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始于何时？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始于唐人传奇。唐代之前，先秦诸子虽有“谈侠”“说剑”的记载，但仅是论中涉及，不是小说；《列子》中载有飞卫与纪昌师徒二人比斗箭技的故事，也只是武艺相较的一则寓言，与侠无涉。迨及汉代，司马迁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写了朱家、郭解、专诸、聂政等游侠刺客，有一些类似武侠小说的东西，但那只是传记文学，也不能称之为小说。六朝时志怪小说盛行，内容多是谈神说鬼与搜奇志异，但其中也杂有少量颂扬豪侠勇武之作。如干宝《搜神记》中之少女李寄计斩大蛇及山中无名客代干将莫邪之子复仇的故事，就有侠气在闪动。但此类豪侠故事不多，情节也比较简单，当时尚未成气候。直到唐人武侠传奇出现，始具武侠小说的雏形。故本文便从唐人传奇谈起。

        

·唐人传奇——武侠小说的始祖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唐代都市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这些传奇小说，文采华茂，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丛鲜丽的奇花。唐代初期及中期的传奇小说，以神怪及爱情的题材为主，作品甚多，成就极大。其最著者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南柯太守传》《无双传》《柳毅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柳氏传》等篇。后期的传奇小说，则以表现豪士侠客的内容最为出色，其中最突出的当推《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昆仑奴》等篇。豪侠故事的大量出现，与唐代中叶以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有关。当时各地藩镇势大，互相仇视，彼此各蓄刺客以牵制和威慑对方。刺客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故此社会上盛行游侠之风。而神仙方术的盛行，又赋予这些侠客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人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便寄希望于那些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侠客身上。不畏强暴、本领非凡的侠客，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深受人们的喜爱。在这种情况下，反映豪士侠客的传奇故事，便大量产生了。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这类武侠传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作品写隋朝末年天下将乱，群雄竞起，侠士虬髯客见李世民神清气朗，顾盼生辉，大为折服，叹为“真命天子”，便不与他争夺天下，跑到海外去另外开辟了一个王国——扶余国。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虬髯客、红拂、李靖，个性鲜明，侠义豪爽，被后世称为“风尘三侠”。此篇故事虽没有写武侠打斗，但全篇侠气纵横，写得虎虎有生气，为现代武侠小说开了很多道路。正如新派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所说，这篇故事，“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而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有兵法的传授……”所有这些内容，在当代武侠小说中都是可以时时见到的。金庸称《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是很有道理的。袁郊《红线传》中的红线，本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当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蓄养三千名武士，欲占夺薛嵩所辖之地。红线为解主忧，夜入田承嗣内室，盗走其枕畔金盒。薛嵩得盒，连夜遣使送还给田承嗣。田见盒，知薛手下有能人，遂打消谋夺潞州之意。红线以其盗盒之举，消弭了两地一场战祸，堪称侠义行为。文中写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轻功卓绝，可谓神行。“红线盗盒”与“风尘三侠”，均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成了后世画家喜爱的绘画题材。裴铏的《昆仑奴》，写一名身怀绝技的老奴昆仑磨勒，帮助崔生与豪门姬妾私相幽会的故事。崔生在当朝一品府中认识了女妓红绡，两情款洽，红绡欲脱出牢笼，磨勒乃助其逃至崔家。后一品大官得知红绡脱逃乃磨勒所为，便派甲士围捕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武功之高，真是神乎其技。裴铏另有《聂隐娘》一篇，最具武侠小说的模式，它包含有“尼姑收徒、深山学剑、服药轻身、击鹰刺虎、诛除奸恶、药水化头、飞行绝迹、深夜行刺、玄功变化，斗智斗力”等武侠小说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不断反复地、大同小异地出现着。其中写妙手空空儿刺杀刘昌裔时，“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轻功神妙，自高自承，确是高手风范。当今新派武侠小说中的高手相斗，点到即止，赢则赢，输则输，决不死缠烂打，正像空空儿那样的讲究大家风度。《昆仑奴》与《聂隐娘》，均为裴铏中的名篇。一书，多记神仙道术的奇异故事，书中人物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开后世神魔剑侠小说先河。唐人小说以“传奇”为名，亦与裴铏此书有一定关系。

        除了《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等武侠味浓的传奇之外，以写情为主的传奇，也不时闪现着侠气，如《柳氏传》之许俊、《无双传》之古押衙，《霍小玉传》之黄衫客等，便是扶危济困的豪侠之士。唐人笔记中也有不少武侠故事，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康骈的《剧谈录》所载尤多。《酉阳杂俎》中有一则写韦生与盗僧父子先后较技的故事，写得栩栩如生。老僧脑后中了韦生所射的五个弹丸，深陷于内，竟无所伤，内功神妙之极。其子飞飞轻功极佳，循壁游走，捷若猿猴，倏往倏来，奔行如电。韦生先后发弹相射及挺剑追刺，始终奈何不了他。《剧谈录》中有一则写“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故事亦甚精彩。故事写一力大无穷的勇士张季弘，听了一店中老妪哭诉新媳妇强悍厉害之后，便自告奋勇欲惩治新妇。新妇日暮打柴归，张季弘与之理论。新妇不承认有亏待家姑之事，列举数事反问张季弘，“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吓得张季弘不敢再言语。此妇真是指力惊人，内力雄浑之极，比中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以尖石在青石板上刻下半寸深的棋盘，尤胜一筹。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不少神功奇技，大都可以从唐人的武侠传奇及笔记中找到影子。梁羽生、玉翎燕等人，更摄取了红线、聂隐娘、空空儿等人物，重新制作，铺演出及《千里红线》等奇幻曲折的故事来。唐人传奇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人武侠传奇的出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充实的基础，称之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是言之成理的。

        

·宋人话本及笔记中的武侠故事

        在宋代，市肆繁荣，商业发达。为了娱乐市民，各种杂耍、技艺应运而生，“说话”（讲故事）便是其中的一种。“说话”艺人的底本称作话本。话本小说大都采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写作，有利于吸引中下层的民众。在这些宋人话本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写武侠的，如《杨温拦路虎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便是。宋人罗烨编著的《醉翁谈录》，曾把当时话本名目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其他”九大类，绝大部分的武侠故事隶属于“朴刀”“杆棒”二类。此类武侠打斗以刀棒拳脚为主，属写实的技击型。另有一类武侠打斗以比斗法术为主，则分属于“灵怪”类和“妖术”类。“朴刀”“杆棒”类的话本中，有不少水浒英雄的故事。如“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就是讲说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等人行侠仗义的故事的。这些当时民间流传的故事，后来经过施耐庵的加工整理，便成了侠义小说的内容之一。

