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

        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县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孤零零的小城。城门外的大道上泥泞湿滑，深深的车辙里淌着浑浊的雨水。城墙上架设着机枪，中国士兵在城门口持枪荷弹。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一队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泞中。

        日本士兵要通过城门，中国士兵不允通过。

        从凌晨开始，双方已经这样对视了十多个小时。

        入夏以来，中国北方阴雨连绵。暑气和水汽纠缠蒸腾，四野弥漫着青草、树木和庄稼的青涩气息。湿透了的城郭和村庄疲惫地卧在泥泞里，大块的雨云在铅灰色的天空中飘来荡去。

        在这个连人心都被雨水泡软的季节里，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中国这片偌大的国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除了雨声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声响，除了这种对视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普通的一天。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

        此刻，中国平津地区的统辖模式已经支离破碎。

        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胁迫下签订《何梅协定》后，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平津地区的管辖权岌岌可危。这块地域至少有三股势力同时存在：属于西北军系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进入平津地区，成立了冀察政府，总部设在北平城，军长是西北军系将领宋哲元。西北军是一支不曾占据过中国要地的军队，入驻北平令宋哲元格外重视，为了保住这一显要地盘，他既要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重返平津，还要警惕共产党人力量的渗透，更要防止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反客为主。宋哲元的日子过得可谓耗尽心力。因此，当日本人强迫宋哲元签订一个允许日方在华北地区修建铁路的协定而南京中央政府坚决不准时，谁也惹不起的宋军长跑回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在北平的东面，还存在一个“政府”，即以殷汝耕为首脑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地点在通县。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傀儡政权，几名“政府要员”除了为日本人唱赞歌和组织保安队为日本人维持治安外，无公可办。因此，这个汉奸组织谈不上是个“政权”，更何况此时的殷汝耕必须躲来躲去，因为抗日志士们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准备要他的脑袋呢。通过数年的努力，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渗透已经取得成效。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驻屯军，除了军事上处心积虑的策划如何扩大占领范围外，还涉及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财政等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所有职能，俨然一副中国华北地区的真正统治者的姿态。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日本驻屯军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因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里抢救。

        但是，从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在大雨中对视的眼神上已能够窥见，这里将是中国历史上隐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的区域。

        日军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东部地区，关东军把部队的前锋推进到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四万人，驻扎在北平西北部的张北、尚义和宝昌等地——对于中国华北的平津地区来讲，日军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

        当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存在的。之所以有这一名称，是根据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与各列强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了各列强可以在中国驻军的条款。除日本军队外，在中国华北驻屯军队的国家还有英、美、法、意等国。其中英国驻屯军在天津有七百二十二人、北平有二百三十六人，归驻香港的英军司令官管辖；美国驻屯军在天津有六百五十八人、北平有五百零八人，归美军驻菲律宾司令官统辖；法国驻屯军在天津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北平有二百二十九人，归法军驻天津司令官统辖；意大利驻屯军在天津有二百二十九人，北平有九十九人，归意军驻上海远东舰队司令官统辖。——国力衰败的中国可谓浑身千疮百孔。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屯的列强军队中，以日本军队人数最多，达到五千六百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地区中日两军对峙的军事态势是：

        天津到北平之间的通县、怀柔和顺义一带，部署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统辖的五个伪保安队总队，约一万五千多人。此外，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由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联队和直属分队组成，主要部署在山海关至北平丰台的铁路沿线上，其分布是：军司令部、步兵第二联队、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和直属分队驻扎在天津及附近地区；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分布在唐山、溧县和山海关地区；驻扎在北平地区的是步兵旅团旅部和第一联队（欠第二大队），其中第一联队的第三大队驻扎在丰台。

        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个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个特务旅和一个保安队，总兵力十万人。其军力部署是：北面，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一、第二旅，独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骑兵第十三旅，驻扎在张家口和宣化地区；东面，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驻扎在天津以及北宁路平津沿线；南面，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辖第一、第二旅和独立第十七、第二十八旅，驻扎在河北任丘和河间一带。驻扎在北平的，是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和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其中第三十七师所辖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驻扎在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九师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以及冀北保安队分别驻扎在北平的南苑、北苑与黄寺。

        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收编的冯玉祥西北军残留部队编成。西北军素以勇猛善战闻名，在长城抗战中，西北军部队与日军苦战一个多月，战后在调防北平、冀中和察哈尔的过程中大力扩编部队，成为西北军留存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支。

        新加入第二十九军的年轻官兵，大多是乐观的速胜论者，认为中国国土太大，日军也就几十万人，要把中国全占领了，一个县也摆不进几个兵，且中国军队有两百多万，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仗，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同时，第二十九军官兵又多是必战论者，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是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强。不知是否是宋哲元的有意安排，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这让日本人感到了隐隐的不安。在日本人看来，第三十七师从师长冯治安到每一个官兵都是抗日的死硬分子。在长城抗战中，这支部队的官兵半夜举着大刀摸进日军军营专砍人头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梦。

        第三十七师驻防北平后，中日两军驻地和活动区域最为接近的地点，是控制北平进出的丰台车站以及宛平城这两个交通要道。为了防范日军挑衅，宋哲元在这两个敏感地区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队：由旅长何基沣指挥的第一一〇旅二二〇团。团长戴守义把张华亭营长的二营部署在丰台车站驻防，张营长随即命令以车站为中心构筑工事，这一工事距离东面的日军军营只有四百米。同时，第一一〇旅的二一九团驻扎在宛平与长辛店地区，团长吉星文命令该团一营、二营以及团部集结于长辛店，战斗力最强的三营则被派往最敏感的宛平城与卢沟桥一带。三营是一个由营长金振中指挥的名副其实的加强营，拥有四个步兵连，轻重迫击炮和重机枪各一个连，全营一千四百人。金营长把战斗力最强的十一连部署在铁路桥的东侧，十二连部署在宛平城的西南角，九连驻防宛平城内，十连为营预备队。

        两军近在咫尺，往往目光相对，中国官兵流露出的除了警觉即是仇恨。日军驻守丰台的官兵常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在车站站台上乱逛，与警戒的中国士兵常因彼此多看了对方一眼就扭打起来。张华亭营长多次向日军联队长交涉，要求他们停止挑衅行为，但日军变本加厉，反而在中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开始演习，夸张地做出向中国驻军冲锋的姿态，甚至一度冲到中国士兵的警戒线内，结果又是一场拳打脚踢扭成一团。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匹军马跑到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内，要求送回，不然就武力解决。中国官兵回答，要马没有，要打就打一仗。结果两军真的交火了。日军在炮火支援下向营防区发起进攻，三营官兵坚守不退，战事越演越烈，直到冯治安师长命令第二二〇团的两个营前往增援，日军这才撤退。

