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新派武侠小说，往往是金庸、梁羽生并称。

        金、梁二人都嗜好下棋、金庸好围棋，在他的小说中时有写到围棋搏杀的，如写虚竹和尚对“珍珑”棋局的拆解，先误打误撞地下子挤死自己一大块棋，然后取胜，就写得很有意思，非深知此中三昧者，难以有此奇笔。金庸与中国围棋界的名手都有交往，在他家中就曾接待过陈祖德和聂卫平，沈君山也曾在他的家中交流过棋艺。梁羽生对围棋、象棋都好，但似对象棋更感兴趣。他与已故的作家聂绀弩极有交情，且是棋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到北京度蜜月时，就曾因与聂绀弩下棋杀得难解难分而冷落了旅馆中的新婚夫人，一时传为笑谈。他还善写棋话，写得趣味盎然，很有吸引力。

        梁羽生在一九六六年曾化名佟硕之，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其中有道：“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段话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褒贬得都颇有分寸，并非无的放矢。梁羽生极爱诗词，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可以时时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如小说的回目，卷首卷末的诗词，都饶有韵味，至于小说中的随手引用古人佳句，以及侠客们的谈诗论词，就更是多得不可胜数了。金庸在小说中引用古人诗词没有梁羽生那么多，但所引用者大都十分精妙。金庸似对老庄哲学及佛学更感兴趣。他笔下的神奇武功，如“九阴真经”“北冥神功”“空明拳”等，就与老子、庄子的学说大有关系。在他的小说中，时见引用佛经的词语及典故，所写到的高僧大都能谈经说偈，绝非是只懂得念“阿弥陀佛”和“善哉善哉”的浅俗和尚。他有一部，书名深奥难懂，用的就是佛经名词；而“拈花指”“般若掌”“龙象功”等武功，都是一望便知是出自佛经的了。金、梁两人都是既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又同时接受西方文艺的影响的，只是二人各有偏重，同中有异，形成不同的风格。梁的传统味较浓，既用章回体写作，又喜用旧式对仗工整的一联作回目；金庸则不喜使用旧式的回目，除了开头两部小说还是用对仗工整的回目之外，其余的小说回目，变化多样，绝不雷同。他喜用西洋文艺手法撰写小说，如中写郭靖、黄蓉在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描写，用的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而黄蓉在铁枪庙中面对群奸，套哄傻姑说出实话，找出欧阳锋、杨康杀人的证据，理出江南五怪的惨死过程，简直就与现代的侦探推理小说无异。金、梁两人所写的侠士豪杰，都强调“侠义”的一面，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便是“侠义”的最高境界。他们都善于摄取特定的历史背景来铺演他们的故事，三分真，七分假，亦真亦幻，虚实莫测。在写到男女之情时，二人都是严谨正派的，既写得浓情蜜意，荡气回肠，却又绝无古龙等人那样夹有色情的描写。梁羽生的小说以“系列”取胜，各部小说之间的人物大都有或远或近、或纵或横的联系，形成独具特色的“梁羽生系列”。但总的看来，他的小说形式比较单调，笔法变化不多，情节也不够奇诡，多读了几部，便觉得有点一般化。金庸以创制篇幅巨大的大部头作品取胜，其最著者为“射雕三部曲”，另如等，也都笔力遒健，情跌宕，波谲云诡，雄浑恣肆，远非常人所能及。金庸学兼中西，识见超卓，才情横溢，博大精深。他的《金庸作品集》已登上了武侠小说的高峰。他差不多已耍尽了武侠小说的诸般“套路”，后继者必须别出机杼，另创新招，才能称雄。台湾的古龙识见及此，便以偏锋取胜，创制出无招式的武功，专写武侠推理小说，与金、梁鼎足而三，自成一副面目。他的小说，奇诡曲折处不让于金庸，但博大精深之处却是远为不及的。金、梁两人都是长篇胜于短篇，短篇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其才情，故不够佳妙。二人所知既广，所能亦多。梁羽生在塑造武侠之余，还善写棋话和文史随笔，都写得生动活泼，见其才情。金庸则能一手写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一手写严谨缜密的政治评论，双管齐下，各臻佳妙。

        金庸与梁羽生并称新派武侠小说鼻祖。他们各以自己的才情学识，把旧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们借鉴西洋小说的表现技巧，运用新文艺的手法进行创作。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血肉丰满，远非旧派武侠小说所可比拟。他们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注重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讲究文采，务去陈言，给武侠小说注入了不少清新的东西，使它有更多的文学艺术性，变得雅俗共赏，而呈现出新的面貌。金、梁二人各自以他们的作品，为新派武侠小说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有人以“金梁并称，一时瑜亮”相诩，这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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