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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人口说脍炙

        自从30年前中国大张旗鼓地挺进野蛮发展阶段以来,国人的饮食也日趋“野蛮化”。吃陈粮、喝毒奶之外,大小城市遍布烧烤,街头巷尾,烟熏火燎,就是其标志之一。由陈佩斯那厮公然在春晚上大烤羊肉串开始,发展到陆海空、麻辣烫无所不烤,连大蒜香蕉萝卜皮也能烤着吃。套用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真可谓“烤而不死是为神”了。

        新世纪之初,俺到韩国蛰伏了两年;隔了5载,又到日本隐居了一年,发现韩日两国也流行烧烤,只是规模比较小,尚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耳。中国现在到处是韩国烧烤城,什么权金城啊,汉拿山啊,导致国人误以为高丽朋友天天吃烧烤。这正如刚学汉语的纯朴老外,以为中国人天天吃北京烤鸭。日韩两国的饮食都较贵,老百姓不比中国市民可以天天下馆子。像中国人这种吃法,每年扔掉的剩饭就可养活两个非洲的,无论那个外国都承受不起,用不了3年就把经济吃崩溃了。中国人太能吃也太会吃,几十年前,本来人民公社办得好好的,忽然刮起了一股“大食堂”的妖风,集体开伙,白吃白喝。结果愣把好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给吃垮了,狂吃一年的代价是挨饿三载。人家外国就从来没这么吃过。例如韩国,平时以泡菜和酱汤为主,又节约又健康,隔三差五出去打打牙祭就算改善生活了,韩国话叫做“肉补”,就是补补肉,解解馋的意思。

        俺在韩国的时候,韩国朋友对于他们的烧烤文化很自豪,多次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会吃烧烤吧?这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朋友,他们的知识里,中国人都是吃炒菜的。倘若不了解中国的韩国人,从小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那就以为中国人什么也吃不上,每年饿死几千万,饥寒交迫,跟他们60年代一样,每天在美国大兵的垃圾堆里拣罐头盒子舔呢。

        后来到了日本,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日本人腼腆含蓄,一般不直接问,害怕伤了中国穷朋友的自尊。俺于是决定找个机会给他们上一堂烧烤课,促进一下大东亚之共荣。一天,十来位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请俺去吃烧烤,里边有日本人韩国人和泰国人马来人,都是亚洲兄弟。十盘绚丽多彩的大和黑牛端上来,俺开口赞道:“好棒的牛肉,你看这花纹,大理石一般,真舍不得吃啊。”结果刚一开吃,便涉及到了中国人是否吃烧烤的问题。孔老师已然备了课,而且书包里带了读书卡片,便缓缓言道:“中国不但吃烧烤,而且遍地开花,无所不烤。你们学过的北京烤鸭,不就是烤吗?北京有两个烤肉老字号,一个叫烤肉宛,一个叫烤肉季。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烤乳猪、烤全羊了。在中国,从鸡鸭鱼肉到蔬菜水果,除了人肉,都可以烤。”

        学生们不禁大乐。初学汉语的朴仁铉,是一位坚决反美的左翼朋友,他瓮声瓮气地说:“那不比上我们韩国,我们的国里,人肉也烤可以,不过只烤白种人,把他们的外肉烤吃了,里的骨头做出来高级白汤。”

        崔俊生的汉语比较自信,他卷着舌头,赶紧插了一句:“别听他瞎说儿,他做梦都想吃美国人儿,我们韩国儿,压根儿没有人肉饭馆儿。”赵静淑的基础汉语,是去台湾学的,她慢悠悠地言道:“我有听说中国现在蛮喜欢吃烧烤的,是有受韩国的影响吧?你们过去是不吃的吧?”我说:“中国人是吃烧烤的老祖宗,我们从周口店、河姆渡和三星堆时代,就开始吃烧烤了。”韩国同学觉得似乎有道理,便又说:“那你们以前肯定不吃生鱼片的吧?吃生鱼片应该是受韩流影响吧?”我说:“中国吃生鱼片的历史就更早了,在没有发明火以前,主要是吃生鱼生肉,后来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我们就生的熟的一起吃了。”

        风姿淑婉的村山秀美说:“原洗谢会的历洗,一般都系介样,但系中国用文字写的古代谢会里,有吃生的食的笔记吗?”我说:“你们等我吃上两口,再为诸君道来。”

        咱们先讲两个汉字吧。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脍炙人口”,表示人人赞美的好文章好行为。为什么叫脍炙人口呢?这个脍,就是切得很细的肉片鱼片。炙,就是烤肉,这是个会意字,下面是火,上面是肉。汉字中的这个“月”做偏旁的时候,表示肉。你们看,人人赞美的好东西,用生肉片生鱼片和烤肉来比喻,这不是说明中国古人非常喜欢吃它们吗?

