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噩梦就是爸爸的被捕：

        一九四三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但却非常冷静。

        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

        我一下子长大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大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

        "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

        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落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于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半年以后。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

        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朗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搓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

        二姊提到的"男仆温茂林"是中国民间耿直、倔憨而又忠诚人物的代表，当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这由我六岁时得盲肠炎开刀那一次可概其余。二姊回忆：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限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几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冶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唾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姊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之一。孩子们都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姊姊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二姊又特写我和詹永傑，说：

        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儿，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水傑。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傑牵着叫"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水傑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詹永煤这名字现已简化成詹永杰，分别四十年后跟我再度联络上，他送我"墨宝文房用品"一盒，内附手书：

        李敖学兄把兄如晤

        契阔四十五载

        常思念

        但愿有朝一日

        重相见

        弟永杰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二姊又回忆到我的娱乐。她说："敖弟小时候也不像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丫子儿，而他最爱戏里的刀枪剑戟"，她说我：

        从小在姊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蝶匡匡匡"，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夭半夜里，我蒙蒙胧胧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二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

        二姊又说：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炸，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千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

        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夭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几，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上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蚱，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十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在这庙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二姊回忆：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雍和宫里有个六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憎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上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内忽然小卢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口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这些欢喜佛和导游的妖僧绝没想到在四十年后，我竟写"欢喜佛"一文研究它们，并且进而对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黑暗西藏文物，大加挞伐。

        二姊又记得当时年纪小，大家一起演戏的盛况。在内务部街南房那个大间，我们合组了一个"索罗门剧团"。在剧团中，我还单独演出过，一次是演明末遗恨，演崇帧皇帝被李自成围城后，大将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将。此剧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国处"那棵树有关。明思宗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帧。国家危难时，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件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入门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介石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二姊回忆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轶事：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子前画的图画或写的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姊：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六月二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落款还用"小敖"。大概因为与家失散的缘故，我珍藏着每件与亲人有关的纪念品。那本封皮破烂的小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

        后来二姊把这本纪念册寄给我，我看了这歪七扭八的四个大字，完全不记得了。"伟大惊人"，想是与二姊共勉的话，也许二姊从不敢以"伟大惊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姊说得没错，那的确是残留下来的李敖最早笔迹，那时我大概八九岁。二姊回忆：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一九七六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姊姊，大姊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

        这些事迹，也许正是"伟大惊人"的发轫了。

        二姊回忆大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情致，但天宝一谈，总高不开繁华旧事和苦难前尘。谈苦难，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妈妈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卫作还是满不错的。老姨父前妻主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铆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者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他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

        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

        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个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文革"初期，就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第一天，老姨父有历史上的疮疤是首当其冲的对象，组织红卫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单位，那天正好下巧老姨的堂姊四姨由东北到北京探亲，姊妹三人事先约好到三姨家相聚话家常。敏感的老姨觉着街上风声不对，尽快结束闲谈往家赶。可惜己为时过晚，红卫兵冲人老姨家翻箱倒柜，找到枪弹，"四旧和黄色照片"。有枪弹就有枪，交出枪枝来！翻到在哈尔滨买的模特儿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点儿，手臂大腿露得多了点儿，那就属于腐朽没落阶级四旧的铁证！老姨的结婚照片，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黄色照片！要求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老姨父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当然就更大了。于是两个人都挨了打。红卫兵并声称第二天还要去继续扫四；日，要他们"老老实实交出罪证"。

        老姨长期患神经衰弱，经常靠安眠药入睡。在绝望中轻生服了大量安眠药。老姨父也因祸从天而降，无路可寻，用头撞在墙上准备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个单位职工宿舍，邻居很多，听到闹声，邻居进来干涉。二哥在部队，规定部队不介入文化革命。邻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单位，庚辰是黑五类子女，在单位也正没好日子过。但他的单位还是允许他回家处理父母的问题。庚辰借了辆板车拖着他的父母去医院。

        当时的医院也不再提"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规定："凡是自杀的人，一律不抢救治疗！"庚辰又求救于单位，由单位出面请医院只看看两个老人会死还是会活？

