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长发妇人，长着一头蓬松的、泛着红光的、像演员一样不太自然的棕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才二十三岁（我十九岁），当时她的头发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无需染整，可眼下尽显老态，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娇小疲弱的身躯，略微宽大的手腕，平坦的胸部，宽胛骨的双肩，以及海鸥双翼一般的盆骨，一个空荡荡的躯壳，人们或许不愿多想一下她赤裸时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她常常衣着华丽却不免造作的原因。她有过一个丈夫，长着浓密的髭须，因为黑手党人的惠顾，出人意料地成了东区一家饭店的老板。他们分了手，接着吵吵闹闹地离了婚。两个淡黄色头发的孩子被打发到了绿草丛生的寄宿学校，孩子们看起来像是另外一对父母所生。她说：“为了呼吸新鲜空气。”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们在中央公园的一棵枫树下闲逛。我们的自行车双双并排着，朱莉那辆是她自己的（过去她经常骑自行车），我的是租来的。朱莉承认，最近能用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上合气道班，做顿便饭，打电话给孩子们，继续谈情说爱。但用来疑惑的时间，仿佛全世界的时间都在这里了——几个小时，整整几天。

        疑惑？

        “关于……”她看着地下说：“噢，我或许开始对那片落叶与别的落叶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了。”她指着一片叶子，又指向旁边的一片也已经发黄了的叶子，它那残缺不全的叶尖同第一片的叶脊几乎形成直角。“为什么它们躺着恰好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是别的形状？”

        “要我解释，是因为枫叶从树上飘下来便是这个样子。”

        “可是，它们之间有一种关系，一种联系……”

        朱莉，我的姊妹，可怜而富有的迷失者，你是疯了。（这是一个疯狂的问题；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可我没这样说，只劝慰她：“你不该问一些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她没有回答。“即使你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也不会知道。”

        看，朱莉。听，彼得·潘。与其聊枫叶——那太荒唐，不如来谈谈人。毫无疑问，今天下午两点至五点之间，八十四名愁眉苦脸的越战老兵正在闹市区的无窗办公室里排队接受福利体检，与此同时，十七名妇女正坐在派克大街某外科医生诊所里的紫红色人造革椅上，等候做乳癌检查。然而，要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是毫无道理的。

        或许有几分道理？

        朱莉并没有问我对什么感到疑惑，诸如：

        

有什么不对劲？

        一块厚厚的黄褐色的东西在每个人的肺叶上沉淀——是抽烟过度日积月累的后果。胸腔感到压迫，饭后常常伴随着恶心。

        朱莉本来就很削瘦，最近又设法减了不少体重。她告诉我，上个星期只有面包和咖啡才没有让她恶心。“噢，别这样!”我喃喃地说——我们正在通电话。那天晚上，我去她家，查看她那有气味的空冰箱，想把窝在里边、装有发霉的汉堡的塑料袋扔掉，她却不让。她嘟哝说：“连鸡肉也不便宜了。”

        她冲了一些雀巢咖啡，我们盘腿坐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先聊了聊她现在的情人，那个畜生，然后争论起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封闭历史的观点。我一直很虔诚地捍卫历史。朱莉虽然穿着华贵的长裙，抽着十分名贵的香烟，但她节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太小气了。

        每一次都是剧烈的痛苦。也许朱莉根本就不想出门，许多人都这样，喜欢蜗居在公寓里。

        这座城市既不是原始丛林，也不是月球，更不是高级酒店。远看它是宇宙的一个污点，一个正在释放能量的圆球；近看，则是一块非常清晰的印刷电路，一个遍布污迹的晶体管迷宫，一个储存哮喘声纹voice-prints，声纹或声印，用仪器对人的说话声所作的等高线状记录，声纹因人而异，如同指纹。的资料库。只有某些市民的声音有权被放大，并被聆听。

        一位五十多岁的黑人妇女，身穿一件颜色比她的棕色购物袋还要深的棕色外套，上了一辆出租车，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到第143大街和圣·尼古拉斯大街的交叉路口。”一阵停顿。“开车吧！”寡言少语、体毛茂密的年轻司机打开计程器。她把购物袋搁在肥胖的双膝间，开始哭起来。伤痕累累的塑料隔板的另一边，埃索可以听见她的哭声。

