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走出监狱时已经是1975年了，从1950年被捕算起，他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二十五年，这一年他五十五岁。

        他还记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统一行动的，抓捕对象是旧政权的军、警、宪、特人员。其实“肃反”运动刚刚开始时，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凭他保密局中校军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党员罗梦云的死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共产党不会轻饶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认命了。干特工这行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当年他的助手叶兆明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才，英俊潇洒，勇气过人，接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当年特训班的业务尖子，精通四国语言，不少上流社会的女人一见叶兆明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这样一个优秀的特工，才执行过两次任务就丢了性命，真是可惜，他就是这个命，而徐金戈这条命又何尝不是捡来的？能活到今天已经是白赚了，徐金戈知足。

        多亏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为徐金戈做证，徐金戈活不过“肃反”这一关。应该承认，方景林还是很念旧情的，为了使徐金戈能免于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终他提出的三点理由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重视：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党员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况下，徐金戈没有采取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还有一点，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时主动与中共北平城工部联系，按政策应算起义人员，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贡献。

        办案人员承认了前两点理由，否决了第三点，他们认为，徐金戈的起义是被迫的，当时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他徐金戈不起义就只有死路一条，这算不上什么贡献，反而有投机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终被从宽判处了无期徒刑，一条命算是保了下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方景林为徐金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徐金戈是领情的。

        徐金戈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1959年，国家宣布对部分前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监狱里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谁知这次特赦并不包括原国民党中下级官员，只是在原国军高级将领中选择了部分确有认罪表现的人实施特赦。大家空喜欢一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

        “照理说，官儿越大罪过越大，怎么把大官儿倒放了，官儿小的就该把牢底坐穿？”

        监狱管教人员也向大家做工作：“别着急，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这不是刚刚开始吗？只要你们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机会。”

        囚犯们终于安下心来，继续改造，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的。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大家谁也不盼着出狱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外边已经闹翻了天，到处在抄家打人，别说是他们这些真正的“五类分子”，就是共产党的高官、大学教授、京剧名角、艺术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这时囚犯们才擦着冷汗庆幸道：“老天爷，还是共产党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们‘赦’出去，这会儿恐怕是死无葬身之地喽，还是监狱好，简直是个保险箱，得，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监狱里养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面没有任何亲属，他早已心如古井，对自己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也从来不做重返社会的美梦，在漫长的二十五年监狱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机会越狱逃走。那时他还年轻，凭他受过的训练，逃出这座监狱似乎不算难事，但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逃出去了又怎么样？偌大的一个中国，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终逃到了台湾又怎么样？国民党会如何对待这个“投敌”人员？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他厌恶这个政权。

        1975年，根据人大常委会决议，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徐金戈正好够上线，他在原国军中军衔为中校，理所当然属于“县团级”。

        徐金戈出狱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报纸上总是出现一些佶屈聱牙的古文，不是桓宽的《盐铁论》，就是什么“商鞅变法”“西门豹”之类的字词，让文化不高的老百姓们看得一头雾水。其实，这是几个文人出身的大人物在玩借古说今的把戏，想整倒政敌却不能明说，就拿古人说事儿，先造舆论，从外围入手，由表及里，在理论上做文章，把对手搞得半夜做噩梦，惶惶不可终日，这才发出致命一击，让政敌在猝不及防中翻身落马。这招数是“文革”中大人物们常用的手段，用多了就变成一种固定模式，连贩夫走卒都知道，一旦报纸上出现什么古文，肯定是什么人要倒霉了。

        徐金戈由统战部门安排了工作，考虑到他少年时读过旧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区文化馆“工农兵学哲学小组”任古文翻译，工作还算清闲。

        一日徐金戈路过前门大街路东的鲜鱼口，他记忆中当年鲜鱼口里有个老字号的兴华池澡堂，早年他曾在这个澡堂洗过澡，算起来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决定进去看看那个记忆中的老澡堂还在不在。

        在老北京城，鲜鱼口很有名。当初运河曾流经于此，这里是一个漕运码头，贩卖鲜鱼的地方，所以叫作鲜鱼口。离这不远处有叫三里河、水道子的地方，就证明了这一点。凡有水的地方，都曾经是兴旺之地，当时鲜鱼口的名声比对面的大栅栏还要响亮。

        徐金戈记得当年鲜鱼口最热闹的地方是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专卖炒肝的天兴居、兴华池澡堂、便宜坊烤鸭店、天成斋鞋店，路南依次是联友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和马聚源帽店。这都是他当年常去的地方。天成斋做的双脸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两条皮脸，好看结实也不贵。黑猴百货店里卖的是针头线脑，门前有个楠木做的黑猴捧着金元宝笑脸迎客，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华乐戏院、正明斋饽饽铺和长春堂药店。

        徐金戈记得抗战胜利那年，他陪乔家才站长在华乐戏院看过京戏《挑滑车》……眼前的一切都已残破不堪，当年的华乐戏院倒是还在，名字却改成了“大众剧院”，幸好兴华池澡堂还没有拆，居然还在营业，徐金戈走进澡堂买了张澡票。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澡堂里顾客很少，他冲了淋浴便在卧榻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徐金戈抬起头看了看，见存衣柜的另一侧有几个老人在大声说笑，这些老人看样子都有六七十岁了，从他们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大声吵闹的行为上看，应该属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徐金戈翻了个身，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了，这几个老人的嗓门实在太大，他们好像在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

        “我说，满世地抄家那年应该算民国多少年呀？我一算这个就犯晕，脑袋里老想着民国历。”

        “我看出来了，您脑袋瓜儿里尽是糨子，抄家是六六年，要按早先的民国历算，应该是民国五十五年。”

