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已经记录下几百个故事……汇成在我的小书架上分类摆放着的几百盒录音带和几千页打印纸。我全副身心都沉浸于倾听，着迷于阅读……
战争世界中让人难以想象的一面，越来越多地向我打开。我以前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些问题：怎么能够在脏乱不堪的战壕里睡了那么多年，或者长年累月穿着毡靴和军大衣，围着篝火睡在裸露冰冷的地上。在夏天她们既不穿连衣裙，也忘记了高跟鞋和鲜花，不但从不唱歌跳舞，甚至连笑也不会了……那时候她们只不过是十八到二十岁的姑娘！我曾经习惯性地以为，女性生活方式在战争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是儿女情长的禁区，绝不可能出现。但是我错了……很快地，我在最初几次采访中就发现了：不管女人们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哪怕是说到死，她们也绝不会漏掉美的话题（是的！），这是她们之所以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她躺在棺材里这么漂亮……就像一个新娘……”（A.斯特洛采娃，步兵）“上级要授予我一枚奖牌，但我的军服实在太旧了。我就用纱布给自己缝制了一个小领子，看上去白白的……让自己感觉到在那一刻我是多么漂亮。可是当时根本都没有镜子，我连自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到。所有的一切都被炸烂了……”（h.叶尔马科娃，通信兵）她们既开心又很愿意讲述自己还是天真女孩时的小心眼、小秘密，还有些不被外人所知的特征，因为在男人化的战场生活中和男性化的战争事业中，她们依旧想保持住自己的本色，不改变自己的自然属性。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她们的记忆中还是令人惊讶地保存着大量战时生活的琐事、细节、口吻、颜色和声音。在她们的世界中，生活习惯与生存条件是紧密相连的，生存过程本身就具有自我价值，她们回忆战争就像回忆一段生命时间。和生活本身一样，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我却不止一次从她们的对话中发现渺小如何击败了庞大，甚至击败了历史。“好可怜，我只有在战争中才是美的……我在战场上度过了最好的年华，当时我真是光彩照人呢。战后，我很快就老了……”（安娜·加莱伊，自动枪手）
随着岁月长河的流逝，有些东西突然强化起来，另一些则不断减弱下去。强化出来的是隐秘的人性，对我而言，人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令人好奇，甚至对于人们本身而言，人性也成为更加有趣味的、与生活更加密切的东西。人性能够击败非人性，仅仅就因为它是人性。“你不要害怕我流泪。不要可怜我。就让我难过吧，但我很感激你，让我记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K.C.吉洪诺维奇，中士，高射机枪手）
我还是不了解这场战争，甚至没法去猜测它……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我们就像鼹鼠一样住在地底下……但姑娘家的一些小摆设、小玩意儿却一直保存着。春天到了，折下几根柳枝插起来，心情就愉快不少。因为明天你就可能不在人间，看到这些婀娜的柳枝就会想起我们自己，提醒自己，记着自己……一个姑娘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毛料衣裙，我们大家都很羡慕，虽然军队里是不允许穿个人衣服的。我们的司务长，他还是个男人呢，却喜欢唠唠叨叨：“要是给你寄来一张小床单也好啊，那倒是更有用处呢。”确实，我们连床单和枕头都没有，都是睡在树枝和稻草上面。但我自己也偷偷藏着一副耳环，每到夜里我就戴上耳环睡觉……
当我第一次被震伤后，耳朵听不到声音，嘴巴也不能说话了。我对自己发誓：如果我的嗓音不能够复原，我就一头扎到火车轮下算了。我是那么喜欢唱歌，突然却失声了怎么行。幸好，后来我的声音又回来了。
这下我可高兴了，还把耳环也戴上了。上岗的时候，我高兴得大声喊起来：
“上尉同志，哨兵某某向您报告……”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你给我离开！”
“怎么了？”
“立即脱掉耳环！这算是什么军人？”
上尉长得非常英俊，我们所有的女孩都有点为他痴迷。他常对我们说，战争期间需要的是军人，只是军人。当然是需要军人……可是我也还想做美女嘛……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害怕，生怕腿受伤，我有一双美丽的长腿。对于男人来说，这又算什么啊？他们就不那么害怕，就算丧失了双腿，反正他们都是英雄，照样可以做新郎！而一个女人如果瘸了腿，那她一生的命运就算是定了。女人的命运啊……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谢洛克娃
（中士通信班长）
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很乐观……我觉得必须尽可能多地开口去笑，因为女人就应该有光彩。在上前线之前，一位老教授这样教我们：“你们应该对每一个伤员说你爱他，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就是爱。爱能救人，给人活下去的力量。”伤员躺在那里，他疼痛得忍不住哭出来，而你对他说一句：“我亲爱的，我的宝贝……”要是对方问你：“你爱我吗，小妹？”（他们对我们这些年轻女孩都叫小妹。）我们就回答：“当然，我爱你。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伤员们可能因为太痛苦而开口骂人，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句不礼貌的话语都会使我们受处罚被关禁闭。
