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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晚报记者就师生恋凶杀案采访女班长

        “丁老师是我敬爱的老师，也是我认识的最好的老师。”

        姑娘叫杨晴，二中高三（1）班的班长。记者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外面见到读中文系的杨晴。

        “高考前，班上大部分同学每天都给丁老师发十几条到几十条手机短信，心情一波动，就找丁老师。你想，丁老师也是人，怎么扛下来的？”

        记者问大家都跟丁老师谈什么，能不能举例子说说。

        “什么都找她谈。掉头发都找她谈。我妈有天打扫卫生间，发现一地头发，都是我掉的。她开始没敢说，后来她到外面搞了个偏方，超难吃，我吃了两天就不干了，打死我也不吃了，打死我妈我也不吃了。我妈急了，说，头发都快掉成秃子了，还不肯吃药治病！我当天晚上给丁老师发了手机短信，问丁老师，在做秃子和被药死之间，有第三条路没有。”

        “丁老师有办法吗？”

        “这就是举个例子，说明我们跟丁老师谈心，不是因为她都有办法，是因为她愿意听，她同情。她不会说‘头发快掉成秃子’这种话。家长心疼，着急，我们都明白，但‘掉成秃子’还是挺伤人的。我们班大部分同学的家长都这点素质，说话都特难听。丁老师也心疼，也急，但她从来不用难听话刺激你。她收到我的短信，下课悄悄把我拉到一边，摸摸我的头发笑着说：‘幸亏你头发多！别说高考一次，高考三次也够掉的了！’然后她帮我一块儿上网，分析出原因可能是神经性的，药治不了，打坐可以缓解。还找到一种洗发水，多少能让头发结实点。要是我们班同学的家长都能跟丁老师学，知道怎么说话能被听进去，丁老师会少受多少累？”

        记者发现这位女学生干部大方，也可以说她很直爽。

        “我们都很服丁老师，也都爱她。网上很多诽谤她的人根本不了解她。带出哪个班级她不掏出全部心血？这就是她的问题……”

        “什么问题？”

        “她教学不光用娴熟的知识，还用感情。主要是用感情。她爱语文，爱文学，因为她爱得那么真，我们不由得也就爱起来了。不管邵天一和刘畅的事多不幸，我还是要说，没有丁老师，就没有我的高考成绩，没有我第一志愿的如愿以偿。也没有全班大多数同学的高考成绩。今年我们班百分之六十的同学都考上了他们填的第一志愿。”

        记者得知杨晴在考场发挥得非常好，得分是全省第十七名。

        “当时我们全班把高考看成‘最后的斗争’。我们从决战中幸存下来了，丁老师是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的，受的磨难只比我们多，不比我们少。邵天一和刘畅差一点也都是幸存者了……只能说太可惜了。”

        当记者问到女班长和邵天一的关系，杨晴一时说不出话来，眼圈红了。

        “我跟天一同学了五年，最后发现自己对他一直是个陌生人。他一直是把我当个班干部，没当成朋友。没当真正的朋友吧。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从高二开始就得了失眠症，特别严重。假如他把我看成真正的朋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病呢？我们懂得的感情，就是网上那些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什么GGMM（哥哥妹妹）怎么怎么。天一不一样，他感情超早熟，特别需要一种扎实的情感，所以他觉得丁老师才配听他最心底最私密的话。丁老师太懂感情了，太有感情了。我能理解天一为什么对她上瘾，那么迷恋她。”

        她突然失神，好像在检查自己刚才的表达，然后又强调：“真的，丁老师特别真情。所以同学们都愿意跟她说心里话。学校有两个心理咨询师，但大家都还是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丁老师。她有办法能让你跟她说真心话。”

        当记者请杨晴说出丁老师跟学生贴心的办法时，杨晴想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她有办法，其实不能叫办法……因为她那么做是本真的，也是天生的坦诚。我们这岁数的人，对谁坦诚谁不坦诚直觉可好了。你知道高二高三的学生都什么人啊？满世界专找假模假式的人，哪个人假模假式，尤其是老师假模假式，我们马上能感觉出来。”