        人越多，就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被淹没。

        那位黑人妇女很有可能就是多丽丝。她是朱莉的女佣（每个星期一上午去干活）。十年前，她到圣·尼古拉斯大街去买六罐装的食品和一些通心粉沙拉时，她的两个小孩双双死在了一场大火里，这场火灾在一定程度上毁坏了他们的两居室。但如果是多丽丝，她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房子不多不少刚好烧到那里呢？为什么两个孩子的尸体躺在电视机前恰好是那个角度？如果是多丽丝，那么今天肯定不是星期一，到朱莉女士家干活的日子。因为那只棕色袋子里装有她刚打扫过的那套七居室的女主人不要的衣服，而朱莉从不扔掉任何衣物，也从不送人。

        连打扮自己也变得艰难起来。自从复活节那天，布鲁明德尔三楼的时装区发生爆炸，凡是去大商场购物的顾客进门时都要搜身。这个满是裂痕的城市！

        如果她不是多丽丝，不是朱莉的女佣，那么也许是多丽丝第二。她的女儿（1965年，亨特学院的文学学士）醉心于巫术，正跟一位与她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士住在一起。这个女人比她母亲更胖，但很结实，拥有万贯家财：罗伯塔·乔瑞尔，黑人艺术皇后，国际著名的独幕剧作者，诗人，布景师，制片人，发音指导，“乔瑞尔肢体意识、运动及功能协调体系”的发明者，传授伏都教的三级法师。这个多丽丝也是女佣，已经七年没有女儿的音讯了。女儿成了这神圣七年的俘虏，期间做过“罗伯塔·乔瑞尔黑人戏剧协会”的舞台助理，乔瑞尔在达喀尔、海地角和费城等地不动产的记账员，两卷本的罗伯塔·乔瑞尔与伯特兰·罗素书信集的辨读员和打字员，还做过这个任何人——包括她丈夫——只能称之为乔瑞尔小姐的女人的贴身女佣。

        出租车载着多丽丝——如果的确是多丽丝——朝第143街和圣·尼古拉斯大街之间的街区开去。司机在第131街停车等候红灯时，三个棕色皮肤的男孩（两个十一岁，另一个十二岁）用刀子对准他的喉咙，洗劫了他的钱。下班的标示灯一亮，司机迅速把车开回西区第55街的车库里，在一个离可口可乐机老远的角落里，抽了支大麻烟，松了口气。

        但是，如果她不是多丽丝，而是被带到第143街和圣·尼古拉斯大街交汇处的多丽丝第二，那么司机没有遭到抢劫，而且很快有一位乘客要求去第173街与威斯大街的交叉路口。他应允了乘客。但是他害怕走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个乱七八糟、无法无天的城市！这些年来，自从市政府不再为摩瑞萨尼尔和杭波特两地提供收垃圾服务，街头的流浪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郊狼。

        朱莉不经常洗浴。一股难闻的味道。

        几天之后，一位中年黑人妇女，提着一个棕色购物袋，钻出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隧道，同遇到的第一位中年白人妇女打招呼：“请原谅，夫人，去女子拘留所怎么走？”这是多丽丝第三，她惟一的女儿才二十二岁，却已经是第三次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服九十天的拘役了。

        我们所知晓的超出了我们的应用范围。看看我头脑里的这些东西吧：火箭与威尼斯教堂，大卫·鲍伊与狄德罗，越南鱼露与巨无霸汉堡，太阳镜与性高潮。你翻阅过多少份报刊杂志？在我看来，它们对于我，就好比是邻居的糖果、安眠药或尖叫疗法。每天我都从第110街的一家小烟店取报纸，这是那个脾气很坏的林肯旅退伍老兵办的，而不去找离我更近的，百老汇大街木屋报亭的盲人报贩。

        而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呢。

        

人们在努力做什么？

        我们周围的人，就我所见而言，都力求过平淡的生活。但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一般看来较为可靠的平淡，也求之不易，远不如从前了。

