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杭勋爵编订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简的时候有必要提醒读者：这些信绝不适于让幼小者不加选择地阅读。只有“那些判断力业已确定、做人原则业已成熟的人”（勋爵阁下如此写道）才可以安心阅读它们。但是，这话是在1845年说的，而1845年从今天看来已经有点儿遥远了。从我们今天看来，在那个时代，住宅高高大大，却没有浴室设备。人们要等厨娘就寝之后，才能到厨房里去抽烟。客厅里的桌子上摆着来宾签名簿。帷帐非常厚重，女人非常贞洁。然而，18世纪给人的印象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对于我们这些1930年的人来说，它比起维多利亚早期的那些年月，看上去好像反倒不是那么陌生、那么久远。18世纪的文化比起马杭勋爵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化来说，好像更合理、更完满。在那个时候，至少还有一小部分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按照某些理想标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世界比较狭小，但也比较紧凑；它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准则。当时的诗歌也浸透着这种安全感。我们只要读一读《卷发遇劫记》，就会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么一个安定而界限分明的时代，它是能产生出杰作名篇来的。我们暗自思量：在这种时代，诗人可以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哪怕是某一位贵妇人梳妆台上的小盒子、小匣子，也都可以变成创作构思中的可靠材料。一局牌戏，夏日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荡舟，都足以唤起我们的美感和事物的变化无常之感，正如我们从直接诉诸我们内心感情的那些诗篇所受到的启发一样。而且，既然诗人可以将自己的全部才华都用来描写一把剪刀、一绺卷发；那么，一位贵族，安然生活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并对其中的价值标准视为理所当然，自然可以为教育自己的儿子制订出一套明确的方案。在那个世界中存在着为我们今天所不具备的明确性和安全感。由于种种原因，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现在阅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书简尽可不必脸红，或者说，尽管我们有时脸红，那也是因为我们在20世纪读到了某些片断而脸红，而它们在19世纪并不会使马杭勋爵感到什么不安。

        这些书简刚开始写的时候，菲利普·斯坦霍普（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同一个荷兰家庭女教师所生下的私生子）还只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儿。要说我们对于这位父亲的道德说教有什么抱怨的话，那就是他的标准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来说未免太高了。“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演说术，或者叫雄辩术吧——这是断不可以不加考虑的，”他向这个7岁男孩写道，“一个人不懂得它，就休想在议院、教会或司法界里显露头角。”他接着又如此说，仿佛这个小孩子已经在考虑自己的一生事业似的。看来，这位父亲的毛病（如果它算得是毛病的话）也正是那些显贵人物们的通病——他们自己在事业上没有获得应有的成功，便下决心要使自己的儿辈们（菲利普还是一个独生子）能够取得自己所缺少的机会。而且，书简一封封地写下去，我们还猜想得出：当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倾箱倒箧，谈出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读过的书、对世情的了解的时候，他不光是在教育儿子，也是在聊以自娱。这些书简流露出一种热情洋溢、生动活泼的情调，说明他给菲利普写信并不是苦差，而是乐事。也许，在部里办公腻烦了，宦途失意又使他把一切看穿，只有在这种自由自在的通信中才能舒一口气，所以，他竟忘了对方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对于乃父写给他的那些话，怕连一半儿也没有看懂。即使如此，在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关于那个陌生世界的描绘之中并没有东西使我们望而却步。他是全然站在节制、宽容和理性推论一边的。他忠告说，千万不可把某些团体里的所有的人都统统骂倒，各种教派的教堂都要去走一走，对于哪一个教派也不要嘲笑，对于一切事物都要有所了解。早晨，应致力于读书；夜晚，则可活动于有教养的社交场中。衣饰，要学上流人；举止，也要学上流人；不可怪癖，不可自私，也不可心神恍惚。要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办事，生活中每一瞬间都要过得充实。

