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有位朋友请我到她家里吃午饭。她的家在西郊魏公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后面。饭后告辞出来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上午阴沉沉的天空此时时断时续地下起了蒙细雨。那是个晚春时分，一个人走在湿漉漉的带有乡村气息的小路上，思绪很容易怀旧和伤感。当时，北京的出租车还不大流行，我决定从外国语学院东院的西门进去，穿过东院从东门出来，到魏公村大马路上去截出租车。那是我最最熟悉的校园，我在这里度过了十七年的青春年华。进门往右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难以忘怀的一号宿舍楼。也许是午饭后人们

        在休息，也许是这天气使人们懒得出门，此时的校园里，空无一人。我走到一楼拐角处，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望着那“工”字楼西头一层的第二个窗户，多少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我不记得在这个窗户里的那间大约十二平米的集体宿舍里住过多少年。但我却清晰地记得我曾在这个小房间里辛勤地备课，改学生作业，认真地读书，期盼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将来在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有我一块耕耘之地。

        我当然更记得我在这小房间里经历的苦难。1966年8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临时翻译工作回学校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在旁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在跑上楼，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往事如烟，当那弥漫的烟雾消尽时，我庆幸我仍然能站在这小窗外凭吊着这逝去的岁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我的目光此时转到我隔壁的那第一扇窗户。这使我想起了就在那残酷年代中我仍然体验到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我被“揪出来”之后，真是吓得惊慌万分，也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我那自1952年参加共青团，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进入外国语学院以来筑起的我深爱的读书做学问的象牙塔，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后宣布的对我的管制条文中收缴了我的书籍，说这是我散布修正主义的温床，还收缴了我的自行车，说是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工具！当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从我的门口散去之后，我蜷缩在我的小床上，欲哭无泪！天色渐黑，我不敢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满腔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爪牙”，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人？！同房间的教师可能对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与我多讲话。那一夜，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眼泪终于不停地流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还是不敢去饭厅，害怕与焦虑也使我忘却了饥饿。此时，就在我的同屋去饭厅吃早饭不久，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至今，我都相信，这一罐酸奶和两只鸡蛋促使我在绝境中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我面临的处境。它们使我相信并没有被孤立，并非所有人都视我为敌人，我的朋友依然在我四周。细细的雨丝又开始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我环顾四周，在一号楼与主楼间的那块绿化地又已是一片郁郁葱葱。大自然真是神奇！自我离开这个校园，将近二十个年头快要过去了。那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而这里的景色竟如同我离开它的时候一个样。回想1953年走进外国语学院时，我刚满十八岁！我们一群年轻人怀着对生活玫瑰色的幻想，对未来事业蔚蓝色的期望，

        进入了这所学校，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三十多年的无情岁月流逝了。当年的这批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在生活的轨迹上留下了道道伤痕和点点滴滴的泪水。这一号楼中当年的主人大概一个都不在里面了。有些朋友终于成为外语教学界的台柱；也有一些由于种种的原因，飘洋过海，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几年前，我去美国，抽空到吴千之在俄亥俄州波特兰的家里住了几天。我和吴千之是舞台上的搭档。我们在外国语学院英语话剧的舞台上曾经有过一时的辉煌。我们演出过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tance of Being Ear）。我们还大胆地演出过莎士比亚的全本《奥赛罗》，吴千之饰奥赛罗，我饰戴丝塔蒙娜。千之是极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尤其在语音教学上造诣很深。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他毁掉。我从未问过他为何留在异国他乡，但我想大概是伤痕太深，他不愿再去触及吧！几年前，我曾认认真真地想把当年的这两个剧本选些片断，由原班人马再排演一次。我真的很想，很想。那年轻时代美好的梦，我总不愿忘却，我总想拉住它，哪怕是拉住一小会儿，也可以使受伤的心灵略有安慰。可惜这个梦难以得圆。如今，不仅是当时的演员天各一方，而且有的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令人眷恋，也令人悲伤的人世间。我注视着一号楼的大门，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我们当初三三两两、进进出出这个大门的繁荣景象，耳边又响起了当时英语系众多青年教师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可是这情景是再也无法重现了。我无力拉住历史，更无力让时光倒流。

        我想起我们的同学、同事吴璞。她也住在一号楼一层，她死得好惨！算起来那是1967年的冬天，竟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一年，在两派打了一年多派仗之后，上面派来了海军军宣队和北京第五建筑公司的工宣队。这真是最最荒唐岁月的荒唐事。这些军人和工人对于高等教育一无所知，可是他们一进驻学校就主宰了学校的生杀大权。他们发号施令，进校不久就公开表态支持一派，打一派。于是，我和我的那些朋友再次遭难。而这一次似乎比1966年夏天的冲击来得更深刻。我被半隔离在学生的宿舍里，“交代”所谓的“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帽子比“黑帮爪牙”要严重得多。“里通外国”是要坐牢的！当时，吴千之也是“里通外国”罪。千之、吴璞、郑刚、梅仁毅等人，遭到的厄运比我更甚一级，他们被全面隔离了。大约关了三个月吧，军宣队、工宣队用逼供的手段榨取了所谓的“揭发交代”材料之后，把他们逐个放出来了。就在吴璞被解除隔离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了她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后回学校时，她没有进学校的大门，而是去了学校后面的运河。那是初冬的时节。吴璞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冰冷冰冷的运河里！

        吴璞是我的同班同学。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很有名气的师大女附中。我记得她入学不久就入了党，开始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没毕业就提前留校担任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吴璞属于很“正统”的党员学生干部。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领导者。但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她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党的干部逼进了死神的怀抱。

        记得吴璞投河那天是个什么庆祝日。那时候，凡是公布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体出动，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依稀记得也好像是又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总之，全校师生员工都集合起来游行庆祝。我当时被管制在学生宿舍。学生们都去游行，因而也必须带上我。我记得冬日夜晚来得早，大约八点多钟，有人急匆匆到我们的队伍中叫走了几个班上身材高大的男学生。我看那几个红卫兵头头神色紧张，耳语了一阵就走了，只听他们说要带几根长的竹竿。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吴璞！

        回到学生的宿舍楼里，见到有些学生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见到我都不说话了。第二天，我仍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宿舍楼。一直到这天晚饭前，突然之间，楼内贴满了新的大字报，指责吴璞“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在大字报前惊呆了，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十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那是一个多么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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