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无可逃的二次伤害

        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1998这个年头。它是我想忘却又一直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最引人关注的是来势汹汹的洪水，我上高一，离灾区很远。有一天早晨，我眼神空洞地看电视新闻，爸爸走过来，有些犹疑地说：“我要去浙江做一次关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济调查，时间有点儿长，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继续看新闻。自从发生那件事，我整个人都变了。有些麻木，有些冷漠，有些自卑，对这个世界有些不知所措。

        爸爸走后的第三天，学校号召给灾区捐款。

        作为班里的纪律委员，放学后，我去综合楼教师办公室送捐款。办公室只有一个老师在。他是学校最出色的物理老师，特级教师。他认识我，很温和地冲我笑了笑，叫我坐下。我坐下来，把装在信封里的钱递给他，说，老师，这是我们班同学的捐款，麻烦您交给方老师。

        他没有说话。这样的沉默令我感到异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吸声，然后一双大手从桌面上伸了过来。我听到他说，你的手真漂亮。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像是被冰冻住，抽回手，我的脸涨得通红。我什么都没有说，将信封往他那边推了推，麻烦您交给方老师。他的双手又将我的手一把握住，说，你还装什么清纯。

        这句话像利箭一样，将我的心脏刺穿。我的眼泪掉下来，逃也似的冲出综合楼。每一步都充满委屈与悲伤，还有深深的绝望。

        现在你知道了，我为什么会说1998年，是我想忘却又一直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我遭人猥亵，然后又被道貌岸然的老师二次伤害。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在想，人若是被伤害，便会筑起围墙保护自己，而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那些逃无可逃的二次伤害。

        我转学了，搬家了，离开了我生活了十五年的城市。我脆弱到没有勇气将那个老师的猥琐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爸爸，它成了我心底里最黑暗而茁壮的一个秘密。

        

从此我们化友为敌

        到达新城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独来独往。爸爸依旧忙，对一名离异多年的老记者来说，城市早已失去它的意义，在他眼里，只有一座城市值得他奔赴，那就是新闻发生地。

        不知从哪天开始，苏蕾蕾开始与我走得很近。或许是我开始忘记一些事情，又或许是苏蕾蕾天生的狐臭——请你不要笑，那时候的我选择朋友的标准，就是她必须要有明显缺陷。唯有这样，我才不会感到那么自卑。

        我们一起吃饭，上完体育课一起去冲凉，买可乐。有时候，我们躲在音乐教室的最后一排说悄悄话。那时候有比肥皂泡还多的梦想。我只愿与苏蕾蕾交往，没有人知道，其实我是带着我与她都是有缺陷的同类人的心理接近她的。

        2000年夏天，我满头大汗地用自行车驮着苏蕾蕾跑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终于找到了一家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激光除狐臭的医院。手术前，我陪她坐在医院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她忽然问我，你有没有上过手术台？

        我呆了一下。1998年的那张手术台在我脑海中闪过，还有那个斯文秀气的医生。他在检查完后对我爸爸说，还好，处女膜没遭到破坏。爸爸的表情如释重负。

        我看了看苏蕾蕾，想，两年过去了，我可以坦然面对以前的种种了。当时的我还想，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值得信任的人，我应该说实话。所以我调整了一下呼吸说，有的。

        其实我真傻，我不该对她说。我一直将她当作最好的朋友，是她在我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友谊。我从没想过她会出卖我，可是我应该想到，对一直渴望更多友谊的她来说，她是有可能出卖我的秘密，并用它去争取友谊的。

        况且，在手术以后，她不再是那个有缺陷的女孩子。

        总之，当有一天，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同学递过来一张字条，问我是不是曾经被人强奸过时，我像是被当头打了一棒。我将那张字条撕得粉碎，然后微笑着回过头，说：是苏蕾蕾告诉你的吗？她在撒谎！

        从那一刻开始，苏蕾蕾，我发誓与你化友为敌，形同路人。

        