        昨天朱莉来电话说，她在一个小时前下楼取了她洗的衣服，我为她感到高兴。

        人们努力去关注外表。男士们不带枪支，就涂抹睫毛油，亮晶晶的，洋洋得意。人人都陷入了某种道德障碍。

        人们努力不去计较，不去过多计较。努力不让自己感到害怕。

        多丽丝第二的女儿，确实曾亲眼目睹罗伯塔·乔瑞尔神色庄严，毫不畏惧地把双手伸到了滚烫的油锅里，直到手腕，从锅里取出一些玉米条，揉成一个小薄饼，接着迅速把薄饼和双手重新浸入油锅。没有疼痛，没有伤痕。她需要二十个小时进行准备，不停地敲鼓、吟唱、行礼、拍掌；把微微发咸的圣水盛在锡杯里传递和吸饮；四肢涂满羊血。仪式过后，多丽丝第二的女儿和另外四名信徒，包括亨利——罗伯塔·乔瑞尔的丈夫，护送她回到北迪维耶酒店的房间里。这次旅行，亨利不许和她们同住一层楼。乔瑞尔小姐吩咐，她要睡二十个小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吵醒她。多丽丝第二的女儿冲洗完乔瑞尔的血袍，坐在卧房外的柳凳上，等候她醒来。

        我试图邀朱莉出来陪我玩玩（我们认识已经有十五年了），去看看市容。好几个白天和晚上，我请她到布鲁克林看速滑旱冰，游名犬博览会，逛施瓦茨儿童玩具店，参观斯塔腾岛上的西藏博物馆，参加妇女游行，去新开张的单身酒吧，到埃尔金看通宵电影，逛派克大街的星期日集市，或者参加诗朗诵会，可她总是加以拒绝。有一次，我约她到老麦特剧院看歌剧《佩利亚与梅丽桑》，可我们不得不在幕间休息时退场，朱莉当时浑身发抖——据她说是因为厌烦的缘故。其实，第一场戏的大幕刚刚拉开，出现一片漆黑的林中空地时，我就意识到犯了一个错误。“别碰我！别碰我！”女主角呜咽地哀求着，身子正危险地倾向一口深井。这是她的第一句台词。那个出于好心想救她的陌生人同样迷惑起来，他后退几步，用淫亵的目光盯着女主角的长发；朱莉吓得瑟瑟发抖。这次得到的教训是：不能带朱莉去看《佩利亚与梅丽桑》。

        多丽丝第三的女儿出狱后，一直试图放弃以前那种生活。但她做不到，一切都变昂贵了。从鸡肉——甚至包括鸡翅和鸡胗——到乌木屏风，20世纪30年代为一位著名服装设计师收藏的屏风，莱尔的母亲在帕克·波纳拍卖行以18000美元买了下来。

        人们在节省开支。那些爱吃的人——包括大部分人在内，朱莉除外——不再只花个把小时在某个超市购买一周的东西了，买满一推车的食品，得花大半天的时间，在十来个商店仔细权衡。此刻他们也正在这个城市转悠。

        那些投资袖珍计算器的富商们，正在琢磨着让人们使用他们的产品。

        即使没有像多丽丝第二的女儿那样痴迷于巫术，人们也开始响应江湖术士和郎中登载于报纸的广告。“不必等死后才得到虚无缥缈的幸福。如果现在就想拥有覆盖冰淇淋的乐园，不妨通过电视看看和听听艾克牧师，或者亲自拜会他。”艾克牧师的教堂不在——重复一遍，不在——哈莱姆。没有建筑物的新式教堂正从西部移师东部：人们正在崇奉那个恶魔。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西侧的第53大街上，一个头发蓬乱的金发男孩，长得很像莱尔，试图让我对“末日审判教堂”感兴趣。“你听说过这个教派吗？”我说听说过，他继续喋喋不休，好像我说的是没有听说过。如果我停下来和他交谈，就无法赶上五点半的电影了，我递给他一块五毛钱，买了一本他的杂志，可他还跟在我后面念叨“末日审判教堂”为穷孩子实行的免费早餐计划，直到我进了博物馆的旋转门里。早餐计划，真的吗？我想他们是要噬食这些孩子！