        里有句孔子的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表明周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可以把肉片切得非常细薄来显示生活的精致了。现在日本吃生鱼片,还用这个脍字,有的地方写成“鲙”,挂在饭馆的门口。你们韩国的生鱼片的发音,不也是kuai吗?其实就是脍。当然,鱼生的种类丰富了,又发展出一些别的词,不限于这个脍字。《礼记》上说:“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这一点,日本还继承着,日本的生鱼片切得比较厚者,叫做短册,在《礼记》里,叫做札。日本是比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的古风的。鲁迅曾经调侃说孔夫子有胃病,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吃饭不要太精细了,但要讲究礼仪和卫生。《礼记》中云:“凡进食之礼,脍炙处外,醯酱处内。”意思是饭菜上桌时,要把油盐酱醋等佐料放在靠近人的内侧,生鱼片和烤肉片放在外侧。现在我们中日韩三国不都是这样的吗?日本的女大学生所学习的家政课,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摆盘子”。而欧美人吃饭不是这样,每人面前一盘子牛排啊匹萨啊,或者煮熟的土豆蛋子啊,盐面胡椒面等装在小瓶里,放在旁边或者桌子中间,感觉口味儿不合适,就抓起小瓶洒一气,基本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戴着厚厚眼镜的原田大庄说:“嗯,介说明中国古代也系七烧烤的,可系怎么能够证明中国古代的人非常喜欢七烧烤,超过喜欢七别的东西呢?”

        我拿过一张纸,边写边说,等于上课了。里有一篇《六月》,结尾有一句:“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出征凯旋,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烤大王八吃,还有鲤鱼的刺身。这个“炰”字,现在写做大炮的“炮”,本来的意思就是烧烤,而且是“整个浪”地烤,类似于“叫花鸡”的烤法,属于最野蛮的烧烤。现在我们管“粗制滥造”叫做“炮制”。这个炮制,本来是做中药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草药放在火上烘烤。你们韩国人说的“韩药”里,也使用这个术语。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有一首《和桃花源》诗,里面说:“耘樵得甘芳,龁齿谢炮制。”南宋的大诗人陆游,有一首《离家示妻子》写道:“儿为检药笼,桂姜手炮煎。”明白吗,中国人吃药都是要烧烤的。

        商朝有个暴君叫纣王,发明一种酷刑,叫“炮烙”,就是把人当动物来烤。不过,他只是折磨人,并不是要吃人肉。而中非曾经有个暴君,叫博萨卡,他却喜欢吃烤人肉。他的皇宫里有个专用大厨房,挂着很多刚刚杀害的儿童和美女的尸体,天天给他烤着吃。他把示威游行的学生抓来烤着吃了,还强迫学生家长一块吃,简直令人发指。他把国家财产都变成个人财富,存到西方的银行里,所以帝国主义支持他。但他太残暴了,后来还是被推翻了。

        再说这个炮字,后来因为多用于“枪炮”的意思了,所以不再用来表示烧烤。《诗经·瓠叶》里说:“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这里的炮和燔,都是烧烤的意思。老百姓招待客人,拿不出羊肉猪肉,烤个兔子吃,也算够意思了。现在的北京市民,还喜欢吃兔头。汪曾祺有篇小说《安乐居》,专门描绘过吃兔头:

        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 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不过汪曾祺写的是酱兔头,不是烧兔头。古代有个形容最高级珍馐佳肴的成语,叫“烹龙炮凤”或者“炮凤烹龙”,其实凤是用野鸡代替的,龙是用白马代替的。这个“炮”,今天读“包”。现在中国有一个菜,叫“锅包肉”——注意,不是韩国的菜叶包烤肉。其烹饪步骤里,也是先要“烧一下”的。北方口味儿重,容易把这个菜烧得太焦熟了,有的地方也叫“锅爆肉”。

