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始终无法建立自己的新宗教，这证明他们的高度文化在很早的时期便已具备；并且，那时候的人皆各有自己的思想，他们以不同的信念与希望的处方，来治疗个人苦恼。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恩培多克勒和更早的奥斐斯教的狂热信徒等，他们均渴望建立一个新宗教，而前两人也都具有开宗立派的能力；我们用不着对他们二人未能成功惊讶，他们只是刚接触到开宗立派的堂奥。每次全民宗教改革运动失败，而唯有宗教派系抬头时，我们可以断定，在群众里必然有许多典型的人物，要从愚钝的群体本能、道德与习俗中求得自我解放。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北欧获得成功，显示出和南欧相比，北欧一直在倒退，且依然要求生活必需品种类与色彩一致。如果南欧旧世界文化未被德国蛮族逐渐蛮化，欧洲也不至于完全基督教化。因此，北欧也就失去了它的优越。

        倘若个体愈加普遍与不受限制，个体思维善于运用，则对那些较单纯且程度较低的群众愈能发挥一定影响。而当“反奋斗”背弃内在的“反需求”时，它同时也会使自身获得满足与实现。反之，当强有力的、野心勃勃的自然只能带来一些有限褊狭的影响，人们就会一直阻碍文化的提升，这在各种艺术和知识的领域亦然。

        只要有统治的地方就有群众，而有群众的地方就需要束缚；但是，有束缚的地方，独立个体就不多，而且会有群体直觉与意识跟个体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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