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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案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又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糊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

        张英笑道:“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而媚之,所以好媚者最为可恶。”

        张英虽然不是个才子,但是思想言谈显然比戴名世更深刻,戴名世固然有才,却难脱书呆子气。

        戴名世后来在京城参加乡试,可惜落榜了。在京城的日子,戴名世很不得志,他愤世嫉俗,自视清高,但没人买他的账。

        最后,戴名世不得不四处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而且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譬如《小学论选》《四书朱子大全》等等。

        晚年,戴名世仿佛看透了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东西),再次回到科举路上,这次他中了举人。但是第二年的会试却名落孙山。

        五十七岁的时候,戴名世时来运转,中了会元,接着在殿试中又中了榜眼,康熙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当官之后,戴名世并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消沉低落。李光地曾说他“颓唐无精神”。至于那个给戴名世带来灭顶之灾的《南山集》,是他的门生龙云鄂把他的文章收录整理而成。

        赵申乔在康熙五十年参劾戴名世,但是最后的终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康熙一开始对南山案是慎重的,他说道:“戴名世等是个大案子,朕要仔细考虑。”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中途似乎有很多转机,因为案犯都是朝廷命官,所以在狱中受的待遇不算差,他们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可以和外面书信往来。李光地曾经为他们说情,可惜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惹怒了康熙。由于朝廷中有许多人求情和营救,案犯们并没有感觉死到临头,像重要嫌犯刘岩和方苞中途还出狱做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六,康熙下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立即处斩,方登峰兄弟等人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案件牵连的家属本应处死的全部流放……”

        戴名世在狱中非常后悔,因为写文章时不小心用了几个词语就招致杀身之祸,确实很冤。但在狱中有段时间,他又抱着希望,认为自己可以获救,他在诗中写道:“长系年余身尚在,尧仁千古仰宽容。”

        当然,戴名世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康熙还是给予了一些仁慈,他的儿子没有被追究,也没有被发配,而是回到原籍。戴名世被斩首后,允许其友人收拾他的尸骨,葬在南山。

        在这个案子中还出现了一个误判,这是关于方氏家族的。

        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根本没想到会连累到方孝标。康熙认为方孝标参与了吴三桂谋反,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方孝标确实曾在云南游历,当时正逢吴三桂造反,不过方孝标并没有成为吴三桂幕僚,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短暂的接触。方孝标很可能建议吴三桂立崇祯裔,吴三桂拒绝后,方孝标就离开了。

        康熙说方孝标当过吴三桂的大吏,显然是弄错了。康熙说的人是方光琛的儿子方学诗,吴三桂失败后,方光琛家人大多被杀,只有方学诗逃出在外。方学诗跟方学士是重音,大臣都叫方孝标为方学士,康熙听着就以为是方学诗。

        在这个案子中,方家唯一得到赦免的是方苞,作为桐城派的领袖,他的才华是不必说的。李光地屡次在康熙面前为方苞说话,当时康熙正缺一个古文高手,在朝廷中,方苞的水平数一数二。为了朝廷的利益,康熙不仅释放了此人,还提拔重用他。这是才华带来的特权。

        南山案中康熙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民间学人不要妄自修史,朝廷掌握着话语权和对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权。

        这个案子并没有到此结束,最让人意外的是雍正刚继位不久就为这个案子平反,赦免了涉案人员。前后只有十年的时间,案子就得到了平反,这是让人欣慰的。雍正曾经对方苞说:“你们是被人陷害,朕了解到情况,当然要宽恕你们。”乾隆年间,为了改修《明史》,乾隆公开下旨说,可以用南明皇帝的年号。乾隆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你要记述明朝的历史,要做到客观完整,用明朝的年号是很正常的,并无任何大逆不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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