        宋人笔记中，也有不少类似唐人传奇的武侠故事。吴淑的《江淮异人录》，记了不少道流、侠客、术士的事迹，共二十五篇。其中《洪州书生》一篇是典型的武侠题材。该篇写洪州一个贫儿在泥泞的路上卖鞋，无端被一名恶少把新鞋撞跌于泥中。贫儿要恶少赔钱，恶少破口大骂，不肯给钱。一个过路的书生见了，可怜贫儿，便代为赔钱给他。恶少辱骂书生多管闲事，秽语不休。书生怒形于色，隐隐未发。到了晚上，书生终于砍了那恶少的脑袋，以作惩罚。书生锄强扶弱、疾恶如仇，但动辄便取人性命，则未免太过分了。《洪州书生》之外，尚有《李胜》《张训妻》二篇，三人均有来去无踪的神技，故明人辑编《剑侠传》时，便把此三篇一齐辑入。另外，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洪迈的《夷坚志》，亦载有不少此类豪侠故事。如《北梦琐言》中的《荆十三娘》《许寂》《丁秀才》，《夷坚志》中的《花月新闻》《侠妇人》《解洵娶妇》和《郭伦观灯》等，都是比较有名的武侠笔记短篇。罗大经的笔记集《鹤林玉露》，内容多为杂记读书所得，体例在诗话与语录之间。其中《秀州刺客》一篇，则可看作是武侠小说。此篇写拥兵作乱的苗傅，刘正彦，派刺客到秀州刺杀张魏公（浚）。刺客深明事理，不肯下手，反嘱告张浚以后要多加防范，便飘然离去。文中写二人对话极精彩，写刺客轻功极出色，文字简练传神，堪称是宋人武侠笔记中的佳作。以上所列八篇豪侠故事，后亦被明人辑入《剑侠传》内。

        

·明代长、短篇白话武侠小说

        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十分盛行，其中“讲史演义”方面的内容所占至多。在这类长篇历史演义中，往往把“讲史”“灵怪”“豪侠”三者熔于一炉。侧重于“灵怪”方面的，便成了神魔小说；侧重于“豪侠”方面的，便成了侠义小说。这两类小说均有锄强扶弱、诛除奸恶的内容，均可列入武侠小说的范围。中国的武侠小说，在武侠打斗的描写上，一直存在着写实与幻想两种倾向，形成武侠与剑侠两大类。武侠以技击搏斗为主，属写实型：剑侠以飞剑法术为主，属荒诞浪漫型。这两种倾向，从唐人传奇开始，一直是并行发展的。宋人笔记及话本中的侠客故事，亦是写实与怪诞两者共存。降及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大量出现，也依然是这种情况。前面提到的，基本上就属于写实型。一书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故事。这些好汉锄强扶弱、仗义疏财、武艺高强、性子刚烈、解危济困、视死如归，完全符合传统侠客的标准；而且从聚义反抗官府压迫这一点看，梁山英雄是比传统的侠客进了一步的。如果把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梁山好汉，不仅看作是农民起义英雄，更看作是闯荡江湖的侠客的话，那么，一书，足可算得上是早期的长篇武侠小说。中对武侠打斗的描写，已开始比较细致和具体，有过程，有起伏，远比从前只是三两下手脚便决出胜负的打斗好看得多。另一本写武王伐纣故事的，则采取荒诞浪漫型的写法，书中写神魔相斗，飞剑、道术、仙阵、妖法充斥其中，光怪陆离，幻变神异，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开了先河。反映宋太祖赵匡胤发迹变泰过程的，则写实与荒诞兼而有之。特别是前半部，写赵匡胤行走江湖、广交朋友、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故事，最具武侠小说的因素。在中，武打的描写比更其细致，已开始出现“泰山压顶”“夜叉探海”等武术招式名称，为后来着意描写侠客惊人武功的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作出了尝试。在写赵匡胤行侠仗义时，用的是写实之笔；但当要突出他是“真命天子”时，便使用神怪荒诞之笔。这种写实与神怪荒诞并用的手法，差不多所有讲史演义类的长篇章回小说都是如此的，只不过偏重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在明代的长篇章回小说中，可以说是古代写实型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而则是古代荒诞浪漫型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这两种类型的写法，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

        在长篇章回小说大量出现的同时，拟话本小说也十分盛行。所谓拟话本，就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其中最突出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拍案惊奇》）。在“三言”“二拍”中，自然少不了写武侠的内容，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篇；《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等篇，便属于神怪荒诞型的武侠短篇。“三言”“二拍”之外，《醉醒石》及《西湖二集》等书，也有少量的武侠篇，但微不足道，于此不作多述。

        其实，上面所说从唐至明以武侠题材为主要内容的传奇、话本、拟话本、笔记及长篇章回小说，我们虽称之为是武侠小说，但那时候还是未成型的，它们的故事情节还不够复杂曲折，人物性格还不够鲜明突出，武侠打斗还不够紧张精彩，直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出现，浓墨重彩地集中描绘江湖侠客、绿林豪杰的争斗，武侠小说才正式定型，开创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新局面。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

        明代以来，被称为“四大奇书”的，曾经盛极一时。清代曹雪芹的出，又得以盛行于世。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于是侠义小说遂得以脱颖而出，别开生面。这类侠义小说，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但又不背于忠义，因此既受到小民百姓的欢迎，统治者也乐于利用。清代的侠义小说，往往与公案故事连在一起，形成侠义公案小说。这类小说每以历史上的一名清官为主，一些武艺非凡的侠客为辅，相互敷衍而成。如中的包拯，《施公案》中的施世纶（小说作施仕伦），《彭公案》中的彭鹏（小说作彭朋），在历史上都颇有名声。这些清官要能顺利地办成大事，自然需要一些侠客的帮忙，武艺高强的南侠展昭等人，自然是最好的帮手。鲁迅在评一书时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其在曰包拯。”他又说：“凡侠义小说中的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这两段话很有概括性，深刻地揭示出古代的侠客，既有“侠义”的一面，也有“奴性”的一面。同类的侠义公案小说，大抵都离不开这个公式。

