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是那布克，水源充裕，也有些牧草。奥达指定此地为我们的集合地点，因为距离布莱达特或所谓的“盐村”很近。他与纳西尔谢里夫在此地待了两天，考虑该录用哪些人，并为我们的前进路线做准备，先与住在沿线附近的部落和族长搭上线。奈西布、扎基和我都闲来无事，于是他们那种叙利亚人反复无常的个性又出现了。他们被众人的热忱冲昏了头，将阿卡巴置之度外，也将我们此行明确的目的弃若敝屣。奈西布认得沙兰族人与德鲁兹族人，他打算邀请他们加入，而不是邀豪威塔特族人；他想攻击德拉，而不是马安；想占领大马士革，而不是阿卡巴。他指出，土耳其人毫无防备，我们必可出其不意地达成第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就是最高的目标。大马士革因此无可避免地被指定为目标。

        我向奈西布说明，费萨尔仍在沃季，也向他表示英军仍在加沙的另一侧，还指出土耳其有一支生力军在阿勒颇集结，打算收复美索不达米亚，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我告诉他，我们在大马士革会如何孤立无援：没有物资或组织，没有基地，甚至没有补给线。但是奈西布对各种地理因素和战术皆不屑一顾，唯有采取铁腕手段才能遏制他的气焰。所以我去找奥达，表示如果采用奈西布的新目标，军饷将交给努里·沙兰，而不是给他；我再去找纳西尔，动用影响力与我们的交情，使他与我站在同一阵线。我轻易地在一个谢里夫与一个大马士革人之间点起妒火，使阿里和壮烈成仁的侯赛因嫡传子孙，与“继任者”阿布·贝克尔的一个仍大有疑问的后代互生嫌隙。

        这一刻对我们的起义运动而言是生死关头。如果我们占领了大马士革，肯定守不住六个星期，因为默里无法立刻攻击土耳其人，海军一时也来不及运送英国部队到贝鲁特。大马士革一旦失守，我们的支持者将打退堂鼓（只有让他们初尝胜利的滋味，才能使他们继续支持这场起义，停滞不前或不进反退的起义将无法成事），以致无法占领阿卡巴这个拥有安全水源的最后基地。依我之见，阿卡巴也是除了经由幼发拉底中部之外，我们得以安然进入叙利亚的唯一门户。

        阿卡巴对土耳其的特殊价值在于，他们可随时对英军右翼造成威胁。在一九一四年底，土耳其的高级将领曾打算将此地当成通往运河的主要途径，后因发觉食物与饮水的补给困难而改走贝尔谢巴。然而，如今英军已撤离运河阵地，朝加沙与贝尔谢巴推进，这使土耳其部队可借由缩短战线来减轻补给的负担。结果，土耳其的运输将绰绰有余。阿卡巴如今的地理价值亦非昔日可比，因为如今它位于英军右后方，若由此出动一支精兵，当可有效地威胁阿里什或苏伊士运河。

        阿拉伯人需要阿卡巴：第一，要延长战线，这是他们的战术方针；第二，与英国部队合而为一。占领阿卡巴将使他们得以掌握西奈，并与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完成连线。这将如虎添翼，他们可以获得物资的支援。唯有我们成功的实战经验，才能克服默里的幕僚人员的人性弱点，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重要性。默里为人友善，如果我们成为他的右翼，他便会主动提供我们必要的装备，无需费唇舌。所以，对阿拉伯而言，阿卡巴代表不虞匮乏的粮食、金钱、枪炮、顾问。我要与英国保持接触，要在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担任盟军的右翼，并极力维护阿拉伯民族所期望或应享有的自由与自治。依我之见，如果起义未能到达与土耳其短兵相接的主战场，便得宣告失败，成为微不足道的枝节中的枝节。我打从与费萨尔初次会面以来，就一再向他谆谆告诫，自由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人施舍的。

