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战胜国也受到损失，并经受巨大而持久的变革，无一能逃脱。英国的确没有接受像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所采取的独裁政权，也没有遭受像法国那样的极端政治不稳定，但在战争前夕就已经困扰着它的一些问题又复发了，在实现和平之后以更严重的形式呈现出来。只有其中一个问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即有条件地赋予妇女选举权。进入和平时期，选民由大多数的女性人口和几乎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男性人口构成，这也要归功于男性选举权的扩大。在经济萧条的条件下，这种选民构成的广泛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工党上台执政。通常，一场大战结束后紧接着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较高的战时薪资可以维持一小段时期。然而，当前的经济形势极其恶劣。尽管英国在战争期间征收了沉重的赋税，但到战争结束后已然负债累累。此外，它还欠美国近4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转借给了自己的盟友。希望德国能够支付战争赔偿简直是痴人说梦，任何数额的赔款要求在1932年都被最终放弃了。同时，英国政府在1921年的贝尔福照会（Balfour Note）中表示，自己除了要从有关盟国索回一笔能够使它支付所欠美国的调整债务外，将放弃向盟国索取余下的债额，要索回的这部分款额将加到它对德国赔款的占有份额上。

        然而，发生了两件事：很明显，赔偿将不会兑现；1922年斯坦利·鲍德温先生，即现在的鲍德温勋爵，去美国洽谈时立即接受了比他被认为可能得到的负有更多义务的条款。英国是第一个提出清偿和支付的国家，这大大提高了它在美国的信誉，但债务问题后来在两国间引起了不快。对于美国而言，唯一公平的说法是，它在给协约国预支了超过116亿美元的同时，并没有向德国索要任何赔偿或领土。它觉得各协约国家除了将从德国获得预期的巨额战争赔款外，还大大扩张了自己的国家或帝国。在我看来，战债永远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得到支付。这听起来有些抽象，而且可能在不愉快的问题双方之间引起道德争论；由于情绪和错误信息，这个问题已经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然而，内债和外债问题只是造成英国面临的诸多困难的一小部分原因。大战中对资本的破坏必然会带来随后的商业萧条。而且鉴于这次是规模最大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史无前例，难免接下来的第二次战后萧条是最大的。此外，英国的情况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过英国实际存在但不易觉察的经济转向。战争与和平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进程。在战争时期，它不得不处理掉自己巨额海外投资中的较大部分，而海外投资构成了它的国民财富的一大部分；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此外，英国国家财富对外贸的依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强。迫于战乱的严酷现实，它不得不放弃大部分对外贸易，现在，在一个萧条的世界和面对新的竞争对手，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程度。再者，从德国获得赔偿的努力伤害了它的本土状况。如果说它获得了很多德国以前的商船，那么这就意味着它自己的船厂只好闲置起来；以煤炭的形式支付赔款几乎摧毁了它自己的煤炭产业；德国出于筹集赔款的需要几乎以任何价格出口的商品充斥英国市场。英国开始认识到要德国赔偿是件不可能的事，而法国人，至少直到他们致命地占领了鲁尔区之前还是坚定不移地要求赔偿的。最后，在战争需求的强制推动下，其他国家的生产工厂已经极大地张了，无论是用于国内消费还是出口，所以当英国再次准备发展对外贸易时，它的市场已经相应地萎缩了。其他国家的市场也萎缩了，这导致它们纷纷提高自己的关税壁垒，加上混乱的货币条件，使得世界贸易几乎变得不可能。1929年，第二阶段的世界萧条开始发生，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对于刚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疯狂投机的美国，打击尤为沉重。

        这一时期英国政局的混乱程度，从1922年由劳合·乔治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后的政府和部门的数量中可见一斑。博纳·劳继任为首相。几个月后他又被鲍温德所取代，这个政府在1923年的大选中败北，随后拉姆塞·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上台执政短短数月时间，也未能提出治理国家疾病的良策。在1923年的第三次选举中，鲍温德领导的保守党卷土重来，重掌大权，他本人一直担任首相直至1929年工党再次翻盘，此时的自由党已经几乎完全自我毁灭了。由于工党在其不到两年的执政期间内，再度对国家财政已经濒临深渊的状况无能为力，国民政府（National gover）于1931年应运而生，此后的首相依次是麦克唐纳、鲍德温（任期为1935～1937）和内维尔·张伯伦。

        在和平时期的第一阵繁荣过后，被战争打断的劳资纠纷——特别是煤矿产区——重新发展起来，并延伸至几乎所有的行业。然而，矿工联合会冲锋在前。他们首先提出国有化的要求，接着是1921年大停工，矿工们以失败告终。工人们接过他们认为是投给他们的战书，决定应战。当时的工会会员约为六百万。当与政府和矿主的新一轮谈判破裂后，矿工们呼吁英国工会联盟举行一场声援性“总罢工”。罢工于1926年5月4日开始。

        报业、交通和其他许多重要及次要的行业都陷于停顿。但是政府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虽说不是完全明智的。罢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这主要归于普通民众的积极应对。他们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亲手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驾驶公共汽车、驾驶火车机车、运营发电站或其他设备，即使是拥有最高头衔的人也在火车站干起了搬运工的活。这是民族性格的非凡展现，也似乎表明，把总罢工作为武器，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不会成功。没有暴力，随处可见罢工者、公众和警察之间快活融洽的友善交往，真是地地道道的英国特色。

        尽管一定数量的公众对这场不具革命性的运动表示忧虑，但是政府，主要受到温斯顿·丘吉尔的影响，引导人们相信这是一场革命性的罢工。不幸的是，在罢工被瓦解后，政府和雇主除了通过严厉的立法来对付工会，几乎让他们的地位退回到七十年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补救工人们真正的苦情。劳工们虽然被打败了，但社会并未安定下来。

        虽是如此，相比于本世纪初，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地改善了。工人阶级的衣着、饮食和住房都更好，包括成年人在内，有了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在买醉上花的钱少了，而把钱更多地花在看电影、假日旅行和其他的娱乐活动上，虽然像更高的阶层一样，他们不如以前节俭。不仅有在战争年代轻易赚来的钱，而且有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包括“失业救济金”，把钱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者颐养天年似乎不那么必要了。而且，“社会主义就在当下”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共产主义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尽管不大。

        战后几年带来了失业问题，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人口增长的趋势在19世纪尤其显著。英国的人口在这段时期从约1000万增至约3700万，到1937年又增加了1000万。直至战争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巨变，这些增长人口的就业问题通过本土工业的扩张和移民得到解决，但英国再也不能重新占据从前在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支配地位了。不仅美国，甚至有些自治领都出台了限制立法，以致英国向海外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封堵。失业问题，连同失业救济金以及其他社会的或金融的副产物，看来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目前出生率的下降产生其效果之前是这样的。

        1931年迎来了经济大危机。维也纳的一家大银行倒闭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大风暴”席卷了全球。在1925年就已恢复黄金支付的英格兰银行发生挤兑，被迫向法国和美国借了5000万英镑，但仅仅数日就所剩无几了。唯一的拯方法就是通过平衡预算来重建信用，但是如果不大幅削减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成本，这是无法做到的，而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拒绝这样做。

        如上文所述，工党因此垮台，被国民政府所取代。新政府承诺将大力削减支出后，得以从法国和美国那里借到超过8000万英镑，但在新的法案被通过之前，这笔钱同样被消耗一空了。9月21日英国再次放弃金本位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而英国一直以来如此依赖的世界贸易，仍然受着交易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的进一步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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