        文康的，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书中写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勇双全，因父亲被权臣纪献唐（隐射年羹尧）所害，只得奉母避居山林，伺机报仇。她变名为十三妹，广交豪杰，出没市井之间。偶于途中遇到为救父而奔走的安骥蒙难，毅然拔刀相助，救他脱困，并说合同时被救出的弱女张金凤与他结婚。其间穿插写她行侠仗义、惩恶锄奸的故事，颇为动人。后来纪献唐被朝廷所诛，十三妹虽未手刃仇人却父仇已报，而且母又逝去，便欲出家为尼，后终被众人劝动，嫁了安骥。何玉凤与张金凤二人共事一夫，相睦如姊妹，故此书初名《金玉缘》。此书前半部写十三妹行走江湖的侠女形象颇精彩，下半部写她回到闺阁中去，助夫奋斗功名，则淡然寡味，无甚可看。

        石玉昆的，原名《忠烈侠义传》。书中初写宋真宗时刘、李二妃俱孕，刘妃争宠，与宫监郭槐施“狸猫换太子”计，陷害李妃；继写包拯断案，昭雪冤情。包拯以忠义刚正的行为，感化豪侠，于是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等“三侠”，以及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五义”，先后投诚受职，人民大安。此书写三侠、五义锄强扶弱、诛除奸暴的故事，写得虎虎有生气。当时等书专讲柔情，一派，又专讲妖怪，在柔情与妖怪之外，别树一帜，专讲侠义，使人耳目一新，大受欢迎。鲁迅曾称许道：“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正因为“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所以侠义公案小说中的豪士侠客，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贵为名臣大吏的清官们所不可企及的。一书，明确地以“侠义”为题，是对这类义士侠客的极大褒奖。特标“英雄”二字，也正是对这类义士侠客极尽称颂之意。

        清代大学者俞樾，对十分赞赏，但认为开篇写“狸猫换太子”荒诞不经，于是“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写第一回。又因南侠、北侠、双侠实为四侠，非三侠所能包容，便添加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改书名为，与初本并行于世，尤盛行于江浙之间。

        写至白玉堂独往冲霄楼盗襄阳王之叛党盟书，误坠铜网阵而死，群雄共赴襄阳时结束。后有及出，序中说二书“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与共为上、中、下三部。续写襄阳王谋反一事，此时群雄已老，后辈继起，卢方之子卢珍，韩彰之子韩天锦、徐庆之子徐良、白玉堂之侄白芸生，与小侠艾虎结为兄弟，号称“小五义”。五人行走江湖，诛奸除霸，后来共聚武昌，拟破铜网阵，阵未破而书止。紧承前书，写众侠攻破铜网阵，襄阳王出逃。群豪继续在江湖间行侠仗义，诛锄盗贼。后来襄阳王被擒，天子论功，群雄受赏，于是全书结束。鲁迅在评这两本续书时说：“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而较之上部（指），则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细，因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其伎俩有工拙，故正续遂差异也。”所言甚有道理。

        与，一为说书人石玉昆底本，一为文康拟说书人口吻所撰，语言生动活泼，文笔通俗流畅，绘声状物，极见匠心。故鲁迅说：“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及其续书，故事情节复杂多变，往往在一个大故事中套着许多小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云山起伏，绵延千里，很能吸引读者的趣味。清代侠义小说的最大贡献是着意为草野豪杰写照，塑造出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如白玉堂、欧阳春、展昭、蒋平、智化、艾虎、徐良以及合儿女英雄于一身的十三妹等，都各有风采，自成面目。特别是锦毛鼠白玉堂，武艺高强却又骄傲好胜，塑造得最为成功。

        清代侠义小说因为着意塑造草野豪杰，因此在描写武侠打斗时十分细腻精彩，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比宋人话本和明人小说，大大地进了一步。如中的十三妹，在悦来店轻舒玉臂搬动二百多斤重的石头碌碡，在能仁寺大展神威扫荡众恶僧，就写得十分生动趣致。中这类描写更多，如白玉堂在开封府夜袭展昭一段，就写得极为出色：

        ……只听啪的一声，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爷这才把槅扇一开，随着劲一伏身窜将出去，只觉得迎面一股寒风，嗖的就是一刀。展爷将剑扁着往上一迎，随招随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细观瞧，见来人穿着青色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见的那人。

        二人也不言语，惟听刀剑之声，叮当乱响。展爷不过招架，并不还手。见他刀刀逼紧，门路精奇，南侠暗暗喝彩。又想道：“这朋友好不知进退。我让着你，不肯伤你，又何必赶尽杀绝？难道我还怕你不成？”暗想：“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鹤唳长空”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不敢进步。只见他将身一纵已上了墙头，展爷一跃身也跟上去；那人却上了耳房，展爷又跃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却上了大堂的房上；展爷赶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过脊去。展爷不敢紧迫，恐有暗器，却退了几步。从这边房脊刚要越过，瞥见眼前一道红光，忙说“不好”，把头一低，刚躲过面门，却把头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噜噜滚将下去——又知是个石子。

        这段两雄相斗，写得具体细腻，精彩动人：有刀剑相争，有暗器袭击，有招式比斗，有轻功相较，真是起伏跌宕，摇曳多姿，为着意写江湖侠客与绿林豪杰比武争雄的长篇武侠小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侠义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人物性格粗豪可爱，因此赢得众多的读者。此类侠义小说，当时大量出现，除上面提到的几部外，还有《七剑十八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永庆升平》《圣朝鼎盛万年青》和《刘公案》《李公案》等。这些小说，大都离不开鲁迅所说的“以一名巨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这个公式，宣扬所谓“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及《永庆升平》序）的封建主义思想。由于文字表达与人物塑造都未够成功，因此成就和影响就远不如巨大。

        在侠义小说大量产生的清代，还出了一本与唱对台戏的。此书又名《结水浒传》，内写陈希真父女武艺高强，将梁山一百〇八名好汉诛擒净尽的故事。作者俞万春站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上，把宋江等人描写为不忠不义的寇盗，表现出他对农民起义的极端仇恨。但梁山英雄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他企图用这本书来抵消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始终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在清代，另有一部《济公传》，写滑稽多智的济公和尚扶危济困、惩恶锄奸、嘲弄官府豪门的故事，很受民众的欢迎。济公不懂武艺，但法力无边，是一个游戏人间的怪杰。在新、旧派武侠小说中，是可以时时看到济公这类滑稽风趣的奇侠的。《济公传》完全可以列入荒诞浪漫型的武侠小说之中。济公这个怪杰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中是很有特殊性的。

        