很困难……当然很困难……比如当身边清一色都是男人，你还要穿裙子爬上车的时候。专用救护车是高高的大卡车，你必须要爬到最上面去！你试试看……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上级让我们上了火车，是货车车厢……我们只有十二个女生，其余全部都是男人。火车行进了十到十五公里就停下了。但就是这十到十五公里，让我们陷入尴尬的僵局。既没有水又没有厕所……你明白吗？
男人们在停车附近燃起了篝火，脱下衣服，一边抓虱子，一边烤火。我们能去哪里呢？我们得跑到一些背静的地方去换衣服。我穿的是一件针织毛衣，虱子钻在每一个缝隙中、每一毫米的毛衣小孔里。看一下就感到恶心：头虱、体虱和阴虱，我身上全都有了……但我不能和男人们待在一起……怎么能和男人一起烤火除虱子呢……丢死人了。我干脆就扔掉了毛衣，只穿着一件裙服。不知道在哪个车站，有个不认识的女人脱下一件上衣给我，还有一双旧鞋子。
又乘了很长时间的火车，接下来还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冰天雪地啊。我一边走一边不住地照镜子：我没有被冻伤吧？可是到了晚上，我就发现脸颊冻伤了。在这之前我啥都不懂……我听说脸颊冻伤时，都是白色的。可是我的脸却是通红通红的，很好看。我就想，既然还挺漂亮，不如就这样冻一冻吧。可是第二天就变成黑色了……
——娜杰日达纳·瓦西里耶夫娜·阿列克谢耶娃
（列兵报务员）
我们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我们去洗澡，澡堂附近有一个理发馆。于是我们就走了进去，互相看着，给眉毛和嘴唇化了一番妆。结果军官训斥了我们一顿：“你们是打仗还是跳舞来了？”我们大家都哭了整整一夜，把妆都涂抹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军官又走来走去对每一个女兵重复说：“我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淑女名媛。美女在战争中是活不下去的。”真是位非常严格的指挥官。而在战争之前，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阿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谢列格
（下士，航空气球员）
我觉得我走过了两个人生，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人生……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讲军事纪律：除了上课就是走队列，在宿舍里一切也都按章行事，对我们女孩子没有任何宽容。一天到晚就是听到：“别说话！”“谁在偷偷说话？”可是每到晚上，我们就急着要坐下来缝衣绣花……女人嘛，反正就是这点记性……任何时候都放不下。我们已经背井离乡，没有家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就不是女人了。上级只给我们一小时休息：还只能坐在列宁主义学习室里写信，也可以自由地站着交谈一会儿，但是不许笑出声来，更不许大喊大叫——这些统统都是纪律。
不，不能。
有规定的。必须是集合列队时上级下令唱歌，才可以唱。要听命令：“开始，唱歌！”
不行。这不符合规定。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习惯。你仅仅来得及睡觉，而且还常有紧急集合：“马上起床！”就像风一样把我们吹下床来。你开始穿衣服，可是女人的衣物总比男人要多，手忙脚乱的。最后就把腰带拿在手里急忙跑到存衣室去，再边跑边穿大衣冲进武器库，在那里把挖掩体的铁铲套上套，固定在皮带上，再挂上子弹盒，扣紧腰带。然后背起步枪，一边跑一边扣上枪栓，沿着楼梯从四楼跑下去，简直可以说是滑下去的。最后急急忙忙站到队列里。一切都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
在前线就是这样子……我的靴子大了三个尺码，像两只弯曲的船，灌满了灰尘。女主人送给我两个鸡蛋说：“带着路上吃吧，这么单薄的身子，一会儿就倒下了。”这两个鸡蛋很小，我悄悄地打碎它们，不让她看到，用这两个鸡蛋洗干净了我的大靴子。当然我也想吃，但是女人爱美的天性占了上风。您都想不到那件大衣多么粗糙，那身行头多么沉重，从皮带到其他，全都是男式的。我特别不喜欢大衣摩擦我的脖子，还有这双靴子，走路都歪了，一切都改变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是多么悲惨，而行军是最惨的时候……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把我们变成战士可是没那么容易哦……真的没那么简单……
上级下发制服时，司务长召集我们列队，说：“鞋尖要对齐！”
我们赶紧对齐鞋尖。鞋尖倒是对齐了，但是我们人又靠后了，因为靴子是四十到四十一码。司务长还在不住地叫着：“鞋尖，鞋尖！”
接着又下令：“学员们，看齐第四位的前胸！”
我们当然做不到，他就厉声大叫：“你们在上衣口袋里都装了什么东西？”
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许笑！”司务长大叫。
为了准时而正确地办好欢迎仪式，从椅子到标语，一切都必须做好。哈哈，司务长对付我们这些姑娘，也算是吃足苦头了。
有一次进城，我们列队去澡堂洗澡。男兵在男澡堂那边，我们在女的这边。可是一走进女澡堂，就听见里面的女人们尖叫起来，还有的女人赶紧遮住自己的身体，喊道：“大兵进来了！”原来她们已经分不清我们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了，我们头发都剪得很短，又是清一色不分男女的军装。还有一次我们进厕所，结果里面女人都跑去把警察叫来了。我们就问警察：“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去哪里解决呢？”
警察就转身大吼那些女人：“这些都是女孩子啊！”
“什么女孩子啊，都是大兵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斯捷潘诺娃