        记者请杨晴举例子说明丁老师是怎样跟他们谈话，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的。

        “丁老师谈话跟别人很不同。我说不好，不过试试看，能不能说清楚。丁老师想了解你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不是使劲套你的话，她反而会谈她自己，谈她对一件事的困惑啊，苦恼啊，好像要你给她分析，给她出主意。自然而然地，你就会说起自己那些垃圾事，垃圾情绪，怎么怎么想不开，不知不觉就开始跟她倾吐了。因为你觉得老师跟你是平等的，老师不等于事事都高，也需要心换心的交谈，所以你慢慢就跟她谈深了，无话不谈。高三上半学期，我们班一个男同学突然两三天不说话，叫他站起来回答提问他也不出声，不少同学知道他喜欢占卦，卦上说那几天他必须装哑巴，不然一模——你肯定懂吧，就是第一次模拟考——他会碰到厄运。丁老师下课后找到这个男同学，跟他谈占卦，谈星相。碰到这种情形，做班主任的一般都会猛教育，表示对卜卦多不屑，再说几句相信科学、抵制唯心论之类的套话，还会提醒，不要带坏班里正气，什么什么的。不过丁老师就不一样，她先问那个男生上的是哪个卜卦网，等男生回答以后，她说她自己也上网玩过一两次星座占卦。那次她考驾照，心特虚，就上了占卦网，从卦象上找了个所谓吉日。日子是星期五，她软磨硬拖总算把考试挪到了星期五，结果很轻松地就把本子考下来了。回到家她跟母亲炫耀，她母亲一听就笑，说：‘什么黄道吉日？你的生日是被你外婆改过的！外婆报户口的时候硬要报阴历，说阴历更准，我们拧不过。要是阳历你根本不是那个星座！’丁老师跟那个男同学说：‘你看，我用了错误星座，在假的吉祥日子考下执照，什么都跟卦象没关系，只说明一点，就是人一自信事情就好办。算卦起的整个作用就是给了我自信。所以从反面看，不自信才去算卦。’霍华——就是那个男生——从此对星相的兴趣就减低了。至少表面上他不再宣扬算卦，因为要面子的男生都不想让别人看出他不自信。”

        记者问现在杨晴跟丁佳心是否还保持联系。

        “我见了她两面。一次是最近，我约她的。我跟丁老师借过两张CD，都是月光女神萨拉·布莱曼的专辑。那阵正是刘畅的案子被省高院驳回之后，也是趁元旦放三天假我回家看看我爸妈。我和丁老师约了在星美影城淮西店外面见，因为找不到能安静说话的地方，又一块儿去了影城里的热饮店。其实我头一眼看到丁老师都惊着了。丁老师好老啊，又瘦，身上的衣服裤子都空了。网上说她是‘欧巴桑’勾引两个小正太，肯定是最刺痛她的。刚见面她好像有点恍惚。不过一谈起话来，那种精神凝聚力又回来了。我点了两杯珍珠奶茶，一直到我们离开，丁老师都没碰过杯子。我们都没有直接谈邵天一和刘畅，坐在那儿两人都有点难堪。不知怎么丁老师就说起天一的一篇散文来，是他死前发给她的，是四月中旬吧？他发给她一个带附件的邮件，可那几天她太忙，没顾得上查邮箱，等他死了她才发现他几天前就发给她了。她读完后把文章转发给了她的大学同学，那个同学在省里的文学杂志当编辑。过了三四个月，她同学通知她，天一的散文要被采用了，当编辑的同学认为眼下流行发掘培养什么80后、90后的青少年作家，但天一的才华是无论几零后都得认同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丁老师没有告诉她当编辑的同学，年轻的作者已经不在人世。那个同学还跟丁老师说，因为散文是写高考的，所以决定在今年的高考季发表。丁老师告诉我，散文写的是一个高考生的失眠夜，叫《失眠曲》。后来丁老师把散文发给了我，我读完大哭一场。读了邵天一的失眠夜，我才知道天一一直受的是什么罪。受的那些罪又给了他怎样美丽又残酷的体验。”

        杨晴此刻把脸别过去，记者看见她的腮帮微微发抖，拳头在眼睛上飞快一抹。等了两分钟，记者又问杨晴，对学校开除丁佳心怎么看。

        “太可惜了，丁老师教课教得那么好。她上课，你就觉得求知是一件多有趣的事！对于丁老师，教学是艺术，每一堂课都是她表演艺术的舞台，她先感化自己，再感化我们……不过也可能学校是对的，丁老师太有感情了，感情太充沛的人不适合做老师。真的，丁老师太爱动感情了。”