        要说中国古人是否超级喜欢脍炙,除了孔子那么讲究之外,孟子也是一个例子。公孙丑曾经问孟子:“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大吼一声:“脍炙哉!”看,凡是革命英雄,都毫不掩饰自己对美食的欲望也。羊枣的味道也不错,但跟脍炙比起来,就显得又黑又瘦、味同嚼蜡了。

        我再举几篇“七”字体的古文。汉魏时期,流行一种炫耀辞藻的骈文,题目都叫“七”什么。曹操的儿子曹植,写过一篇《七启》,里边要“脍西海之飞鳞。”孙毓的《七诱》则要“脍天流之潜鲂。”说的都是名贵的鱼生。枚乘的《七发》里客人向太子推荐的美味是“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连烧烤带刺身,包括佐料都全了。桓鳞的《七说》中“鲤之脍,叠似蚋羽。”形容鲤鱼片被切得宛如蚊子的翅膀那么薄。傅毅的《七激》则写道:“涔养之鱼,脍其鲤鲂。分毫之割,纤如发芒。”已经超过孔子说的“脍不厌细”了。傅玄的《七谟》就描绘得更玄了:‘脍锦肤,脔斑胎,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流采成文,灿若红绮。”简直如梦如幻,写得让人又想大吃,又舍不得吃,把生鱼片写到了仙境。还有刘邵的《七华》,张衡的《七辨》,张协的《七命》,里面的烧烤和鱼生,都写得相当诱人。当年北大的葛晓音老师教我们魏晋文学时,说这些“七”体的文章如何如何美,我和罗文华同学便回去读了。罗文华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字不认识,这促使他成了我们班查《康熙字典》的第一高手。而我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佳肴美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吃到俺嘴里呀。

        吃生鱼片最有名的,要数西晋的张翰。这位张大哥字季鹰,是苏州人,在洛阳做官,总觉得河南菜不如苏州菜好吃。《晋书·张翰传》里写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他说人活在世上,舒服快乐是第一位的,跑这么老远当个破官儿,为了虚名而丢弃了莼菜羹和鲈鱼脍,那简直是大傻帽!于是他老兄就毅然辞官,回家享清福去了。这应该是世界上价钱最贵的刺身吧。他为美食而抛弃名利,却恰恰留下了千古美名,这不值得那些为了名利而时常泯灭人性之辈深思吗?他说的莼羹,让我想起现代苏州籍作家叶圣陶写过一篇《藕与莼菜》,是语文教材里的名篇。而鲈鱼脍,更是名肴。唐朝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里说:“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看了就让人流口水。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面写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用的就是张翰的典故。据江浙的美食家说,鲈鱼脍最好搭配着莼菜羹一起吃,那样就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了。

        刺身中本来鲤鱼最著名。《诗经·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东汉蔡邕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南北朝的神医陶弘景称赞鲤鱼是“诸鱼之长,食品上味”。至今黄河鲤鱼仍然是山东河南的名菜。可是从张翰开始,鲈鱼渐渐名满天下,“莼鲈之思”成了怀念故乡的一个成语。李白写过:“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白居易《偶吟》中说:“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苏东坡写过:“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北宋的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这首诗,中国的小学生都会背,所以现在中国饭店里的鲈鱼很贵。而鲤鱼在唐朝以前名气很大,到唐朝的时候因为跟皇帝同姓,倒霉了,很长时间严禁捕吃,所以在大诗人笔下出现得少了,而且都不是当做美食来写。李白写过:“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未成龙,归来伴凡鱼。”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开篇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都不算特著名。最好的要数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但又比较晦涩。缺乏脍炙人口的名篇,鲤鱼渐渐就世俗化了,价格不但赶不上鲈鱼,连鳜鱼和武昌鱼都不如,因为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写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国是文化大国,商品的价格往往要由文化含量来决定啊。有趣的是,日本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模拟张志和写了一首《渔歌子》:“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可见,日本也喜欢鲈鱼胜过鲤鱼。我在日本看见河里到处都是肥硕的大鲤鱼,拥挤成一大片,跟北京街头堵车一样,竟然没人捕捞,真是太可惜啦。

        原田问:“我机道我们日本七生鱼片是受唐朝的学习,唐朝以后,中国人还七刺身吗?”