        为了缓和局面，宋哲元军长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本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军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领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中日两军的军官们，相互交叉地整整坐满了十张大桌。但是，酒还没喝两盅，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上吼出一段怒气冲冲的京剧黑头腔。日本军官又开始跳舞，在冯治安师长的示意下，两名中国军官舞起了充满杀气的中国拳术。日本人又要比写中国字，日本军官中确有汉字写得精彩之人，但那天宋哲元还请来了老军阀吴佩孚作陪，吴佩孚的书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笔”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军官们又把宋哲元军长和秦德纯副军长举了起来，边喊号子便往上扔，中国的旅长团长们立即把日军河边正三旅团司令官也举了起来，而且扔得更高。最后，两军军官竟然拔刀相向，第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招呼他的传令兵取来“用最好的钢打造而成的柳叶刀”， 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进入一九三七年以来，为实现攫取中国华北的企图，日军在平津地区开始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从日本本土和关东军抽调作战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中国驻屯军的实力；日本的军界要人也频繁地出现在北平地区视察军情。此刻，日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对外交通，惟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带仍由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掌控，而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地，不控制这两个要的日军就不能说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军开始加强对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军事准备。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

        平时在卢沟桥附近的城内驻有营部和一个连，长辛店约驻一个骑兵连。到五月中下旬之间，城内兵力似无变化。宛平县城外增加步兵约一个连，卢沟桥下河道的岛上分别配置约两个步兵连。六月，长辛店新增步兵第一二九团约两个营。在长辛店北面高地，原在地脚一侧设有永久性机枪阵地两处，高地上设有野炮阵地。而六月以来，又构筑了新的散兵壕。在卢沟桥附近，自龙王庙以至铁路线间堤防上以及东面高地，修改和加固了固有的散兵壕。而且夜间施工掘出了过去用沙土掩没隐蔽的碉堡（以卢沟桥为中心，原在永定河左岸构筑的十几个桥头堡，用以沿湖向北平进攻或退却）。

        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出于高度的警觉，中国军队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

        卢沟桥附近一带是采掘北宁线路用的砂石地区。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只能种些花生等农作物。当夏季农作物如高粱等茂盛时期，丰台驻屯部队将此作为唯一的演习场。然而，最近，当我演习时，中国军队却说我侵入农田，或要求我夜间演习须事前通报，或对我夜间实弹演习提出抗议等，对我屡施警戒。过去龙王庙堤防及该处南面铁桥地区，我方可自由行动。但最近，特别是自六月下旬，禁止行动了……

        中国军队虽无法禁止日本驻屯队演习，但不让他们通过宛平城门是可以做到的。于是日本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

        不让你过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绕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们在城门外站着，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来，依旧站在城门外。这样一次又一次，让中国士兵感到古怪又诡异。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宛平城门外的大雨里与中国士兵对视了整天后，日军撤了回去。

        第二天，日军又来了。

        这一天，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这位日军大尉的日记，后来成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档案。日记里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记述，支离破碎且前后矛盾：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第八中队为了进行夜间演习，从丰台兵营出发，开向卢沟桥西北约一千米的龙王庙。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构筑工事……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到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样子……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即宛平城城墙），以及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夜……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训练完毕。为了休息到次日黎明时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演习终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了晚上尽量不用军号。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终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像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但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像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

        日记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一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其余的叙述，诸如“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以及“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等等，后来都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记载对照，只有一点与这篇日记记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时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后经查实，驻守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当晚官兵的子弹一发未少，清水节郎所说的子弹飞来的方向，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存在。而那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当晚因为闹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来。对此，清水节郎明确无误地再次向驻军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队长报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占领宛平城东门，俾军使交涉顺利”。

        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与冀察政府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起，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县长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军中“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况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坚持日军必须进城，强调王冷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企图胁迫王冷斋当即速订一个有利于日方的协议，从而使日军不战而得宛平城。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原则。双方正僵持中，有人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五六百人，携带六门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向卢沟桥方向开进。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与樱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秘书斋藤栗屋一起前往现场。车行至距宛平城约两里地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已被日军占领，机枪大炮架设着，日军士兵都横着刺刀。寺平忠辅认为已达到了威吓中国县长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宛平城的要求：“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再次予以拒绝。寺平忠辅凶狠地说，之前日军经常穿城而过，今天不能进去，这显然是中国方面别有用心。

        王冷斋县长认为自己守土有责：

        我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辅接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时，日本指挥官森田（森田彻）联队副，胁迫我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他们两人这种举动大似绑票。我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进城调查。”

        就在中国县长与日本辅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三时，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枝只用了两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计划称之为“宣传计划”，这完全符合日本人阴暗诡秘的心理——这份“宣传计划”显示出日军好战军官的毒辣：

        首先，“必要时不顾敌我双方的损害，果断地攻击”，“占领卢沟桥”，“至迟于九日正午前占领宛平城”。其次，“立即将秦德纯、冯治安绑架至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这一任务由北平特务机关实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援助。至于如何对付尚在山东老家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传计划”拟订了五种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车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让其乘坐飞机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严密监视；四、让宋哲元去青岛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济南的特务机关“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实施。——谁都明白，日本特务机关的“最后手段”是什么。

        此份“宣传计划”还附加了特别“说明”，强调要千方百计地“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之行动”。只是这种宣传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多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发生在卢沟桥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划，上述“宣传计划”已经显出些许端倪。

        宛平城的谈判依旧在僵持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的爆炸声，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等不及了，于凌晨四时二十分向宛平城内开炮了。

        一木清直大队长指挥五百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中国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报告。冯治安师长的命令十分严厉：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中国守军扼守宛平城东门，任日军如何冲击，城门坚固如铁。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

        伴随着炮声，谈判双方的情绪都异常冲动。中国军队宛平城守军三营营长金振中，这个态度强硬的中国军人，坚决不允许日军踏入宛平城，过去不允许，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日方威胁说，如不允许，就要动用武力强行占领。怒火万丈的金振中营长踢翻了桌子，几乎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

        此时，日军正面攻击宛平城未能得手，随即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防区。两军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约七十多人，而日军有两个中队五百多人。在日军的轮番攻击面前，中国士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用大刀进行白刃战，日军伤亡百人以上，两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从兵力对比上看，这近似一场蓄意屠杀。

        天亮了，雨云密布。

        七十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此刻，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

        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第一封电报的时间是凌晨五时五十四分：

        丰台驻屯部队的一部在夜间演习中，二十二时四十分因受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派出问罪使者使其承认事实，开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项。

        八日十时二十分，日军陆军部接到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封电报：

        丰台驻屯部队当对不法射击进行交涉时，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击。我军于五时三十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

        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说：“鉴于六年前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时使用的“诡计”，东京的军政要员们一致认为，中日两国这次是“又干起来了”。

        在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上，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内部形成了“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在侵华问题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分歧仅仅在于选择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上。“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为代表，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并格外担心苏联会从远东方向出兵夹击日本。——“目前我国正专心致志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战备以巩固国防，不要因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不扩大派”认为，在没有动员十五个师团，“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筹备五十五亿日元军费、作战期限限时于半年的条件下，全面出兵中国将是一种失策。相比“不扩大派”，日本军政高层中“扩大派”的人数众多，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军力，就可以征服中国。永津佐比重甚至扬言，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至于对苏联出兵的担忧，“扩大派”更是不屑一顾，认为苏联正在经历政治大清洗，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处决了，严重的军心涣散将导致苏联无力介入。而英国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牵制，美国因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会介入远东战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于日本非常有利，应该利用卢沟桥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此，杉山元大将上奏天皇，信誓旦旦的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队，“事变大约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日本关东军军官几乎都是“扩大派”，得知卢沟桥“又干起来了”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为此，他们报告参谋本部 “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及空军一部作好立即出动准备。”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那个上海事变中的点火人——此时已经跑到了天津，建议关东军和驻屯军联合起来，对中国华北地区发动全面作战；而关东军参谋辻政信甚至跑到了卢沟桥，直接对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七十三岁的皇族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未理部务，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因此，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主持。作为“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八日晚六时四十二分，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临命第四〇〇号”指示，向中国驻屯军发出了命令：“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遭到“陆军部内的强烈反对”。陆军部的军官们已拟出向中国增兵的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共赴中国华北地区作战。海军部也下达了命令：“一、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防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八日深夜，陆军大臣杉山元下达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七月十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这样，日军等于又“增加了四万兵力”。