        “对，就是那年，老哥儿几个还记得吧？那年热闹呀，我从虎坊桥蹬着车奔天桥去，这一路上就没消停，到处都在抄家，砸东西，这么高、这么粗一咸菜坛子愣从四楼扔下来，‘咣’一声砸马路牙子上啦，咸菜汤溅出好几丈远。当时我还纳闷，谁呀？这不抽风吗？您抄家就抄家吧，干吗跟咸菜坛子过不去？好嘛，下午我给‘全聚德’送货，一瞅可了不得，红卫兵愣把‘全聚德’招牌给卸下来扔火里烧啦，敢情那仨字是锡做的，一进火里就化了，‘全聚德’的经理正撅着屁股让人斗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红卫兵在一边儿数落着，烤鸭是劳动人民吃的吗？你们怎么专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管事儿的厨子点头哈腰地问红卫兵，小将，小将，您下指示，明儿个我们卖点儿什么好？红卫兵说，打明儿个起卖窝头吧，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全聚德’还真卖上窝头了，三分钱一个，窝头蒸得又大又暄，到底是名饭庄，窝头蒸得都比别处地道，‘全聚德’什么时候这么红火过？那长队排的，都排到前门楼子了……”

        “扯淡，这也算排队？我告诉你，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我那辆洋车出毛病了，修车铺说得三天才能修好，我心说了，那我这三天的饭辙怎么办？总不能拿根绳儿把嘴扎起来吧？咱得想辙呀，第二天我就在六部口支摊儿卖上酸梅汤了，俩大子儿一勺，街上的人一瞅见我呼啦一下子就围上来，我左一勺右一勺，左一勺右一勺……只管低头舀汤，等锅见了底，我抬头一瞧吓了一跳，您猜怎么着？这大队排的，从六部口排到西四牌楼了……”

        几个老人大笑起来，一个没了牙说话漏风的老头儿笑骂道：“你就吹吧，站在六部口怎么就看见西四牌楼啦？到西单路口就得朝北拐了，你那眼神儿也能拐弯儿？”

        这时一个胖老头儿下身围着毛巾从热气腾腾的浴池间里出来，朝几个老人打招呼：“哎哟，老哥儿几个，有日子没见了，今儿个可得好好聊聊。”

        “这不是老车轴吗？我瞧您最近好像瘦了，怎么回事儿？”

        胖老头儿笑呵呵地摆手道：“别提啦，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家丑啊，不提啦，不提啦……”

        “不行，不行，您得说说，哥儿几个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老嫂子给您气受啦？”

        “这她倒不敢，咱在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回了家是横草不拿，四仰八叉往那儿一躺，老婆子上赶着给我捶腿，好吃好喝伺候着，要说日子过得也算舒坦，就是有一样，一到晚上睡觉我就犯愁，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我家老婆子总拉我干那个，我说我不行了，我都多大岁数啦？孙子都有了，再干那个可有点儿为老不尊，可老婆子不干，愣是跪下来求我，我他妈……一怒之下，一脚就把老婆子从床上给踹下去啦……”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老车轴啊，咱老嫂子今年多大岁数？”

        “嘿嘿！不好意思，比我小一岁，今年七十九啦。”

        老头儿们哄笑起来，徐金戈这才听出来，他们是在寻开心，那胖老头儿走路都颤颤巍巍的，他老伴儿恐怕也是这般光景了，哪还有劲头儿干这个？徐金戈半合着眼，仔细听着老人们的调侃，他第一次感到纯正北京话的鲜活，也只有北京的底层社会才能保持这种方言的鲜活和生动。

        胖老头儿突然大惊小怪地喊：“哟嗬，这不是文爷吗？您可是半天没言语了，今儿个是怎么啦？每回见面就数您话多，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话痨儿’呢。”

        “不着急，我算看出来了，老哥儿几个哪是来洗澡的？是来舒坦嘴的，不让你们说舒坦够了行吗？要是文爷我一开口，还有你们插嘴的份儿？”

        “得嘞，文爷，您只管说您的，今儿个有的是时间，对了，上次您说六六年有个红卫兵头儿拎着酒来看您，说是请文爷出山，想摆平什么人，有这事儿吧？上次我听了这么一耳朵就没下文了，这回您接着说。”

        “嘿，还记着这事儿哪？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段儿。那年红卫兵先是抄家、砸东西，后来该抄的抄了，该砸的砸了，又没得玩啦，又琢磨着揍小流氓了，这下子揍出点儿麻烦来。西单那边有几个小子，让红卫兵追得走投无路，都跑到宣武门教堂的二楼上，拿着菜刀和棍子守在楼梯口，专等红卫兵，上来一个收拾一个，瞅这架势是要玩命了。红卫兵把教堂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可谁也不敢上去。那红卫兵头儿没了主意，跟手下人说，去！打听一下，西城这一片儿谁说了算？当时有人说了，这还用问？文爷呗，这事儿还非得搬文爷不可，要不然派出所警察来了也没戏，就这么着，那红卫兵头儿拎了两瓶‘二锅头’，两条‘大前门’，还有俩点心匣子，死说活说求我出山，咱收了人家东西，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吧，再者说，连毛主席都给红卫兵戳着，文爷我怎么说也得意思意思吧？那天我穿了一条练功用的灯笼裤，腰上扎一条三寸宽的板带，脚上穿一双‘踢死牛’，上身光着板儿脊梁，咱这身腱子肉就这么翻着，我噔噔噔就上了楼，那几个小子见有人上去，菜刀棍子都举起来了，说话就要血溅教堂啊，您猜怎么着？一见了我立马没了脾气，领头儿的那小子说，哎哟，这不是文爷吗？您老人家怎么上这儿来啦？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还劳您跑一趟。我说了，谁让你们跑教堂来了？这是人家念经的地方，不是耍胳膊根儿的地儿，都他妈给我滚下去，我跟红卫兵说了，人家答应不揍你们。领头的那小子说，得，文爷，我们听您的。本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时又出了个岔儿，有个小兔崽子不是西城这一片儿的，没听说过文爷的名号，嘿！敢跟我叫板，他小眼儿一瞪说，你这老棺材瓤子是打哪儿蹦出来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当时我就怒了，你个小兔崽子，活腻歪了吧，敢跟你文爷这么说话？我一个‘通天炮’正中他鼻子，紧接着又是一个‘黑狗钻裆’，把这小子扛起来，他滴溜溜像个风车一样在我头上转了十几圈，然后我一发力，嘿！愣把这小子从二楼顺下去啦……”