        记者问到丁佳心和邵天一的关系：难道班里同学不议论？

        “怎么会不议论？同学都看到丁老师经常开车带邵天一出去，好像还是定期的，一星期一次。到高三上半学期，阴阳怪气的噪音越来越大。我知道丁老师带天一出去是看病，看什么病我不清楚。一个人得病在西方是个人隐私，为病人保密是文明行为，我不觉得丁老师做错了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丁老师心里有四十五个保险箱，存放了我们班四十五个人的秘密，谁的秘密她都关闭得严严实实。有一次下雨，大家都没带伞，在走廊上往操场上看。当时是放学时间，操场上好多雨伞。一个同学认出丁老师的伞，说能看出伞下走着两个人。那同学打赌伞下面的另一个人是邵天一。还有一个同学跟他赌，说肯定是刘畅。同学在背后说刘畅PMP，懂吧？拍马屁的缩写。结果那把伞下面是丁老师跟我们班一个差生，一模考了三门不及格。两个打赌的人打了个平手，都输了，不过说明同学是很注意观察丁老师和谁亲谁疏的。”

        记者又问杨晴，另一次见到丁佳心是什么时候。

        “那次还早，是在邵天一的追悼会上。丁老师站在一棵巨大的夹竹桃后面，不知道看见我没有，但是我能确定那就是她：黑裤子，白上衣，袖子上缠了一根黑布条。我没惊动追悼会上的人。因为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恨她，恨到那种程度，就怕要出事。再说那一阵丁老师好像在隐居，不见任何人，我给她写邮件，说想见见她，她都让我原谅她，再等一阵儿。进了追悼会会场，我看见天一的遗像两侧摆了四五层花圈，都是殡仪馆统一式样的纸花圈，唯一一个鲜花扎的花圈摆在最里面，花圈中心写了几个大字：‘永远想念你，天一。’不知为什么，一看那几个简单的字我就哭起来。天一的父母看见那几个字也哭起来。没有什么比那几个字表述得更达意。天一父母文化不高，大部分文绉绉的挽联他们看不懂，但那几个字一目了然，就是他们心里的话。我猜花圈是丁老师送的。丁老师特爱花。我去过她家好几次，房子本来很小，别人家都把阳台封起来当房间用，就她不，她把阳台当花园当菜园，春夏秋冬都花花绿绿的。追悼会上来了七八十个人，大部分是天一父母的亲戚，一小部分是邵叔叔的师弟徒弟。当时有人问，那个花圈是真花还是假花。我说当然是真花。天一父亲的一个徒弟问我，是不是我送的。我说不是。徒弟说那我怎么知道是真的。我没说话。跟遗体告别的时候，邵妈妈趴在天一的遗体上，一边跟着灵车往焚尸间走，一边嘟囔要跟儿子一块儿走，好多人拉都拉不开她，邵妈妈的力气惊天动地。当时非常乱，盖在天一身上的新被子和团旗不知怎么滑到地上，被子下面，天一的新西装肚子那儿湿了一块，邵妈妈撩开西装，大家看见里面的白衬衫上有一大块血迹，深红的，就像刚刚流出来，看着还是热的。从冷冻间推出的遗体有时候会流出液体，不过那片血迹是新鲜的。火葬场的人催着要烧，但邵妈妈趴在灵车上不让人接近。殡仪馆主管化妆的人来了，说他干这行几十年，从没见过这种现象，不过遗体上的刀伤缝合太粗的话，是可能发生这种事的。邵妈妈不接受他的解释，说那是儿子听到当妈的哭喊来应答的，那鲜血就是他在跟她诉冤情。最后七八个人把邵妈妈拉开来，她哭软了。

        “往殡仪馆停车场走的时候，是我扶着邵妈妈的。我俩都在哭。我看到夹竹桃后面是空的。丁老师走了。等我扶着邵妈妈坐到车里，又从车窗看到了丁老师，一身素装，正在往灵堂里走。我还是没有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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