        石原莞尔的命令刚一下达，中国卢沟桥再次爆发战事。

        黎明即将来临之时，大雨又至。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二营由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于河西岸向日军发动了反击，双方在铁路桥和龙王庙阵地的争夺中反复拉锯。为夺回并巩固阵地，何基沣旅长亲自率领西苑驻军前来助战。二一九团组成突击队，乘着夜色用绳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新的一天到来时，夺回了阵地的中国士兵站在永定河铁路桥上，背着的大砍刀在薄明天色的映照下寒光凛冽。

        卢沟桥事变犹如一道大堤出现的一条裂缝，裂缝迅速扩大，以致洪水汹涌而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何等的贫弱，自己的国民曾经何等的隐忍，但是，因贫弱一直隐忍的国民不等于没有国家与民族尊严的最后的底线——骤然间，底线的堤坝轰然垮塌：

        一位名叫麦新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这首名为《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歌曲，墨迹未干便怒吼于整个中国。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八日上午，他收到了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

        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全面战争可能真的来了。

        蒋介石复电宋哲元：

        无法确切地知道，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军政首脑的蒋介石，于庐山上那个云雾缭绕的早晨思考了什么。这个生于中国浙江的南方人，对北方的卢沟桥并不特别熟悉，然而他一旦面对军用地图，就可以立即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要占领那座桥，是因为那座桥扼守着平汉铁路。一旦日军控制了这个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华北大平原的交通要点，不仅可以把整个北平收入囊中，还可以打开沿着平汉铁路南下中国的大门。这么多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让蒋介石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历尽惶恐、迷茫、屈辱和愤怒，往事堆积叠加起来逐渐确立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用中国式的宽容和忍让求得与日本邦交的正常化，不但可望不可即，而且根本就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由此，蒋介石制定了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

        对于全中国的抗日怒吼来讲，“必抗战”三个字已经足够了。

        蒋介石接连发出的电报，都是基于应战的准备——他命令开封以西部队派出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以备随时出动；命令位于平汉铁路附近的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命令第四十军及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命令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们全部下山归队，准备打仗。最后，蒋介石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毫无疑问，庐山上的蒋介石听到了全国对日的怒吼之声，并且他知道这一次的怒吼不同往常。在作出重大抉择之后，蒋介石希望知道各方民意究竟如何。于是，他给各路军阀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召集他们与各界名流一起上庐山，共商国家对日战争将要涉及的所有问题。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与他争权夺利，乃至与他开战厮杀的各路军阀们，这一次竟对他的号召报以了从未有过的热烈响应。

        在国民党林立的派系中，蒋介石最强硬的政治对手，是广西的桂系军阀。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收到蒋介石共商大计的邀请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桂系决定派白崇禧启程赴庐山面见蒋介石。四川省政府主席、川系军阀首领刘湘，云南省政府主席、滇系军阀首领龙云得知后，致电劝阻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籍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给这两位老兄的回电可谓言辞恳切：

        ……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逼我，不止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们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随即，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更是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决定“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

        蒋介石更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人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并为此决心与国民党人“亲密合作”：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一天，蒋介石接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和徐向前的联名电报，表示共产党军队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或许日方感受到了中国人对卢沟桥事变的激烈反应，或许日军在兵力投入与部署上尚未做好全面准备，日方突然提出“和平解决”。

        九日凌晨三时，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协议：一、双方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人数约二三百人，于当日上午接防。

        但是，当中国保安队根据协议前往宛平城接防，行至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时，突然受到日军的阻击。王冷斋县长反复与日方交涉都没有结果。中午，日方又提出，中国保安队的人数限定为五十人，只能携带步枪和三十发子弹，并由日军旅团长在宛平城内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除了第三项，中国方面答应了日方的要求。可当保安队准备进城时，又遭到日军的阻击，日军旅团长已命令第二大队向宛平城前进了。

        十日上午，双方再次开始谈判，地点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日方出席的仅仅是第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但这几名日军下级军官却气焰嚣张。刚坐下来，他们就要求中国方面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军道歉赔礼。在场的何基沣旅长勃然大怒，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厉声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挑衅侵略，否则中国军队就将消灭你们！中国旅长的气势让日方代表一时无言可对。日方要求在卢沟桥保持相当兵力，要求寻找在永定河西岸阵亡的日兵尸体。双方轮番舌战，激烈辩论。突然，日方代表们找借口出去了，而且竟然一去不复返。

        很快，中国方面接到了日方提出的新的停战条件：“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做出彻底取缔办法。以上要求须向日方提出书面承认。”只有中国承认了上述条件，日军才会回到原驻地，但“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

        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派出代表与日方交涉，由于他坚决不同意“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条件，谈判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

        中日两方正在谈判的时候，牟田口廉也指挥日军一部再次占领龙王庙地区，并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夜袭。在施加了一系列军事压力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冒着大雨来到张自忠家进行交涉，张自忠仍是坚决不答应撤兵和惩处“肇事者”，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此时，在日本东京，陆军部的“扩大派”已经制订了向中国派兵的作战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石原莞尔“极为苦恼”。因为派兵就“含有事态扩大的因素”，作为作战部部长，他希望卢沟桥事件可以“不动员国内师团而就地解决”；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中国驻屯军的现有兵力，确实不足以面对“扩大派”的军官们一直叫嚣的岌岌可危的局面。于是，石原莞尔最终同意向中国派兵。

        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日本政府内阁举行由首相（内阁总理大臣）、外相（外务大臣）、陆相（陆军大臣）、海相（海军大臣）、藏相（财务大臣）参加的五相会议，陆相杉山元在会上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对此，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保留条件”：“一、虽说是必要时实行派兵，应只限于为保护侨民和中国驻屯军的自卫安全所必需时，才实行动员；二、关于动员国内部队，按陆相说明，只能理解为当前的准备性打算。”会议两点结束，接着又召开了内阁会议，陆军部的派兵提议得到全体阁员的支持：“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派兵”。

        内阁会议结束后，首相与参谋总长觐见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方案。

        十一日十八时三十五分，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下达了“临参命第五十六号”，命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侦察机、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各两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包括装甲列车在内的铁道第三联队之主力，电信第三联队一部、汽车队一部和防疫队一部，隶属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急速派遣至华”。三个小时后，“临参命第五十七号”下达，驻守朝鲜的日军第二十师团被命令：“务须迅速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参谋本部制订的行动计划是：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十三日从公主岭出发，十七日集结于顺义；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中将，十二日从古北口出发，十九日集结于高丽营；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十七日从龙山出发，由铁路输运，十八日在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

        这一天黄昏时分，日本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七月七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方针，努力做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七月十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