（少校，火炮营通信连长）
我只记得一条道路，那条我们来来回回走了无数遍的道路……
当我们到达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时，上级本来想把我们留在师部。他们说：“你们都是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我们回答说：“不，我们都是狙击手，请把我们派到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上级又对我们说：“那就把你们派到一位很爱惜姑娘的上校那个团去吧。”指挥官的性格脾气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这位上校是用这番话迎接我们的：“姑娘们你们瞧，你们来到战场，是要打仗的吧，那就打仗吧，可是别的事情你们可不能做。周围都是男人，根本没有女人。鬼晓得该怎么才能向你们解释清楚这件事。战争，女孩子……”他很清楚，我们还完全是孩子。第一次有敌机来空袭时，我就坐在那儿用双手抱住脑袋，后来我才想到，手也舍不得啊。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去死。
我还记得进入德国以后……哦，太好笑了！在一个德国小镇，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城堡过夜，城堡里有很多房间，好大的前厅。好美丽的大厅啊！衣橱里挂满了漂亮衣服，都是女孩子的衣服，每一件都适合自己。我很喜欢一件鹅黄色的裙子，还有一件长裙，美得没法形容，长长的、轻飘飘的……觉得只有在普希金的诗歌中才会有的！已经到时间躺下睡觉了，所有人都累坏了。我们就穿上这些衣服躺下睡觉，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马上就睡着了。我就穿着那件黄色裙子，外面再套上长裙……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主人逃走了的帽子店里，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为了哪怕多一点点时间戴帽子，我们整整一夜都是坐着睡觉的。早上醒来……我们对着镜子再照一次……然后把帽子全都脱下来，依旧穿回我们自己的军上装和军裤。我们什么都不能拿，行军路上就是多一根针都嫌沉重。但最后还是偷偷把一个小匙勺塞到自己的靴筒里，这就是全部了……
——贝拉·伊萨科夫娜·爱泼斯坦
（中士，狙击手）
男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不是都能理解我们……
但我们大家很喜欢普季钦上校，都叫他“老爸”。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很了解我们女人的心思。在莫斯科城外撤退时，是最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姑娘们，莫斯科就在我们身旁。我会为你找来一个美发师，你们可以画画眉毛，卷卷睫毛，烫烫头发。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可是我希望你们个个都保持美丽。战争是持久的……不会很快结束……
上校还真的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个理发师，我们都烫了头发，自我美容一番。那天我们真是好幸福、好开心……
——季娜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霍马列娃
（报务员）
那次我们越过拉多加湖的冰面向敌人进攻，遭遇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冰水，人一受伤倒下，就会马上沉入水底。我爬来爬去地给伤员包扎。当我爬到一个双腿都被炸断的战士身边时，他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却推开我，扑向自己的小“精品袋”，就是一个口袋。他是在找自己的应急口粮袋。人都快死了，还在找吃的呢……我们在冰雪中行军时，都是自己携带食物。当时我想给他做包扎，他却只知道把手伸进自己的口粮袋中，不管里面有什么。一些男人好像是很难忍受饥饿的，饥饿在他们看来比死还要痛苦……
关于我自己我也就是记住这些……开始是怕死……然后在内心里是担忧和好奇相伴而生，再后来，就是既无害怕也无好奇了，就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无时无刻不是到达了力量的极限，或超越了能力的极限。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担心：死后会不会样子很难看。这就是女人的恐惧：只要不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就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样子，我自己就收集过炸碎的残肢……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卫生指导员）
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我们在沼泽地急行军，不断有人倒在泥淖中。有的是受伤了，有的是死掉了。没有谁愿意死在这片沼泽地里，黑色沼泽地。呶，一个年轻姑娘怎么能那样躺在沼泽地里呢……还有一次，我们已经打到白俄罗斯了……在奥尔沙大森林中，到处是小灌木樱桃，花是蓝色的，整片草地都是蓝色的。要是死在这样的花丛中也值了！安静地躺在这里……那时候真是傻啊，只有十七岁……我想象自己就应该那个样子去死……
那时候，我以为死后就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我们彻夜在谈论死亡，但只有那一次。我们后来再也不敢说出这个字眼了……
——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雅
（列兵，侦察员）
