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首先我们要了解不是渭北及全陕的革命形势于我们不利，相反的革命危机的增长，群众各种斗争广泛的爆发，正是给我们的党一个警觉，需要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及工作精神去领导，来开展陕西的游击运动，创造陕西新苏区。但是，陕西的党在执行开展渭北的游击运动和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中，把敌人对于革命的压迫围剿，渭北的赤色区域完全忽视了，没有把这一任务很注意的提到陕西全党的面前。

        渭北的特委也在这样的精神之下，忽视了这一任务，同时又执行了右倾和左倾的路线，使得渭北革命运动受了严重的打击。特委第一是对于创造苏区的不了解，认为敌人进攻三原赤色区域是十分危险的事，所以便没有有计划的应付和冲破敌人围剿的具体工作计划和布置，没有把这一严重形势，积极地提到渭北全党以及工农劳苦群众面前。

        特委第二个［不］了解，认为在三原武字区彻底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冲破了敌人的围剿，所以便形成了保守观念，并没有注意到再正确的解决了武字区的土地问题，敌人还是要从劳苦群众手里夺的，不了解我们要保持武字区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只有更积极的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之下才能完成。因此特委便［把］耀县群众的分粮领导忽视了，富平的交农运动放弃了，几个城市工作都［很］［不］积极去建立，甚至于三原武字区周围的工作都放松了。

        特委第三个对于游击运动的不了解，把游击运动不能广泛的开展，反而将游击队缩小到武字区内地来保护武字区。

        在这几个不了解的当中，我再来报告特委在执行开展渭北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下面做了些什么工作。

        特委在一个多月的当中，没有到外县去过，都是集中到武字区的，所以武字区不管党的问题，群众的问题，特委都是全体而且亲自出马的，即就一枝枪或者［一］粒子弹都要去管的，群众开会特委也是去讲演的，完全放弃了特委在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完全取消了三原县委的作用。特委对这一问题也讨论过，但是只是讨论而已。在这里我同汪烈同志争斗过，我提出的意见是特委完全成了杂务主任，武字区大小问题都影响得特委手忙脚乱，把一切政治领导都放弃了，这是工作上很大的损失。特委应当把秘书处和军委建立到武字区，其他的机关建立在富平地方，这样才能使特委冷静的集中的执行他的领导作用。汪同志当时反对我的意见，特委工作不集中不是搬不搬而是特委本身领导的问题，为了集中领导武字区，一定不能移动的问题，最后我取消我的意见。

        自渭北扩大会过后，特委没有召集过全体执行委员会，只是开了几次常委会。蒲城没去过，富平没去过，耀州也没去过，所以对其他各地的工作我完全不了解。我记得蒲城来过一次人，富平祝三同志来过一次。我当时提出巡视的问题，杰夫同志等十月革命纪念后再去。在一月当中特委对各地的工作完全是不清楚，最不好［的是］对耀县一个消息也没有。

        我参加特委常委只开了一次常委会，后来汪烈同志自西安来参加了常委，我便担任一个执委，特委书记是杰夫，组织是口口，军事是汪烈，宣传我还是不知道。

        特委在这时期的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分工，所以各科的工作都没建立起来，每天最忙的是常委几个同志，其他派来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一定的工作，都是很闲的。

        一月来特委积极领导三原的工作，三原的党确实有了转变，党员发展了一倍以上，把许多富农路线的执行者从党内洗刷了出去，各支大部分都改组了，都能在分配土地的当中积极的起领导作用。

        特委对于政权问题，在常委会上决定改组以前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召集村代表会议来改组革命委员会，当时决定我担任主席，重肖担任土地，平章担任财政，由我们三人组织党团，重肖担任书记。后来汪同志到三原又改换了，由三原当地的农民同志马志舟担任土地，郑同志担任军事，郑同志为党团书记。起先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二十天召集会议，当天因敌人来攻击没有召集起，又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前十五天才开了会，选举出主席团五人，委员五人，虽然这样改选了，但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执行他的政权的任务，事实上还是空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集中领导，各级委员会都没有开会，一切法令只是土地法令颁布了，形成了怠工的状态。这个责任当然是我负的，同时也是我对于政权机关不了解的错误。当时特委也提出我不集中领导，只做些零星小事情，但是这一严重问题党团是没有讨论过，只开了一次党团会，光讨论了十月革命纪念节的问题，严格的说起来，革命委员［会］在这半月中没有他的具体工作，只是改组了农民联合会，划分成十个分会，把许多富农分子开除去了，至于村苏维埃以及乡苏维埃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党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有许多工作还是党直接的领导，或是农联分会的领导，一切的工作都极不统一。