        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然而，维持东亚和平为帝国之夙愿，因此，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关于列国权益的保全，当予充分考虑。

        这份政府声明，可视为日本政客和军人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布的一份对华发动战争的宣言。

        日本战史承认，上述派兵声明对中国刺激甚大。

        日本驻屯军闻讯后，更是摩拳擦掌，决定“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予以彻底的打击和扫荡”，从而“以此次事变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

        只是，增援的兵力尚未抵达。

        十一日晚八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与中国冀察方面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就地协定》。这份包括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周围及龙王庙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取缔共产党抗日团体等内容的协定，基本上是按照日方的意愿制订的。即使如此，当协定的内容传至东京后，“扩大派”的军官们立即草拟了一篇广播，并于午夜时分从东京播出：“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而因为派兵令业已下达、政府声明业已宣布，“不扩大派”此时也对这份协定怀有了诸多不安：

        一、在现地签订的协定，虽可认为现在事态大致缓和，但从全面解决目前时局中存在的问题看，还不能安心。

        二、对海军来说，当然不希望事态扩大，但面对席卷全中国的抗日气氛，要充分戒备，在未看出事情的结果之前，执行现在配备，不能放松，须继续进行。

        三、帝国应以严肃态度监视中国方面履行协定，国内师团的派兵可以暂停。

        此时此刻，对于中国来讲，无论东京持有何种立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大量日军将要踏上中国领土这一严重的事实了。

        十日，蒋介石给仍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打电报：“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日，再电：“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蒋介石催促宋哲元回到北平主持大局，或者赶赴保定以备指挥一触即发的战事。

        十一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会上详细讨论了中国军队在军事上的应变措施，除指示各部队待命和配备作战武器外，还命令后勤部门向黄河以北运输储存可供二十个师三个月消耗的弹药、粮食及两百架飞机使用的汽油。

        同一天，重病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已处于弥留之际，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于凌晨四时接到了继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香月清司立即拜会了参谋总长、次长以及陆军大臣，得到的指示相互矛盾，一会儿说“根据不扩大方针行事”，接着又说继续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甚至说要动员国内两个师团去中国的山东——“原定登陆地点是青岛，但海军希望在海州附近登陆，意见还没有一致。”直到登上飞机飞往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时，这位新任司令官依旧心绪紊乱：“陆军省一片黑云弥漫、忧愁沉郁的状态，反之参谋本部却使人感到形势紧迫已极。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动身离开了山东老家。这位五十二岁的职业军人此刻更是心如乱麻。

        宋哲元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贫苦饥寒养成了他倔强暴烈的性格。自一九〇七年进入武备学堂开始军人生涯后，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当哨长开始，由于作战勇猛而逐步提升，至一九二六年他已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挥他的部队，剿灭了陕西省内由于军阀混战形成的各路小军阀，从而巩固了北伐军的后方。在攻克陕西关中西路重镇凤翔后，宋哲元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举动：将五千俘虏全部砍头。行刑时，他坐在刑场的一边，面对如此规模的屠杀场面，声容丝毫不为所动。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血迹未干，陕西的大小军阀纷纷前来跪倒在地恳求开恩。一九二九年，日本与国民政府签订协议退出济南，协议规定济南将由负责山东防务的西北军接收，但是蒋介石通知日方济南必须由中央军接收。这一事件导致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矛盾公开化。冯玉祥宣布反蒋，蒋介石欲解决冯部，始终追随冯玉祥的宋哲元受到蒋介石的通缉。随即爆发的蒋冯大战，以冯玉祥部败退告终。接着，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再度反蒋，蒋冯大战持续五个月，冯玉祥部再度败退。宋哲元一战再战，实力尽失，西北军残剩部队被张学良收拢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宋哲元被委任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军部设于山西阳泉。一九三三年初，第二十九军奉张学良之命开往北平附近，接着就被调往长城战场。在长城坚守喜峰口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名声大噪，宋哲元也获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誉。他赞赏他的大刀突击队杀鬼子就像砍瓜一样痛快，他大情大义地收养了长城抗战烈士的遗孤。当国民政府向日方妥协，撤出在华北的势力后，华北地区便失控于南京中央，宋哲元借机迅速扩充部队，并将北平的各种税收纳入他的管理之中，他的地盘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与北平、天津两市，可谓大权在握。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要对付日本人。作为平津地区的掌权人物，他自然成为日本人拉拢的对象。虽然他和他的第二十九军将士打心眼里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和平相处”，他不想在他的地盘上发生战争，他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而自己瞬间就会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宋哲元还必须与南京国民政府周旋，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很深，历史上曾经几次兵刃相见，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绝不能不提防蒋介石的暗算。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下令免去他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此事至今还令他备感难堪和怨忿。宋哲元曾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决不会投降日本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眼下他确实存在着利用日本人在华北的存在遏制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的想法。另外，受到冯玉祥的影响，宋哲元还要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赞同反共但不赞成“剿共”，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主张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

        由于处在特殊而敏感的位置，宋哲元最大的心结是怕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他是有血性要脸面的人，承受不了这种指责。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向他建议与蒋介石、张作霖一样，制作一批“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他一听就火了，认为这是在暗示他独立，表示除了服从中央之外，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并说以后谁再出这种主意以汉奸罪论处。

        至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中，宋哲元的名字似乎与妥协派甚至是投降派连在一起。他的副军长秦德纯曾为他辩解说，国内外人士之所以责难颇多，是因为不明就里。宋哲元军长身处特殊时期和特殊位置，除了委曲求全之外别无他路。秦德纯对宋哲元的理解，也源于蒋介石曾托他转告宋军长的这样一番话：

        “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怎样理解并落实蒋介石的这句话呢？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的“维持”，又该是什么分寸？如何才能做到让日本人老老实实，不挑衅？让共产党不要在自己的地盘上煽动抗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借口重返平津而把自己的第二十九军再挤到贫瘠的西北去？怎么才能即使不在全国舆论中有个好口碑，但至少不能落一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自认为见多识广的宋哲元，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终是不知如何是好。

        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没有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要求返回北平或到保定开设作战指挥部，而是直接去了天津，这让南京的中央政府颇感意外。

        十一日夜，抵达天津的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在第二十九军内部，将领们在如何处理与日军的关系上分歧很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主张坚决抗击，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则主张与日方交涉和平解决。至于张自忠等将领为何主张和平解决，不是他们对日方抱有希望或是对日军怀有畏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对日作战中的中坚力量，与宋哲元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西北军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盘。卢沟桥事变时，当张自忠得知与日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后，曾在电话里训斥过何基沣旅长：“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在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上，张自忠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宋哲元决定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并让张自忠转达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会后，宋哲元发表了公开谈话，恳切地谈到“东亚和平”和“人类责任”：“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做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接着，宋哲元向第二十九军下达命令：

        一、从十四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

        二、解除北平戒严；

        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

        四、严禁与日军摩擦。

        宋哲元的态度令南京方面异常惊骇。此刻，国民政府已经启动了应对战争的准备：蒋介石向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路北线的防卫任务，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个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所有的轮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鉴于此，军政部长何应钦以特急电报再次催促宋哲元速去保定准备作战：“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而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请求暂缓派中央军北上；一面向日方表示，“对日决不抵抗，对南京抗争”。