        老头儿们大笑起来。

        “老文哪，你就抡圆了吹吧，留神把税务局的人吹来，让你上税。”

        “老文，我记得你这辈子摔死的、打死的有七八个啦，公安局长是你大爷吧？要不然你咋还好好地坐在这儿。”

        连徐金戈都被逗乐了，喜欢吹牛的人不少，但这么能吹的人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听这人说话怎么有点儿熟悉，难道以前见过这个人？二十五年了，多少记忆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徐金戈努力在头脑中搜索着支离破碎的回忆……二十五年前的往事犹如被迷雾笼罩的山峦，朦胧而遥远，一朵火花倏然一闪，从茫茫无涯的历史深处划过，被悠长岁月尘封的许多往事在一刹那间像被灼亮的光源所照耀，全都像电影画面一样鲜活地呈现在徐金戈的眼前……天哪，这是文三儿，他还活着？徐金戈发现，二十五年来流逝的岁月并没有淹没掉记忆，它们贮藏在徐金戈的记忆深处，每一个细节都保存得完好无缺……

        徐金戈走到文三儿面前，仔细辨认着：“你是文三儿，还认识我吗？”

        文三儿的头发眉毛都白了，背也驼了，黑乎乎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就像一截老树桩，文三儿愣了一下，马上就认出了徐金戈：“您是……哎哟，您是徐爷……您还活着？”

        文三儿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徐爷……我还以为您被枪毙了……这么多年了……您在哪儿啊……我总梦见徐爷您，梦见您送我的那辆洋车……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您了……呜呜呜……”文三儿哭了起来。

        徐金戈在这一瞬间也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冷酷。自从杨秋萍死后，他觉得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也随着死去，早已变得心硬如铁，却没想到今天自己还会激动，还会有一种见到故人的欣喜……

        徐金戈握着文三儿的手说：“文三儿啊，我还活着，坐了二十五年牢，就算我有天大的罪，现在也该赎清了，见到你真高兴，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文三儿用浴巾擦了擦眼泪鼻涕：“徐爷，一言难尽，我过得再不好也不能跟您唠叨，您可是受了苦啦，咱们现在就穿上衣服，我得请您吃饭。”

        北平和平解放后，最先倒霉的是文三儿，这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他那张臭嘴。解放军进城后，新政府贴出告示，要求凡在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工作过的人尽快到各区的登记站进行身份登记，有武器的要交出，凡隐瞒身份或藏匿武器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那段时间里，各城区的登记站前排起了长队，文三儿路过时还经常停下来看看热闹。这些排队的主儿都蔫头耷脑，显得忧心忡忡，文三儿很有些幸灾乐祸，倒退几个月，这帮孙子可不是现在这模样，见了臭拉车的没说话就先瞪起了眼，如今算是崴泥啦。看来这世道是真变了，穷人还真翻身做主人啦！想到这儿，文三儿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唯一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大裤衩子那来顺，自打解放军进了城，那来顺对文三儿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见了文三儿爱搭不理的，有好几次，车行里的伙计们聊天，只要文三儿一开口，那来顺的话就横着出来，每句话都能把文三儿噎到南墙上。文三儿觉得犯不上和那来顺置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来顺如今是屎壳郎变季鸟儿——一步登天了，他一个远房侄子跟解放军进了城，现在是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那来顺立马抖了起来，觉得“同和”车行搁不下他了，连孙二爷的车份儿也不交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孙二爷，这老东西连个屁也没敢放一个。

        文三儿终于在一天夜里被几个武装士兵从被窝里拎出来，戴上手铐拿进公安局。持续二十四小时的突审把他审得头昏眼花，审讯者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军统？你的上级是谁？为什么不参加登记？”

        文三儿大呼冤枉，说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军统的大门朝哪边开，自己就是一臭拉车的，人嫌狗不待见，就是上赶着往前凑人家军统都懒得搭理。

        负责审讯的干部刚从作战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本来也是个粗人，他一听文三儿绕来绕去，车轱辘话来回扯，顾左右而言他，便心头火起，认定文三儿是个受过反侦察训练的老手，他把上了膛的驳壳枪往桌上一拍吼道：“文三儿，我给你三分钟时间，再不老实交代我一枪毙了你！”

        而文三儿还没到三分钟就尿了裤子……

        这件事很快就搞清楚了，那不存在的“军统特务”是文三儿自己吹出来的。怨不得别人，文三儿为自己这张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白白蹲了一个星期的号子。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使坏的没有别人，除了那来顺这王八蛋，不会有第二人。

        肖建彪、孙二爷都是1950年“镇反”时被拿进大狱的，彪爷进去没几天就给毙了，据说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至于孙二爷的罪过，当时办案人员还有些争论，有的人认为孙二爷虽说是个老流氓，但没有什么血债，论罪不该死。有的人却认为像孙二爷这种社会渣滓杀一个少一个。后来办案人员决定，还是让群众评议一下，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区公安局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把孙二爷押到“同和”车行，召集车夫们开了个控诉会，鼓励大家大胆揭发孙二爷的罪行。车夫们发言都很踊跃，那来顺蹿上去照着孙二爷的老脸就是几个嘴巴，他咬牙切齿地骂道：“老王八蛋，你也有今天……”