        人们正在录制他们的性爱技巧，窃听他们自己的电话。

        11月12号这天，我做了件好事：隔了三个星期后，给朱莉打了电话。“喂，你好吗？”“坏透了。”她回答说，咯咯地笑了。我也笑了，说道：“我也差不多。”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我们哈哈笑了一阵，听筒在我手里摸上去又光滑，又温暖。“碰碰头怎么样？”我问。“还是你来我这里吧？最近我讨厌出门。”亲爱的朱莉，我早知道这个。

        我尽量不去责备朱莉抛弃她的孩子。

        莱尔现在十九岁了。一天早上，他从百老汇大街和第96街的公用电话亭给我打电话。我叫他来一趟。他给我带来了刚刚写好的小说。这是好几年来我读到的莱尔的第一部作品，不像他十一岁发表的小说那样完整。那时的莱尔还是个面色苍白、奶声奶气、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被誉为《党派评论》的莫扎特；莱尔十一岁时还没有染上吸毒的习惯，没有患上短期失明症，没有成为走南闯北的滚石乐队的发烧友，没有被父母监禁两次，也没有试图三次自杀——总之，这一切发生在他结束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初级学业之前。在我的鼓励下，莱尔答应不焚毁这部小说。

        塔基183，断肠人145，涂洛克137，魅力星65，沉思者160，小蛇128，本州第二，云中漫步149，眼镜蛇151，跟几个朋友一起，给西蒙娜·薇依寄去一些不礼貌的信件，大意是“你又不是犹太美国人的公主”。她告诉他们，苦难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回答说，你那样想是因为患了偏头痛。她反唇相讥，你们也一样，只是你们不自知罢了。

        她还说，只有一件事情比“我们”更可恨，那就是“我”——他们继续把自己的名字涂抹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上。

        

是什么帮我们解脱、抚慰和帮助？

        分享别人的记忆是一种愉快。记忆中的一切都亲切、可爱、动人和珍贵。至少过去是安全的——尽管那时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意识到了。因为它属于过去；因为我们挣扎过来了。

        多丽丝，朱莉的多丽丝，用两个死去孩子的照片、玩具和衣服点缀客厅，每次你去看望她时，头半个小时只能仔细观看这些东西。她那泪水枯竭的双眸向你展示了一切。

        一阵冷风颤悠地刮过城市，气温骤然降低。寒意袭人。不管怎样，冷风至少清除了污浊的空气。透过清新的空气，从河畔大街我家的屋顶上，竟可以越过新泽西州，望见拉马波山的边缘。

        说“不”也能有所帮助。一天晚上，我去朱莉的住所拿本书，她那位做精神病专家的父亲来了电话。朱莉想让我接电话，我捂住听筒，小声说：“坎布里奇来的！”朱莉在屋子那边轻声说：“就说我不在。”他知道我在撒谎，气呼呼地说：“我知道朱莉从不出去。”我说：“如果她知道您来电话，也许就出去了。”朱莉孩子气地令人心碎地咧嘴一笑，咬了一口我带给她的石榴。

        能给我们帮助的，是一生不变的情感。在彼克曼广场举行的为民主党市长候选人筹备基金的舞会上，我同一位年长的犹太记者打情骂俏。他不想讨论昆斯区的政府限额和学校罢课等问题，而讲述了自己在离华沙十英里远的一个sl度过的童年（“当然你从未听说过sl吧，你还年轻，它是犹太人聚居的村子”）。当时，他同另一个小男孩形影不离。“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他对我来说比兄弟还重要。可是，你知道吗，我并不喜欢他。我打心底里恨他。每次我们一块玩耍时，他总能把我弄得气急败坏。有时我们还用棍子互相抽打。”接着他讲到，上个月有一个衣衫褴褛，长着一对僵硬的红耳朵的老头，走到《前进报》办公室要见他。这个老头走到他的办公桌前，站住了，说：“瓦尔特·阿布拉姆逊，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盯着老头的那双眼睛，上下打量他那光秃秃的脑瓜和像购物袋一样的身躯，突然认出来了，“你是艾萨克。”老头说：“是的。”

        “整整五十年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认出他的。”这位记者说，“不是因为他的眼神，但我却认出了他。”

        然后呢？“于是我们互相拥抱。然后我打听他的家庭情况。他说他的家人全被纳粹杀死了。他又问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他也都被杀害了。……你知道接下去怎样吗？十五分钟后，他的每一句唠叨都让我恼火。我不关心他的家人是否全被杀害，也不关心他是否是个穷老头，我恨他。”他激动地颤抖起来，“我想揍他，用根棍子狠狠地揍他。”