·明清笔记中的武侠篇

        明清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长篇、短篇白话小说写了武侠之外，在大量的文言笔记中，也写了不少侠客。如张潮辑编的《虞初新志》和郑醒愚辑编的《虞初续志》，就有《大铁椎传》《汪十四传》《秦淮健儿传》《记盗》《剑侠传》《名捕传》《髯参军传》《毛生》《瞽女琵琶记》等篇是写武侠的。这些豪侠之士，大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强扶弱，警恶除奸，具有传统侠客的美德。清人魏禧的《大铁椎传》和明人乐宫谱的《毛生》，写侠客夜半杀贼的场面最精彩。大铁椎客人杀贼后大呼“吾去矣”三字，豪气万丈，如闻其声；毛生以一柄铁伞，在船上击毙群贼后，亦大呼“吾去矣”，一跃而逝。两篇颇有相似之处。大铁椎客人与毛生，均非一介武夫，前者“甚工楷书”，且有识见；后者能上京应试，“其文允称杰构，书法亦矫健非常”。两人均是文武全才的侠士，可惜得不到国家重用，只能游侠江湖，使人为之慨叹。明人宋濂的《秦士录》，所记的秦人邓弼，亦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的豪侠之士，徒有报效国家之志，而终亦不为所用，遭遇与前二人相同，同样使人扼腕叹息。清人吴陈琰的《瞽女琵琶记》，写一个身挟琵琶、双目失明的侠女惩治朝廷贵臣的故事，极有特色。盲女身怀绝技，来去如飞，琵琶声神出鬼没，使人心神大乱。这个双目失明的侠女，为后世武侠小说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典型。新旧武侠小说中那些身有生理缺陷（如失明、断臂、驼背、跛脚等）却武功不凡的高手，恐怕就是从这琵琶瞽女中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

        明人宋懋澄《九籥集》中有一篇《刘东山》，写三辅捕快刘东山自以为武艺高强，却栽在一个少年手里，含意甚深。凌蒙初《拍案惊奇》中的《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一篇，就是据此铺写而成的。清人沈起凤的《谐铎》，也有一些武侠篇，其中《恶饯》一篇写得极为出色，常为后世武侠小说家构思情节所本。此文写一名好武的卢生，与一个懂内功的老汉相遇。老汉甚喜卢生，带其归家，招其为婿。成婚后半年，卢生发觉老汉行踪诡秘，绝非善类，便劝妻子趁老汉外出未返，离开此地。二人向祖母辞行，祖母答应明日租饯，所谓租饯，乃是家中各人持器械把守门户，离家者须凭本领闯过内房、外室、中堂、大门数关，方能离去。数关分别由卢妻之寡姐、嫡母，生母及祖母把守，写来颇有情致；其中生母一关，明阻暗放，更是充满人情味。短篇小说大师蒲松龄善借狐鬼写人情世态，但在中，也不乏写武侠的佳作，如《老饕》《王者》《武技》《佟客》《妾杖击贼》等篇，就是很有意思的武侠小说。其中《老饕》《武技》二篇，写武林中人“一山还有一山高”的用意甚明。此二篇与宋懋澄的《刘东山》及李渔的《秦淮健儿传》，用意相同而情节相近。此类“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故事，在古今武侠小说中是经常见到的。

        

·旧派武侠小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末期，武侠小说盛极一时。据魏绍昌所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作者有一百七十多人，作品有六百八十多部，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北平、天津，时称南派和北派。

        南派武侠小说家以平江不肖生最负盛名，他所作的《江湖奇侠传》曾经风靡一时，读者甚众。后来明星影业公司截取其中片断，改编摄制成《火烧红莲寺》，影响就越发巨大。《江湖奇侠传》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驱，有一派人甚至认为它才算是中国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之外，不肖生还写有《近代侠义英雄传》《玉玦金环录》《半夜飞头记》《江湖怪异传》《烟花女侠》《艳塔记》等书，共十三部。其中《近代侠义英雄传》一书最有价值，书中所写的人物如大刀王五、霍元甲、赵玉堂、山西老董、农劲荪、孙禄堂等，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所记载的事迹，十之八九也都是武术家们认可的。此书写法与《江湖奇侠传》相同，都是采取式的结构，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集短篇而成为长篇。虽然此书受欢迎程度不及《江湖奇侠传》，但梦呓较少，真实性较强，属真正写实型的技击武侠小说，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肖生之外，顾明道是另一位南派武侠小说大家。他的《荒江女侠》在上海《新闻报》附刊之《快活林》连载时，便很受欢迎。改编成电影及京剧后，知名度就更大，差不多家喻户晓，人皆知有方玉琴、岳剑秋这“琴剑”二侠。《荒江女侠》之外，尚有反映郑成功起义的《海上英雄》及反映义和团运动的《草莽奇人传》等书，他自称“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可见他的创作态度是比较严肃的。当时南派武侠小说家人才鼎盛，群雄并起，除上述二人外，另如文公直、江蝶庐、何一峰、李蝶庄、汪景星、姚民哀、姜侠魂、张冥飞、徐哲身、海上漱石生、张个侬、陈挹翠、陆土谔等人，都是著作颇丰的。