        区政府主持会议的干部当即表扬了那来顺：“还是这位工人兄弟觉悟高，对敌斗争的态度很坚决，我们要向那来顺同志学习！”

        那来顺受到表扬便有些搂不住兴奋，他请示道：“政府同志，你们甭管了，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们得啦，我保证把他打出屎来。”

        当然，公安局的同志坚决制止了那来顺的冲动。

        文三儿在会上也以受害者的身份发了言，当说到孙二爷逼迫自己每天早起遛鸟儿时，文三儿还掉了几滴眼泪。至于孙二爷为遛鸟儿免他车份儿的事，文三儿则闭口不谈。当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孙二爷的定罪问题征求大伙意见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毙了算啦！

        结果孙二爷就真的被枪毙了，罪名是流氓恶霸。

        没过多少日子，那来顺由于对敌斗争坚决，被作为工人骨干调到一家工厂与资本家做斗争去了。

        文三儿还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见过白连旗和德子，这两位爷正灰头土脸地给人家当小工呢，文三儿寻思，这就对了，新社会可不养闲人，八旗子弟怎么着？您凑合着筛沙子吧。

        文三儿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平淡，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些运动似乎和一个车夫没有太大关系，只有一件事使文三儿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公私合营，文三儿加入了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企业——货运联社，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每月工资四十二元。这倒是件好事，旱涝保收，干多干少都是四十二元，比起新中国成立前饥一顿饱一顿的强多了，唯一使他痛心疾首的是，徐金戈送他的洋车稀里糊涂成了公产，文三儿为此心疼得失眠好几夜，幸亏第二年联社统一淘汰了人力车，全部换成脚踏平板三轮车，文三儿的心里才恢复了平衡。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时，文三儿整好六十五岁，按他的年龄五年前就可以退休，但文三儿考虑到退休后的收入会减少，再加上身体也不错，所以就没办退休手续。

        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文三儿和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没什么两样，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平淡，提不起精神来，这时猛不丁地来场运动也是件挺热闹的事儿，不仅是以前的一切章程都不作数了，而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被揪了出来，正撅着腚挨斗呢。

        文三儿感到很兴奋，有一次他从绒线胡同经过，看见红卫兵正在斗争一个胖子，据说此人是个资本家，文三儿停下三轮车冲进人群，照那胖子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脚，胖子摔了个嘴啃泥，文三儿由于用力过猛，一时收不住脚，也跟着一头栽倒，把嘴唇都磕破了，靠两个红卫兵小将帮忙才站了起来。

        文三儿的举动引来围观人群的一阵喝彩，一位女红卫兵还夸奖了他，这位老大爷觉悟真高，在旧社会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文三儿在众人的称赞中凯旋般地骑车离去，心里很是受用。这些批斗会使文三儿有了一定的感悟，幸亏自己是个穷人，这年月当个穷人好处实在太多了，至少是没人惦记你，算计你，一个穷人就像一颗不起眼的沙粒，一旦掉进沙堆里别人想找也找不着，文三儿觉得自己算是悟明白了。

        唯一使文三儿不习惯的是，联运社也增加了“天天读”的新规矩，每天出车之前要集体学习一个小时，主要是学习“老三篇”。上级要求每个人都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两个星期以后领导要亲自来考核，必须人人过关，这可难坏了文三儿等人。联社里共有职工四十一人，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了，基本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别说是背诵文章，就是会写名字的也没几个。既然是上级派下的任务，大家只好硬着头皮死记硬背，不然交不了账。

        天地良心，文三儿在这两个星期中连酒都没敢喝，他确实下了功夫，连蹬三轮车的时候嘴里还唠叨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但文三儿脑子里像是灌满了糨子，越搅和越稠，最后又终归一片混沌，他彻底地放弃了这项政治任务，按文三儿自己的话说，叫“该死屌朝上，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两个星期后，文三儿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迎头痛击。

        那天照例是“天天读”，联社里号称最有文化的梁宝才结结巴巴读了一段《人民日报》，大伙对梁宝才的朗读水平大为不满，众口一词地说，你是他妈的什么狗屁秀才？把哥儿几个念得都快迷糊着啦。其实这怨不得梁宝才，他统共才念了一年小学，能把文章结结巴巴念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大家正吵闹着，只见文三儿像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解开裤腰带脱下裤子。原来文三儿刚才打了个盹儿，一不留神把手里的烟掉在裤裆上，直到燃烧的烟头烧穿裤子烫到皮肉才惊醒。伙计们都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梁宝才突然发现文三儿的内裤有点儿特别，仔细一看，原来文三儿的内裤是用几个红卫兵袖章拼接而成的，更可乐的是，这些袖章竟分别属于不同的造反派组织，正面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左右两瓣屁股分别是“井冈山造反团”和“千钧棒战斗队”，这条奇异的裤衩把大家笑岔了气。

        文三儿坦然解释道：“我们街坊家二小子是什么造反团的头儿，这种‘红箍儿’有的是，那天这小子往家扛了一麻袋，我说，老二呀，把你那红箍儿给我几个，老二往麻袋里抓了一把给我，我一数有二十多个，好好的布料挂胳膊上多可惜？咱得派上用场，我求对门老胡头的儿媳妇做了几条裤衩，你还别说，除了颜色花点儿，穿着还挺舒坦。”

