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梅的确不在这儿住了，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当时，她在这儿开了一家小药店，对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中，药店变成了杂货铺。梅梅手脚勤快，持店有方，把小铺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货色十分齐全。白天，她用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当时小镇上一共有四台）给人家做针线活，要不就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她总是保持着印第安妇女那种特有的和蔼可亲的神情，又大方又含蓄，既显得天真烂漫，又对外界有所防范。

        自从梅梅离开我们家，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说实在的，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大街拐角和大夫一起过日子的，为什么她会这么贱，居然嫁给一个拒绝给她看病的男人。当时他们俩都住在爸爸家里，一个相当于养女，另一个则是食客。听继母说，大夫为人真不怎么样。梅梅闹病那天，他一个劲儿地劝说爸爸，要他相信梅梅的病不要紧。其实呢，他根本没去看梅梅，连他自己房间的门都没出。不管怎么说，即使梅梅的病只是头疼脑热，他也应该给她瞧瞧。不说别的，单凭他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八年，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也总该知恩图报吧。

        我不知道后来又出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一天清晨，梅梅不见了，大夫也不见了。继母把大夫住的那间房子一锁，此后绝口不再提起他了，直到十二年前给我缝嫁衣的时候，才又说起了他。

        在梅梅离开我们家三四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天，她到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她身穿簌簌作响的印花绸衣服，头戴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帽顶插了一束纸花。以往在家里的时候，我见她总是衣着朴素，经常光着脚。那个礼拜天，她一走进教堂，我还以为来了另外一个梅梅呢。她在前排，挺直了腰板夹在太太小姐们当中，装模作样地望弥撒，脑袋上顶着一大堆七零八碎的东西，花里胡哨的像是戏子的行头。她跪在前排。就连她望弥撒的那股子虔诚劲儿，也令人感到陌生，画十字的架势也透着俗气。知道她是我们家女佣的人，见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地走进教堂，都十分惊诧。从没有见过她的人也吓了一跳。

        我（那时候大概不到十三岁吧）问自己：梅梅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什么她要离开我们家，又为什么这个礼拜天出现在教堂里，打扮得与其说像贵妇，不如说像圣诞节时装扮起来的圣像。她那套衣服足够三位夫人在复活节穿起来望弥撒，剩下的玻璃珠和花带子还够另一位夫人打扮。弥撒一结束，男的女的都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她出来。他们在门口站成两排，脸冲着教堂的大门。现在想起来，他们默不作声地守候在那里，脸上挂着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神情，八成是暗地里商量好了。梅梅走到门口，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又把眼睁开，顺手打开那把五颜六色的小阳伞。梅梅穿着高跟鞋，在两排善男信女中间橐橐地走着，活像一只孔雀，样子十分可笑。一个男人拦住她的去路，随即，她被人群围起来了，只见她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强挤出个笑脸来。那副矫揉造作、假里假气的神态，跟她那身打扮倒是挺匹配的。在梅梅走出教堂，打开阳伞，朝前迈步的时候，爸爸正好站在我旁边。他拖着我朝人们走过去。在人群合拢时，爸爸已经走到了正要夺路而逃的梅梅身边。他伸手拉住梅梅的胳臂，把她带到广场中央，对周围的人根本不屑一顾。那时候，他显得那么傲慢，那么目中无人，就和他平常违反众意硬是要干某些事时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梅梅不过是和大夫姘居。当时，小药店已经开张，梅梅依然像华贵的夫人一样去望弥撒，根本不管人们会怎么说或怎么想，似乎忘却了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事。又过了两个月，教堂里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我还记得大夫在我们家里住的那阵子是什么样。他留着一撮小黑胡子，朝上翘着，一看见女人，那双狗眼里就闪露出淫荡、贪馋的目光。我从来不和他亲近，大概是因为我把他看成一头奇怪的畜生。每天大伙儿吃完饭站起来以后，他还坐在桌子边，大吃喂驴的青草。自从他拒绝救治伤员的那天夜里起——再往前六年，他还绝过给梅梅看病，可是过了两天，梅梅反而成了他的姘妇——直到三年前爸爸生了一场病，其间，他一次也没从大街拐角的这栋房子里走出来过。早在镇上居民对大夫进行宣判以前，杂货铺就关门了。不过，我知道梅梅还住在这里。铺子歇业以后，她又住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她的失踪要晚得多，至少人们知道她失踪的消息要晚得多。贴在他家大门上的那张匿名帖就是这么说的。据帖子上说，是大夫把梅梅杀害了，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怕的是镇上人通过梅梅加害于他。不过，我在结婚之前见过梅梅。那是十一年前。有一天，我做完念珠祈祷回来，梅梅走出店门，髙兴地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是啊，”我对他说，“应该就是这么回事。”说着我拉直那根绳子，绳子的一头还留着刀子拉的新碴儿。我把长工们往下解尸体时割断的绳子又绾了个扣，把绳子一头扔过房梁，挂在了梁上。真结实，能经得住好几个像大夫那样想上吊的人。镇长用帽子不停地呼扇，屋里闷热，他又刚喝过酒，脸上红扑扑的。他抬头望着绳套，一边估量着能有多结实，一边说：“这么根细绳根本挂不住他呀。”我说：“这是吊床上的绳子，他在上面睡了好多年了。”他挪过一把椅子，把帽子交给我，试着把头往绳套里伸了伸，脸挣得通红。然后，他站在椅子上，眼睛睨着悬在空中的绳子，对我说：“不可能。这绳套还够不着我脖子哪，套不进去啊。”我明白了，他是成心胡搅蛮缠，设置障碍，阻挠给大夫举办葬礼。