我们整个飞行团全都是女性……1942年5月，我们飞往前线……
上级分给我们的是“波-2”型飞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速度慢，只能低空飞行，往往还是超低空飞行，贴着地面飞！战前都是年轻人在飞行俱乐部学习驾驶这种飞机，没有人想到它也会被用作军事目的。这种飞机是木质结构，完全是由胶合板制成的，外面再覆盖一层高密度帆布，其实也就是纱布。这种飞机只要一被命中就会燃烧，像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燃烧，直到坠落，就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瞬间就会熄灭。机内唯一的固体金属零件就是M-II型发动机。后来，都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发给我们降落伞，并在驾驶舱内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在那之前是没有任何武器的，只有在起落架下面挂了四个炸弹，这就是全部装备。现在人们把我们的飞机称为“神风”，是啊，我们那时就是“神风敢死队”。是的，我们就是敢死队！而胜利的价值远高于我们的生命。一切为了胜利！
您问我们是如何挺下来的？我来回答您……
退休之前，我一直为这样的想法而苦恼：我不工作会怎么样？为什么在五十岁之后我还要读完第二个大学？我成了历史学家，其实我应该毕生都是地质工作者，但是一个优秀地质学家应该一直在野外工作，而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医生来给做了心电图之后问我：“您何时发作过心肌梗死？”
“梗死是什么？”
“您的心脏中有些疤痕。”
这些疤痕显然就是战争留下来的。当我在目标上空盘旋时，整个身体都发抖，全身打哆嗦，因为身下是一片火光：战斗机向你射击，高射炮对你开火……有些女孩被迫离开飞行团，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我们飞行大多是在夜里。有段时间上级试着派我们白天去轰炸建筑物，但马上就放弃了这想法。因为我们的“波-2”连冲锋枪都能打中……
我们都是每天午夜十二点之前起飞。我看到过著名的王牌飞行员波科雷什金，那天他正好打完空战飞回来。他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也就是二十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和我们年龄相仿：飞机加油时，技术员只来得及把他的衬衫脱下来拧一拧，汗水就像下雨一样流出来。现在不难想象当时我们是怎样做事情了吧？我们完成任务飞回基地时，连爬出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了，得要别人把我们拖出来。我们也无力背着飞行图囊，只好在地面上拖着走。
我们女机械师的工作就更甭提了！她们要徒手把四个炸弹，一共有四百公斤重，一次都挂上飞机。就这样，整个夜晚，一架飞机起飞，又一架飞机降落。我们身体机能全都变了，整个战争的几年中我们都不是女人了，失去了女性的那事情……每个月来的那事……呶，您是明白的……战争结束后，有些人就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抽烟，只有在抽烟时我才能感觉一点点安慰。上天飞行时全身都会颤抖，只有点燃一根烟才能冷静下来。我们穿着皮夹克、长裤和套头军装，冬天还要穿男式皮上装，行为举止不由自主就变得男人气了。战争结束后，上级给我们缝制了卡其套裙，我们才突然觉得我们还是女孩子……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波波娃
（近卫军中尉，飞机领航员）
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枚奖章……是红十字会发的南丁格尔国际金质奖章。所有向我表示祝贺的人都惊讶地问：“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四十七个伤员背出来啊？在军报照片上的你是一个很娇嫩的小丫头呢。”其实还有人计算我当时可能救出了两百多人呢。我从来都没把这些记在脑袋里，我们那时还不明白数字的重要性。战斗在进行，人们在流血，我怎么可能坐下来记录我救了多少人？我从来没有预计过冲锋何时结束，只是在战火中爬啊爬啊，来来回回地救伤员。如果他身上中了一个弹片，我却要过一两小时才爬到他身边，那人家早就流尽了血，我等于什么都没做。
我身上三次受伤，还有大脑三次震伤。在战争中，有人梦想早日返乡，有人梦想打到柏林，而我只是在想，我能不能活到生日那一天，活到满十八岁。不知怎的，我很害怕自己会早早死掉，甚至不能够活到十八岁。我穿着男人的裤子，戴着男人的帽子。因为总是要用膝盖跪着爬行，身上还要背着沉重的伤员，我总是破衣烂衫。简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还有可能站起来在土地上直立行走，而不再爬行。这在当时只是个梦想！有一天师长不知为何来了，看到我，就问：“你们怎么还招这样的少年当兵啊？你们怎么把她留下来的？这样的孩子本来应该送去上学的。”
我记得有一次绷带不够了……那种机枪扫射的伤口非常严重，用尽了所有的急救包也不够。我就把自己的内衣撕了下来，又转身向小伙子们请求：“脱掉你们的内裤和背心吧，我的伤员都要死了。”他们都脱掉内衣内裤，撕成碎条。我看着他们也不觉得难为情，就像和哥哥们在一起，我就像个小男孩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行军时，都是三个人手臂挽在一起，中间的一个就可以睡一两小时。然后我们再换一个人到中间。
我一直打到了柏林，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索菲娅·孔采维奇，来到此地，是为了消灭战争。”
我看到无名烈士墓，都会在墓前下跪。在每一个无名烈士墓前……都只是下跪，不说一句话……
——索菲娅·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奇