        所幸纳西尔与奥达都附和我的意见。在一番舌枪唇剑后，奈西布拂袖而去，与扎基前往德鲁兹山，为他伟大的进军大马士革计划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我知道他搞不出什么名堂，可是也不能坐视他到那边去煽风点火，破坏我们日后的大事，所以我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在他未出发前便将费萨尔拨给他的经费扣押下来。那笨蛋没让我大费周章，因为他也知道以后还有油水可捞，他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度英国人的君子之腹，来找我谈条件，要求如果他能发动独立于费萨尔的行动之外的叙利亚起义，由他亲自领军，我就要答应给他更多的经费。我看得出这只是异想天开，所以，没骂他是鼠辈，反倒一口答应，并表示如果他目前若能先协助我们占领阿卡巴，我可以在阿卡巴筹募所需经费。他极不情愿地答应我提的条件，纳西尔则开心地多领到两袋意外之财。

        然而奈西布的乐观也对我造成影响，我仍认为叙利亚的解放是一步步循序渐进的，阿卡巴则是必要的第一步。不过此时我发现这些步骤可以紧密连结，一旦奈西布不横加阻拦，我们打算采取相当类似他的模式，亲自到北方游说各部落。我觉得，只要再看叙利亚一眼，便可以导正我受十字军东征与阿拉伯首度被征服而持有的战略思想，并依两个新因素调整战略：铁路，以及在西奈的默里。

        此外，不顾一切地冒个险也很适合我此时自暴自弃的心境。与人同心协力争取自由，这原本应该是件快意事，但是我知道其后暗藏玄机，因而心乱如麻。

        阿拉伯起义是在别有所图的情况下展开的。英国内阁为了争取侯赛因的协助，决定由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出面，赞助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若干地区独立建国，“以维护我们盟邦法国的利益”。最后这一句暗指一份条约（麦克马洪一直被蒙在鼓里，待他得悉为时已晚，所以侯赛因也毫无所悉），依此密约，法国、英国、俄国同意瓜分上述这些地区，并在其余的全部地区各自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种两手策略的谣言在土耳其的宣传下传入阿拉伯人耳中。在东方，人们信任的是人，而不是机构。所以，阿拉伯人已在营火旁体验我的友善与真诚，要求我以独立代表人的身份为英国政府的承诺背书。麦克马洪曾对他们做过什么承诺，以及《赛克斯—皮科条约》的拟定过程与内情，都是由外交部在战时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我皆不得而知。但我也不是白痴，我看得出来如果我们赢了战争，对阿拉伯人的那些承诺将沦为废纸一张。假如我是阿拉伯人诚实的顾问，就应该奉劝他们收拾回家，别为这种空话出生入死。然而阿拉伯人的参与是我们赢得东线战争的主要利器，所以我向他们保证，英国会信守书面与口头的承诺。于是他们安心地力求表现。可是，可想而知，我不但无法为与他们共同达成的成果自豪，反倒一直觉得无地自容。

        一天晚上，我对自己的立场有了明确的认识，当时努里·沙兰在他的帐篷中，拿出一叠文件问我应该相信哪一份英国盟约。费萨尔的成败全视我的回答与努里的意向。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建议他如果有前后矛盾者，就应该相信日期最近的那一份。这种老奸巨猾的回答使我在六个月内跃升为诈欺集团的头目。在汉志地区，那些谢里夫一言九鼎，我为了消弭良心的不安，也曾告诉费萨尔，他的基础是如何空洞不实。然而在叙利亚，费萨尔的声名不扬，而英国则威名远播，所以我成为主谋。

        我为了报复，誓愿要使阿拉伯起义运动不但成为他们成功建国的原动力，也要成为我们埃及战役的重要助力。我还矢志要奋不顾身率领他们赢得最后胜利，使列强不得不重视阿拉伯人的道德诉求，并协商出一套公平合理的解决之道。这必须先假设我能苟活到战后，以求在谈判桌上赢得另一场战役——极自负的假设，但在履行后得到弥补。然而此等瞒骗的行径不是我要谈的重点。