        我说:吃啊。比如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过一部《望江亭》,这个戏现在的京剧还在演。《望江亭》的全名叫《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就是美女切生鱼片的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谭记儿,为了救她的郎君,中秋时节,在望江亭上,用一条“三尺锦鳞”,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观众一般都牵挂她的命运,或者欣赏她的唱腔——京剧这个戏唱得最有名的是张君秋先生,而我还多了一份牵挂,她篮子里的那条金色鲤鱼,多么好吃啊。杂剧的第三折叫《献鲙》,原词唱道:“则这鱼鳞甲鲜滋味别,这鱼不宜那水煮油煎,则是那薄批细切。”听着就馋人。杨衙内还想煎着吃,随从提醒他:“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可见那时候鲜鱼生切着吃,还是一种不俗的品位呢。

        “那近代的狮吼,中国人好像七筷子的少了吧?”小胖子麻尾忽然发问。

        我先给他纠正发音:“时候,不是狮吼。脍炙,不是筷子。”然后说:中国越到近代,就吃脍炙越少,你说的对。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中国的烹饪科学越来越发达,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体系,做菜吃菜的方法成百上千,煎、炒、烹、炸、溜、煮、焖、汆、蒸、扒、炝、煸、煲、煨、熬、涮……而烧烤和生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绝对没有人吃了,而是在整个系统中占的比例小了。二是中国人觉得,烧烤和生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主要依靠“手艺”,而工具和配料的效能发挥不够,产品的文化综合性不强,显示不出文明的水平,谁都能学会。在中国当厨师,是技术和艺术兼备的一种工作,现在还要专门学习和考试的。当然,在日本,做刺身的厨师也是讲究技术水平的,但跟中国的厨师比起来,是远远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日本的刺身师傅技术再好,也达不到傅玄说的“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的境界吧。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写一个善于切脍的高手南孝廉“能作鲙,彀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这种轻盈得能够吹起来的鱼片,叫做“化蝶脍”。杜甫写过:“豉化莼丝熟,刀鸣脍缕飞”和“饔子左右挥霜刀,脍飞金盘白雪高”。杜甫成天哭穷,其实是个大美食家,他经常在河边等着刚打上来的鲜鱼,就地大吃一顿。宋朝的黄庭坚写过:“虀臼方看金作屑,脍盘已见雪成堆。”这已经达到庄子讲的“庖丁解牛”的境地了。中国的高等宴席上,烧烤和刺身可以当做一道菜,但是宴席的档次和厨师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其他主菜来显示的。即使是家常菜,例如普普通通的一道“地三鲜”或者“宫保鸡丁”,其技术含量也胜过烧烤和刺身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烧烤和生食,不能完全杀灭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容易使人生病。这在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古代还不重要,到了人口大幅度增长,都市人口密度激增的近古,就需要注意了。明朝的李时珍就告诫过,多吃生鱼片,对健康有害。他的中写道:“鱼脍肉生,损人尤甚,为症瘕,为固疾,为奇瘤,不可不知。”今天很多中国人看到生肉生鱼,还是不敢吃,这并非胆小,而是人类文明成果在潜意识中的积淀,生命的本能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危险,不可随便吃。为什么我们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呢?掌握了火,就掌握了改造世界万物的利器,有火则“明”矣。

        泰国的皮绍福同学说:“那现在中国人又开始吃烧烤和生鱼了,是不是不文明了?”

        我说:“如果完全吃生的,不吃熟的,那是倒退,是不文明了。但中国人现在总体上还是吃熟的,而且是非常熟的。中国人一般不吃半生不熟的鱼肉,半生不熟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连蔬菜,中国人也做熟了吃。西方人生吃蔬菜,嘎吱嘎吱嚼得满嘴淌绿水儿,中国人觉得他们跟兔子一样,很可怜。中国人最早懂得了温度与文明的关系,喝开水,吃熟食,这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当然,太文明了,就容易腐败,中国人把太多的智慧用在研究好吃好喝的问题上了。所以现在,中国人煎炒烹炸吃腻了之后,也时常吃点烧烤,假装豪爽随意,逃避一下繁忙紧张的都市工作压力。这是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中国人主要吃的还是八大菜系的菜。”

        赵静淑问:“中国人经常有说八大菜系,我们的课文里也学了八大菜系。那么到底哪一个菜系最好吃呢?”

