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个用兵的事，不是什么好事。一般人是厌恶它的。所以有道的人不愿意让自己搞什么动武。一个正人君子，平常在家是坐在左边即阳面，也就是上位的。平常所认为的阴面即下位。打仗的时候，坐在右边。

        用兵不是什么吉祥之举，不是正人君子所喜欢闹的事。逼到那儿了，不得不用兵了，也不必太热衷，适可而止也就行了。胜利了也胜不到哪里去。如果用兵一胜利就兴高采烈，那是热衷于杀人。热衷于杀人的人，可不能让他在夺取江山的事情上成功。

        喜庆时人要坐在上座，遇到凶事噩耗时则坐到下手去。在部队中，偏将军坐上座，上将军坐下座，说明他们带兵的时候是以丧礼来对待处理带兵事宜的。杀人成功，打仗胜利了，应该哭一场，像哭丧一样。

        老子这里讲得很人道也很悲伤。光“兵者不祥之器”就连续讲了两遍。悲伤加上无奈。越人道了就越悲伤，越悲伤就越无奈，世界就是这样的。

        不祥不祥，没有太多的思想家宣传用兵有多么吉祥。问题在于不祥又怎么样呢？谁允诺你让你永远吉祥呢？

        我读过看过一些苏联后期、俄罗斯、美国、德国的描写战争的小说与影片，里边表现了两种人物。一种是怀着悲悯的心情不得已而参加战争的。他们一面参加战争一面深感痛苦，他们反对在战争中做过于残酷的事情，他们善待俘虏，善待敌国的平民，特别是敌对方的女人，有时候为了善待敌方人员，甚至与本方的粗暴的战友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类作品我想得起名字来的有苏联作家邦达列夫的小说与后来改编的影片《礼节性的访问》，其中有这样的情节。我还看过一部德国方面创作的写纳粹军队兵败斯大林格勒的影片，叫做《决战斯大林格勒》，在失败的过程中，在绝望的疯狂中，同样也有悲天悯人的人物。

        从电影《集结号》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观点与情绪。老子如果看了《集结号》也许会说“吾道不孤”。

        另一种人物则复仇心切，杀红了眼，以胜为荣为乐为狂欢，常有过度报复的事情发生，在战争中绝对顾不上什么人道主义。

        战争要求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如果是一帮道德家善人在打仗，必败无疑。这也是不可不正视的。

        以行丧礼的心情参加战争，是前一种人物的特色，想不到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相通，亦源远流长矣！老子的这一章的一切说法都有首创性、开创性。对于类似问题的探讨与感受，至今并没有过时。

        和平是普世价值、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也是。

        越是没有多少疑义的普世价值，越是难以做到。人类并不按照自己宣扬的与信奉的价值观办事。把价值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骗局，就是犯傻。

        人性、欲望驱动与利益驱动，有时候比价值驱动还厉害，还难以控制，这是事实。有时候价值是为欲望与利益服务的。另一些时候，价值则要求约束欲望与利益追逐。

        同时我们也很难否定，人性中本来就有争斗、争胜、自卫、复仇、仇恨直至残忍这些东西的强大存在。何况为了民族生存、社会变革、阶级翻身、与制止暴力恐怖，制止所谓反人类的罪恶，你很难完全避开战争，很难拒绝一切动武的手段，很难不认为为了上述目的的动武，是正义的。

        所以我同样阅读过许多书籍与文学作品，它们号召积极参加神圣的正义的战争；以血抵血，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偿；敌手不是人，而是凶恶的猛兽，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进入了战争就没有权利悲悯，没有权利退让，只有懦夫和叛徒才会对敌人心慈手软??而且我亲自体会到，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部队来说，没有比战胜敌手更狂欢更值得庆贺的事，代价越大，牺牲越沉重，胜利就越珍贵。战争动员起了全部民族国家集团乡土直到阶级的力量，胜利则是全民的节日。设想一下一九四五年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后，在红场上阅兵，将缴获的德方的各色军旗军徽踩在脚下的情景吧。虽然苏军方面损失了两千七百万人，

        几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仍然不可能用悲哀泣之，以丧礼处之。

        没有战功就没有足够的威信与崇拜，没有凯歌就没有英雄豪情，没有同仇敌忾就没有历史功业，没有拼死拼活的战争就几乎没有翻天覆地。谁能推翻这样的规则？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老子前面早已惊世骇俗地讲过了：大道废，有仁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压根不必战争，不必镇压，不必动武，也就不必搞什么酸文假醋、酸仁苦义。至于丧事喜事，上座非上座，美乎恬淡乎悲泣乎，弄不好了，说得太多了却成了老子自己说的“大伪”——非大道。

        但是老子必须这样讲，因为他再找不着表达自己的非战非攻、悲天悯人的态度的其他方法了。

        老子并不像孔那样地讲很多仁义道德。老子的道德是大道和玄德，即哲学意义上的最最抽象的大道与玄德，它不是人伦的、克己复礼的与修身正心的概念，而是自然的、先验的至上与主导。老子的学说里衍生不出四维（礼义廉耻）八纲（再加孝悌忠信）五常（仁义礼智信）等。老子甚至嘲笑为百姓制定道德标准的不智之举，认为那只能把德行人为化与复杂化，使德行变成大伪即作秀。但是在老子的这一节的非战非兵论述中，特别是用丧礼庆祝战事胜利的论述中，你感觉得到老子的道德情操，他流露他的悲哀与无奈，再说一遍：叫做悲天悯人。

        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家、学者、仁人志士，面对用兵和战事，都有这样的悲天悯人与无奈。

        这是一个悖论，在霸权和实力的时代，你只讲恬淡与悲泣，这简直是酸腐，如果不是虚伪与欺骗的话。

        但是让我们反问一句：如果我们因为面对现实，投身争斗而再不讲不准讲人道主义，不讲仁义道德不讲和谐世界，而只准宣传斗呀、拼呀、杀呀、血战到底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不是你吃掉我说是我吃掉你（这后一句话是林彪将军爱讲的）呀，那么人类不就更没有希望了吗？不是不但没有和谐的现实，连和谐的理念、和谐与幸福之梦、和谐的语言与歌曲画面都不能提、不能做、不能接触了吗？

        那么这就更是人类的恒久的悲剧了，向往着和平，准备着或从事着战争，鼓吹着人道，提防着被杀被占领被侵略，满怀悲悯，也要有一手自卫反击，本来是出丧，却要争取大获全胜。大获全胜了还要热烈庆贺，庆贺完了还要反思人类的悲剧，还要鼓吹和发挥这些永远被思念被争取被称颂，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和平、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普世理念。

        理念之所以是美好的理念，正因为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实现。一切实现了的理念，都带有现实的各种不足与新发生的麻烦，都会给理念打上折扣，甚至使光辉的理念走一部分形。我们要奋力追求的，正是美好却又不可能一步实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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