石才被迫下令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竟然是无罪释放。消息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或许，冈村宁次长期指挥日军在华北战场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作战，以及他在日本投降之际坚决命令中国战区所有的日军部队必须向蒋介石投降，是他没有被国民政府列入战犯名单的根本原因。果然，一九五〇年，蒋介石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秘密协助训练国民党军，图谋私蓄“反攻大陆”的武力。
中国国民政府还对汪精卫伪政权以及著名的汉奸进行了审判，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梁鸿志、殷汝耕等被执行枪决。而汪精卫已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里，国民政府派工兵炸开了他在南京梅花山的坟墓，把他的棺材连同尸体运往清凉山烧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九年六月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长期以来被世界严重忽视，西方舆论宣称是美国和苏联联合打败了日本。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对中国实施武装入侵，是中国军民最早举起了抗击法西斯的旗帜，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美国人打了三年零九个月，苏联人只打了十几天，而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单独战斗长达十年之久，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没有中国军民在中国战场上持久坚韧地抗击着日军，同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便无从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将会改变。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历史贡献同时意味着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
中国历来是个不注重档案统计的国家，战争结束时，连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仅是个估算数字。因此，对于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损失，众说纷纭。—般公认的基本统计数字是：按照一九三七年的美元汇率计算，中国的战争消耗为四百多亿美元。这对于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来讲，已经超出了倾家荡产的程度，使得国家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军事消耗也许尚有较为完整的政府档案为统计支撑，而战争期间人民的损失则根本无法统计。按照一般的常识，这一损失至少是军事损失的数十倍以上。战争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经济建设，日军对中国不设防城镇的轰炸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国多数的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广大的城镇成为一片焦土。穷凶极恶的日军，铁蹄所至肆意烧杀淫掠，其行为之野蛮残暴和灭绝人性，导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战争蹂躏之悲惨酷烈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粗略统计显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五千亿美元以上。至于人员，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三千五百余万人；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中国军队伤亡六百八十余万人，平民死伤三千八百余万人，全面抗战八年间军民伤亡总计四千五百余万人。
以最坚韧的耐力和最顽强的不屈精神赢得胜利的中国，尽管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仍旧是一场抵御外来侵略的伟大的全民族之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战争。当入侵者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国土之上时，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赢得全民族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下，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以及社会各界，最广泛地投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潮流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出命，显现出空前的全民族的觉醒。人民是支撑民族救亡战争的主体：自七七事变爆发，整整八年全面抗战，中国走上抗日战场的壮丁队伍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而那些留在田地上耕作的老幼妇孺，皆面朝黄土背朝天，用瘦弱的身躯担负着战争所必需的沉重的公粮税赋。中国为数不多的民族资本家以及广大的产业工人，拋家舍业，跟随工业大转移到达大后方，然后冒着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坚持生产，用血与汗支撑着艰难的战争进程，维系着前线数百万军队的作战所需。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中离开教室，以髙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战奔走呼号。身处国外的一千多万爱国华侨，与处于战争苦难中的祖国生死与共，他们大量捐款和认购国债，把毕生劳作所积蓄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大批回国参战的华侨儿女血洒疆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少数民族成立了无数支抗日游击队、自卫队，顽强的抵抗着入侵者，他们在这片国土的偏僻之地让侵略者感受到中国人的不屈。——中国国土广袤，她的每一寸山河都需要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
抗日战争是在正确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下的战争。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方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亡中国的梦想，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图谋，将日军拖入了不能自拔的战争泥潭。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战是在长达五千公里对峙线的正面战场和幅员一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同时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参战兵力，最多时军队达五百多万，民兵达二百多万；而日军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二百余万，伪军一百多万，双方投入的总兵力高达上千万之众。事实证明，日军是在战略进攻势头逐渐衰减的趋势下，一步步走向失败的，而这种趋势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驾齐驱的战争形态。在经济落后、军备低劣的情况下，利用中国地广人众的优势，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发挥出巨大威力，令日本入侵者顾此失彼，疲惫不堪。当正面战场上的日军气焰嚣张之际，其后方占领区却一直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以及群众性的抗日游击队，不但消耗着日军大量的战争资源，牵制着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创建出面积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使敌后亿万民众摆脱了日本占领军的蹂躏，培育出令入侵者胆寒的千百支正规兵团和游击兵团，创造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尽管在战争观念、战术方法等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每一次面对日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几十万官兵无不是在战役打响的那一刻便阻敌而战。他们绝大多数是这个国家贫苦农民的孩子，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战事将会多么残酷，牺牲将会多么巨大，战局又将如何演变，但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打鬼子才扛枪的，是为了保卫国家才开赴阵地作战的。因为武器简陋，他们几乎是在用自己的身躯阻挡侵略者一步步向国土纵深推进。那成千上万倒在抗日战场上的年轻士兵无不是中华民族的好儿男！
中国抗日战争的最伟大意义在于：中国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不但拥有自己的民族尊严，而且将誓死桿卫自己的国家权益。尽管国衰民穷，尽管军备简陋，但自入侵者踏入国土之日起，中国军民虽承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牺牲，却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直到入侵者投降。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令古老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大风起兮，壮士出征。
赤胆忠心，肝脑涂地。
英雄儿女鲜血浸染田畴旷野，不死将士英灵守护山峦江河。
在此，特别重温中华民族最危险的那一刻，中国不屈的声音：
蒋介石：“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我们更加和睦地为着保卫华北实现抗战而更加努力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第三卷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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