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学者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环境，就像一棵植物不需要特定的土壤，在本质上，他自然是民主思想的同类。然而，这个起源却背叛了他本身。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目力训练到可以在知识书籍或科学论述上认出学者知性的特质，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这些学者及其家庭历史的背面，特别是名称和职业本质。

        对感受的表达，“终于证明了我已将它完成”，一般而言，祖先的血液与学者本能在其可以目睹一切的隐蔽处证实了“所完成的工作”，证实的信念只不过是曾被劳工家庭景仰多年而称之为“好工作”的指标。譬如：户籍员和各种办公室职员之子，其主要工作就是整理各种资料，并将其放在抽屉中排列整齐。

        一旦成为学者，他们便会有一种倾向，即将问题系统化之后，便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哲学家，除了拥有一个能将事物系统化的头脑之外，一无所有，而那种头脑还是其所从事的职业所造成的一种本能。分类或归纳范畴图表的才能往往会背叛了某些事物，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其父母的子女，却是毫无来由的。

        一个倡导者的儿子，即使身为研究员也必然是一个倡导者，他一开始就会设法将这个观点带进他的案例中，再寻求站在正确的一方。人们可以由他们无邪的保证，认出新教牧师及牧师的儿子，他们身为学者，当案例被执着的热诚提出时，他们已认定这些案例可获得证实与认可，他们早就习惯了人们的完全信任，这要拜其父祖的“行业”所赐。

        反之，一个与商业环境及其种族历史一致的犹太人，一旦感到人们对他的信任，绝对无法习惯。就这件事情来观察，犹太学者全都十分强调逻辑，也就是说，借着各种理由强使他人同意，他们知道即使种族和各阶层的偏见反对他们，即使人们不情愿相信他们，他们也还是需要改变反对者的看法。

        事实上，没有比逻辑更民主的了，逻辑丝毫不尊重个人，甚至能把鹰钩鼻说成直鼻。在此顺便对逻辑思想加以说明一下，关于“清洁剂”的知性习惯，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头”，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会被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的说理所调教。这就等于说：与一个民族学“讲理”，就是他们的日常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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