        北派武侠小说家人数不及南派众多，有影响的却不少，如赵焕亭、郑证因、朱贞木、王度庐、白羽、还珠楼主等，都是声名赫赫的作者。赵焕亭创作武侠小说较早，与不肖生并称南北两雄。其代表作《奇侠精忠传》，当时能与《江湖奇侠传》匹敌，足见其影响之巨大。郑证因著作甚丰，有八十八部之多，其中篇幅最长而名声最响的当推。此书写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王道隆早年与凤尾帮结怨，后因门徒被掳，途与西岳派慈云庵主共率两门侠义，前往凤尾帮的总舵——雁荡山十二连环坞拜山，与凤尾帮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及其属下群豪一决雌雄。中间穿插变化颇多，不时奇峰突起，险象丛生，风卷浪翻，波澜处处。作者精通技击，熟悉江湖上的门槛、帮规、切口（黑话），写来中规中矩，颇见功夫。与中的人物和故事相关的著作还有《天南逸叟》《子母离魂圈》《女屠户》《淮上风云》《铁拂尘》《子母金梭》《塞外豪侠》《五凤朝阳刀》等，可以笼统称之为外集。之外，如《巴山剑客》《铁伞先生》《龙虎斗三湘》等，也都比较有名。还珠楼主以荒诞奇幻之笔，创作了超级鸿篇巨制，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惊人想象力。作者对佛经道藏，颇为熟稔，别有会心，化用于小说之中，便异彩纷呈、精光四射。这部小说光怪陆离，异想天开，奇幻曲折，变化万端，其神怪荒诞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和，使它达到了神魔剑侠小说中前所未有的高峰。除正传之外，尚有前传、外传《峨眉七矮》、别传、新传、外续传等，共二十多部，形成一个庞大的《蜀山》体系。其中是还珠楼主的另一部力作，书中人物与《蜀山》一书互有关联，其奇诡神异之处，与《蜀山》不相伯仲，而有关蛊术的不可思议，则是《蜀山》一书所未曾道及的。二书玄想超妙、瑰丽万状，上穷九霄、下透地底，法宝神异、妖物骇人，诚为近世荒诞浪漫型武侠小说的一大杰作。以名噪一时的白羽，本不屑写武侠小说，但为生计所迫，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家。白羽笔下的武侠，与不食人间烟火的蜀山剑侠相比，是比较切合人生的。作品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发泄对世态人情的感慨，寄意甚深，尤为后世所称赏。由于白羽厌恶写武侠小说，因此书中时有奚落侠客之笔。如写柳妍青比武招亲，却招来了地痞，使得女侠流泪，老侠后悔；又如南荒大侠一尘道长捉采花贼，却中了贼人“假采花”之计，结果被活活气死累死。白羽如此着笔，是对沉迷武侠者含有告诫之意的。《武林争雄记》是的续篇，同样写得精彩动人。此外，《联镖记》《偷拳》《血涤寒光剑》《毒砂掌》等，在当时都很有名。特别是《偷拳》一书，一洗武侠小说的窠臼，嘲讽了形形色色的“侠客”。该书写杨露蝉访师学武时，多次受骗上当，他所碰到的“武林高手”，竟大多是骗子和恶棍。即使对一代武学宗师太极陈，作者也用了揶揄之笔。太极陈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是真正的武林高手，但照样受宵小之害，险些被烧死在屋内。这说明武林高手并非超人，武功高强也会敌不过阴谋诡计的。白羽的武侠小说借鉴大仲马和塞万提斯的写法，运用新文艺的技巧进行创作，写出了自己的风格，给武侠小说注入了清新的气息，为后来在中国港台地区出现的新派武侠小说开了先河。善以武侠写情的王度庐，他的作品被称为言情武侠小说，代表作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宝剑金钗》《鹤惊昆仑》等。这些小说，借激烈紧张的武侠故事，写曲折缠绵的儿女之情，很有自己的特色，同样为武侠小说开了新面。朱贞木的写作路子与郑证因相近，同属技击武侠小说，但文笔俊爽活泼，更胜于郑。他的代表作有《七杀碑》《罗刹夫人》《虎啸龙吟》《苗疆风云》等。

        综观上述南北两派的武侠小说，南派作家虽多，但作者和作品的影响却不及北派巨大。同是著名作家，南派的不肖生和顾明道，就不及北派的还珠楼主和白羽。美学家张赣生近年研究武侠小说，他把武侠小说分为“武林技击小说、神魔剑侠小说、社会武侠小说、言情武侠小说”四大类，这四类的代表作家，分别是郑证因、还珠楼主、白羽和王度庐。这四人都是属于北派的。当今中国港台地区的武侠小说，都程度不同地受这四人的影响。中国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就自言最初写武侠小说是受白羽影响的。有些论者又指出，王度庐、郑证因等人对后来的武侠小说家古龙等的影响不小。这都充分说明，北派武侠小说家的成就和影响，是远远高于南派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是山人的武侠小说在广东很流行，如《洪熙官大闹峨眉山》《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等，因写广东本土的杰出武林人物，故格外受群众欢迎，但影响仅限于广东地区，在外省的名气不大。魏绍昌辑编的近代武侠小说书目中，就没有辑入我是山人的作品。

        

·新派武侠小说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武侠小说在中国香港得到了新的繁衍，形成今人美称的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新”在去掉旧小说的陈腐语言，用新文艺手法去构思全书，从外国小说中汲取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揉为一体，使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读新派武侠小说，常觉得它故事情节奇诡曲折，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精于刻画人物心理，善于渲染环境气氛，使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旧武侠小说常有的枝蔓太长、结构松散之弊，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却比较少见。它常以出人意料之笔，使得情节波谲云诡、奇巧百变、高潮迭起、引人入胜。一些高明的作者还善于把武侠故事植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亦真亦幻，扑朔迷离；其间更点缀以风土人情、典章文物、佛经道藏、诗词歌赋、书画琴棋、医卜星相等等内容，三教九流、五光十色、炫人眼目；还大笔淋漓地穿插描写几对男女曲折缠绵的爱情纠葛，使得武侠小说从过去单纯的争斗厮杀融进了一缕风雅的馨香，直向文学殿堂争一席之地。由于构思新、手法新，情节奇诡多变，文字讲究技巧，因此新派武侠小说便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赢得了各阶层的读者；不单市井小民爱看，连博雅的专家、学者，也看得津津有味。武侠小说已由通俗读物转变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开始登上大雅之堂。随着武打电影《少林寺》的放映，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便陆续在内地的报纸杂志上转载。梁羽生的和金庸的率先在广东正式出版，内地的读者开始知道梁、金二人的大名了。从前读过旧武侠小说的人，读到金、梁的新派武侠小说，便有面貌一新之感。从未读过武侠小说的青年人，骤然读到金、梁之作，顿会感到境界新奇，眼界大开，仿佛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金、梁二人的新武侠小说，早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南洋、北美等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流行，现在终于在武侠小说的本土出现了。这是值得庆贺的。据说金、梁二人过去都会因他们的小说未能在内地出版而感到遗憾，现在他们则无须遗憾了！

        金庸、梁羽生并称新派武侠小说鼻祖。从创作时间来看，梁羽生比金庸起步早三年；从成就和影响来看，则金庸胜过梁羽生。有人以“金梁并称，一时瑜亮”来评价他们，更多人认为金庸是后来居上的。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八个字来称誉金庸的作品；中国台湾地区成立“金学会”，出版《金学研究丛书》，都说明金庸作品的成就和影响，确是高于梁羽生的。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武侠小说在中国台湾地区大为流行，古龙异军突起、脱颖而出，以其武侠推理小说别树一帜，与金、梁形成鼎足三立之势。古龙行文跌宕跳跃，句式简短，自成一格，情节惊险曲折，结尾常出人意料。他善于制造悬念，尤善于塑造武侠福尔摩斯，在刀光剑影之中，把表面乱麻般的案件，一一条分缕析，通过严密的推理、判断，寻出真凶，铲除奸恶。由于内容新、笔法新、句式新，情节离奇紧张、复杂多变，因此极受读者欢迎。他的小说销量多、流行广，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的也不少，其影响之大，已堪与金庸媲美。