        梁宝才说：“这叫紧跟形势，如今讲究‘红海洋’，您瞅瞅大街上，院墙上，电线杆子上都拿红油漆写上标语了，我还琢磨呢，赶明儿咱们都得穿红大褂儿，这不，还是文三儿觉悟高，连裤衩都成‘红海洋’啦。”

        文三儿边穿裤子边得意地问：“哥儿几个，知道什么叫‘四红’吗？告诉你们，叫庙里门儿，火烧云儿，宰猪的刀子，语录皮儿。”

        学习组长郑振亭说：“哟嗬，咱文三儿有学问啊，还知道‘四红’呢？要说论‘四’，你文三儿可差着行市呢，我得教教你，知道‘四绿’吗？是青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怎么样？还有‘四白’，洋白面，雪花糖，妞儿的屁股大白羊。”

        文三儿笑道：“要说背‘老三篇’，文爷我承认不行，要论说片儿汤话，文爷我是状元，我教教你们，先说‘四硬’吧，顶门的闩，城墙的砖，光棍的鸡巴，在职的官。都够硬吧？再说‘四软’，新翻的地，刚添的坟，妞儿的肚子发面盆。还有‘四欢实’，河里的鱼，顺风骑，十八九的姑娘大叫驴……”

        文三儿说得正起劲，没想到街道办事处分管联社的干部老于推门进来，他已经在门外听一会儿了，心里很气愤，这些乌七八糟的老家伙居然把“天天读”开成这样，简直是反动透顶，老于憋了一肚子气。

        一见老于进来，一屋子人都不吭声了，文三儿更是傻了眼，他讪讪地坐下，又拿出一根烟讨好地递给老于。

        老于一摆手拒绝了文三儿的烟，开门见山地问：“老文啊，‘老三篇’背得怎么样？”

        “还……还行吧。”文三儿回答得很没底气。

        “那你给我说说，白求恩是谁呀？”

        “烧木炭的……是吧？”文三儿也不十分肯定。

        “那张思德是谁？”

        “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每天挖山不止……”

        老于讽刺地说：“学得不错嘛，文三儿，您可真受累了。”

        “哎哟，您客气了，领导才辛苦……”文三儿真诚地认为老于在表扬自己，赶紧谦虚几句。

        “文三儿啊，你在旧社会也算是个穷苦人吧？那你就谈谈新旧社会有什么不同，再谈谈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老于和颜悦色地问。

        文三儿挠挠头皮，迟疑地说：“要说……要说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旧社会我拉车用两条腿儿跑着，到了新社会……我蹬上三轮啦，不用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不是还得用两条腿儿蹬吗？三轮车总不能自个儿走吧？能自个儿走的那是摩托……旧社会咱拉车挣钱没准谱儿，有时一天能挣好几块，有时挣不着钱就得扛着。新社会呢……大伙儿吃大锅饭，都是四十二块钱，撑不着也饿不死，就是得算计着过日子，要不然顶不到月底……”

        老于打断文三儿的唠叨：“我问你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认识，你说说。”

        “毛主席？毛主席好啊，那是大救星，要不是他老人家……我还拿不上这四十二块钱呢，可就是有一样……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嘛，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这是毛主席说的。”老于热情地鼓励道。

        “我那辆洋车……可是我自个儿的，当年在虎坊桥‘西福星’车行花一百九十五块大洋买的，可……公私合营那年咋稀里糊涂就成了公家的啦？好嘛，那辆车本来姓文，才过了一宿，就他妈的改姓啦，不姓文了，改姓毛啦……”

        老于突然翻了脸，他声色俱厉道：“文三儿，你不要再说了，这样吧，把你的车钥匙交出来，从今天起，你停职反省，等候组织上的处理。”

        文三儿一时没闹明白“停职反省”的含意，他只当是老于给他派了新任务，不用干活儿了，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于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出车了？那开支时扣不扣我工资？”

        老于懒得和他扯淡，转身走了，文三儿再看看周围，伙计们早都溜得没影儿了。

        文三儿还没来得及深刻“反省”，第二天就被拉去参加批斗会了。这类批斗会他参加过很多次，可这回不一样，文三儿被勒令站在台上，弯腰低头，身体必须弯到九十度或小于九十度，和他同时上台的还有三个人，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姿势。文三儿用余光扫了一下两侧，突然惊奇地睁大眼睛，他发现左边站着的竟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杨老板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装，和当年穿着光鲜戏装，扎着背靠的那位名角儿判若两人。这时台下开始呼口号，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斗的人“打倒”了一遍，文三儿这才听清楚，自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对他的态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三儿心说了，那我要是投降呢，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按照程序，口号过后是各界代表上台发言，内容无非是揭发批判台上的人，至于文三儿的具体罪行他没顾得上听，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了杨易臣的“罪状”，大致是些“散布封资修流毒，到处种植大毒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等。文三儿感到很激动，他甚至觉得能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杨老板是谁？名角儿啊！当年杨老板一出《挑滑车》，平津两地无数戏迷为之倾倒，平津有名的大饭庄都设有杨老板的专座，杨老板不到，座位永远空着，别人想坐坐，门儿也没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儿能和杨老板肩并肩地站在台上，实在是高攀了。

        此时台下的口号声如火山爆发，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啸之势，而文三儿却充耳不闻，只当是放屁，他密切观察着杨老板的一举一动，杨易臣低着头，眼睛半合，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文三儿不禁大为感慨，名角儿就是名角儿，那张脸生来就是为万人瞻仰的，杨老板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多大的嗓门儿，人家早习惯了。当年杨老板扮《六五花洞》中的大法官，戏中一声：“领法旨呀！”台下顿时炸了窝，喝彩声震动全场，久久不息……今天台下虽说也挺热闹，但比起当年来可差远了。文三儿为杨老板感到很自豪，他甚至庆幸自己在“天天读”时胡说八道，继而感谢街道干部老于，若不是他帮忙，自己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总有一天，杨老板会回忆起今天，他遭难的时候是谁陪着呢？文三儿啊。想到这儿，文三儿不由得兴奋起来，他抬起头，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台下的人群，感觉自己也成了名角儿，正在登台献艺……

