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雷迪

        身为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孙子，又做过人类学教授的普拉勃德·库玛尔发现，他家新来的女仆常常一个人沉思，所以他开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医治良方：让她讲个故事。她一声不响地干活儿，擦洗地面，清洗碗碟，烧饭拖地，干完就静静地去给孩子弄吃的。

        不过，这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对讲故事并不完全陌生。小时候，贝碧·哈尔德曾经躺在堂姐身边，就像舍赫拉查德王后一样，接连几个晚上讲述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而她也不乏自己的故事可讲。比如说，母亲在她四岁时离家出走，塞给她一枚十派沙硬币，每次手里摸索着硬币，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突然消失的母亲和弟弟的故事，或者是他们一家人在克什米尔的生活—她父亲在那里当过几年兵。即使读历史课本，也会让她不由自主想起母亲的样子—母亲背上绑着一个小孩走了，永远从他们生活里消失了，就像章西女王一样。

        但是普拉勃德交给她的本子和笔让她有种莫名的恐惧。跟无数的原始人类一样，对贝碧·哈尔德来说，故事应该是临睡前随意讲述的东西，就像寓言一样，讲述狡诈或者单纯的动物、国王和王后的故事，远离世俗人心，远离生活里的千头万绪，然而有极大的净化心灵的作用。但是她雇主的建议很不寻常，他说的是：“写下你自己的生活。”写她自己的生活！

        她活得茫然懵懂，生活里充斥着暴力和虐待，晦暗无光，只是不时鼓起勇气绝望挣扎。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好讲的？她跟着退役做司机的父亲走过很多地方，从克什米尔来到穆希达巴德，又到达加坡。先成了个没娘的孩子，不得不忍受暴力成性的父亲和继母，然后又嫁给一个大她十四岁的冷漠残忍的丈夫。直到有一天，她不堪忍受，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了去德里的火车。在德里，她跟全国成千上万逃离贫穷和酗酒的丈夫的女人遭遇一样：做报酬少得可怜的女佣，有时候跟孩子在将近零度的冬夜流落街头。

        但是贝碧习惯了服从，做起了雇主分派给她的任务：每天艰难地写上几页，好像是她一天繁忙工作中的另一件琐事。说起来真是令人汗颜，她已经有二十年没在习字本上写过字，连字怎么拼都忘了。更糟糕的是，连她的孩子也纳闷妈妈为什么要往习字本上写东西，他们反而不用。但是，结果证明普拉勃德的确独具慧眼。文字的魔力开始起作用了。

        普拉勃德生来就与文字打交道，靠文字为生，以文字为乐，所以他懂得文字的价值。实际上，他发现贝碧打扫书上的灰尘时动作特别慢，就立刻提出让她使用他的图书室。她犹豫不决地从书架上拿走的第一本书，是塔斯利玛·娜斯琳的《我的孟加拉少女时代》。再也没有一本书比这本更适合初学了，贝碧就好像在读自己的生活。作者在书里表达了一个生在贫穷社会的女性的愤怒和屈辱。这些压抑已久的情感迫使贝碧登上了通向未知的人生终点的火车，而现在似乎具有了新的意义。

        干完一天的活儿，等孩子睡下，贝碧不停地读。其他如阿夏普娜·黛维、马哈思维塔·德维、布达戴布·古哈的小说也很快成了她阅读的对象。这些书足以刺激贝碧从迟钝和麻木中苏醒过来，但单单是阅读还不能刺激她开始写作。如果普拉勃德这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涉足写作的作家，以及他的两个好朋友阿施沃克·塞卡萨莉亚和拉米什·葛斯沃米没有鼓励她、督促她，贝碧可能永远都认识不到自己的写作天分。

        （英文译本为《不寻常的一生》）是一册薄薄的小书，从贝碧的童年讲到她在十二岁零十一个月时结婚，猝不及防地步入成人的生活，徒劳地挣扎着，与大字不识、性情冷淡的丈夫勉强维持生活，独自一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直到最终踏上火车，来到了德里附近的法里达巴德。故事最后讲述了她寻找生计的艰辛和意外发现自己写作天分的过程。

        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但是每到心酸痛楚之时就转为第三人称叙述。贝碧似乎本能地知道，传达这些激烈情感的唯一手段，就是与自己的叙述拉开距离。值得称赞的是，普拉勃德将孟加拉语手稿翻译成印地语时，选择了最少限度的干预，只是理顺了叙述过程中混乱的时间，保留了贝碧最原始的叙述声音。贝碧这本不一般的个人备忘录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她对自己的刻画：在短短几页里，贝碧从一个麻木被动、逆来顺受的女人蜕变成了作家，能够借助语言文字再现她生活中那些压抑而灼痛的往事。

        这本备忘录巧妙地利用习字簿的记录形式入手，记叙了一家人在查谟、克什米尔和达尔豪西这些她父亲当兵的地方的生活。她有意无意地描写了雪花、山上的鲜花乃至彩虹。但是从一开始，显然就不是传统的小姑娘讲美丽的鲜花和彩虹的故事，而是一个成年人对残酷现实的反思。