        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飞抵天津。他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群的汇报，然后召集参谋会议，并于十三日晨草拟出一份《七月十三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东京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判断》的主要内容是他所指挥部队集结的位置以及集结的目的：“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为了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香月清司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香月清司击中了宋哲元的要害。

        如果不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方将以武力将第二十九军驱逐出平津地区。

        宋哲元感到了心力交瘁，他对日方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只希望延缓实施。

        面对宋哲元滞留天津，且有向日方妥协的倾向，焦灼的蒋介石于十三日给宋哲元发去一封立场鲜明却又言辞恳切的电报，表示中央已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作战决心，要求宋哲元务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共同生死，义无反顾”。蒋介石向宋哲元强调，这是“国家与个人之人格”问题：

        卢（卢沟桥）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请速详告，中正手启。

        十三日这天——七七事变爆发近一周后——中国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的战时体制，任命陈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同时命令作战部门开始编制战争爆发后各战区所属集团军、军团、军、师及独立旅的战斗序列。

        十四日，宋哲元给何应钦回电，拒绝了让他赴保定指挥部队做抗战准备的命令：“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要冲，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宋哲元依旧对香月清司抱有幻想，他很想与这位新任司令官面谈，但香月清司对他反应冷淡，只派了一名少佐参谋见了他一面。宋哲元只能再派张自忠去找桥本群谈判。张自忠因兼任天津市长，与司令部位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比起宋哲元要熟稔些。张自忠开列的妥协条件是：处罚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国营长；由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出面向日方道歉；将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调出，由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接替北平城防；立即取消一切抗日活动等。但是，日方的态度依旧蛮横，说这些条件仍未能满足日方的要求。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发电，言他会本着“中央之意旨”处理相关事宜，但因他的部队均处驻防状态，散落于平津各地，集结需待时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带”已非常危险，请示南京是否应该放弃驻防。蒋介石立即回电，告知宋哲元“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同时切望第二十九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为促使宋哲元尽快行动，蒋介石专门抽调了六个高射炮连开赴保定，命其归宋哲元指挥，并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速运子弹三百万颗”给第二十九军。

        但是，宋哲元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

        七月十四日下午，国民政府军政部召开“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会。会议对卢沟桥事件本身没多议论，话题反而都集中在宋哲元身上。何应钦说，委座要求外交部发表一份对日声明，但是外交部非常为难，因为据说宋哲元已经认可了日方所提的苛刻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何应钦还通报说，日方在北平“对宋大肆挑拨：谓日军此次行动，系拥护冀察利益，拒止中央军来占冀察地盘”。而宋哲元之所以与日方签约，似乎不是惧怕日军，而是为了给足日方面子：“宋发表谈话，谓代表所签字承认之条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兴师动众，非得一点凭据，面子不好看。现在日本全国仅二十个师，用于平津者不过五六万人。现中央交四个师归我指挥，决不怕日军之压迫。”

        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中央派系与地方军阀派系间的猜忌与倾轧，始终是近代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死结。

        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就在宋哲元想方设法与香月清司商谈妥协条件时，日军紧张的准备着进攻北平和歼灭第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于十五日报给日军陆军部 “以突然行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以现有兵力进出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作战计划拟动用的兵力除以河边正三为旅团长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骑兵之外，还有增兵中国的第二十师团，独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以及以德川好敏中将为兵团长的航空兵团。以上部队均配属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特种部队，航空兵团拥有侦察机七十二架、战斗机八十四架、轻型轰炸机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三十架，作战飞机总计二百二十二架。”

        中国方面得到相关情报后，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企图包围北平并歼灭第二十九军全部。始终对南京怀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将信将疑，而且为了不刺激日军，竟在这天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了抗日热情高涨的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宋哲元对蒋介石中央军的警惕，比日军还甚，这让中央军派系的大员们感到既恼怒又无奈：“宋哲元犹疑不决，并向中央表示：要抗战，没有钱，没有军火。中央拟派第二、第十、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八十七等师协同作战，他拒绝了，并说第二、第十、第二十五各师是失败过的军队，他不欢迎；还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军如来，最好不要住民房。”

        十六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抵达平津地区，朝鲜驻军的一个师团正在向平津疾进，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已集结于长城附近待命出击。

        此时，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和各界名流已陆续上了庐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变爆发十天后——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了讲话。在这个著名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中，中国政府表明的抵御外侮的决心前所未有：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事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政府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以想见这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地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国家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即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卢沟桥）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赞扬道：“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强硬立场，至少基于三个理由：

        其一，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各地军阀统辖的地盘控制能力薄弱。华北的宋哲元始终担忧与日军进入战争状态后会损兵折将削弱实力，惧怕由此导致中央军以增援为名进入冀察而丧失地盘，因此一再期望与日方取得和解以求自身的生存。而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等等军阀，何尝不是这样的心境？军阀们都对中央抱有如此戒心，那么，如果不在抗战立场上表示出没有余地的强硬，一旦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将会造成战局的不可收拾。

        其二，不强调“收复失地”而强调“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强调在不丧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仍望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但同时又强调“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这是国民政府惯用的一种外交策略，因为在自身国力贫弱的国际关系中，态度越强硬，冲突和平解决的希望就越大。

        其三，与日本的国力和军力相比，中国处于劣势。中国如果决心应对战争，必须拖延开战的时间以求进行战争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动求战不符合军事战略的常规。外交上的强硬不但不损害民族尊严，还可以使双方的谈判得以持续，由此尽可能多地赢得战争准备时间。

        此刻，在日本军政高层内部，矛盾的激化仿佛他们也到了“最后关头”。战争狂热情绪的日益膨胀，令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十分焦虑，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日本国内能够动员的兵力总数为三十个师团，除去在“满洲国”和朝鲜的驻军之外，在中国方面最多只能投入十一个师团。因此，如果这时候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其结果只有和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陷入无底深渊”。因此，他甚至主张应果断地将华北军队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北，然后由“首相亲自飞南京和蒋介石解决中日根本问题”。可是，“扩大派”的将领坚决反对石原莞尔，他们认为这样会导致日本丧失在中国的全部权益，甚至会导致日军不得不从“满洲国”撤退，这样一来将是日本“国策”最悲惨的失败。——现在到了要不全部放弃权益，实行彻底的不扩大；要不就放弃不扩大，而保护权益，二者必择其一的关头了。

        从后来的战争结局上看，此刻的石原莞尔，可能是日本军界唯一预测到了未来的清醒之人。只是，他的主张并不是基于反对对中国的侵略，而是出于苏联有可能对日开战的高度警惕。他认为现在日本的战争能力，在维持“满洲国”统治和戒备苏联南下两方面勉强够用，如果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再贸然对中国全面开战，很可能由于兵力捉襟见肘而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还有可能因为战场巨大战线众多而陷入持久战争。——但是，在日本政客和军人眼里，中国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物产已在手边，怎么可能放弃？

        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几乎是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的同时——东京日军参谋本部正式通报了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的具体说明是：“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限制在华北。然由于情况变化，可能转为对华全面作战”；决定在二十日之前，动员国内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华北集中；增援兵力集中完毕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参谋本部对战争的预定是：两个内消灭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三至四个月内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的国家政权。