（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我听人说过……语言，就像毒药……语言，就像石头……还说，男人的愿望就是为国家去战斗。可要是女人也去杀人呢？！那就不是正常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了吗？……
不对！一千个不对！不，其实这也符合人性的心愿。战争已经爆发，我依旧过着正常的生活，女孩子的生活……但女邻居收到了一封信，她的丈夫受伤，躺在医院里。我就在想了：“他受伤了，谁会顶替他？”还有，下来了一个失去双臂的士兵，谁去顶替他？回来了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又有谁去顶替他呢？于是我写信恳求接收我入伍。我们从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说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了，我们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自小就学习热爱国家，赞美国家。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去帮助国家。需要护士，我们就去做护士；需要高射机枪手，我们就去开高射机枪。
我们在前线是不是真的想和男人一样？起初我们真是非常想：我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甚至故意去改变走路的姿态，但后来就不行了，受不了！再往后，就好想化妆美容，宁可不吃白糖，也要节省下来，用它去浆白衣领。每次我们得到一锅热水可以洗头发时，那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经过长时间行军，如果发现了一片柔软的草地，我们就采集一些嫩草搓在腿上……您知道吗？用草可以洗身体……我们是女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领导不会去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把腿脚都涂成绿色……当然，如果司务长是一位有年纪的男人，他就懂得这些，就不会从我们的背囊中拿走多余的内衣；但如果是个年轻司务长，他就一定会要求我们扔掉多余的衣服。其实对于姑娘们来说，有什么是多余的呢？我们每天总要换两次衣服嘛。我们就从被迫丢下的内衣上剪下两只袖子，实际上也只有两件内衣，也就是总共四只袖子……
——克拉拉·谢苗诺夫娜·吉洪诺维奇
（上士，高射机枪手）
战争之前我对一切和军人相关的事都喜欢……喜欢男人的事……我跑到航空学校去了解录取规则，对我来说，那就是全部的军人范儿。我还喜欢列队操练，喜欢一丝不苟的动作和简洁有力的口令。不过航校的答复是：“先读完十年级再说。”
战争爆发了，以我的性格和激动程度，当然是不能坐在家里的。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怎么都不让去，因为我才十六岁。兵役委员这样说，如果战争才刚开始，我们就把这样小的孩子送上前线，把未成年的女孩子送到前线，敌人会怎么想我们啊。
“我必须上阵杀敌。”
“没有你们，敌人照样会被粉碎。”
我企图说动兵役委员，说我的个子很高，没人会以为我十六岁，一定以为我挺大的啦。我还赖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不肯离开：“您就写我是十八岁，不是十六嘛。”“你现在是这么说，以后你会怎么想我啊？”
确实，战争结束后我就不愿意了，这时候仅凭着一种军事专业是到哪儿都行不通的，最好是除去自己身上的全部军人味道……至今我都还是很讨厌军裤，就算是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采野果，我也不愿意穿长裤，我就是想穿戴正常女人的衣物……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夫
（列兵，高射机枪手）
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有“买家”出现在我们校园，我们把那些从重新整编部队来招兵的人称为“买家”。这些“买家”都是男人，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很同情我们。我们的一双双眼睛直盯着他们，但他们却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们。我们从队伍里冲出来，以为越早显示自己，就越能被发现和招收，可是他们都看腻了，只要扫我们一眼，就知道该把我们往哪儿发送。他们心里全都有数。
……
我们团是个男人团，第八百七十远程轰炸机团，只有二十二个女的。我们回家拿了两三套衣服，不许拿很多。我们在路上遭到敌机轰炸时，只能在原地找地方躲避，或者逃到来得及跑去的地方。男人们都到了中转站，他们在那里换上军装。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发给了我们裹脚布，我们就用这些布缝制了内裤和胸罩。领导知道之后还大骂了我们一通。
半年过后……由于超负荷压力，我们已不再是女人了……我们停止了月经……生理周期受到破坏……明白吗？我们很害怕！担心自己永远不再是女人了……
——玛丽亚·涅斯特尔洛夫娜·库兹敏科
（上士，枪械员）
我们是有追求的……我们不愿意人家这样说我们：“哈，瞧这些妇女！”我们比男人更加努力，还必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性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傲慢而居高临下地对待我们：“这些小娘们儿也去打仗了……”
如何去做一个男人？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我们的自然属性又是一回事。我们有生理特点……