        贝碧一家人被父亲带到穆希达巴德，然后父亲就离开了，置他们于不顾。贝碧用受过虐待的人特有的一种不夹杂任何感情的平淡语调，描述了一家人当时面临的窘境。四岁的贝碧事无巨细，毫无遗漏，而长大的贝碧则用儿童特有的直白记录了他们凄惨的生活：她母亲如何拼命维持家里的开销，放不下骄傲和自尊，不肯走出家门工作或者依靠亲戚施舍度日，如何把无奈和挫折发泄到孩子身上；记叙了父亲如何偶尔出现，许下诺言又转身离去，直到最后因为家中长辈的压力辞掉工作回家来。可是回到家的这个丈夫和父亲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让孩子们避之唯恐不及。

        接下去几页的故事，就和这些年来贝碧记忆中的一样，未加斧凿，一派自然。贝碧随意而平淡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她并没有打算去理解她懵懂的童年，她花了半辈子努力想忘掉这一切。她冷静记录的事情因为其随意性，反而显得更可怕。母亲带着最小的孩子离开，一句话也没说就抛下他们不管了。大姐仓促地嫁了人。父亲因为贝碧老老实实承认家里没吃的而将她一顿毒打。她还记得学校里玩过的游戏，记得大哥离家出走，记得继母的虐待，记得父亲去丹巴德找新工作。然后，我们看到她根本就是个没有分辨力的孩子，因为过湿婆神祭拜日没有新衣服而哭泣。似乎贝碧因为拿到了纸和笔，听从写下她的生活的吩咐，便开始带着外科医生的精确和职业性的冷静，迫不及待地抽丝剥茧，再现了她童年的苦恼和创伤。

        但是，随着叙述的进行，贝碧的风格发生明显的转变。我们看到她开始对事件进行描写，而不是一笔轻轻带过：好像她不曾向任何人倾吐过这些痛苦的往事，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细想过，而现在只需要她自己的文字就能疗好她的伤，往事从此便不会再困扰她。

        举例说，她十一二岁时躺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时，初潮来了：“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床单上都是血，顿时害怕得哭起来。当时我还在医院里，护士听到了哭声，跑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我吓得说不出话。护士看到了床单，问我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我回答说没有，她就明白我为什么害怕成这样了。一些人围到我身边，冲着我笑。其他病人也告诉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女孩子长大了都会这样。”

        贝碧发觉自己在思考生理成熟的含义：父亲突然开始关注她的需要了，甚至不计较她的不敬—要不然，她肯定逃不了被责。小区里的男孩也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

        贝碧变得自信大胆，她现在可以停下来审视身边的人了。好像话语帮她摆脱了过去，她现在有闲情逸致四处观望了。单调的叙述语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机敏。她停下来描写一个叫克里希纳的同学：“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牙齿有些参差不齐，但还是很美。她的妹妹玛尼也是个可爱的小女孩。”贝碧冷静地描述她和这对漂亮爱笑的姐妹一起上学的场面：“我们三人一起上辅导课。我记得，有一天停电了，我们点上一盏酒精灯，继续学习。我把灯移了移，结果滚烫的玻璃灯罩掉到了老师的膝盖上。我被吓坏了，以为老师肯定会向爸爸告状，那样我又会挨打了。但是，老师压根没这样做，他什么都没说。尽管老师没当回事，但克里希纳和玛尼老是拿这件事取笑我。”就在前面几页，贝碧还会从一件事突然跳到另外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但是，她现在能够把几件事联系起来，猜测这两姐妹肯定跟她们的父亲提过这事，所以两姐妹的父亲才会建议贝碧的父亲对小孩子不要太严厉。

        贝碧的叙述不带丝毫自我怜悯，轻轻转入自己的叙事中，同意两姐妹父亲的看法：她的童年在母亲离开的那天就已经结束了。“爸爸不许我戴手镯，也不准我和别人说话、和别人玩，甚至不允许我走出家门。我太怕挨打了，所以只有确定爸爸不在，没法逮住我时，才找机会溜出去。当时不过十一二岁，但那时我就常常想，没有谁像我这么苦命了吧？我常想，只有我才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有时回忆起妈妈，我会想，要是离开的是爸爸而不是妈妈，也许事情就没那么糟糕了。除了害怕，爸爸还给了我们什么？”

        然而，贝碧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可怕人物。贝碧话语流畅起来，也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天真单纯，在她的叙述中，爸爸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人：脾气暴躁，但很情绪化，有时不乏慈爱，甚至出奇地温柔。

        自书的三分之一处开始，贝碧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脱离主题讨论其他话题，有时活泼俏皮，有时沉思默想，然后像一个成熟的作家一样有条不紊地回到主题上来。从开篇几页到现在，贝碧取得了多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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