        金、梁、古三大家之外，中国港台两地，武侠小说群雄竞起，作品较多而又名气较大的有萧逸、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东方玉、陈青云、温瑞安、朱羽等人。他们的作品，大都离不开离奇的情节与怪异的武功，内容不是写江湖仇杀、武林争霸，就是写推理破案，缉捕元凶，中间点缀着英雄美人、侠客镖师、和尚道士、昏君奸臣、枭雄恶霸、阴险小人、风尘异士等人物，穿插着比武、复仇、争权、夺宝、易容、斗智、惩恶、锄奸等情节，再添上几组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于是鲜血淋漓与爱情故事都有了，读起来是够刺激的。后来由于彼此竞争的需要，各出怪招，炫奇斗异，情节越发离奇，武功越发怪异，故事内容荒诞无稽，人物性格古怪邪僻。书中安排了不少神话般的巧合和奇遇，制造了层出不穷的悬念，使得小说高潮迭起，充满紧张和刺激，但看得多了，也总觉得离不开公式和俗套，结局与变化，大概都可以推想出来的。这些武侠小说，历史背景大都模糊不清，因此编撰起来，可以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有些作者由于欠缺传统文化修养，因此写到典章文物、诗词歌赋、宗教民俗、五行生克等内容，便不够准确和恰当。例如不懂诗词平仄押韵的，硬要为书中人物作几首诗词，往往就露出马脚。综观这些武侠小说，虽然尚新尚奇，但新奇得过了限度，便近乎说梦，越读疑点越多，便越觉得虚假，感人的力量便大为减弱。而且这些小说，大多只是着意编织光怪陆离的武侠世界，一味逞奇，立意不高，与能深刻揭示人生问题的金庸作品相比，自然大为逊色。其成就与影响，当然就相距很远了！

        梁羽生、金庸、古龙号称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下面对这三家依次作一简述：

        

·新派鼻祖梁羽生

        梁羽生创作新派武侠小说起步最早，被誉为“新派鼻祖”。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写于一九五二年。促成这部小说产生的是当时中国香港的一场拳师比武。比武只进行了三分钟，就以太极派老掌门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结束。比武结束后，街谈巷议十分热烈。当时《新晚报》的总编灵机一动，便邀梁羽生写武侠小说，于是便在比武三天后连载。从处女作这一点看，是值得肯定的。但此书基本上还是白羽、郑证因那一套旧武侠小说的写法，文字与情节都未够精彩，远不如后来的和，严格地说，是不能算作新派武侠小说的。但由于它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确立作了尝试，因此虽不精彩，也应有它一定的地位。从和开始，作者才着意向外国小说学习运用新文艺手法进行创作。小说中情节交叉多变，悬念迭起，文辞雅丽流畅、活泼生动，吸引了很多读者。和是梁羽生的代表作品，作者本人也自认这两部小说比较满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的名士型侠客张丹枫的形象。张丹枫武功高强，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本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后代，对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怀有世仇，但当国家、民族出现危机时，他能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奔走于中原与塞北之间，为抗击瓦剌而扶助明朝。张丹枫是一个真正的“侠”，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合乎侠义的标准。这与那些武功高强而邪正不分的“侠客”是截然相反的。除了写张丹枫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处理得当之外，还写了他与仇家后代云蕾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书中把张、云二人的爱情纠葛，紧密地与家国命运交织在一起，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肺腑。中的金世遗和厉胜男是另一类典型，二人行事怪异，所作所为常常出人意料。特别是厉胜男，更近乎邪僻一流，诡谲多诈，机心百出，令人防不胜防。金、厉二人中，添上一个清丽绝俗的谷之华，便组成一个爱情三角。这个三角恋爱，与江湖上的仇杀争斗纠缠在一起，复杂多变，动人心魄，最后以悲剧结束，作了一个妥善的解决。梁羽生作品现有三十五部，称为“梁羽生系列”。“系列”中的各部小说，或纵或横，或远或近，大都互有联系。以为例，是它的前集，等，则是它的后集。再推前一点的，还有等，这些，把它当作是的外集、别集，也未尝不可。总之，梁羽生这个“系列”，以历史线索为经，以武学师承为纬，纵横编织而成。读者一集一集地读下去，便觉得书中人物前后远近俱是熟人，从而兴味大增，穷追不舍。

        但梁羽生新招不多，他的作品看得多了，便觉得大同小异，缺少变化。后期的和，在写法上虽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却又不怎么成功。与金庸丰富多彩、雄浑博大的作品比起来，便相形见绌了。但他在创立新派武侠小说方面，毕竟厥功甚伟，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博大精深的金庸

        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写于一九五五年，最末一部结束于一九七二年。十七年来，共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这十五部作品中，有卷册巨大的“射雕三部曲”（），有五卷本的和，也有篇幅短小的和。其中四卷本的，写尽武林中人拉帮结派的倾轧斗争。这种斗争，与政治上钩心斗角的派系之争毫无二致。一书，完全可以当作社会小说来看。金庸笔下拥有一大批震世骇俗的武林高手，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代宗师的有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一灯大师、周伯通、金轮法王、张三丰、风清扬、任我行等人，而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段誉、虚竹等，则是经过无数的艰难曲折与奇缘遇合之后，才学得上乘武功的。这些艰难曲折与奇缘遇合，真是难到死生一线之间，奇到超乎想象之外。由于主人公接连不断的奇险遭遇，便使得书中高潮迭起，紧张异常，令人目夺神迷，无法释手。郭靖的朴讷真诚，杨过的深情疏放，张无忌的胸无定见，令狐冲的豪狂多智，段誉之痴情，虚竹之憨直，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郭靖与张丹枫一样，是真正的“侠”。他处处以国家民族为重，宅心仁厚、侠义为怀、武功之高，已臻第一流境界，堪称“侠之大者”。而杨过，为人狂放，行事怪异，与梁羽生笔下的金世遗，亦有相似之处，但遭遇之奇，身世之苦，性格之僻，用情之专，则是金世遗无法相比的。

