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南京之前，已有一部份平津学生流亡到南京，并于8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到达南京后，平津同学会进行了改选。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有：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刘玉柱、葛佩琦、谢云晖、吴承明、赵启海等同学。执行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当时国共合作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仍然坚持片面抗战，不敢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平津同学会派何礼、吴承明和葛佩琦为代表，带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

        蒋、汪两派都想争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为他们所用；但谁也不同意分配我们上前线工作。经过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安排了食宿，女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男生住在市第二和第八中学。对于愿意回家或复学的流亡学生，教育部发给车船票和两元零花钱。汪精卫的妻子送给同学会背心、裤衩、牙刷、牙缸、毛巾、洗脸盆各500件。我们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伤兵医院，慰劳了伤兵。

        在这里我来谈谈往访汪精卫的情况。汪精卫住在南京孝陵卫。离他的住宅约半里地，设置了第一条警卫线；他的大门口，卫森严。我和何礼、吴承明三人，第一次往访汪精卫，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就被哨兵挡住了。我们拿出平津同学会的证明信，说明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哨兵以警惕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不准通过，没有党政机关的证明文件，谁也不能通过。我们扫兴而归。第二天，我们三个换上西服，坐上一辆租来的汽车，再次往访汪精卫。汽车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哨兵不但未盘问，反而订了一个“立正”，我们就通过了。汽车到了汪精卫的大门口，卫兵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领到接待室。

        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接待人员说：汪主席已经“公出”。我们把平津同学会写给汪精卫的信和《上政府意见书》交给接待人员。他说：一定呈给汪主席。时过数日，平津同学会接到汪精卫的复信，大意如下：

        平津同学会公鉴：暴敌肆虐，平津沦陷，大好山河横造蹂躏（以上是原文）。诸位同学，爱国心切，辗转来京，请缨抗的。兆铭（汪精卫的名字）展阅大函，无限敬佩。请派代表于八月（）日（）时，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一叙。　汪兆铭（签名）

        我们八九名执行委员代表平津同学会，按约定时间前往。汪精卫亲自接见了我们。问寒问暖，笑容可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让我们随便谈谈，不要拘束。我们提出：（一）要动员民众、团结各党各派实行全面抗战。他说：国府（国民政府）已下了动员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参加抗战的义务。（二）我们提出，平津山东等沦陷区，还有大批爱国学生，政府应设法支持他们撤出。他说：国府已有此计划。（三）我们提出：要迅速恢复从沦陷区撤出的高等学校，以便广大同学复学。他说，国府已在办理。（四）我们提出：请支持流亡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希望分配我们平津学生上前线工作。他说：诸位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焉能轻易上前线牺牲；至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你们有完全自由，我支持你们。最后，汪精卫说：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转达蒋介石。以后的事实证明：汪精卫说的完全是一套汉奸政客骗人的话。在他接见我们之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以“滋事学生”的罪名逮捕了。这就是汪精卫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除访问了一些国民党的要人之外，还代表平津同学会访问了一些社会名流和迸步人士，如张申府、沈钧儒、中苏友好协会的张西曼等人。他们对我们要求实行全面抗战的呼吁，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1937年8月中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地址在南京傅厚岗66号（现在的青云巷41号）。中共中央指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克农同志为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秦邦宪）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所以当时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既是我军派驻南京的办事机构，也是我党派驻南宗的代表机构。

        原北平市西城区我党地下区委书记李华（李承如，同志，随平津同学到了南京。他联系平津同学会中的我党地下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蒋南翔、李华同志和博古同志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

        博古同志指派李华成立我党南京市委员会，由李华担任书记，由于辛（马子卿，和方珂德二人担任委员。在平津同学会中成立了由王文彬、何礼、郑代巩三人组成的党组，受我党南京市委直接领导。当时在平津同学会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约二三十人。以南京平津同学会中的民先队员为基础，建立了民先队南京地方队部，由丁秀同志担任队长，领导全南京市的民先队。

        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南京平津同学会组织流亡同学，做了大量的利于抗战的工作：

        （一）组织战地救护队，上前线救伤兵。当时中日两军正在上海激战，大批伤兵，无人抢救。我和负责救护伤兵的朱子桥将军（他是全国救济总会会长）联系。他说：昆山一线，有大批重伤兵，集中在火车站，送不出来。他问：你们平津学生能否担任这项抢救任务？我说：只要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可完成这项任务。朱将军写了一封介绍信。我们战地救护队，拿着介绍信，和浦口伤兵收容站联系后，就带着担架，登上火车，到了昆山附近的火车站，把大批伤兵，抬下火线送上火车，运到后方，送进医院。有的同学还留在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

        （二）组织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3个宣传团：由郑训、赵启海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同学会歌咏团”，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步曲》等救亡歌曲，鼓舞了南京市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由荣千祥（荣高棠）、张瑞芳、苗培时、陈荒煤、张楠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学生战地流动宣传团”，沿津浦路北上，转陇海路、平汉路至驻马店。抗日歌声，传遍中原。由平津同学叶笃连（叶方）、董凌云、胡笃宏、李庚等人参加的，由南京市委领导的“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走遍大江南北的工矿农村，直到武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决心。

        （三）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平津同学会除派代表走访了国民党上层人物，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外，我们还和南京秘密学联取得联系，派代表赴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钟英中学等大、中学校串连，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参加南京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活动中，平津同学会的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四个人一排，肩并肩，臂挽臂，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振奋了南京人民的抗日情绪。张瑞芳等同学在马路边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南京大戏院演出的《打鬼子去》和《打回老家去》，激起了南京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四）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和延安。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来到南京平津同学会的流亡学生，不仅有北平，天津的学生，而且有河北、山东、上海以至九龙、广东的学生。当时，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轰炸，为安全起见，平津同学会成立了迎送小组，负责迎来送往。来者不拒，为他（她）们安置食宿。去者不留，发给车船票、零用钱以及通行证明书。去的目的地，自由选择。平津同学会在几个月之内，输送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在万人以上。他们有些人到了敌后，拉起地方武装，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使“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抗战之果；有的到后方读书，现在成了专家学者，是四化建设的骨干；有的赴延安学习，现在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抚今思昔，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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