        “啪”的一声，文三儿的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巴掌，有人呵斥道：“老实点儿，低头！”台下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文三儿不低头就叫他灭亡！”文三儿哆嗦了一下，低下头去……

        那段时间文三儿算是露了脸，参加过几次陪斗，成了全脱产人员，和专职干部的待遇没什么两样，可能是由于街道办事处劳资科的疏忽，他的工资发放居然没有受影响。按理说，凡属“牛鬼蛇神”都应该只发十二块钱生活费，为此文三儿总是偷着乐，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不觉得陪斗有什么丢脸的，无所谓嘛，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脸面”，所以也没什么可“丢”的，这回稀里糊涂就成了“脱产人员”，不用干活儿还白拿着工资，这种好事可不常有。

        倒是街道干部老于先明白过来，他发现文三儿总是主动请示：“今天去哪儿接受批判？”看他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斗，而是去参加旅游，脸上没有半点儿沮丧的表情，倒是很有些亢奋，这使老于感到特别扭。领袖说过：“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文三儿这狗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难受的样子，怎么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比过年还兴奋？老于琢磨了很久才悟出点儿名堂，这小子本来就属于最底层的小人物，按北京话说，叫人嫌狗不待见。他什么都没有，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么，马克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老于终于明白了，照这么说，这狗东西恶毒攻击了党和领袖之后，居然什么都没失去，还他妈的“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简直美死他啦。

        老于想明白了之后，文三儿又蹬上了三轮车，“脱产人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徐金戈和文三儿的交往中断了二十五年后，又恢复了联系。比起二十五年前，文三儿的变化不大，除了面相上的衰老，他个人的生活、习性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儿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1950年孙二爷被镇压后，“同和”车行的房产被充公，文三儿等几个常年住车行的车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那时住房资源还不算紧张，文三儿也没觉得有间住房是多么了不起，可到了七十年代，住房紧张的问题就显露出来，文三儿的房子简直成了香饽饽，左邻右舍都盯着这间房，邻居们都认为文三儿简直太奢侈了，居然一个人住一间房，他凭什么？

        文三儿的家徐金戈去过一次，那是间只有九平方米的破烂平房，睡觉的铺板是用四摞旧砖垫起来的，屋子的角落里有个破旧的衣柜，上面竟然缺了一扇门，文三儿四季的衣服都放在里面，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板凳，看破旧程度可能是从哪儿捡来的。

        徐金戈问文三儿为什么不娶个媳妇。

        文三儿回答：“我他妈连养自个儿都费劲，哪儿还养得起娘们儿？算了吧，还是一个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978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选为区政协委员。他很奇怪，自己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在政治上是个“贱民”，怎么突然成了区政协委员？要说是被“选上”的，自己除了认识个文三儿，谁会认识自己？既然谁都不认识，又如何被“选上”？谁选的？

        徐金戈自从当上政协委员后，开会的时间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许多，他有很久都没见过文三儿。一日徐金戈路过果子巷，忽听见有人叫徐爷，他发现文三儿坐在一家小酒馆靠窗的位子上，正向他招手。

        徐金戈走进酒馆，因很久没见，想和文三儿聊聊。

        文三儿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惊，他要的是九分钱一两的劣质白酒，没有下酒菜，他把桌上免费提供的酱油、醋倒进碗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露出一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着文三儿，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只见文三儿把鹅卵石放进酱油里泡了一下，然后用筷子夹出放进嘴里嘬一嘬咸味儿，就一口酒喝下，又把鹅卵石重新泡进碗里。

        徐金戈问：“文三儿啊，你怎么跟块石头干上啦，这是种新喝法呢，还是兜里没钱，买不起下酒菜？”

        “不是月底了吗？没钱啦，离开支还有几天呢，先凑合着吧。”文三儿说着又咂巴起鹅卵石。

        徐金戈要了一瓶“剑南春”和几个凉菜，对文三儿说：“别咂巴你那石头了，我请你。”

        文三儿没动筷子，他神色黯然地说：“徐爷，我没脸吃您的，当年您送我一洋车，那是多大出手啊，一百九十五块大洋啊，搁现在能买辆摩托，可我没保住那辆车，给充公了，还不能说，说了就开批斗会……徐爷，我对不住您，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来，照理说我该帮帮您，可我无能啊，自个儿都混不好，我他妈能帮谁呀……”文三儿说着眼圈都红了。

        徐金戈安慰道：“别这么说，我徐金戈如今举目无亲，只有你这么一个故交，当年你两次救过我的命，是我欠你的情，不过我现在也没什么能力回报你，真的很惭愧，来，什么都不说了，咱们喝酒。”

        文三儿喝下一杯“剑南春”，心情似乎好了起来，话也多了：“徐爷，您还记得方爷吧？头些日子我碰见他啦。”

        “方景林，他还活着？”

        “活着呢，就是活得不太好，也是坐了十年大牢，今年年初刚放出来。”

        “怎么，他也坐牢了？不会吧，他可是个老革命呀。”

        文三儿夹了一块猪耳朵放进嘴里：“新中国成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他，可也是，人家当了大官儿，谁搭理我一臭拉车的？方爷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长，到了‘文革’那年，方爷已经是市局的副局长啦，照理说方爷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可不知咋回事儿，六七年年底方爷被拿进大牢，一关就是十年，听说方爷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罪过大了去啦。”

        “文三儿啊，你拣重要的说，他现在怎么样？你怎么看见他的？”

