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中走得更远；他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所谓“极为无诗意的世界”，我是指对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特性毫无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人类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的一个工具。所谓“极为诗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和它的非诗意特点，但却以他的巨大的诗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

        K完全被强加给他的审判的境况所吞没；没有任何一点时间去想任何别的事。但是，即使在这种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些窗口，它们突然地，只是在很短的时刻里，自己敞开了。他不能从这些窗口逃走；它们半开着，马上又关上；但是他至少在一个闪电式的空间里，看见了在外面的世界的诗，它不顾一切地存在着，好像一个永远在那里的可能性，并给他的走投无路者的生活带来一束银色的反光。

        这些短暂的开放，比如说，是K的目光：他到了第一次人们召他出庭的小镇的街上。前一刻，他还为了准时到达而奔跑。现在他停了下来，他站在街上，有几秒钟忘记了审判，他看着他的周围：“差不多每个窗口都有人，穿着衬衫的男人胳膊支在窗台上，抽着烟，或抱着小孩倚在窗边，小心而温柔。别的窗户口放着一撂撂床单、被单和鸭绒被，顶上有时闪过一个女人蓬乱的头。”然后他走进院子。“离他不远处，一个男人坐在一只小箱子上，赤着脚，在读报纸；两个小男孩在一辆手拉车的两端荡悠着；在一个水泵前，一个身穿紧身睡衣的娇弱的少女站在那里瞧着K，她水罐里的水满了上来。”

        这些句子让我想到福楼拜的描写：简洁，全部的视觉，细节的意义，其中没有一点儿是陈词滥调。这种描写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么渴望真实，他是多么贪婪地饮着世界，而就在刚才一刻，这世界还由于对审判的担忧而变得黯淡。可惜，歇息是短暂的，接下来一刻，K来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紧身睡衣的少女的那个水罐里盛满了水：审判的急流重新卷走了他。

        小说的几个色情场面也如同瞬时间敞开的窗户，极短的瞬间：K所遇到的女人只是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对他的审判有关：比如说，布尔斯特纳（BUBRStNER）小姐，他的邻居，拘捕发生在她的房间里；K惊惶不安，给她讲述所发生的事，到最后，在门口，终于拥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后吻她的脸，像一只饥渴的动物用舌头一下下去舔它终于发现的水泉。”我强调了“饥渴”这个词，它对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颇有意义，那人只能在瞬间里与她交流，通过一个窗口。

        在第一次审讯时，K作了一番报告，但他马上被一个奇怪的事件所干扰：大厅里有看门人的女人，一个长得丑而干瘦的大学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听期间和她做爱。这种不相干的种种事件令人难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诞和非真实美妙无比的诗！），这又是一个新的窗向着远离审判的景色，向着人们给K剥夺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开了。

        这一卡夫卡式的诗让我从对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说，它也是个关于被捕和审判的故事：奥威尔的，一本几十年中作为反专制主义专业人员的长期参考书。在这部想作为一个想象中的专制社会的可怕画像的小说中，没有窗；那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的盛满水的水罐；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说的伪装所歪曲，这个伪装使得它不准确，只近乎大概。如果说小说的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反之，这个思想是否给了小说一些东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没有：境况与人物在其中像一张告示一样平淡。那么它是否至少作为推广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被做成小说的思想不再作为思想而运行，而恰恰是作为小说，在中，它们是作为差的小说，带有一部劣质小说所能运用的恶劣影响。

        奥威尔的小说的恶劣影响在于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在于这一方面被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我拒绝以它有益于反对专制之恶斗争的宣传作为理由而原谅这样的缩减，因为这个恶，恰恰在于把生活缩减为政治，把政治缩减为宣传。所以，奥威尔的小说，且不说它的意图，本身也是专制精神，宣传精神之一种，它把一个被憎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小（并教人去缩小）为一个简单的罪行列举。

        共产主义结束一、两年之后，我和一些捷克人交谈，我听到每个人讲话里都有一种成为仪式的说法。所有他们的回忆，所有他们的思索都用这个必不可少的开场白：“四十年可怕的共产主义之后”，或“可怕的四十年”，尤其是“失去的四十年”。我看着说话的对方：他们既没有被迫移民，也没有进监狱，也没有丢掉工作，更没有被歧视；他们都在自己的地方生活，在自己的公寓、自己的工作中，都曾有他们的假期、友谊、爱情，他们说“可怕的四十年”，便把他们的生活缩减为唯一的政治方面。但是，即使是过去40年的政治历史，他们难道真的是作为一个唯一的与恐怖无区分的整块而经历的吗？他们有没有忘记那些年代：看弗尔曼（FORMAN）的电影，读哈巴尔（hRABAL）的书，出入那些不随潮流的小剧场，讲几百个笑话，并在快乐中嘲笑政权？如果他们都讲可怕的40年，那是因为他们把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奥威尔化，他们的生活在后来，在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脑袋里，失去了价值或甚至干脆被取消（失去的四十年）。

        K即使在自由被极度剥夺的境况下，仍能够看着一个柔弱少女那个慢慢盛满水的水罐。我曾说这些时刻像窗瞬间敞向远离K的审判的景色，什么景色？我来确切说明比喻：卡夫卡小说中打开的窗朝着托尔斯泰的风景；朝着这样的世界：那里的人物即使在最残酷的时刻，仍保留着决定的自由，它把这个幸福的不可估量性给了生活，这个不可估量性就是诗的源泉。托尔斯泰极为诗化的世界是卡夫卡的世界的对立面。但是，多亏敞开的窗，有如一阵怀旧的气息，有如让人几乎感觉不到的微风，它走进K的故事并存在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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