        这样，他一步步地塑造一个完人的形象。菲利普是可以变成这么一个人物的，只要他肯听从他父亲的劝告。这时候，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才说出了渲染着他全部说教的这么一句话——培养起一套礼数来。这些礼数一开始只是小心翼翼地藏在背人之处。在对待妇女和诗人方面，这个男孩的感情可以听其自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要求他尊敬这两种人。他写道：“至于我自己，当我过去同阿狄生先生和蒲柏先生交往的时候，我仿佛是在陪同欧洲来的那些王公贵族似的，总觉得自己跟高出自己一头的人在一起。”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品德渐渐变为想当然的存在，可以不必为它们操心了。然而，种种礼数却影响巨大。它们在世上支配着人的生活。它们的作用不容须臾忽视，而要求又非常严格。想一想，这种取悦于人的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吧。首先，你得学会怎样走进房间，又怎样从房间里走出来。由于人的胳膊腿儿总是别别扭扭地不听使唤，这还真要有点灵巧劲儿呢。其次，你得会打扮，衣服要穿得既十分入时而又不新得刺眼。牙齿要齐齐整整；假发要无懈可击；指甲要剪成圆弧形；要学会切肉，要学会跳舞，还要学会另一种同等重要的本领，那就是姿态优美地坐在椅子里。这种种事项便是取悦之道的入门。现在，再说说怎样讲话——我们至少得学会熟练地说三国语言。但，在开口讲话之前，我们还要切记另一件事——千万警惕，不可笑出声来。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自己从不大笑。他总是微笑。后来，这个年轻人总算被宣称具有讲话的能力了，但他还得避免使用俗谚和鄙词；他讲话必须口齿清晰、文理精通；他不可争论，不可说故事，不可谈自己的事。最后，这个年轻人可以练习一下在取悦人的艺术当中最精致的一门艺术了——那就是巴结人的艺术。因为，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有某种主要的虚荣心。要观察、等待，找出他们的弱点所在，那么，你就知道该拿什么样的诱饵放在你的渔钩上，好把他们钓住。这就是在世上成功的诀窍。

        一说到这一点，由于我们的时代特点不同，我们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了。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关于成功的看法比起他关于爱情的看法更要大大叫人怀疑。因为，这样没完没了地下功夫克制自己，究竟目的何在呢？我们学会了怎样走进房间、走出房间，探听别人的秘密，闭口不谈自己，只去巴结别人，不跟下等人来往——免得堕落；不跟机灵人来往——免得被他们带坏，这又能捞点儿什么呢？什么是付给我们的奖赏呢？简单说来，就是——可以使我们飞黄腾达。若追问一下进一步的说明，也许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一来，一个人就可以赢得上流人士的好感。但是，如果我们非要知道：这些上流人士到底是何等样人？我们可就要陷入一种错综复杂、有进无出的迷宫里了——而且，那里面还是空无一物的。什么是上流社会？那就是大人物们认为是上流的社会。什么是才智？那就是大人物们认为是聪明的东西。一切价值都取决于另外一个什么人的看法。因为，这种哲学的精义就在于事物都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只存在于其他某些人的眼睛里，这是一个镜子世界，我们在里边儿慢慢地向上爬呀、爬呀，所得到的奖赏不过是种种的映象。这也说明了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缘故，因为，我们在这些语气文雅的书简里翻过来翻过去，想要找到一点儿能抓在手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终归徒然。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这里是极难找到的。但是，即使有这种缺陷，又有多少为那些严峻的道德家们所不屑一顾的东西可以在这部书里发现；而且，谁又能够否认：至少说，当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还能吸引住他的时候，这些轻飘飘的玩意儿总还保持着一定的价值，而这些体面的礼数总还放射着一定的光辉呢？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些礼数给它们的忠实仆人，这位伯爵，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吧。