        有时情感整个地发生变化，也有帮助，就像把你的血液抽出来，换上新鲜的一样。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但这不是魔法的作用。给人带来幸福的变性手术，在道德上不存在对等物。

        幽默感是有帮助的。我一直没有说，朱莉很有趣，很滑稽，也很机智——她能让我捧腹大笑。而我此前的描述，使她听上去好像只是一个负担。

        有时妄想症也能派上用场。密谋的好处就在于制造意义。发现敌人也是一种宽慰，即便你得先凭空杜撰。像罗伯塔·乔瑞尔，就一本正经地指挥多丽丝第二的女儿和其他雇员，如何利用药粉，符咒，以及被一位古巴女祭司在迈阿密海滩施过魔法的一种超自然的扁平光滑的石头，对付她集资建立的南费城黑人救助中心的敌人们——白人银行家，美国医学会的精神病专家们，黑豹党，警察以及中央情报局。不过，朱莉不认为她有什么敌人，即使她现在的情夫再次拒绝离开他的老婆，她还是不明白他并不爱她。可是，当她上街时——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她发现汽车神出鬼没，十分恐怖。

        据说逃离也是解脱之道。莱尔的父母迪安和雪莉，去年从市场抽身出来，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买了一所公寓。该市的市政要员，最近投票同意拆除五年前在闹市区安装的停车计费表，以增强城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莱尔的父母不知道一年之中他们能在林林兄弟的家乡住上几个星期；但是从没出现过房地产的价格在十年之间不上涨的情况，对吧？还有他们的儿子，那个疯狂的天资聪慧的男孩，如果他想要的话，在那儿总会有自己的房间。

        无愧于自己的性取向，也有帮助，尽管我们不清楚是否多数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位司机最终找到了路，从杭波特回到灯火通明的、更多熟悉的掠夺者居住的城市，他就是那个把多丽丝第二拉到第143街与圣·尼古拉斯大街交叉路口的司机，此刻，他拉上了一个头发蓬乱的金发男孩，长得很像莱尔。那男孩上车时说：“到西大街货车场。”

        最近我的性生活变得很纯洁。我不想让它像一部三级片。（虽然看过不少三级片，可我自己不愿那样。）

        让我们一起躺下来，相互爱抚和拥抱。

        与此同时，真正的莱尔又逃了四点钟的课，即文学系203号课程（“萨德与无政府主义传统”），此刻他正慵懒地靠在宿舍的躺椅里看电视。最近他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越来越多，喜欢看《秘密风暴》和《世界在旋转》之类的肥皂剧。他开始在学生舞会抛头露面，不再一口回绝室友善意而笨拙的邀请。一条金科玉律：只要想一想，任何舞会都令人郁闷，但你不必去想。

        跳舞时，我很幸福。

        抱住我。

        

是什么让我们烦恼？

        当我阅读《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信札》，从恶魔般的敌人中传来的已消逝的、充满人性的声音，并且为之唏嘘悲恸。如果仔细聆听，他们之中并没有谁是魔鬼。

        当我发现人人都疯狂——比如，莱尔和他的父母。发现耳边充斥着狂人之语。

        当我心悸不安。

        当我听说罗伯塔·乔瑞尔下周将在纽约大学演讲，随后，在休南区特意为她举办的盛大舞会上，莱尔会被引荐给她，成为她新招募的成员；从此他将辍学，至少七年杳无音信。

        当我体会到人人都如此绝望。多丽丝，朱莉的多丽丝，正被人赶出公寓。她不仅付不起比这更昂贵的租金，更重要的是，她想继续住在她孩子死去的地方。

        当我得知政府——动用现在法律要求录制的，说不定存在哪个银行、电话公司、民航局或信用卡公司的信息——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还多（至少更清楚我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列出我乘坐的大部分航班；旧支票簿的票根放在抽屉里的某个地方。但我记不起四个月前一个上午的十一点，我给谁打过电话，而且永远也想不起。我想不会是朱莉吧。