那次我们行军……一共二百多个姑娘，后面跟着二百多个男兵。天气酷热，急行军三十公里，三十公里啊！我们在前面走，就在身后沙土上留下红色斑点……红色的痕迹……呶，这些事情……是我们的那个……怎么能藏得住呢？后面那些男兵们就跟着这些印记，却装作什么都没注意到，不朝脚底下看……我们的裤子晒得就好像破裂的玻璃筒子，出现裂痕的玻璃那样。有伤口的那里，一直散发出血腥味。那时候不发给我们任何女性用品……男兵们在灌木丛晾晒他们的衬衫时，我们就在一旁悄悄看着，抽空就去拿走两件……他们后来猜到是我们干的，就笑道：“司务长，再发给我们一件衬衫吧，女孩子把我们的偷走了。”包扎伤员的棉花和绷带不够了……但那不是因为伤员……女人的衣物两三年之后才有的，我们就一直穿着男子的裤子和衬衫。行军时都是穿着大靴子！脚很受折磨。有一次行军……前往一个渡口，那里有渡轮在等待。可是我们到了渡口，突然遭到敌人轰炸。轰炸很厉害，男兵们纷纷跑去藏身，又喊着叫我们过去……可是我们没有听到炸弹，没有遭遇过轰炸，我们反倒纷纷向河边跑，跑到水里……下水！下水！我们只能坐在河里，全身都湿透了……冒着横飞的弹片……但是这样又不敢起身，羞怯简直比死还要可怕。一些女孩就被炸死在水里了……
也许那是第一次，我想成为一个男人……第一次……
终于，我们胜利了。头几天我走在大街上还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坐在桌子旁也不相信已经胜利了。后来才相信真的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达
（中士，通信兵）
当时我们已经解放了拉脱维亚……部队驻扎在陶格夫匹尔斯城外。这天夜里，我刚刚准备躺下睡觉，听到哨兵在对什么人大声喝道：“站住！谁在那里？！”过了正好十分钟后，有人把我叫起来去见指挥员。我去了指挥员的掩蔽部，里面坐着几位我们的同志，还有一个穿便服的男人。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因为那些年间我看到的男人都是只穿军装和军大衣，这位却是穿着毛绒领子的黑大衣。
“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个男人对我说，“我的妻子在距离这里两公里之外，她正在待产，现在孤身一人，那个房子里再没有人了。”
指挥员对我说：“那是在中间地带。您自己知道，那并不是安全区。”
“有妇女在分娩。我一定要帮她。”我答道。
上级给我派了五名冲锋枪手。我在背包里装满了包扎材料，还随身带上一团最近才发给我的新法兰绒绑腿布。我们出发了，周围一直有炮击，弹着点忽近忽远。森林里漆黑一片，连月亮都看不见，最后终于看到一个房子的轮廓。这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走进去，只见一名女子趴在地上，浑身衣衫褴褛。她丈夫马上去放下窗帘，两个冲锋枪手留在院子里，两名守在门口，还有一个为我举着手电筒照亮。女人勉强克制自己的呻吟，她病得很重。
我不断地劝她：“坚持一下，亲爱的。你不能叫出声。坚持。”
这是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如果敌人发现了什么，马上就会对我们发射炮弹。但是当士兵们听说孩子生下来后，也不由得轻轻喊出：“乌拉！乌拉！”声音非常低，几乎像是在耳语。这是个在前线出生的婴儿！
士兵们带来了水。但是无处可以烧热，只好用冷水给孩子抹了身体。用我的绑腿布把孩子包起来。房子里真是空空如也，只有几件破衣服垫在母亲身体下。
就这样，我又连续几个夜晚都赶到这个小木屋里忙活。直到进攻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小木屋，向他们告别：“我不能再来看您了，因为我要开拔了。”
那女人用拉脱维亚语和她的丈夫说了什么。男人转过身对我说：“我妻子问您叫什么名字？”
“安娜。”
女子又说了些什么。丈夫翻译给我：“她说，这是很美丽的名字。承蒙您的恩德，我们要给女儿取名安娜。”
那女子还不能够起来，就欠起一点身子，递给我一个非常美丽的、镶嵌有珍珠的香粉匣。可以看出来，它非常昂贵。我打开这个小匣子，在夜晚，香气是那么沁人心脾，尽管周围枪声不断，炮弹不停……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我现在想起来还想哭……香粉的气味，镶着珍珠的盒盖……小小的婴孩……可爱的小姑娘……多么有家庭气息啊，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女人的生活……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近卫军中尉，军医助理）
女人登上舰船，这向来是一种禁忌，甚至是违反自然性的。人们都认为，女人上船会带来不祥的结果。我本人是出生在法斯蒂夫，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村里的女人们逗乐追问：你生了一个姑娘还是小伙子啊？我甚至给伏罗希洛夫本人写过信，请求接收我去列宁格勒的炮兵技校。正是由于伏罗希洛夫亲自下令，我才真的被炮校录取了。我是被炮校招收的唯一女性。
炮校毕业后，他们还是想把我留在陆地上。那时起，我就不再承认自己是女性了，乌克兰的姓氏“鲁坚科”掩护了我，可是有一次我还是把自己出卖了。那天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听到一阵骚动，转过身一看：原来水手们在驱赶一只猫，不知道它是怎么上了船，大概是古代航海者流传下来的迷信，说猫和女人都会给出海带来霉运。那只猫不想离开船，还使出各种机灵精彩的假动作，简直会令世界级的足球健将嫉妒，在船上引起一片笑声。就在这时，猫儿差点跌落到海里，我不禁惊吓得大叫起来。这显然是一个姑娘的尖叫声，男人们的笑声顿时消失，甲板上一片安静。
我听到舰长的声音在问：“值班水手，是有女人上舰吗？”
“绝对没有，舰长同志。”
于是再次出现了恐慌：竟然有女人在舰艇上。
……
我是第一个成为职业海军军官的女人，战争期间我在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都打过仗。那时候英国媒体有过报道，说在俄罗斯海军有某种性别不明的造物在作战，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且他们说，这种“佩剑小姐”是谁都不会娶的。没有人会娶吗？！不，大错特错了，恰恰有位优雅的绅士，最英俊的军官娶了我……