        显然我将不知情的阿拉伯人卷入一场生与死的豪赌，又无法庇护他们。无可避免地，也罪有应得地，我们将自食苦果。所以我基于对自己虚伪立场的憎恶（可有任何少尉曾替他的长官在国外撒过如此漫天大谎？），决定投入这趟漫长的危险之旅，借机与费萨尔更有分量的秘密友人会面，并研究我们未来战役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所获得的结果与所冒的风险却不成比例，行为与动机也都无法自圆其说。我曾暗忖“让我冒个险，趁现在，我们开始之前”，我看得很清楚，这是最后的机会，而且在顺利占领阿卡巴后，我将再也无法自由自在地拥有自己，毫无瓜葛，安全地藏身于他们庇护的模糊阴影下。

        摆在我面前的是责任与领导，那使我偏爱思考的本性深觉嫌恶。我为了自己必须去担任一个行动者而深觉自己卑鄙。因为我的价值标准与他们相较，是一种率性而行的反应，我也鄙视他们的幸福。我的心灵总是渴望得少而实际拥有得多，因为我的感官比别人迟钝，需要直接的接触才能获得知觉，它们只能辨别种类，无法区分程度。

        我六月十六日回去，纳西尔仍在他的帐篷里忙。他和奥达见面次数太过频繁，最近起了摩擦，不过情况不严重，很轻易就化解了。一天后，老奥达再度与我们往来频仍，也与往常一样亲切又难侍候。我们在他进来时总会全体起立致意，不是因为他贵为族长，我们经常坐着迎接资历更深的族长，而是因为他是奥达——身为奥达可不能等闲视之。这老先生很喜欢摆这一套排场，而且无论我们怎么和他争吵，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我们离开沃季已经五个星期，已花光所带来的钱，吃光豪威塔特族的羊，骆驼也已休养够或汰换成新的了——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我们出发。即将展开的行动的新鲜感使我们对一切都安之若素。奥达又买进更多的羊肉，我们出发前夕在他的大帐篷举行了一场饯别宴，是规模最盛大的一餐。宾客多达数百人，五大盘的大餐轮番扛出来，也立刻被一扫而光。

        夕阳西沉，霞光漫天，众人在饱餐后环绕在咖啡炉旁，躺在星空下流连不去，奥达与其他人则轮流说着故事。在一个空当，我不经意地提起当天下午曾到穆罕默德·戴兰的帐篷找他，就他送我一只骆驼的事向他道谢，但找不到他。奥达开心地大叫出声，大家都望着他，全场一片肃静，料想着他应该会说个笑话，他这才指着愁眉苦脸坐在咖啡炉旁的穆罕默德，扯开喉咙说：“哈！我是不是该告诉大家，穆罕默德这十五天来为什么没睡在他自己的帐篷内？”众人都开心地笑着，也都不再与邻座交谈，人人手托着下巴，准备听他们或许早已听过不下二十次的故事。妇女们——奥达的三个妻子、查阿尔的妻子及穆罕默德的几个妻妾——原本在厨房里帮忙，这时也挺着圆胖的身躯匆匆跑过来，站在隔间用的帘子旁边聆听。奥达这才说，穆罕默德在沃季的商店中买了一条昂贵的珍珠项链，却没有给他任何一个老婆，所以她们彼此吵得天翻地覆，唯一的共识是不让他进帐篷。

        当然，这个故事是瞎掰的——奥达插科打诨的本事被起义给激发了——倒霉的穆罕默德，他在沃季十四天内一直都与其他族人在一起，他向上天祈祷求救，并要求我证明奥达说谎。我面色凝重地清了清喉咙。奥达要大家肃静，并要求我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于是我依他们说故事的习惯开场：“奉慈爱的神的名义。我们在沃季时共有六个人，包括奥达、穆罕默德、查阿尔、卡西姆、穆法迪，还有那个可怜虫（我自己）。有天晚上，在天将亮前，奥达说：‘我们来抢劫市场。’我们就说：‘奉真主的名义。’然后我们便上路了。奥达穿着白色长袍，绑着红头巾；卡锡姆穿皮制凉鞋；穆罕默德穿豪华的丝质上衣，打赤脚；查阿尔……我忘了查阿尔穿什么；卡西姆穿棉袍；穆法迪穿着蓝色条纹的丝袍，绑着有花边的头巾。当仆人的就改不了这种习性。”