        金庸笔下，新奇的理论层出不穷，他借风清扬之口，提出“无招胜有招”的理论，为后来古龙创作无招式的武侠小说作了准备；他那“世上最厉害的招数不在武功之中，而是阴谋诡计”一语，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具有警世讽世的作用。而把武功及其招式加以“雅化”，金庸是登峰造极的。在他笔下，有出自江淹《别赋》的“黯然销魂”掌法，有出自曹植的“凌波微步”轻功，至于洪七公“降龙十八掌”中之“潜龙勿用”“亢龙有悔”等招式名称，则出自，而神妙无比的“北冥神功”，却是源出于的篇。金庸善于为人物取名，这种取名虽带有游戏之意，却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如“任我行”一名，可见其横行江湖，目空一切；“灭绝师太”一名，可见其乖戾狠辣、刚愎自用；而“昆仑三圣何足道”七字，绰号与姓名连在一起，显得既傲且谦，则又十分有趣。华山论剑前后五大高手的称号，也起得很有意思，特别是“东邪”“西毒”二名，最使人拍案叫绝，黄药师行事之邪僻，欧阳锋心肠之狠毒，都是一时无两的。金庸对刁蛮女子似乎特有感受，因此笔下的黄蓉、郭芙、温青青、赵敏、周芷若等，写得十分出色。黄蓉的黠慧、郭芙的霸狠、温青青的凶悍、赵敏的奸刁、周芷若的歹毒，都写得入木三分，使人惊叹不已。

        是金庸最后的武侠作品。他塑造过无数出类拔萃的武林高手，最后在此书作出不是武功最强就可以左右社会的结论，是很有深意的。中的韦小宝，是一个武功低劣的无赖，但此人诡计多端，武林高手们也无奈他何。经过一番施展后，他终于功成名就，大富大贵，还娶了一大群老婆，是一个以诡计战胜武功的典型。韦小宝的“好”结局，是颇令人深思的。为什么武功极高者竟不及一个诡计多端的小无赖？推而广之想想，为什么社会上会有有学问的人却被不学无术的家伙捉弄，技术好的人反被无能者整治的现象？这不是很值得人们深思吗？

        金庸以新颖的风格和形式，写成一书，创造出韦小宝这一个古今中外少见的典型，确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书中充满俏皮游戏之笔，语言谐谑风趣，妙语如珠，使人时时为之拍案和捧腹。由于金庸在这部书中一改以往的写法，竟被读者误认为是别人代笔。金庸在该书后记中自认不太像武侠小说，倒更像历史小说。并说此书写法之完全不同以往，是故意为之的。他说：“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于是，一个从语言、行动到心理活动都无赖气十足的韦小宝就塑造出来了。韦小宝这个无赖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为中国小说人物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奇特典型。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写完之后，金庸便宣布封刀搁笔，不写武侠了。他用了十年的时间，修改他的作品，然后出版了一整套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金庸作品集》。这套《金庸作品集》收入了他迄今为止的十五部武侠小说。除之外，他把其余十四部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飞——

        雪——

        连——

        天——

        射——

        白——

        鹿——

        笑——

        书——

        神——

        侠——

        倚——

        碧——

        鸳——

        只要记住这副对联，就不会被书摊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冒牌金庸作品所骗了。

        金庸善作长篇小说，在长篇中充分驰骋想象，写得酣畅淋漓，远胜于他写的中篇、短篇。他对长篇有惊人的驾驭能力，篇幅越长，越能显示他的本领。他挥动如椽大笔，纵涂横抹，时而大开大合、波澜起伏；时而细针密线、精工雕刻。书中线索纷繁、悬念迭起，使人无法预测故事情节的变化发展，往往在看似山穷水尽之时，却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另生一种境界。端的是妙手奇笔，匪夷所思。金庸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文笔雄浑恣肆，想象超妙入微，洞烛人性。描写深刻，博采众长，匠心巧运，熔中外古今于一炉，确非常人所能及。

        

·偏锋取胜的古龙

        古龙写武侠小说起步比金庸、梁羽生后，武侠小说的诸般套路几乎已被他们用尽。“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梁代萧子显语），异军突起的古龙，便另辟蹊径，纯出偏锋，一头钻进“武侠推理”之中，大写其“武侠福尔摩斯”。他笔下的陆小凤、楚留香等人，武功非凡、机智过人、心思细密、擅长破案。他们善于从头绪纷繁的事件中理出线索，从别人毫不在意的细微之处发现问题，查出一件又一件奇案，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古龙的作品节奏快，善用短句，对话极多，恍似电影分镜头剧本式的写法。在情节的处理上，常借助于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跌宕跳跃，摇曳多姿，使人耳目一新。

        古龙的武侠小说以偏锋取胜，可称“武侠侦探小说”或“武侠推理小说”。他写武侠是为他的推理破案服务的。因此他写武侠打斗，大起大落，三两下便决出胜负。他的小说很少描写武功招式，也不喜细致描写打斗过程。武功招式已被金庸、梁羽生变化发展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所超越了，于是他便祭起“无招胜有招”的法宝，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无招无式，以快取胜，恰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中的“小李飞刀，例不虚发”，用的便是这套法宝。李寻欢的飞刀到底怎样射出的？死者不知，旁人亦不知，因为快得无人能见，自然也就无招可寻了。古龙对写一个天赋少年如何去辛苦学武出人头地，不感兴趣，因此他笔下的武林高手，大多是与生俱来，武功神妙而毫无出处；而且故事的历史背景模糊，朝代极不明朗，编撰起来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了。他没有金庸那些卷册浩大的巨制，大多是散件式的系列组合。如《楚留香》，就是以五个故事组成，贯穿五个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楚留香，再辅以密友胡铁花、一点红等人，便走南闯北、诛奸锄恶、所向无敌。又如《陆小凤》一书，就是以六件奇案连缀而成。这些奇案，都离不开财富与权位的争夺，里面包含着巨大的阴谋。该书就是写陆小凤、花满楼、西门吹雪等人，如何协同努力，先后破解这些阴谋的。《楚留香》与《陆小凤》的各个故事，有一定的独立性，既可单独成篇，又可凭着书中的主要人物把它贯串起来，成为一组系列式的小说。古龙行文尚奇，从情节、句式、章节划分到人物性格，都莫不如此。但有时奇得过于生硬和走火入魔，就使人难以置信。古龙的传统文化修养不如金庸、梁羽生的深厚，便扬长避短，专写他的武侠推理小说。他书中时有似是而非的哲理性的句子，如“你的致命敌人，往往是你身边的好友”“谁都会被人冤枉，也难免会冤枉别人”之类的句子随处可见。