        我说:“八大菜系各有特色和绝活,其中也有相互交融的共通之处。例如闽菜的细刀高汤、浙菜的南料北烹、徽菜的色油并重、湘菜的香酸软辣等。其中鲁菜川菜苏菜三大体系最重要,因为这三大区域文明最悠久,物产最丰富。鲁菜是英雄气概,川菜是名士风度,苏菜是美人清韵。粤菜也不错,好比浪荡公子,可以排第四位,但是广东人喜欢生食,而且什么东西都吃,所以广东地区跟食物相关的传染病全国最多。广东有道名菜‘龙虎斗’,用的是猫和蛇。但猫和蛇无论怎么做,体内的寄生虫都是杀不绝的。猫能够跟人类友好相处百十万年,古人也不吃猫,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但你们主要吃海鱼,而且是深海鱼类,又注意食品安全检测,所以得病比较少。现在深海鱼类也开始受到污染,美国专家告诫,每周吃鱼不可多于两次,总量不超过340克,孕妇不超过60克啊。”

        村山秀美说:“看来中国人还系最懂得七啊。我看你们中国人七生鱼片的席候,用很多的醋和酱油七,喜番那样的味道么?”

        我告诉他们,喜欢味道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克制里面的细菌。李时珍老师教导我们:“凡诸鱼之鲜活者,薄切洗净血腥,沃以蒜、羹、姜、醋五味食之。”中国人讲究五味,用阴阳五行的道理保持食物在体内的生态平衡,例如吃茄子一定放蒜,吃螃蟹一定配姜,就是这个道理。张衡的《七辩》中说:“审其齐和,适其辛酸。芳目姜椒,拂吕桂兰。”调味的方法写得很详细。其实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食物不新鲜,色味不正常,烹饪不到位,时间不合适,佐料不搭配,都不能吃。这并非是酸文假醋地穷摆谱,而是人类最早的“食品卫生法”也。

        现在吃生鱼片,当以日本为正宗。张协的《七命》里形容鱼片是“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形容绝世美人也不过如此了。我在日本就真的吃到了这么漂亮的美味,东京大学的中文科为了招待我,特意重金预约了日本最著名的刺身,其中最名贵的那条鱼,当天东京湾只打到了一条,天皇也只能预约第二天的了。而日本的佐料是酱油和山葵,另配萝卜丝海苔之类。日本的生鱼片,历史上有过多种写法,例如指味、差身、差味、差酢、刺子、刺躬,现在统一写作“刺身”,用东京话发音是“洒西米”。熟稔日本文化的郭沫若,曾经于1954年12月21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篇《刺身论》。他说sashimi本来是潮州人吃鱼生时所用的酱油,当地叫做“三渗”,大概是用酱油、醋和生姜汁三种佐料来食用生鱼片。而samsham(三渗)的发音因日本人不能发鼻音而说成sashimi。郭沫若的推断有一定的道理。现在韩国的著名品牌“三星”的发音,就有点接近samsham(三渗)。而潮州文化确实对日本文化有影响的,中国最爱吃鱼生的地方就是潮州。从潮州,厦门,经过台湾、冲绳、到日本本土,有一条很清晰的风俗文化变迁路线。我的林祁师姐在日本多年,她说一到冲绳,简直就像回到了她的福建老家也,东京大学的林少阳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从佐料名变成菜名,似乎符合文化误读的规律,也可聊备一说吧。

        崔俊生道:“反正孔老师的意思是说儿,我们韩国和日本的文化儿,都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儿,我这么理解,没错儿吧?”

        我说:“可不是那个意思。韩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日韩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地方很多,但也各有所长,不必事事要一争长短。就拿烧烤和刺身来说吧,虽然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丰富多彩,但韩国和日本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长。现在要说吃烤肉,我是很喜欢汉城和光州的烧烤的。要说吃刺身,那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比中国要高级多了,例如我在仁川海边吃的生鱼,在北海道函馆海边吃的海胆,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在日本,我吃到了品种最多的鱼,很多鱼的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文化遗产的发明权归谁,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谁能体会出其中的文化滋味,才算是真正的文化主人啊。刚才这几盘子上等精肉,用傅玄的话说,真是流采成文,灿若红绮,要是不懂得欣赏,那就好比暴殄天物,可惜一边说话,都吃完了。你们今天又听我上了这宝贵的一课,这就叫做亲炙纶音啊——咱们再来5盘大和黑牛吧。”

        学生们都说:“孔老师讲得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也更想吃多了,再来5盘是太少了,我们再来10盘吧。”

        孔老师说:“好,这就叫炙不厌多,脍不厌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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