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门一入，只见三叠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人的说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我！"我这种戏谚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长，他也透露过专案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悍。--要关老子吗？让依认得阿拉，他妈的你可关错了人了，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能够口诛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甫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下的呢？一个传说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

        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

        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他们真识货！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

        上海流氓杜月签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满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口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往。一九八五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谢聪敏写《君子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谢聪敏文中有这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敖，也有相当的根据。一九七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一定暗中联络。一九七一年；日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

        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况，洵可知矣！

        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称他叫C;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汉好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好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跑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黄中国初审判决的案号是"一九七二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号（61）秤理字第四二六九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终于完成了"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多恩（Joire of it self；everyman is a peeceof ti，a part of tory oknoolls。It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本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判决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施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干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早五点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嚎转变成另一种嘶咧，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olls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战地钟声》。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

        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蛋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油漆匠，他做工时，要在一问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从小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抓进来后，他愤愤不平，对我说："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我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俞中兴说："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

        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这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下水斩蚊，然后自己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

        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舍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宽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建造人修泽兰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散步，一个新来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长冷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微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万岁，应该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判法是给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问。

        结果一间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锡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

        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他被局长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就是他主持"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听他唠叨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说："沈之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

        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来的，都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度，因为就近取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长时，负责处理台湾"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自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good一bye……good一bye"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种种见闻，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得掉吗？还是抛头露面迎头痛击吧！他同意了。同年九月三十日，他的大作开始出现在我主持的"万岁评论"、"千秋评论"上，连续发表，前后四年，直写到中风死去。四年间，夜以继日、锲而不舍，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揭发黑暗的文字，我为他印行的有《调查局研究》、《调查局黑牢345夭》、《军法看守所九年》等，都是内容翔实的不朽之作。

        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魔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调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

        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浆湖，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成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Antoie）等等一样，都完了。浆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人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人薄，糊L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字稿纸惹祸，今天把槁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的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浆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探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浆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 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的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五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六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十一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两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五点（十七点）；六点起身和九点（二十一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九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十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

        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汇，真可惜爱因斯但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一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鸡鸡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间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辜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略一…编者狗屎编者－文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时，我带了一本一九七0年十月号的PLAYBOY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照……

        （略-编者狗屎编者－文岭）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另外家里送进一本PLAYBOY日历，中有她们两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爱，日历上这张姊妹都跪在床上，别有情味。这对双胞胎名叫MaryandMadeleineCollinson，PLAYBOY登出她们裸照后十六年（一九八六），又出版《姊妹们》（Playboys Sisters）一册，把双胞胎同类的裸照集成一册，其中也有六张这对姊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带进牢中的这两张。可见照片与其本人其实落差颇大，传神入画，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罢，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门一入，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Collinson姊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问，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上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更感谢他的是，一天晚。他同意我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来，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姊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后来为了蔡添树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遭撤换，而我的案子也确定了，随时有移监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的可能，因此我把两张双胞胎姊妹的裸照，藏在《蓝登字典》的硬纸封面中，果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被突然移监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军法青守所的许多书物，但字典等工具书除外，于是夹带中的双胞胎姊妹便幸存下来，一直陪找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狱，方才完成"阶段性使命"。

        PLAyBOY杂志与我还有后缘，后未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访问我，并在英文一九九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Inc.1990Annual Report）里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从十五种外语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三位，李敖即在王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书、也不出来放风、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的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错）沿房开门，问寒间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间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

        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

        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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