        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全体民众约两万，村庄有一百多，土地有十五万亩的样子，群众的组织农联委员会约二千五百至三千，雇农工会已组织起的约七十人至一百人，已经成立他们的总会。他们提出了增工资十元，发一身棉衣服，同雇主吃一样的饭，要被褥，请假不寻代工，不能随便解雇的斗争纲领都执行了，妇女联合会正在组织之中，已经成立了两个分会十多个村会，约会员三百余人。赤卫队成立了十个大队，人数约一千五百人。但有许多还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少年先锋队约四百余人，组织还不健全。儿童团只有一个村子成立了。团员约二十余人。游击队最不好，只有—个中队建立了起来，其他中队正在整理，队员约四五十人，武装俱全，都是新式的。

        分配土地的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第一，三原县委企图一开始便要平分一切土地，所有的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

        第二，对于富农的土地不完全收没，只收没富农多余的一部分，对富农的农产工具一概不动。

        第三，多半都是照人口分配，使富农及富裕的农民占到很大的利益。

        第四，分地没有划地界，只是口头上说给你分多少，给他分多少。

        第五，没有提出雇农及贫农在分地中的优先权，及分最好最多的地。

        第六，还没有坚决的对外处的红军战斗员分到土地。

        第七，分土地还没有号召全体革命民众讨论，分土地只是农联给他们执行。

        虽然有以上这些错误，但是党坚决的领导和执行了，已经分了的有一个分会，都在马上分配之中，差不多每人都要得到十二亩至十五亩的样子。在武字区全体群众表现了分土地的积极性，差不多在街谈巷议中都说的是怎样分地的问题。在秋收后，大部分富农的粮食都分配了，所有富农及地主的租子完全不交纳了，由农民自愿的提出一小部分给革命委员会。在分地的过程中，表现了整个的党对于土地领导的不够，大部分的支部没有讨论土地法令，有些支部同志还以为和富农讲条件，可以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结果便走上了调和或投降富农的路线，没有认识残酷的斗争。

        特委在不了解游击运动任务之下，对于游击队的问题执行严重的错误。

        首先即是对游击队工作的怠工，一月多的当中，看不见游击队的行动，以至把游击队都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在策略上采取了退守的路线，完全范围到武字区以内，机械的了解游击队的组织原则，一定要组织三个中队三面行动，不能很灵活集中与分散，多少枪支组织多少队员，没有配合一部分旧式武器，没有着重队员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的教育训练，只是官僚式的领导。当敌进攻武字区最严重的时候，第一中队便出发了，他没有绕到敌人的侧方或后方，没有准备怎样去进攻，怎样去退却。他们在马额镇住了两天，在那里分粮，一点都没有做准备敌人前来，以致被敌人袭击了一次，损失了十四枝枪，死了五六个战斗员，一败投［涂］地。第二［个］中队组织起来后，始终在武字前区，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住那里，敌人来了他们早就跑了，以致引起群众的反感。在这里发生了几个争论：第—个是我同汪同志的争论。首先是我得到敌人的消息，是三原驻军民团从南来，胡三从东来，小蚯军队从北来的包围的形势。当时因为没大队长，我便在军事上临时指挥着。第一中队出发到牛村，扰小坵村军队的后面（当时小坵军队住在马额镇），第二中队在楼底坡对三原埋伏，我们同志来编起的一部分在中间策应。要是敌情严重不能取胜时，第一中队由牛村退住照金，我同第二中队由碑手要险亦退住照金会合后，再定策略，这是当晚我在军事上的布置。汪同志反对我是上山主义，同时因第二天敌情不是这样也没执行。在这里汪同志根本不了解游击队在军事上，一定要能进攻，亦要能退却，当时要是游击队埋藏在武字区，敌人对武［字区］以严重的压迫，即无法集合，到今天我还认为我在军事上布置是对的，是合于游击进攻和退却，集中和分散原则的。但是这一问题没得到特委的解决，特委指出怎样扰乱敌人，怎样在军事上把握整个游击队。

        第二，当第一［个］中队往马额镇一带出发时，在策略上又和汪同志发生争论。汪同志一定要游击队在马额镇一带游击，不要去的很远，准备敌进攻武字区时可以回来救应，我主张游击队绕到敌人的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扰乱，要是候到敌人来进攻武字区便是退守策略，所以我主张游击队到牛村、让牛村、高山槐一带，那里边也有农联的组织，有群众斗争，离武字区约五十里，结果受汪同志的反对没有执行，在马额镇附近住了两日叫敌袭击败了。在这里汪同志根本就没有了解地形的利用，游击队猛烈的进攻行动，即是使的敌人不能集中进攻武字区，不一定要游击队来在武字区边界来保武字区。全体特委同志都是认为把游击队整理的差不多了再行动，以致今天问题没解决，明天问题未解决，怠慢其行动，不了解游击队只在行动中去加强，行动中去学习，去教育。再一个观念就是要三个中队三面行动，不了解必要时合而为一向北出动，分而为二东西行动，三面同时行动……等灵活动作，以致守株待兔地遭受可怜失败。