        我脸对脸地瞧着他，打量着他。我说：“您没有注意到他至少比您高一头吗？”他扭过头去瞧了瞧棺材，说道：“不管怎么样吧，说他是用这根绳子上吊的，我没有把握。”

        我心里有数，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就是故意耽搁时间，怕给自己找麻烦。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我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虚。他担心的是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拦着不让下葬，固然不好；吩咐举办安葬仪式，怕也不行。他走到棺材跟前，一转身，冲着我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吊在那儿，否则我很难相信。”

        我一气之下真想下个命令，叫长工们打开棺材，把悬梁自尽的人再吊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女儿恐怕承受不了，我外孙也是，她本就不该把他带来的。尽管这样对待死者，凌辱一具不能自卫的肉体，搅扰一个刚刚在棺材里安息的人，于我倒是无所谓的。挪动一具宁静地躺在棺材里尽情歇息的尸体，并不违反我的处世原则。我满可以把死者重新吊起来，只为了看看那家伙究竟能有多得寸进尺。但是，不能这样做。我对他说：“您放心，我是不会下这种命令的。如果愿意，您可以自己动手把他吊起来。出了什么事，由您负责。请记住，我们可不知道他死了多久了。”

        他没有动，还是站在棺材旁边，两眼望着我，接着扫视了一下伊莎贝尔和孩子，然后又瞅着棺材。忽然，他脸向下一沉，咄咄逼人地说：“您心里该明白，会出什么事。”我很清楚，他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人。我说：“那是自然。我这个人就是敢作敢当。”他两手交叉，满头大汗地朝我走过来，想用某套精心设计的滑稽动作把我给镇住。他说：“请问，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昨天晚上上吊的呢？”

        我等他走到跟前，一动也不动地瞄着他，直到他呼哧呼哧喷出的热气扑打到我脸上。他站住脚步，还是交叉着两手，一只手在腋后晃动着帽子。这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您是代表官方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他还是站在我面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见我的话，他既不吃惊，也不慌张。他说：“当然了，上校。我是代表官方向您提问。”

        我准备详详细细地把这件事讲一讲。我相信不管他要兜多少圈子，只要我态度坚定又耐心冷静，他最后总得让步。我说：“是他们几个把尸体解下来的，我总不能老让他挂在那儿，等您决定好什么时候来。两个钟头以前，我就去请您。总共才隔着两条街，您可是整整走了两个钟头。”

        他还是纹丝不动。我拄着手杖，站在他面前，身体略向前倾。我讲道：“再说，他还是我的朋友。”没等我说完，他就撇着嘴笑了笑，还是原来那个姿势，把一股酸臭气喷在我的脸上。他说：“这算得上世上最省事的解释了，是不是？”他突然把脸一绷，说：“照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要上吊喽？”