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快乐的母亲和祖母。我的丈夫在战争中牺牲了，这不是我的罪过。我很喜欢海军，毕生热爱海军……
——泰西亚·彼得罗夫娜·鲁坚科-舍维廖娃
（大尉，莫斯科海军编队连长，现为退役中校）
我那时在工厂工作……是在高尔基州克斯托夫斯克区，就在我们米哈依尼克沃村的链条工厂。一开始征召男人上前线，马上就把我安排到车间去完成男人的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锻造车间做锻工，制造舰船上用的各种链条。
我要求上前线，但工厂领导以各种理由把我留在工厂。后来我就写信给共青团区委会，终于，我在1942年3月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子一起离开家乡的，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行。我们徒步三十公里走到高尔基城，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我被分到第七百八十四中口径高炮团。
没过多久，我就被任命为一号瞄准手。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想做一个填弹手。没错，这项工作被认为纯粹是男人干的：必须要抱起六十公斤的炮弹，并跟上五秒钟一次的密集火力排射节奏。幸亏我曾经做过锻工。一年后，我被提拔为下士，并被任命为第二班班长，下属有两个女兵和四个男兵。由于激烈发射，炮筒热得发红，继续发射十分危险，就得违反了所有规则，用湿毛毯给炮筒降温。炮不能坚持发射，但人必须坚持忙碌。我是个身强力壮又有耐力的姑娘，但我也知道，在战争中必须比和平生活中有更大的能量，甚至体力也必须更强……也不知道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在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我拉起警报集合炮手班，下达了我的最后命令：“方位1500，炮筒高度100，引爆点120，速度10 ！”
为纪念经过四年战争取得的胜利，我亲自拉动了炮栓发射了四发炮弹作为礼炮。
炮台战位上的所有人听到炮声都跑了过来，就连斯拉特文斯基营长也来了。因为我的任意妄为，营长当场下令把我逮捕，但随后又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下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大肆庆祝，我们互相拥抱和亲吻，喝着伏特加唱歌。然后，我们又哭了一整夜一整天……
——克拉夫迪娅·瓦西里耶夫娜·科诺瓦洛娃
（下士，高射炮班长）
我肩膀上扛着一挺机枪……我从来不承认它很沉重，那时候能让谁把我甩在第二名吗？不称职的战士就必须更换，会被派到厨房去，这是很丢人的。上帝保佑可不能在厨房里打完战争，那我可就哭鼻子都来不及了……
会派妇女去做与男人完全相同的任务吗？
上级会尽量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去请求作战或类似的任务，要主动表现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勇气和打拼性格，这不是每一个女孩都能行的。瓦丽亚就一直在厨房里工作。她身体柔弱，待人随和，你无法想象把她和枪支武器放在一起。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她也会开枪，但她并不渴望冲上去打仗。我呢？我就很渴望打仗。梦寐以求！
其实，我在学校读书时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很低调的女孩。
——加林娜·雅罗斯拉沃夫娜·杜波维克
（斯大林第十二骑兵游击旅游击队员）
命令下达：二十四小时后必须到位……方向：第七百一十三野战机动医院……
我记得我是穿着黑色长裙和凉鞋到达医院的，上身套了一件丈夫的外衣。医院当即发给了我全套军装，但是我拒绝穿：这套军装全都比我通常的尺码大出三四个号。他们向医院院长报告说我不服从军纪，院长却没有对我采取任何措施，说是过几天之后我自己就会换上军装的。
几天之后，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遭遇了激烈的轰炸。我们躲进了马铃薯田地，之前地里刚刚下过雨。这可好，您能想象我的长裙和凉鞋会变成啥样子吗？到了第二天我就穿得像个士兵了，全套军装都穿上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军事生涯……一直打到德国……
1942年1月的最初几天，我们进入了库尔斯克州的阿方涅夫卡村，那正好是酷寒天气。两栋教学楼都挤满了伤员：躺在担架上的、地板上的，还有稻草上的。没有足够的汽车和汽油把所有伤员都运到后方。院长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从阿方涅夫卡和邻近村庄组织一队马车。第二天早晨马车队到了，完全由妇女们管理马匹。在雪橇上铺上土布垫子、被子和枕头，有的马车上甚至还有棉被。一想起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不落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每个女人都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伤员，准备上路，她们都轻声地呵护他们：“我亲爱的宝贝！”“好了，我亲爱的！”“嗯，我的好孩子！”每个女人都随身带来了一些家里的食物，还有热乎乎的土豆。她们用自己家里的东西把伤员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放到雪橇上。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能听到这样的祷告，这种轻轻的女人的叹声：“哦，我的小宝贝……”“唉，我的好孩子……”我真感到后悔，甚至感到良心在受折磨，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问过这些女人的姓名。