        我说到此暂时打住，众人目瞪口呆。这是模仿奥达说故事的风格瞎掰出来的。我也模仿他说故事时挥手的习惯动作，他的浑厚声音，以及他要强调那没有重点的故事的重点时音调的抑扬顿挫。豪威塔特族人呆若木鸡地坐着，然后醒悟过来，开始捧腹大笑，并看好戏似地望向奥达，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模仿谁，而模仿秀对他们及他而言都是前所未见的。负责煮咖啡的穆法迪是舍迈尔族的难民，他也被我掰入故事里，听得入神，忘了在火堆中添柴薪。

        我接着描述我们如何离开帐篷，并列举了是谁的帐篷，以及我们如何朝村落走去。我还将沿途所见到的骆驼与马匹、路人都描绘得活灵活现，还说山岭：“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因为那里根本就是个荒地。我们就这么上路，走了约一支烟的路程后听到声响，奥达停下来说：‘孩子们，我听到声音了。’查阿尔说：‘老天，你说得没错。’于是我们都停下来倾听，但没听到什么，因此我这个可怜虫说：‘老天，我什么都没听到。’查阿尔说：‘老天，我什么都没听到。’穆罕默德说：‘老天，我什么都没听到。’奥达说：‘老天，你们说对了。’

        “于是我们继续走，眼前一片荒凉，我们什么都没听到。这时有人从我们右边出现，是个黑人，骑着驴子。那驴子是灰色的，长着黑耳朵、黑蹄，它肩上有个像这样的烙印（我在空中胡乱比划了一番），它的尾巴甩动着，脚也开始移动。奥达看到了，说道：‘天啊，一头驴子。’穆罕默德说：‘我的天啊，一头驴子和一个奴隶。’于是我们继续上路。那边有一座丘陵，不是很高的丘陵，它的高度和由这里看过去远方那座‘你们叫什么来着’的丘陵差不多。我们往那座丘陵前进，那是一座荒山。那个地方一片荒凉，荒凉，荒凉。

        “我们一直前进，在越过那座‘你们叫什么来着’的丘陵后，又出现另一座丘陵。于是我们再走向那座丘陵，并登上丘陵。那是一座荒山，整个地区一片荒凉。我们登上丘陵，到达山顶，登上最顶端，天啊，我的天啊，我的老天啊，太阳升起来了。”

        第一回合到此结束。以太阳升起来暂时打住，每个人都听过不下二十次，已是陈腔滥调。奥达习惯以这种一再重复的词句，激动地堆砌出长达数小时的掠劫事迹，其实是什么也没说。我模仿他这种风格，其余的细节则添油加醋地夸张渲染一番，使得听起来像是奥达说的故事。另外，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确实到过沃季的市场。那些部落人都笑翻了，在地上打滚。

        奥达笑声最响亮，也笑得最久，因为他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我模仿他而编出来的这部史诗，也让他如照镜子般了解自己的叙述手法。他拥抱穆罕默德，并承认买项链的事是瞎掰的。穆罕默德感激之余，邀请众人在第二天我们出发前的一个小时，到他的帐篷吃早餐。我们到时可以吃到他妻妾亲手料理的酸乳炖未断奶的小骆驼。她们手艺出色，而且这道菜名闻遐迩。

        随后我们坐在努里庭院内的水井旁，看到妇女在拆那座大帐篷，比奥达的还大，共用二十四根柱子隔成八间，长、宽、高都远超过族内各座帐篷，而且和穆罕默德的其他东西一样，是崭新的。阿布塔伊族为了确保他们的战士出征时族人的安全，正在重新调整营地，整个下午都有帐篷抬进来，搭在我们旁边。搭帐篷时长方形的帐幕先平铺在地面，绳索摆在最末端及四周的柱套旁，拉紧后绑在桩上。然后妇人会将柱子一根根插入柱套内，将柱子撑起来直到一切就位。无论风多大，一个柔弱的妇人也可以独自搭起一座帐篷。

        如果下雨，会在帐底多竖一排柱子，将帐顶撑成斜面，借此防止雨水渗入。夏季时，阿拉伯人的帐篷不像我们的帆布帐篷那么闷热，因为这种宽松的毛织品有足够的空隙可以透气，不会吸收阳光的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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