你可以吻我，但不可以碰我

        2001年的暑假又热又长，我坐在被窗帘蒙得昏暗的房间里，一家家学校地选。最后我将目光定格在兰州。理由很简单，它离我这里很远，而且在我们省只招一名学生，这给了我莫大的安全感。

        以我的成绩，几乎是毫无悬念地去了那里。我刻意与以前划清了界限，一遍遍告诉自己，杨悦月，你已经十八周岁，长大成人，你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努力生活，生活不过给了你一点挫折，不要被自己拖住后腿，坚强一点，勇敢一点。

        我加入很多学校社团。我播音的节目逐渐红了起来，在那个并不是人才辈出的西部学校里，来自东部的我很快成了翘楚人物。大二时，我与冼绅开始恋爱。他是广东人，他用粤语唱歌给我听，用美丽的粤语说过我中意你，还有生日快乐。我尤其喜欢他说粤语时的口气，温柔得不像样子。我学会的第一句粤语是你好。第二句是对不起。

        有时候在兰州街头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感慨，冼绅，走到今天真不容易。他只是笑，他并不理解我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他并不知道杨悦月能够站在2002年的兰州街头，跨越了多少辛酸与屈辱，淌过多少泪水。

        可是那又有什么要紧。我已经决心忘记1998年，他知不知道理不理解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漫天星光下，他会牵起我的手，像个老牌绅士那样轻轻吻一下，然后看牢我的双眼说，感谢上天让我们相识。

        虽然肉麻，却让我感觉到幸福大概就是这般模样。

        有一天晚上，或许是他认为时机成熟了，或许是情不自禁，老牌绅士吻我的时候，双手开始游走。当他透过衣衫即将解开我的内衣的背扣时，我忽然一抬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在朦胧的夜色里，仿佛利器划破了布帛。

        他有些蒙了。其实他是那样容易腼腆与胆怯的小绅士，眼神里有惊惶与问询。他抱着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嘴巴动了一动，却什么都没有说。

        我该如何跟他说，在那关键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那个猥亵我的老男人。他肮脏的双手，他那把蛮力，以及无数个在梦里还在反抗的瞬间。

        我才二十岁，我该如何跟我爱的男孩说起那个令人绝望的1998年。它将我的人生，断然划分成一半明媚，一半忧伤。这不算悲哀。最为悲哀的是，我始终在忧伤里沉沉浮浮，一次次跌落。

        

生命中最悲哀的事是在遭遇不幸后失去面对生活的能力

        2006年春天，我穿着长至脚踝的大衣走在伦敦的大街上。穿过这条街，就可以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公寓了，虽然没有下雪，温度依然很低。路边的脏水都结冰了，走在上面，咔嚓咔嚓像是踩着碎玻璃。我回味着刚刚在学校，从播音室里出来的时候，Mr.Brown对我说的话：杨，你的这把声音，无论在哪里，都将会是最红的声音。

        回到公寓，打开电脑，上网，信箱里躺着冼绅的第52封来信。

        自从2002年的那一巴掌以后，我主动与冼绅疏远。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悲伤与绝望。或许是我太敏感，或许是我太脆弱。一年后，我办了休学，来到英国留学。

        他坚持给我写信，我始终没有回复。

        其实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我可以这样给他回信：冼，你总是问我，为什么不爱你，离开你，杳无音信。你可知道，我人生中曾经的一场噩梦，1998年，我在父亲出差期间去江西度假，遭人猥亵，并被很多人重复伤害，不再相信与感激。幸好，如今我提笔给你写信，是我已经明白，生命中最悲哀的事不是遭遇不幸，而是在遭遇不幸后失去面对生活的能力。

        最好我还能站到他面前跟他说这段话。但是这个春天，我还在继续冬眠。我和安戴意气风发地走在王府井大街上，

        橱窗映射出一对中等样貌、中等收入的都市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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