        最后一位医生对庚辰说："你爸爸死不了，你妈妈我们不知道！"半死不活的两个老人没人肯收，庚辰又拖着板车载着父母回家。然而大门紧闭，邻居宣布说老姨夫妇在家里寻死觅活的，因而不许他们进院子回家！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为了避雨，庚辰拖板车进一条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将老姨父摇晃醒了，间明处境之后，老姨父问儿子："你妈死了没有？"庚辰回答没有。老姨父说："不能让她活，她受不了！"怎么办呢，老姨父提出惟有的手段说要将老姨掐死。开始庚辰准备动手，但为了保护儿子不做"杀人犯"，老姨父说他自己动手。

        他已是个老人，头又撞伤刚从昏厥中醒来，腹内又空空，哪里来的力气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咙的手软弱无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响，人在迷茫中还发出模模糊糊的挣扎声，最后总算变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当然送火葬场，但火葬场对突如其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不肯马上收。又是庚辰的单位出面，总算说服了火葬场，没有让老姨横死郊外。但规定凡属"自杀"的人，一律不准许收骨灰。老姨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离开了人世。

        老姨死后，又轮到老姨父：

        还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许回，怎么办？庚辰的单位通情达理，允许老姨父睡在门洞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为老姨父找条"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东北双城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双城县的农民并不知道老姨父这个"阶级敌人"，也弄不清他有什么血债，反正放在地主堆里监督劳动就是了。老姨父年老，从来没干过地里活儿，无法在农村靠劳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还要常常挨批斗。天气渐冷他无法防饥防寒，于是求救于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队部的允许，止准备寄衣物和钱给老姨父，想让他起码能维持生命，但太迟了，东西还没寄就收到电报说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后景生和庚辰相互责怪，一个说是枪弹惹的祸，另一个说是在单位太招摇才惹红卫兵扫四旧。其实惨死的人不胜枚举，相互责怪有什么用？更何况最该责备的并非这两兄弟！

        水电部设计院始终态度明朗，说老姨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是该单位的退休职员，并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总比不平反好。至于老姨父是不是属于"罪有应得，死有余争"，我就不清楚了。

        清朝顾贞观写《金缕曲》词给流放东北的吴兆骞，中有名句是："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意思是说，天涯海角之内，骨肉之亲，能够活着的、健在的、在一起的，又有几家呢、人世乱离不可避免，连毛主席都太太、妹妹、弟弟被枪毙，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时被美军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疯了。革命者的革命下场，第一家庭都凄惨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够。依此类推，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能免于毫发无伤者又几希？反革命者如老姨父，自然更在劫难逃，悲惨的是，他沦落到要掐死亲人以救亲人，如此反革命下场，亦属奇闻。比起他们的遭遇来，我们其他家人的苦难，像六叔一辈子做"三关人物"（被日本人关、又被国民党关、又被共产党关），我半辈子做"二进宫"人物（两次坐牢）等等，简直都算不得什么了。

        在人世乱离中，有的死于敌人之手，有的死于亲人之手，有的死于同志之手。二姊不但写出自家的苦难，也写出他家的苦难。她写她的老师陈琏，就是死于同志之手的例子：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于的！"

        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不管怎么反讽，还有陈布雷、陈琏永不明白的外一章：陈布雷的孙子、陈琏的侄子陈师孟，几十年后，却在台湾小岛上数典忘祖夜郎自大的做了台独党的台北市副市长！这个投机分子早被我写文章痛斥过、他的祖父与姑姑的故事也早被我写文章评论过，二姊绝没想到我们李家与他们陈家竟有这么多的前缘与后话。这就是二姊回忆的可贵处，她行云流水的写别的，但总被我峰回路转的变成李敖回忆的相关章节。其实，成功的回忆录绝不光写自己，还要能衬出自己所处的旧家与时代，二姊帮我衬出了这些，并且填补了我早年的失忆。

        如今我敢写这本书，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为我打底，我才得以顺利完槁。－二姊万岁！

        我从北京转天津到上海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岁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学校当时叫缉规中学，今已改名市东中学，老友陈平景、陈兆基都代我旧地重游过、拍照过。缉规是聂缉规，他是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骂他"纨挎习气太重，除应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规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平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平，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三九0号的总店。北平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号的商务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明书店不单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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