        日本政客和军人的极度狂妄由来已久。

        何应钦将日本扩大战争的情报通报给宋哲元。然而，就在蒋介石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本驻屯军提出了妥协方案，内容包括：宋哲元道歉，处分当事者营长，取缔排日言论、组织和活动，北平由宋哲元卫队驻扎等。第二天，宋哲元和张自忠一起面见香月清司并当面道歉。十九日，宋哲元留下张自忠在天津，他与冀察军政首脑们乘坐日本人准备的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平。就在列车行进于半途中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当晚十时，日方发表了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声明，声称二十日午夜后日本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得到消息的张自忠立即派出代表会晤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一个小时后，即与日方签订了包括“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冀察方面主动”罢免“不适宜职员”、第三十七师主动撤出北平等条款在内的秘密协定。

        宋哲元认为，既然已经全部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日军就不会把第二十九军赶出平津地区了。因此，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中共党员张克侠拟定的集中兵力歼灭日军分散据点，然后迅速向长城一线推进阻击日军的作战方案，不但没有得到采纳，将领们反而接到了宋哲元拆除北平城内巷战堡垒以及第三十七师移防涿州的命令。宋哲元甚至向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保证，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

        就在宋哲元与日方签订秘密协定的九个小时前，十九日十四时四十分，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董道宁针对平津地区的中日问题特别声明：此次事件“因有地方性质，故希望在地方谋求解决，但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政府承认”。日方立即表示无法接受，言“冀察政务委员会乃有别于其他地方政权的大规模特殊政治形态。多少次重要的地方交涉向来由其进行，南京政府并未过问。而今竟突然主张我方和冀察政权的对话，必须经过承认，完全是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障碍”。——难道日本人真的不懂，冀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冀察政权组织都是中国政府职能的地方代行者，难道东京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签署协定而日本政府不能过问也无需认可吗？

        日军参谋本部在部长会议上确定：“立即中止天津军对冀察的交涉，转为作战行动。”

        这一天，日军增兵部队两万五千人抵达，连同中国驻屯军在内，日军在中国平津地区的兵力已达三万以上。

        蒋介石关于“最后关头”的措辞强硬的讲话，于十九日正式公开发表。二十二日，蒋介石致电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转告宋哲元：

        蒋介石一再追问，宋哲元还是没有告知与日方签订的秘密协定的内容。第二天，蒋介石再次致电已从保定赶赴北平的参谋次长雄斌，请他转告宋哲元：目前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正秘密向北平大量运送，大连方向也有大量日军部队正在登陆，“预料一星期之内，必有大规模之行动”。切望第二十九军“时刻防备并积极布置”。

        得知日军正向北平大规模集结后，宋哲元终于明白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出于一位中国军队将领的良知，他开始考虑并部署备战问题。他命令第三十七师停止移防涿州，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独立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负城防。但同时，宋哲元还是对自己的地盘留有最后的不死之心，他致电蒋介石，要求已经北上备战的部队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使目前剑拔弩张的局势得到一时和缓。宋哲元给蒋介石提出的理由是：让他有时间妥善完成应战准备。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为彻底占领并控制中国平津地区，日本驻屯军决定，首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至北平间主要车站上的中国守军，以便打通华北这两座大城市之间的交通。

        廊坊车站，天津至北京间的一个大站，由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旅部率二六六团（欠二营和三营十二连）驻守。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半，日军的一个中队乘火车到达这里，并开始在车站内构筑作战工事，声称他们要修护日军军用电线。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和二二六团团长崔振伦随即与日军交涉，言这里是中国军队的守备区，不允日军随意进出并有所动作。但日军竟然要求中国守军退出车站，两军随即发生冲突。日本驻屯军立即命令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和驻屯军步兵旅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前往增援。二十六日拂晓，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廊坊中国驻军的兵营，陆续到达的地面部队同时向廊坊车站的中国守军发动了猛攻。因作战实力悬殊，中国守军于中午十二时向通州方向撤退，廊坊车站遂被日军占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被日军切断。

        廊坊冲突发生后，香月清司向东京参谋本部请求他可以“随时行使兵力”，参谋本部即刻通知中国驻屯军：“要坚决予以讨伐，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当晚，参谋本部下达“临命第四八〇号”，特别指示：废除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下达的“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的“临命第四〇〇号”，以便香月清司“得以行使武力”。这一命令的下达，令驻屯军的军官们欣喜异常：

        卢沟桥事件到今天已十八天，在军司令部里对中国方面有无诚意或程度如何的判断，以及对不扩大方针可行不可行的争论，各持己见相互对立不知所措。参谋长、军司令官同样也无法把这些意见统一起来。东京也拿不出果断的态度。这些天就是在浑沌中度过来的。终于到了下定决心对待事态的时候了。

        香月清司随即向第二十九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二十八日中午前全部撤出北平城区，否则日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最后通牒发出的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从廊坊乘火车向北平开进，抵达丰台车站后，分乘二十六辆卡车扑向北平城，于黄昏时分抵达广安门，谎称是刚从城外演习回来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卫队，要求进城。广安门的中国守军，是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刘汝珍团的一个连，眼见日军要强行冲关，中国守军立即向日军开火，两军在广安门城门前发生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小时，最终一部分日军冲进城内，一部分被阻挡在城外。

        到了此时，宋哲元才彻底明白，他对日本人抱有的所有幻想已经化为泡影，他对中央军取而代之的担忧已经为日本人所利用，而日军以全歼他的第二十九军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三天前还在要求北上部队稍事后退的宋哲元不得不致电南京，报告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由平浦线星夜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介石回电，命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并请宋哲元不要在北平停留片刻，迅速赴保定指挥即将到来的大战，并承诺中央政府一定全力增援。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样，都是日军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事件发生后，日军陆军大臣杉山元上奏天皇批准，下令全国动员，拟向中国派出规模约二十一万人的作战部队。其中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增援华北——“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第十一师团开赴上海，第三师团开赴青岛——以便“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上海附近作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被派往中国华北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后来都成为罪大恶极的战犯。

        几乎同时，增援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也开始向北推进。

        仓促应战的宋哲元于二十八日向第二十九军各部队下达了平津地区防御作战命令。只是，命令刚刚下达，部队尚未展开，日军便开始了对北平的进攻。

        二十八日上午八时，香月清司指挥增援日军第二十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以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在空军的支持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北苑、西苑和南苑的中国守军发起全面攻击。

        南苑地处北平南郊，自此处可长驱直入永定门。第二十九军军部原本设在这里。二十七日，宋哲元已将军部临时移驻到了北平城内。现在这里防守的，除副军长佟麟阁率领的军事训练团外，还有第二十九军特务旅的两个团、第三十八师师部特务团、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的两个团以及骑兵第九师的三个团、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总计约七千人，由临时从城内赶来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担任总指挥。赵登禹因情况危急而来，到达后才发现这里部队众多，管理混乱，防御工事薄弱，遂立即命令第一师第一、第二旅连夜驰援。但是，援军尚未抵达，日军的进攻就开始了。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四十架作战飞机的配合下，自东、南两面实施主攻，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从北面实施助攻，集结于丰台的日本驻屯军旅团主力切断了南苑通往北平城的退路。日军对南苑中国守军阵地猛烈轰炸，没有任何防空武器的中国守军的通讯设施很快就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中国守军很快就被日军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