        “头前日子我帮煤站拉蜂窝煤，不是要过冬了吗，家家都得存点儿煤生火取暖呀，煤站的人忙不过来，办事处就叫我们联社去帮忙送煤，我负责教子胡同那一片，方爷被放出以后，上面说他的事儿还没完，不能分配工作，就暂时住在那儿，还真巧，方爷住的那个院离当年罗小姐死的那院只隔了一堵墙，是上面分配的还是方爷自个儿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把煤往院门口一卸就打算走，我朝院里吼了一嗓子，谁要的煤？可自个儿看好了，回头丢了我可不负责。这时方爷端着块木板搬煤来了，他把蜂窝煤一块块码在木板上，再从院门口端到他住的小屋里，弄得自个儿跟煤黑子似的。我瞅着他眼熟，一琢磨，哎哟我的妈呀，这不是方爷嘛，他怎么住这儿来啦？我说方爷，您还认得我吗？方爷抬头看了看，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是文三儿吧？您瞧瞧，记性真好，要么怎么说是当警察的呢。不像我，属耗子的，记吃不记打，什么事儿撂爪儿就忘。我说方爷，您还记得徐金戈徐爷吗？他也出来啦，您想见见吗？方爷说，哦，以后再说吧……”

        徐金戈马上打断文三儿的话：“文三儿啊，你以后再看见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人家虽说也遭了难，可那都是共产党内部的事，和我这种人性质不一样，老方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们应该体谅才是。”

        两人走出酒馆时，文三儿说要送送徐金戈，他用一块干净毯子铺在三轮车的平板上，请徐金戈坐上，然后蹬起了三轮车：“徐爷，您可能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如今有了新称呼，叫板儿爷，我喜欢这称呼，好歹是爷呀，比原先叫我们臭拉车的强多了。”

        文三儿熟练地在街上的车流中拐来拐去，犹如鱼儿入了大海一样自如。他今天心情似乎不错，酒量也见长，喝了半斤“剑南春”居然没醉，除了有些亢奋话多外，还不见失态，看来文三儿如今已经摘掉“酒腻子”的称号了，他正兴致勃勃地哼着一支小调：

        桃叶儿那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儿。

        在其位的你就明哎公，细听我来言哪，

        蓝靛厂火器营儿有一个松老三。

        提起了松老三，两口子卖大烟，

        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个女儿婵娟哪。

        小妞哎年长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

        徐金戈知道这首叫《探清水河》的曲子，这是清末民初曾发生在京西蓝靛厂的一个类似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营兵小六格与邻家的姑娘松大莲之间产生了爱情，由于封建礼教的迫害，最后双双跳了清水河殉情。后来这个悲剧被卖唱艺人编成了小岔曲，配上《无锡景》江苏民歌侉侉调的曲调唱了出来。最初流行的小曲儿还算正派，但后来这首曲子竟被好事者添上了风流词句，改编成窑调而传遍大江南北。

        徐金戈以前还真不知道，文三儿哼起这类小曲倒是婉转缠绵，字正腔圆，像在娓娓道来一段哀婉的故事，尽管油滑但极具地域风韵。

        日思夜想的六哥哥，来到我的身边哪。

        约定了今天三更来相会啊，大莲我羞答答低头不言。

        一把手拉进来冤家我的心肝儿……

        徐金戈听得笑了起来：“文三儿啊，你还有这一手？唱得油腔滑调，就不怕别人说你唱黄色小调？”

        无廉耻的你个丫头哎，败坏了我的门庭哎。

        惊动了六哥哥，来探清水河吔。

        一辆公共汽车将要进站，慢慢靠向路边，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从车窗里探出头喊道：“汽车进站了，请让一下……”

        文三儿似乎浑然不觉，继续哼着小曲儿慢悠悠地蹬着车，公共汽车被文三儿别得进不了站，女售票员拍打着车门喊：“嘿！说你哪，成心是不是？”

        文三儿一脸坏笑地用手指着女售票员继续大声唱道：

        徐金戈心说坏了，文三儿这浑蛋故意扮出一脸的轻佻相，明摆着是在调戏妇女，这家伙怎么这样？好歹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简直是为老不尊。

        文三儿果然惹出事儿来，公共汽车停住了，泼辣的女售票员冲下车来一把揪住文三儿嚷嚷道：“你这老家伙，耍什么流氓？”

        男司机揪着文三儿的衣领吼道：“老流氓，今天你要不说清楚，我他妈揍你！”

        汽车站上候车的人群一下子围了上来，北京人似乎有这个传统，对看热闹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徐金戈感到很尴尬，他被夹在人群中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这时文三儿说话了，他和刚才挑逗女性时判若两人，先是照自己脸上扇了两巴掌骂道：“打你个老东西，让你喝点儿马尿就胡说八道，打你这臭嘴……”文三儿向女售票员深深鞠了一躬，痛心疾首地检讨道：“大姑，大姑啊，我跟您赔不是啦，您别往心里去，您外甥我今天喝多啦，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就是千万别生气，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大姑啊……”

        围观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人们似乎还没见过如此滑稽的场面，一个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的老头儿不停地向一个年轻姑娘叫“大姑”，还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您外甥”，女售票员被文三儿一连串的“大姑”叫得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男司机也悻悻地松开文三儿。

        文三儿又不停地向男司机鞠躬：“大舅，大舅，外甥给您赔不是啦，您不打那是心疼外甥，回头外甥我自己打……”

        人们大笑不止，男司机和女售票员骂了一声：“神经病……”转身回到车上，汽车在一片哄笑声中开走了。

        徐金戈也被逗乐了，他看见文三儿还在不停地朝汽车离去的方向鞠躬，嘴里还在嘟囔着：“大舅，大姑，您走好，您走好……”文三儿直起腰，脸上露出坏笑，“走啦？嘿嘿！您玩去吧……徐爷，您坐好，咱也走。”