我还记得如何在解放了的白俄罗斯土地上推进的，我们在村庄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个男人。遇到的只有妇女，只有妇女留下来了……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瓦留欣娜
（护士）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丽
难道我真要找出这样的话说说吗？我可以告诉您我是怎么开枪的，但我是怎么哭的，就没有什么好说，那是没法说清楚的。我只知道一件事：在战争中，人都变得十分可怕，又不可理喻。怎么可能理解透呢？
您是一位作家，您自己去想吧，想些美丽的东西。没有虱子和污垢，没有令人作呕的东西，也没有伏特加和血腥的味道……不要这么可怕的人生……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梅德韦特金娜
（列兵，机枪手）
我不知道……不，我很明白您在问什么，但是我的语言不够用……我的语言……怎么形容呢？必须的……是为了……每当深夜躺在寂静中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抽搐得厉害，好像要闷死我。窒息得浑身发抖，就是这样子……
能用什么语言去表达呢？或者需要一位诗人，一位像但丁那样的诗人……
——安娜·彼得罗夫娜·卡里亚金娜
（中士，卫生指导员）
我常常想听音乐或歌曲……想听女人的歌声……从中可以找得到我那时候的感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我去看战争影片，觉得太虚假了，我去读写战争的书，也太虚假了。根本就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当然，就算是我自己现在说，也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其实，既没有那么恐怖，也没有那么美好。您知道吗，在战场上经常会出现多么美丽的早晨？就在战斗打响之前……看到那个早晨你马上就会想到这有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晨。大地是如此美丽，空气是如此清新……朝阳是如此可爱……
——奥尔加·尼基契什娜·扎贝利娜
（战地军医）
在犹太人隔离区，我们被围困在铁丝网里面……我甚至还记得那是在一个星期二发生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我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二，却记不得是几月几日，就记得那天是星期二。我偶然走到窗前，在我们房子的对面，一个男孩和女孩坐在一个长椅上接吻。四周枪炮声不断，他们却在接吻！我一时间被眼前这和平的景象惊呆了……
我们这条街道很短，这时就在街道另一端出现了德军巡逻队。他们一定也都看见了，当时视野很好。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当然是来不及……就听见了惊叫声和枪声，德国人开枪了……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第一感觉就是恐惧。我正好看到那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刚刚站起来，就倒了下去。他们是一同倒下去的。
然后……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也过去了……我依然在回想着那个情景。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何不在家里，而要在街上接吻？到底为什么？他们应该就是想好了要这样死去……他们知道，在犹太隔离区里，反正迟早也会死去，不如以另一种方式死去。当然，这就是爱情。还有其他原因吗？哪里还会有其他原因？只有爱……
我和您说过了……真的，这就是在我眼前发生的，这就是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经历的全都是悲惨……是的……还能有什么？我现在仍然认为……他们是在抗争……他们是想优美地死去。我确信，这就是他们的抉择。
——柳鲍芙·埃杜阿尔多夫娜·克雷索娃
（地下工作者）
我？我可不想谈……尽管没什么……总之……关于这些我不能说……
——伊琳娜·莫伊赛耶芙娜·列彼茨卡娅
（列兵，步兵）
有一个疯女人在满城游走……她从来都不洗澡、不梳头。她的五个孩子都被杀死了，那是她所有的孩子。孩子们被杀死的方式各有不同，一个是头部被枪打中，另一个是被子弹射进了耳朵……
她在街上逢人就讲……见到每一个人都这样说：“我给你讲啊，我的孩子们是怎么死掉的。先讲谁呢？先说瓦辛卡吧……他们打中了他的耳朵。还有托利卡，是被子弹打进脑袋了……是啊，从谁开始讲好啊？”
所有的人看到她就远远地逃离。因为她疯了，所以她还能够喋喋不休地说啊说啊……
——安东尼娜·阿尔贝托夫娜·维鲁托维奇
（游击队护士）
我只记得一件事：人们都在高喊胜利了！整整一天欢呼声不绝于耳……胜利了！兄弟们！我们胜利了！起初我不敢相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战争，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胜利了！我们打胜了……我们多么幸福！多么快乐！！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彼列别尔卡
（中士，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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