        古龙的小说，商品化味道很浓。短句多及三两个字成段，固然是其作品特色，但亦是其牟利的手段之一。因为这样一来，作品的篇幅便无形中增大了。为了牟利，他还适应市井口味，着意渲染色情。他的作品中常有女性裸露胴体的段落，书中的英雄人物，不少是风流浪子，对两性关系是极其随便的。同样为了牟利，他行文随心所欲。写到哪里算哪里，章节划分全无章法，各章之间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竟生硬地把两人的对话分属上下两章。小说中的回目更是随手而撰，毫不用心，有时文不对题（如《陆小凤》中《美人青睐》一章竟无美人出现），有时前后重复（如前二十章中，竟三次使用“弄巧反拙”作回目），可谓十分拙劣。最糟糕的是有头无尾的作品，如一书，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不少人物的下落尚未交代，那牵系全书、处心积虑梦想独霸武林的师天帆尚未出现，全书便结束了。真结束得莫名其妙。据古龙的朋友说，古龙常有预支稿费却不按时交卷的陋习，因此他的小说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截子著作就不奇怪了。古龙在《楚留香》的代序中，曾非议一些已成俗套的东西，表示要求变求新，但被他所斥的某些公式，他却又是乐于采用的。当一个人的创作被商品化的倾向支配着的时候，虽然口中非议那些俗套和公式，但具体写起来，又会离不开它们的。因为按照公式去编撰故事，行文快捷，产量甚丰，于牟利大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古龙在求变求新之后，又陷于俗套之中，便是这个缘故。

        

·武侠小说的复苏

        武侠小说的复苏，表现在翻印旧书和撰制新作两个方面。

        翻印旧书，首先是翻印中国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最先获得翻印的是梁羽生的作品，后来金庸之作也大量得到翻印。金、梁二人的新派武侠小说相继出现，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新奇的成人童话世界，迅即出现了一股武侠小说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古龙的作品也得以大量翻印出版。当代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的作品，终于在武侠小说的故土出现了。与此同时，萧逸、温瑞安、东方玉、卧龙生等人，也先后有部分作品面世。

        在新派武侠小说出现热潮的同时，一些旧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也开始陆续翻印。如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白羽的、郑证因的、朱贞木的《七杀碑》、王度庐的《铁骑银瓶》、还珠楼主的等书，便由几家出版社分别翻印出版。出版者表明，翻印这些绝迹已久的旧武侠小说，目的是为了向现代小说的研究者们提供难得一见的俗文学研究资料，同时也向年轻一代展示：在纯文学殿堂之外，尚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俗文学文库，文库中的武侠小说世界，是异常奇丽多姿的。武侠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向来不屑一提，现在得以重新出版，承认它的存在，说明它确是复苏了。

        武侠小说的复苏，还表现在有一批人在撰制新作。这类新作一般被称为“武林小说”，以示与新旧两派的武侠小说有别，但表现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侠义主题，还是彼此一致的。因此，这里把它划入武侠小说的范围之内，自是情理之中，并不矛盾。最先闯入武侠禁区的是王占君的《白衣侠女》。该书写清代嘉庆年间女杰王聪儿领导白莲教起义的故事。其实此书只能算是历史小说，书中武侠味不浓，武功技击的描写尤为粗陋，但由于书名沾了一个“侠”字，开了写武侠题材之先，故很受读者欢迎，销售量极为可观。

        武侠小说的题材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塑造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武术家为主；一是以描写大振国威，击败外国力士的内容为主。这两类题材互有联系，彼此兼容，并非截然分开。前者比较突出的作品有《大刀王五闯浏阳》《津门大侠霍元甲》《燕子李三传奇》等。王五、霍元甲、李三在中国近代史上都颇有名气。大刀王五在戊戌变法中以试图营救谭嗣同而出名，霍元甲以击败外国拳师而著称，燕子李三则因劫富济贫的侠盗行为而名噪一时，三人堪称是武术界中的代表人物。以中国拳师击败外国力士为内容的作品，曾经一度成为热门题材。如《武林志》写东方旭击毙俄国大力士，《猴侠》写侯佑春击败英国拳师，《武魂》写李慕杰击毙日本武士，《铁砂掌传奇》写马超群击败德国角力冠军，《洋场侠踪》写摔跤王佟良杰击败西洋拳手，等等，大长国民志气，大振神州威风，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但这类题材写得多了，便不免陷于公式之中，写来写去都是一个俗套，多看几部便觉得面孔相似、情节相近，感人的程度自然便大打折扣。除了这两类题材之外，还有一类是把武林高手的活动与近代及现代的史事连在一起的。如《泰山女侠》写庚子事变后金刀寨女杰冯婉娟反帝之事，《北斗峰奇侠》写黄兴率领华兴会反清之事，《鹰拳王传》写蔡锷镖师一家辅佐蔡锷喋血斗争之事，等等；更有写至抗日战争时期，武术家协助抗日队伍打击日本鬼子这样的内容的。时代背景的下限已变得越来越近，《豹侠恩仇录》的武侠故事，更近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新旧两派的武侠小说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综观武侠小说，题材的范围已有了扩大，作者们不囿于门派纷争、江湖仇杀、反清复明、锄强扶弱等旧内容，有意识地拓展题材领域，扣紧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不着意去编织“成人的童话”，使读者更觉得亲近和可信。因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积极意义，所以作者们非常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武林高手的活动时代移近，并尽量表现他们在人民中的作用，是武侠小说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既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值得肯定的是，作品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增浓了，书中的武林人物与社会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不像新旧派武侠小说那样，生活在奇异虚幻的武侠世界之中。但这样一来，武侠小说所特有的成人童话色彩便大为减弱了。读复苏后的武侠小说，总觉得作者写得拘谨、呆滞，缺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些作品，大多不像是武侠小说，倒更像是历史小说。作者局限于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武功的描写就必然不够浪漫夸张，只能适可而止；特别是写至近代及现代的故事时，由于枪炮已经出现，武功的作用便相对下降，更不宜渲染它的神异威力。武侠小说是离不开武侠打斗的，而武侠打斗又离不开色彩斑斓的神异武功，武功越奇幻神妙就越有吸引力。当绝世武功在枪炮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时，再神化它的作用就十分可笑了。所以梁羽生等人把他们作品的时代背景下限于清代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同现实世界距离得远一点儿，才有利于突出武功的作用。现在的武侠小说，因要强调思想性和现实性，把武林人物的活动背景移近，浪漫的色彩便不够浓厚，而武侠小说离开了惊人的幻想和高度的夸张，离开了神异的武功和奇诡的情节，便失去了成人童话的魅力。复苏后的武侠小说至今尚未出现具有风靡力量的作品，原因正与此有关。另外，复苏后的武侠小说作者多是一些新人，知识面不够广博，缺乏金庸、梁羽生、古龙那样的大才，作品比较稚弱。金、梁、古三人，各有所长，堪称大家，特别是金庸，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想象超妙，构思奇特，远非常人所能及。

        武侠小说得到复苏，这是值得高兴的，期待以后能出天才，将武侠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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