        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找麻烦。于是我耐心、口气缓和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刚一知道他上吊的消息，就立刻赶到您的住所，这是两个钟头以前的事了。”他连忙说：“我正在吃午饭。”似乎我这句话不是在说明事实，而是在向他提问。我说：“我知道。我想恐怕您连午觉都睡过了吧。”

        这么一来，他没话说了，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旁边的伊莎贝尔睃了一眼，又看了看那几个长工，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表情不大一样了，好像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打定了主意。他转身朝警察走去，嘀咕了几句。警察做了个手势，出去了。

        随后，他朝我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说：“我想跟您到隔壁房间谈一谈，上校。”他的口气完全变了，声音里透着紧张慌乱。我朝隔壁房间走去，他用手轻轻架着我的胳臂。哦，我竟然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

        这间屋子和那间不同，又宽绰又凉快。庭院里的阳光照得屋里亮堂堂的。他的眼神惊惶不安，笑得颇不自然。只听他说：“这件事只能这么办了……”没容他说完，我就抢着问：“要多少？”一听这句话，他又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敲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味同嚼蜡地吃着，毫无食欲，仿佛甜点心和小面包只是用来留客。我是这么理解的，于是就任凭她尽情回忆。缅怀过去，梅梅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比戴着帽子、穿着高跟鞋走进教堂的那天显得憔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怀念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也根本没有流逝，直到那天晚上回首往事，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也才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就是我从教堂回来，她和我开玩笑（她用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的那天晚上，她回忆起我妈妈的。而我在那段日子里也特别想念妈妈，正尽力回忆她的模样。“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而我真的相信她。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传闻。不过，她是出于一片好心，她甚至相信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传闻变成了遥远的、难以忘怀的真人真事。她说，战争期间我父母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钱可赚，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没过几年，就盖起了一所乡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这些细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让它们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遭什么罪，从没缺吃少喝。”就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父母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父母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米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的炊具则早就没人用了，是我父母（他们是表兄妹）的远房亲戚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圣像的箱子。每到一处，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全家简直就是一个古怪的戏班子，有几匹马，几只母鸡，还有四个在我们家长大的瓜希拉长工（他们都是梅梅的伙伴)。他们跟着爸爸到处流浪，仿佛马戏团里的驯兽。

        梅梅回忆往事，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父母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像过节一样。有些场面还颇为罕见呢，比如睡在蚊帐里的牲口。

        她说：打那以后，事事就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疲惫不堪的一家人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往昔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时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像得了疟疾似的，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恐怕也不太满意，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预备要在这儿扎下根来，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像马鬃或马尾一样浓密平直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从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的话刚一停，我忽然听见屋里——就是我和孩子、爸爸现在待的这间屋里——有人咳嗽，是一种干咳声，十分短促。我又听见他清清嗓子，在床上翻了个身。没错，就是他的声音。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早已把他忘掉了。在这儿待了这么大的工夫（大概已经十点了吧），我一直觉得只有梅梅和我两个人在屋里。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我手里端着盛甜点心和面包的盘子，一口没吃，胳臂都端酸了。我朝前倾了倾，说：“他醒着哪。”而她不动声色、冷冰冰、完全无动于衷地说：“他每天都睁着眼，一直到大天亮。”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晚上和这么个脓包男人一起过夜。不到天亮他不睡觉，成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一双淫荡的狗眼睛——这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总是贪婪地盯在她身上。一想到梅梅和这么个男人一块过日子，我真感到难过。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拒绝给梅梅看病。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整天在家里遛过来遛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了。既然他在家里，没有睡着，听见我们在店后叙家常，也许又要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了，我想还是换个话题吧。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教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也没向她解释什么。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现在她站起来，把盘子放到柜台上，隔着灯刚好看见我的正脸，所以她才说：“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有时候接过午饭，手托着盘子直到后半晌。她的身体僵直，坐在摇椅上从不摇动，两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就这样，她一直等到有人来，从她手里拿走盘子。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搀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九个月来，她默默忍受着死亡的逼近，如今更加痛苦不堪。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经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后来据爸爸自己说，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男人身边没有妻室，谁都不会认为你是正派的。”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上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一年以后，他续了弦，和我的继母阿黛莱达结婚了。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了，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原本是幸福的，可她自愿放弃了幸福的生活。今天能稍偿所失，也算心满意足。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她说，还有一件事是五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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