        这是一位失意的政治家。他未老先衰，官丢了，牙齿也掉了；最倒霉的是，耳朵也一天一天不好使了。然而，他绝不许自己发出一声呻吟。他一点儿也不迟钝，不讨人嫌，不邋遢。他的思路就像他的身体一样，总是修饬得干净利落。他从不让自己在哪一秒钟“歪在躺椅里白白度过”。尽管这些是他的私信，并且显然只是信手写下的，但它们围绕着全部信件中的唯一题目，写得轻松流畅，一点儿也不叫人觉得乏味，而且，更怪的是，一点儿也不叫人觉得好笑。这也许因为取悦于人的艺术本来就跟写作艺术有点儿联系。礼貌、体贴、克制，收敛起自高自大，隐藏起个性而不把它强加于人，这些一方面固然对一位社会名流有好处，另一方面对一个写作的人也可能有一定的好处吧。

        对于这种训练，无论我们如何解释，都有理由可以赞成，因为它还促使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写出一组《人物记》。这些小品文像某种老式的小步舞那样，具有精细、严整的风格。然而，它们那匀称的结构又是作者自自然然形成的，只要他高兴，随时可以打破；因此，它绝不会像其他拟作那样流入局促、刻板。有时候，他也调侃、诙谐、使用警句，但他掌握火候，点到题目，立刻打住。当他提起乔治一世希望他那些情妇长得丰满时，写道：“有的做得恰到好处，有的把身体胀破了。”在另一篇里他又写道：“他被安置在上议院——那为不治的病人开设的疗养所。”他只是微笑，从不笑出声来。这当然也是18世纪的风气使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对于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星象和贝克莱主教的哲学，都抱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儿子，他绝不肯玩弄无限概念的游戏，或者揣想事物并不像表面上看去那么稳固。因为，就现状而论，这个世界已经够好，也够大了。这种缺乏诗意的性格使他安然处于毫无瑕疵的常识藩篱之内，同时也限制了他的眼光。他写不出一句响亮、深刻的话，像拉布吕耶尔的许多警句那样。不过，他也许会第一个表示反对把他跟那位大作家进行类比。而且，如果一个人要像拉布吕耶尔那样写东西，他就得有一定的信仰，很难再遵守那些礼数了。他还要笑，要哭。而这两者又都是可悲叹的。

        当我们为了自我消遣，谈论着这位有才气的贵族及其对人生的看法的时候，自然知道——这些书简相当大一部分吸引力就来自这种知觉——在通信的另一方还有一位默默无语却又确实存在的人物。菲利普·斯坦霍普始终不离我们眼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我们能够觉察出他在德雷斯顿、在柏林、在巴黎怎样拆开这些信，细细地读，并且神情凄然地望着这些从他7岁开始一年一年愈积愈多的厚厚的邮件。他渐渐地长成为一个性格庄重、矮矮胖胖的青年。他对于外国政治发生了兴趣。他爱读点儿严肃的书籍。每趟邮车都给他送来语气温和、措辞优美、才气焕发的书简，恳求他、命令他要学会跳舞，学会切肉，想法子管住他的两腿，还要勾引住一位上流妇女。他都竭力照办了。他在这所礼数的学堂里发奋用功。可是这对他的要求太严了。他得沿着一层层的台阶向上攀爬，进入那座晶光闪亮、挂满镜子的大厅；但那些阶梯太陡峭了，他没有能够登堂入室，而是在半途停下了。他在下议院活动失败，到拉蒂兹本担任一个小小的职务，而且，过早去世了。他让他的遗孀把他既硬不下心肠又缺乏勇气说出的那件事透露出来——他早跟一个出身卑微的姑娘结婚多年，而且生下了几个孩子。

        伯爵像一位上流君子那样忍受住这一场打击。他给他儿媳写的那封信真是温文尔雅的典范。于是，他又开始对孙子们进行教育。但是，从此以后，他好像对于自己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都感到无所谓了。甚至对于生死他也不大在乎了。但是，直到最后，对于礼数他仍是念念不忘的。他的临终遗言便是对于温雅女神所表示的崇敬的颂赞。在他弥留之际，有一个人进到了房间里。他撑起身子，说了一句：“给代洛尔搬一把椅子来！”——然后，就永远沉默了。

        的《教子书》

        Lord Cerfield''s Letters to his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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