        徐金戈埋怨道：“我说文三儿，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没点儿正形？幸亏人家不和你计较，要是把你扭送到派出所，我看你怎么办？”

        文三儿笑道：“徐爷，我看出来了啦，您最近心情不太好，我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是逗您开开心嘛，人哪，有什么事儿别闷在心里，得自个儿找乐儿，甭管有多大难事儿，一乐心里就舒服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徐金戈心中有些感动，他只拍拍文三儿的肩，什么也没有说。

        两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徐金戈下班回宿舍。

        他被释放后政府分配了一套独居室单元房，楼里的邻居身份都和徐金戈差不多，不是前国民党县长就是前国军军官，大家都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有这么一套住房已经很知足了。

        徐金戈发现文三儿坐在楼门前的台阶上，他把两手揣在破棉袄的袖子里，蜷缩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徐金戈连忙上前招呼：“哟，这不是文三儿吗？你怎么在这儿？”

        文三儿站起来说：“徐爷，我跟这儿候您半天了。”

        徐金戈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嘁，您这楼可有名儿，谁不知道这叫‘战犯楼’？”文三儿还是老样子，一开口就得罪人，净说些招人不待见的话。

        徐金戈苦笑道：“真要是战犯倒好喽，恐怕早特赦出来了，也用不着住这儿。文三儿啊，进去坐坐吧。”

        “不进去了，我待不住，就是想告诉您个信儿，是有关方爷的。”

        “方景林？他怎么了？”徐金戈很奇怪。

        “嗨，方爷最近新搬了家，是个独门独院，昨儿个我从他院门口过，碰见看门儿的大老张，大老张原先也在联社，后来岁数大了，街道上照顾他，给他找了个看大门儿的活儿，就是方爷家。”

        徐金戈催促道：“你说话能不能简短点儿，拣主要的说。”

        “您别急呀，是这么回事儿，大老张说，文三儿啊，好久没见了，咱哥儿俩找个地方喝二两去，我说行啊，该你小子请客了，咱去铁门胡同南口小吃店喝去……”

        徐金戈打断他的话：“唉，你得把人急死，说了半天还不知你要说什么，方景林到底怎么啦？”

        “哎哟，对不住您哪，我这嘴一说就收不住，咱说正题。大老张说，方副局长明天上午要去西郊万安公墓，说是给以前的一个战友扫坟去，还打发司机去买花儿。我一琢磨，对了，方爷肯定是去看罗小姐。我忘了跟您说，新中国成立后方爷给罗小姐在万安公墓弄了个坟，其实罗小姐什么也没留下来，早粉身碎骨了，这您知道，可方爷那人太轴，他找了几件罗小姐穿过的衣服埋进坟里，每年罗小姐祭日都去扫坟，这不，明天又该去了。徐爷，您可不知道，方爷现在官复原职了，平时想找他可不容易，我琢磨着，你们老哥儿俩也该见个面儿了，他一当副局长的，只要说句话，闹不好就给徐爷您安排个一官半职的，您徐爷可不是一般人，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校长官了，总不能跟我似的，黄土都埋到嗓子眼儿了，不定哪天就听蛐蛐儿叫去啦……”

        徐金戈终于听明白了，真难为文三儿了，他认为徐金戈这样的人就该当官儿，至于当哪边的官儿并不重要，无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都行，只要徐金戈向方景林低个头，说几句软话，方爷兴许就帮这个忙了。

        文三儿走了以后，徐金戈想了很久，最后终于决定明天去万安公墓看看，不为别的，他想去看看罗梦云的墓。他羡慕方景林，罗梦云多少还留下几件衣服，还可以做个衣冠冢，可自己的爱人杨秋萍呢？徐金戈不知道她被埋在哪里，甚至连她穿过的衣服都没有找到，每当想起这些，徐金戈仍然会悲伤不已，很长时间不能从抑郁状态中解脱出来……

        万安公墓地处香山脚下，始建于1930年，公墓规划完善、中西合璧，据称是开北平现代公墓之先河。这里环境清灵淡雅，有松竹之幽、兰荷之雅。苍松翠柏间埋葬着不少晚清、民国等时期的文化名流，名人墨迹、碑石文脉遍布，是个很雅致的陵园。

        徐金戈在公墓管理处查到了罗梦云墓的位置，他沿着林间小径一路探寻来到一片墓碑之间。他终于看到了，罗梦云的墓碑是一块不大的白色大理石，上面刻着几行碑文：

        徐金戈在墓碑前发现两朵用红丝带扎在一起的玫瑰花，一朵是黄色的，另一朵是红色的。

        看样子方景林已经来过了，这两朵玫瑰是他带来的。

        徐金戈触景生情，不禁悲从中来……他理解方景林那种痛彻心扉的情感，恋人的温情犹在唇齿间存留，而此生却阴阳隔阻，永远无法相见，怎不叫人难以忘怀？

        恍惚间，他看到罗梦云和杨秋萍向自己走来……冥冥之中传来两个年轻姑娘的声音，有如天籁之音：“先生您别生气，我的同学是个急性子，并不是有意冒犯您，我替她向您道歉，至于这块手表……太贵重了，您还是留下吧，我们心领了。”

        “先生，您真慷慨，这是我参加募捐活动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非常感谢！您的爱国热情会得到回报。”

        徐金戈手忙脚乱地掏出一块手帕塞进嘴里，他使劲咬住手帕忍不住呜咽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滴落在草地上……

        这一天晚上，公墓的看墓人在关闭公墓大门之前进行例常的巡视，他发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墓碑前，就像一座石头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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