        当我发现在我心灵深处，不愿再听人们的苦痛。

        当我不知如何运用我确实拥有的能量。

        朱莉一度曾受一位灵异研究者的蛊惑，这位声称能够帮助她的人，那时是北美印第安秘教的专家。大多见过朱莉，为她的孱弱感到惊愕的人，都试图帮她一把。当然，她那楚楚动人的姿容——朱莉惟一能馈赠给别人的礼物，也起了一点作用。玛莎·伍顿，这个出生于西切斯特的颇受争议的白人巫师，行事干脆利落，像一个一流的网球手，更像一位体操教练。我原以为她对朱莉能有所帮助，直到有一天，作为驱邪仪式的一部分，她让朱莉匍匐于地，朝着圆盘似的明月像狗一样号叫。于是，我又闯入了朱莉贫乏无味的生活，重操我那套与驱邪仪式背道而驰的古老仪式——理性！自我保护！保持理智的悲观，意志的乐观！玛莎·伍顿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准确地说，摇身变为西部“恶女巫”之一，以拉姆达女士之名，在大瑟尔扎根下来，成为那个地区惟一以深呼吸和生命能量练习为修行方式的邪教势力的头领。

        让她脱离巫术，我这样做对吗？

        当我无法改变生活。多丽丝第三的女儿又回到了监狱。

        当我生活在污浊的空气中，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脚下没有根基：有的只是空气。

        

我们的前景？

        我们的前景在随机地重复。星期一，出租车司机将多丽丝（朱莉的女佣）从打扫干净的朱莉寓所送到她的住处，在第111大街与第2大街交汇的路口停下，拉上三个十四岁的波多黎各男孩。如果他们不抢劫，就会坐上车，要求司机把他们带到第59街大桥附近胡同里的酒吧，然后给他一大笔小费。

        我们的前景并不乐观。第90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交汇的拐角，一处住宅工程裸露的砖墙上，齐眼高的地方，贴着一张手写的标语，在悲哀地呼吁：停止杀戮。

        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

        尽管让生命更富有生机的规则一个也不起作用，然而，坚持不懈地制定这些规则，仍然是有益的。

        歌德在与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出了一条坚实可靠的保存生命的原则：“每一种有益于身心的努力，都应当由内而外地寻求。”把这个搁在你的大麻烟枪里，好好吸一吸吧！

        然而，如果说，我们无法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通往这个外部世界。假如我们奔向它，是为了寻求避难所，倒可以为之感到欣悦。

        可事实上，世界并非只是当下这一个，正如这座城市其实是许多层城市累积而成一样。在一层层的痛苦背后，别忘了把痛苦与追逐快乐的个人意志联系起来，这种意志甚至在大街、床帷、监狱和剧院的暴力行为中流淌不息。

        艾克牧师说：“你们现在可以拥有幸福。”有一天，出于惊人的巧合，多丽丝、多丽丝第二和多丽丝第三——她们彼此不认识——可能站在同一个屋檐下：在艾克牧师的联合教堂和生命科学学院里，参加星期日下午三点举行的康复仪式与感恩会。至于说到她们的幸福前景，三个多丽丝都不相信。

        朱莉……有人在吗？喂，你好！糟糕透顶，是的，可你笑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踌躇不定，但也有敢于勇往直前的。一位穿棕色大衣，提棕色皮箱的中年黑人妇女，走出银行，上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港口管理局。”多丽丝第二乘公共汽车到了费城，七年之后，她终于要面对罗伯塔·乔瑞尔，努力找回她的女儿。

        有些人则变得更胆怯。而与此同时，我们中的多数人永远也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让我们来挖掘过去。让我们来欣赏值得欣赏的一切。可现在的人们对过去怀着如此吝啬的同情。

        如果我穿上宇航服出去吃饭，你也穿吗？我们看上去也许很像戴尔和福莱施·戈登，可谁会在意呢？现在人人都想着：只有未来跟我有关。

        前景大都如此。一如往常，但我拒绝接受。

        你这沉重的灵魂，假设你——仅仅是假设——打算过一种模范的生活。善良、正直、受人尊敬、乐于助人。可谁来做裁判呢？

        况且，你永远不会知道那条路，你最想知道的东西。理智需要一种另辟蹊径的独特生活，即反常的生活。为了知道更多，你必须思考一切既有的生活方式，然后清除所有让你不满的东西。理智是一件冷酷无情的工作。