        十月革命纪念节的示威运动，党在开渭北扩大会时，便已提出了，经过了一月多动员与鼓动，经过全党长时期的准备工作，在革命委会上，决定六号开讲演会，七号游行示威，八号游艺，全体总动员。不幸五号白军袭击了一次，所以六号动员不广泛，到会人数约一千三四百人，许多农联分会都是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委员会着我代表出席，同时亦作了大会的主席，首先纪念了我们的死者，我致开会词，其次有县委书记代表、党团代表、农联代表、妇女代表，赤卫队、先锋队、游击队、学生代表讲演后，又自由讲演、提案，通电五则，叫口号即整队向后区民团示威，天晚即解散。七号到会人数约两千多，由我主席，杰夫代表党报告政治形势，公开征收党员，三原互济会代表讲演，即整队向西阳镇（三原十余里）示威游行，列队五余里，晚散。八号开会游艺，到会约干余人，由汪烈、建文及诸女同志搬演新剧等，这一次完全照我们党的计划执行了。第一个，表现革命委员会动员力量还是非常不够。第二个，表现党对于这一大会的具体工作丝毫没准备，参加讲演的代表都是临时在大会场招人，以致演词多无准备，鼓动非常之小。第三个，表现党没有准备在这三天大会中要做些什么中心工作，以致茫无头绪，完全由我个人包办。第四，党虽然发散了七千份以上的传单，但是仍然表现出党宣传鼓动工作的不够。第五，最主要的没有准备敌人的围剿，甚至对这一形势都没有提到群众面前，好像已经没有敌人了，会开完了，工作也完了，完全没有了解敌人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后一定要积极的来进攻。第六，各方面还表现组织力量的薄弱，都非常的散漫，但是群众高涨的情绪达到了极高点。

        十一月九号敌人便三方面来围剿，三原的军队两连，保安队四十余人从南来进攻，当时南面的游击中队携同赤卫队正在进攻淡村的民团，军队便给了一大包围，便将赤卫队和游击队分散了，进到武字区的中心，胡三的民团从东面来，东面没人抵抗。小坵的军队一百多人从北面来，我便同七八十个赤卫队及未编的十余个游击队与之接火，被军队完全击散。在下午小坵又来一连住马额镇，一连住武字区北边即实行围剿。当时武字区群众逃之一空，敌人在第二日即查东西两条沟，枪决了几个人。第三日又来烧了几个同志及群众的房子，又打死了几个人，并过新字区查剿。所有武字区群众要受到进一步的惊慌，一部分都跑的很远了。十一号晚又来一部分军队，在这时候游击队散了，同志完全逃跑了，特委也全体走了，我没法公开和秘密了，便来西安，在今天得到消息，敌人还没有走，其他详细情形我也不十分了解。

        在渭北开过扩大会后一月多的当中，敌人共总进攻了六次。第一次是调动了六县的民团及三原的白军一连，小坵白军一连，因为敌人的指挥和动作不一致，都被我们的赤卫队和游击队扰走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小坵的白军来袭击我们，我们完全没有应付敌人，使武字后区群众受到很大的损害。第四次是游击队失败。第五次是三原驻军一营及民团数十人进袭武字区中心，游击队没有动作，使得白军在几个村堡中杀人放火。最后的一次便是十一月九日的进攻。在这几次白军的进攻当中，党完全没有注意到怎样计划去应付，也没有在事变中检讨过经验与教训，甚至于杰夫同志时常说反正是打不过敌人的，敌人来了只有溜的结论。

        同时在讨论冲破敌人围剿的问题中，我和汪同志起争论，我认为武字区土地革命彻底的胜利一定要在更广泛群众斗争开展条件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武字区四周群众工作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敌人的围剿。汪同志认为我是先开展工作后分地，工作不开展地便不能分，汪同志说武字区的分土地就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最终杰夫同志作了有争论必要的结论。

        肃反工作一月以来已有了转变，纠正了过去的特务路线，大部分的反动分子以及白军的密探富农等，都用着群众路线去执行，而且群众自己提出了监视富农的口号，不过这一工作还没引起整个党认为最中心的工作，尤其在党内对于反革命阴谋执［行］的不够。（如“帝国”的问题仅决定开除党籍），特委决定要马上捕获，但是在支书联席会上，有同志一提出，开除党籍、逐出境外的提议都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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