        这是中日双方在平津地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作战。尽管副军长佟麟阁和总指挥赵登禹身先士卒，中国守军官兵不怕牺牲拼死抵抗，但由于事先没有战争准备和作战预案，且各部混杂在一起于横飞的炮弹中难以协同，致使战事初起中国守军便伤亡惨重。日军随即投入了装甲部队，很快攻占了大红门一带，从而完成了对南苑中国守军的全面包围。中国守军开始撤退。撤退时因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掩护部队，秩序十分混乱。副军长佟麟阁在大红门附近收容部队向北平城撤退时，腿部中弹负伤，在坚持指挥作战中被敌机炸弹击中，当场阵亡。总指挥赵登禹手持大刀督战，遭到日军伏击后，于冲杀突围时胸部中弹阵亡沙场。

        五个多小时后，南苑被日军攻占。

        中国守军伤亡两千人以上。

        残余官兵在暮色中向北平城方向退去。

        佟麟阁，河北高阳人，早年追随冯玉祥，从士兵升至师长。中原大战冯玉祥讨蒋失败后，佟解甲归田，“九一八”事变后受宋哲元邀请重新任职。一九三三年任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撤销后，他再次隐居，后又受宋哲元邀请复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他是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表示国难当头，战死者荣，偷生者耻。他本可在城内指挥，但他决心一死，阵亡时年四十五岁。

        赵登禹，山东菏泽人，从军后担任冯玉祥的随身卫兵，跟随其参加北伐战争。他武艺出众，胆大机智，屡获战功。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败北被张学良整编，他被任命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长城抗战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他的杰作，为此他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升任第一三二师师长，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南苑一战阵亡时，手中依旧紧握大刀，刀刃上沾满倭寇之血，时年仅三十九岁。

        两位将军阵亡，举国震惊，同声哀悼。

        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两位抗日的中国军人的名字，被北平、天津、武汉等城市命名为街道名称，以传后世。

        南苑失守后，日军随即占领丰台、清河、沙河等地。

        北平已经门户洞开。

        二十八日那天，北平市民心境复杂。当听见南边响起枪炮声，得知自己的军队终于与日军真枪实弹地干起来时，全城雀跃。市民们组织起支前队和慰问队，甚至还请来了几十名磨刀人，以专为第二十九军官兵磨快杀倭寇的大刀。

        磨刀霍霍中，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在铁狮子胡同官邸商讨战事。时近黄昏，骑兵第九师师长郑大章闯进来报告：南苑丢失了。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平津防务和政务交由张自忠负责，宋哲元当晚与冯治安、秦德纯等人一起撤往保定。

        从南苑方向撤退的第二十九军官兵，夜幕降临后到了永定门城门下。守城的中国士兵不敢打开城门，他们用绳索把城外的兄弟吊上城墙。看见这一幕的北平市民不由得有些惊惶，但更多的市民沉默着，他们在沉默中于路两旁摆上食品，并且向自己的士兵脱帽致敬：

        市区已不见岗警，但行人不少。马路两侧还摆放着西瓜、酸梅汤、馒头等食品，叫士兵们食用；有些学生给我们带路；有的市民见到我们队列行进，脱帽致敬。此情此景，使我们这些溃兵辛酸而惭愧。

        据说，北平警察局一夜之间把冀察绥靖公署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第二十九军军官和家眷们的户口全都改了，为的是万一日本人进城后不让他们惹上麻烦。

        第二十九军残存的官兵到中南海怀仁堂集合。中南海里凌乱不堪，到处是遗弃的军装、枪支和破坏了的汽车。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命令部队凌晨两点出发，军官发路费五元、士兵二元，行军路线是：出西直门，经大灰厂、门头沟，至良乡、琉璃河、高碑店，到保定集中。

        十九日凌晨，第二十九军残部大部分撤出北平。其中第三十七师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投敌。滞留城内的第一三二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被日军解除武装。张自忠躲入了德国人开办的医院。第二天，由日方组织的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为委员长的北平维持会成立。那一天，北平大雨。

        北平陷落的消息传到了天津。驻守天津的中国官兵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

        驻守天津的中国军队，尚有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指挥的约五千多人，这些部队是第三十八师手枪团、独立第二十六旅的两个团、天津保安队三个中队和一千多人的武装警察。二十八日黄昏，李文田副师长召开军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保安队队长宁殿武、警备司令部司令刘家鸾、第二旅旅长黄维纲以及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他们计算了一下，日军在天津尚有步兵三个大队以及临时航空兵团等部队，兵力约五千人左右。双方虽都是五千多人，但无论武器还是备战中国守军都不如日军，可军官们最后还是决定以流血牺牲来宣示他们与日军的不共戴天——日军痛恨砍他们脑袋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他们严重忽视了第三十八师也是一支抗日情绪高涨的部队——在平时训练中，除了常规军事课目外，这个师还有一个训练内容叫作“精神讲话”：

        这群明白伙食是人民供给的中国军人对日军发动袭击的具体部署是：独立第二十六旅配属保安队一个中队，攻击天津火车总站和日军的机场；另一个保安队中队攻击火车东站；武装警察负责交通与通讯联络。

        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天津的中国守军出击了。

        由于对天津火车总站和火车东站采取的是偷袭战术，战斗进展顺利：由独立第二十六旅的朱春芳团长率领的二营和一个保安中队，在炮轰天津火车总站后发起攻击，将那里的日军压迫至车站仓库的口上，总站随即被中国官兵占领。火车东站的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那里的日军基本上被消灭。飞机场距离较远，为达到突袭的目的，营长和两名排长跑在最前面，其余的官兵每人携带一壶汽油和一盒火柴跟进。待营长和两名排长跑到机场时，后续部队还没有到达。他们在机场大门口用大刀把站岗的日本兵砍死，正好有一辆汽车开出来，他们开枪把汽车打坏了。这时后续部队赶到，官兵们一起往机场里面冲，日军飞行员都睡在飞机的机翼下，听见枪声迅速上了飞机准备起飞。中国官兵扑上去，把汽油倒在飞机上，然而携带的火柴因为跑步时出汗而弄湿了，竟然一根一根地划不着。日军飞机发动起来横冲直撞，有的强行起飞了。这是一个混乱的场面：

        ……驻在机场的日军，疯狂向我士兵射击，我士兵一部分设法烧飞机，一部分抵抗。这时约有二十多架飞机即将起飞，有些士兵急了，不管管事不管事，用刀乱砍飞机；有的抓住飞机不放，飞机起飞，只好放手掉下来，跌伤了三四个士兵。起飞不了的飞机，士兵们用大刀砍，用刺刀刺，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起了火的飞机，士兵们不管火烫用手撕下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再到别的飞机上引火，霎时机场上烟火冲天。我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将守卫机场的日军压迫到机场办公楼和菅房工事里。起飞了的飞机黑夜里看不清地面，在机场上空乱飞。

        在枪炮声中慌恐地过了一夜的天津市民这才知道，是中国军队与日军干上了。市民们夹道为上前线的官兵鼓掌欢呼，送上茶水、西瓜和饭菜。天津的公私车辆全部主动为中国军队运送兵员和弹药，在日军轰炸和反击时，市民们帮助自己的军队修筑街垒，商店的店员把铁门卸下来，喊着号子向前线送。一些市民在四处横飞的枪弹中倒下了，军民的鲜血混合着，在大街上流淌。

