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本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具体讲就是，政策制定者、战略家、政治家以及公众的基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倾向。中美政治文化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并非绝对冲突、对立，二者也有许多相近和一致之处，有很强的相融性，即可以互相调和或融合。这种相融性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交流和相互了解，进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的开放性、趋同的基本价值观和相近的思维方式。

        （一）文化的开放性。

        中美政治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应，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多数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就拿近现代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中国人是从来不拒绝的。当然，美国也是高度开放的。能将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这本身就是美国开放性的体现。正是因为开放，中美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并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是这样。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亚洲、非洲文化，进入美国后，都被融入了美国文化中。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中美两国人员往来之频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交往和沟通大大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利益分歧客观审视。

        （二）趋同的基本价值观。

        中美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支撑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却是非常接近甚至是趋同的。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已。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80多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边区政府”就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其民主程度远高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战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发展前景的构想，里面充满了民主的思想。他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很有“多党制”的味道。只可惜，国民党容纳不下共产党，一心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使得毛泽东的设想未能实现。

        如果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距，要比中美同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体系之间的差距小得多。比如拿中国和美国分别同伊斯兰国家相比，可以发现，这两国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两国之间的差距。

        （三）相近的思维方式。

        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办，而不搞纯推理。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中国在遭受各种内忧外患后仍保持统一并重新崛起，如果没有务实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学者霍尔和埃姆斯曾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务实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者和公众客观认识对方在当今国际政治及本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意义。

        问：除了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外，还什么重要因素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就美国方面来说，对华政策部分地依赖美国政治的变化，谁来执政。举例子，新保守主义对非民主的中国会更严厉。不过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趋向于占优势：到头来，实用主义将胜过理想主义。在中国一方也是如此。有人说中美两国都很意识形态化，但我的感觉是，中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将在双方获胜。

        问：您对中国的战略文化很有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会有很大影响吗？

        答：这里有几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是否实际上崛起了。按常规，中国正在崛起。从理论上说，崛起并不是个好定义。那是个科学词语。崛起意味着坏事情，意味着威胁。但我想，一般人认为充满活力的崛起的中国，是指同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通过缩小美中之间的力量差距，中国正成为另一个大国。如果你只看军事实力，差距并未缩小，而是拉大。美国军事力量，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组织、学说、活动空间、电子化来看，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在增大。如果你看GDP，在百分率上，相对差距在缩小。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差距在缩小。但是绝对GDP差距在增大，因为美国的GDP遥遥领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软实力？中国正努力向世界输出或推进什么样的全球规范的前景，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正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在上升。在东南亚，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中国的影响在上升。所以，取决于你用什么指标。人们可以从现实主义的看法得出结论，中国并未真正崛起。如果你认为中国正崛起，也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中国尚未崛起。对崛起的含义，美国人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美国，崛起有两个含义。就学术词汇来说，崛起意味着中国是否加入了国际社会。就权力词汇来说，它被简单化为中国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正在增长威胁美国利益的能力。就国内来说，美国人同意中国是一个增长的大国。有些人在谈崛起时，其含义与“复兴”相近，即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更富有。

        关于战略文化，它不是指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那种文化。它是很窄的概念。首先它涉及安全中的领导权理论，即怎样取得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安全是依靠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还是多边主义，是依靠军队，还是盟友，还是依靠核威胁。只要某种安全理论是不被疑问的，是被高层领导人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确信的，它就可被称作战略文化。也可称作战略意识形态。

        目前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意识形态正在变化。我是指有一个有趣的变迁过程，从19世纪的传统中走出来。那是简单的安全理论，可称为，通过增加你的军事实力，减弱潜在威胁的军事实力来最大化你的国家的安全。这样的安全理论和战略文化在中国仍然存在。但是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全理论或意识形态，强调多边主义。这种理论认识到，崛起的中国将面对安全困境。换句话说，认识到中国自己的安全政策中可能有相反效应，可能对中国的安全产生消极影响。所谓“新思维”目前在中国出现。它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战略文化。这些人主张，向美国送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实力的上升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如果这些人掌了权，你会期望中国发送信号：它接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不反对美国的双边联盟，支持在这一地区的热点问题上，在朝鲜、南中国海，可能还有台湾，采用多边方式解决问题。这种信号将使美国确信，崛起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将减弱对之的担忧。

        问：怎样看大国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美英未发生冲突，是因为有共同的对手。也许将来只乘下中美两个大国，没有其他可促使双方合作的第三力量了？

        答：为什么国际政治的规则不能调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过去从未有过。我们有全球化问题、国际人权问题、联合国问题、第三波民主化问题。国际社会有很多新的条件。有人说，国家将不那么重要，它们更加相互依赖。

        问：有些人认为，美国与英国有很多共同点，相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但是中美之间差异很大。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中美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有很密切的关系，共同的战略现实主义观念，共同的战略文化。感谢全球化，中国同美国有高密度的交流，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有许多交流渠道。你在用英语同我谈话，我们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旅游者，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我有一个学生目前正在中国教书。在18和19世纪时，英国和美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在21世纪，中国和美国在分享全球化。那是相同文化的新版本。

        问：但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和德国也有许多共同点，相同的宗教、相近的文化，但是它们却打了两场仗。

        答：我认为，中国同美国发生冲突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对美国来说，出现一位美国总统，决定对中国采取敌对立场，这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布什不这样做——他是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就不会有哪位总统比布什更倾向于选择转向反对中国。民主党将不会比布什更反华。对共和党来说，布什是党的右翼。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我希望我们能够使双边关系顺利发展，但是你知道我是现实主义者。我发现中国国内政策很有趣，很复杂，极其重要。很多时间来，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在理论与国内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堵大墙。中国外交政策总是很有连续性，很稳定，很有可预见性。战略方向是明确的。在毛泽东时期，那是对的。但是在过去20年，我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就像美国的国内政策一样，对其对外政策有重要影响。我的结论是，除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进展，否则美中的合作肯定受限制。这个制度自己在改进和变化。在开放和稳定上，它与美国的制度有点一致性。所以那是某种关键性问题。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乐观态度。它已有很多变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很保守的，你知道，它不仅深深扎根于共产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扎根于中国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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