        可我所爱的人呢？虽然我不相信，朋友们没有我就活不下去，但生存毕竟不容易；若没有他们，我或许无法生存。

        如果我们不相互扶持，就像绝望的、精神错乱的泥瓦匠，全然忘了正在建造的大厦屹立何方……

        “出租车！”星期三下午的交通高峰期，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尽快开到朱莉住处。刚才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但我进去时，她看上去一切正常。昨天她甚至外出了一趟，将一件蜡染作品（去年做的）送去裱制，要一周的时间。当我向她借那本女权主义的过期杂志时——我在地板上的一堆旧报纸底下发现的，她再三提醒我必须尽快归还。我答应下周一过来。朱莉延续生命常有的细微迹象，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准备起身告辞。可她让我多待一会儿，哪怕几分钟也好，这意味着有些变化；她想倾诉她的痛苦。就在那几分钟内，我像一个老练的杂耍演员，照例施展了一番我那套世俗伦理的法术。它们似乎有点作用。她答应试试。

        

我究竟在做什么？

        我经常离开这座城市。但又总是回来。

        我让莱尔把那部小说——当然，这是他惟一的手稿——给我，我知道，虽然他有承诺，但如果把手稿还给他，他会烧了它，就像他十五岁以来，把所有自己写的东西付之一炬一样。我把手稿交给了一位我认识的编辑。

        我规劝过，也干涉过。我失去了耐心。看在上帝的分上，生活并没有那样艰难。我的一个忠告是：不要为将来痛苦。

        不管别人是否留意到我的忠言，至少我从中获益匪浅。我确实给了自己一条相当不错的忠告。

        上周三的下午，我对朱莉说，如果她想自杀，那有多么愚蠢。她同意我的看法。我还以为自己很有说服力呢。两天后，朱莉再次离开公寓，以自杀向我表明，她并不介意做点蠢事。

        而我是介意的。甚至当我向朋友宣布自己要做一件蠢事时，我并不真正认为它是愚蠢的。

        我想拯救我的灵魂，那孱弱之风。

        有些晚上，我梦见朱莉往河里跳时，我紧紧地抓住了她的长发，把她拖了回来。或是梦到她已经在河里，我站在房顶上，面向新泽西州；我朝下望去，看见朱莉漂浮而过，我从房顶上纵身跳下，宛如一只鸟，一半像是坠落，一半像是猛禽扑向河面，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出水面。

        朱莉，亲爱的朱莉，你不该把身子更深地探进那口井——不该拒绝那些好心靠近你、拯救你、对你表示善意的人。至少你该安静地长眠于温馨的暖床——四周围绕着爱你的，内疚而笨拙的人们，让他们灰心丧气，留给他们一辈子对你的怨恨。

        我不愿去想你被人们发现之前，那气势汹汹、污染严重的哈得孙河，怎样侵蚀了你的身体。

        朱莉，你那塑料般的脸庞在蜡色的棺材里，怎么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你还是那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在温第拿图书馆的阶梯上，和我刚刚开始荒诞不经、书生意气的谈话——当时你是那么苗条，那么漂亮，那么令人激动，又那么茫然，看上去比我年轻许多，其实我还比你小四岁，那时的我已是倦容满面，成天惹人恼火，忙个不停。我真想打击你。

        我在友情的重负下那样呻吟。但你的死比这更沉重。

        为什么你死了，别人活得同样空虚，却活了下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假如我们都沉睡不醒。我们愿意醒来吗？

        如果我醒了，而你们当中的大部分还在酣梦之中，这是否公平呢？公平！你冷笑一声。这与公平有什么关系？是每个灵魂自己的事情。可是没有你，我不愿醒来。

        你已化作那流淌不息的泪，而我还没有。你在为我哭泣，我也将为你而哭。帮帮我吧，我不想为自己哭泣。我还没有彻底放弃。

        我是西西弗斯。我紧紧托住我的石头，你不必缠住我。闪开！我把石头推上去，上去……我们又跌了下来。我知道会这样。看，我又站起来了。看，我又开始往上推。不要劝阻我。没有什么能把我从这块石头上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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