        天津的战局从二十九日下午开始恶化。

        日军飞机开始对天津全城狂轰滥炸，中国官兵和天津市民的伤亡急剧增加。要求增援的电话一再打到第三十八师总指挥部，而总指挥部所在地被日军发觉，遭到了飞机的猛烈轰炸，加上汉奸的大肆破坏，总指挥部与各部队的联络中断。由于各处战斗伤亡很大，预备队也所剩无几，天津的中国守军残部只能撤退。

        二十九日黄昏，天津沦陷。

        就在天津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袭击时，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突然暴动了。伪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之前曾与第二十九军秘密联系，商定一旦与日本开战，保安队就起义反正。二十九日凌晨，起义的伪保安队突袭了驻通县的日军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击毙了通县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以及日军官兵数十人，消灭了日军守备队、汽车大队，还抓获了伪政府主席、大汉奸殷汝耕。当日军增援部队抵达时，起义官兵已经押着殷汝耕前去投奔第二十九军了。但是，他们走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他们只好向保定方向追赶，谁知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起义部队伤亡巨大，殷汝耕在混乱中脱逃。

        卢沟桥事变爆发二十二天后，北平和天津相继失守。

        尽管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北平地区仅战斗第一天即遭重创，高级将领阵亡两名，全军官兵伤亡达五千余人。日方的伤亡统计是：“战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三百四十八人，合计四百七十五人。”

        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异常凶猛的地空协同火力是造成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高层领导的政治和军事失误责任不可推卸。始终出于地盘利益考量一切问题，既没有认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又没有理解中央政府强硬的抗战决心，置全中国军民的抗战意愿于不顾，置国家和民族危急关头的命运于不顾，一味地委曲求和，致使负有守卫平津之责的第二十九军严重贻误了备战和战机。军长宋哲元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在明知中央已经派出部队北上增援的情况下，仍旧滞留天津，不断试图与日本人进行求和接触，导致战事爆发时，第二十九军的高层将领连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日军的作战计划和突击方向一概不清。宋哲元离开北平后，没有留下明确的作战计划，负责留守的张自忠直到南苑失守才得知大规模作战已经开始，而这时候，第二十九军位于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一四三师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一切足以显现第二十九军作战指挥上的混乱。天津的中国守军的反击以及冀东伪保安队的起义，都是自发的行动，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与增援。

        抵达保定的宋哲元心境灰暗：好不容易到手的冀察地盘就这样丢了。如果说今后只有抗战一途，可平津一战部队损失惨重，再拿什么置身于军中战场？更重要的是，当年第二十九军于长城抗战时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赞扬，现在则是纷至沓来的责难。宋哲元给蒋介石打电报，认为自己应该受到国家的严重处分——在以后漫长的对日战争中，因失职被处决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不在少数——但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为他承担了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兼负行政，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以挽救今后之危局。”蒋介石同时勉励已经撤到保定的第二十九军军师将领：“平津得失不足为虑，战争胜败全在最后努力，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目的，雪耻图强，完成使命。”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宋哲元还是通电全国，辞去了第二十九军军长职务。

        在中日双方都认为的“最后关头”，局部战争已经爆发。

        那么，历史将如何演变下去？

        在日本军政高层内部，就对华战争的问题，立场从来没有统一过。平津一战，日军以五个旅团以上的兵力，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作战，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大城市。之后，怎样切实可行地处理对华问题，成为日本军政高层必须立即面对的问题。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若再派遣国内的师团，“就等于全面战争”了，而现在日本与中国南京政府之间，“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根本转变局势的可能性”。当然，一旦谈判不成，“只能是全面战争了”，那将是“非常长久的持久战”。目前，日本对中国能够使用的兵力，出于防范苏联因素的考虑，最多只能动用十一个师团，用这样少的兵力“解决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持久地打下去，“就不是单纯军方可以处理的问题”了。虽然日本军界强硬派，特别是关东军的军官们，主张一鼓作气地干下去，但最终日本内阁，乃至日本天皇，还是认同了石原莞尔的顾虑，希望战争只要能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就可以将战事暂时停下来。

        出于这一目的，日方开始寻找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七月二十九日，当有记者询问：“平津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对应方针”时，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已身临“最后关头”，因为“日军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之手段”，“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战事之结局”。而中国对待日本问题的底线是“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所以，国民政府“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最后，蒋介石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是：“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唯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

        什么叫“发动整个之计划”？

        是否可以理解为“全面抗战”？

        蒋介石“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的表态，令日本人试图以协定的方式让平津乃至华北像此时的东三省一样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再以傀儡“自治”的形式实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从而达成石原莞尔所认为的“通过外交谈判根本转变局势”的目的，成为泡影。

        中国政府之强硬令日本内阁感到震惊。

        此时，距卢沟桥事变爆发，不足一个月。

        整整七年后，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已经升任日本侵缅部队第十五军司令官。在他自己提升上任的时候，日本战败的结局已经显露。心情黯淡的牟田口廉也这样回忆了往事：“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即一一八九年。

        这座中国北方著名的古代石桥，横亘在永定河上已经数百年之久。这是一座工艺精美且建造坚固的古老石桥。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座石桥的最大价值是：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它激发了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血性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从中国传出了振聋发聩的战争动员令——蒋介石《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着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着最后必胜的把握。我常常说，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在此即刻就要与倭寇拼命抗战的时候，特意提出下面最重要五点，希望大家注意。

        蒋介石提出的第一点：“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他表示“战争的胜负，全在于精神”，我们不怕日本人，他们就会怕我们，而“怕人的一定失败，不怕人的一定胜利”。虽然中国军队的枪炮不如日本，但“只要我们抱定牺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去战斗冲杀，“倭寇必败无疑”。

        蒋介石提出的第二点：“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表示倭寇进入中国，到处“地形生疏”，到处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必会寸步难行，只能仗着飞机大炮想将中国吓退，以避免战争作战。所以，我们只要誓死拼命，顽强抵抗，“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以“持久死守”来消耗日军实力，就一定能“争得最后五分钟的胜利”。

        蒋介石提出的第三点：“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他表示一旦战争全面爆发，最高统帅部承担着国家战略战术的制订与颁布，但位于各地的部队将领也须“自动的详细研究”战局，以“助总部之所不及”。特别是命令未达时，面对突发情况应“临机应变”，“自动地运用智能”谋取战场的胜利。“这是上自军长、师长、旅长、团长，下至连长、排长都应该有的责任和本领”。

        蒋介石提出的第四点：“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他表示“任何战争得民众帮助的，一定胜利。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来与强大的敌人拼命。特别是对于战区及附近的民众，“更须告以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如果军民能够“甘苦相共”，“敌人未有不打败仗的”。

        蒋介石提出的第五点：“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他表示“革命军的精神，就在于有进无退”。过去作战如此，现在对于倭寇作战更要如此，“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想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在日后的战争中，“倘使未得到统帅部的命令，擅自退却”，“无论任何官兵，一律以卖国罪处死毋赦”。虽然人都有一天要死的，但“总要死得值得，死得光荣”。

        最后，蒋介石告知全国的将士们：

        中华民族的最后关头，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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