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在我们的客厅里摇着头。我，然后是大卫，跟他提议来一杯酒。他拒绝了，可是他已经喝了三杯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好奇他什么时候会起身上厕所，未免荒唐。可我就是好奇。我情愿看他活动活动，他那么僵硬，我都忘了同情他，忘了他还是个活人。“这不是我想要的。”他在大卫开始表示同情的时候这么说。可笑，在这种时候问他到底想要什么。我不记得大卫怎么会端来水杯。

        诺尔的老婆苏珊告诉他，她在和约翰·斯蒂勒曼约会。我们住在一层，诺尔和苏珊住在二层，约翰住十一层。有点意思，十一层的约翰会把二层的苏珊搞到手。约翰提议他们只需重新组合——苏珊搬到楼上十一层，搬进约翰的老婆刚刚离开的公寓，然后他们只要……约翰的老婆去年秋天切除了乳房，在电梯里她曾告诉苏珊，既然她已经失去了并不想失去的东西，那不如也丢掉她想要丢掉的。她丢掉了约翰——离开时一片狼藉，像过山车上的爆米花从纸袋里四处飞溅。她住在纽约什么地方，但约翰不知道是哪儿。约翰是一个博物馆馆长，上个月他的照片登上了报纸。他站在空白的墙壁前，一幅被窃的油画曾挂在那里。然后他就收到他老婆的单字短信：“好。”他在电梯里把信拿给大卫看。“信插在他钱包的背面——我那些高中同学以前都那么放橡皮。”大卫告诉我。

        “你们俩知道这事吗？”诺尔问。有难度的问题，我们当然不知道，可是我们会猜。诺尔能掌握这种语义学吗？大卫含糊作答。诺尔茫然地摇摇头，接受了大卫含糊的答案。他还能接受什么？老婆搬到楼上？这会儿还是再喝杯水吧。

        大卫给诺尔一件运动衣，自然是希望止住他的冷战。诺尔把衣服套在灰色小鱼图案的睡衣上。大卫还给他拿了件雨衣。雨衣口袋里露出一条长长的白围巾，诺尔没精打采地把围巾拨到后面又拨回来。他起身去洗手间。

        “她又何必在他穿着睡衣的时候说这事呢？”大卫低声说。

        诺尔回来了，望着窗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看得出来你们俩知道。”

        诺尔走到我们的前门，打开门，晃荡着消失在走廊里。

        “要是他再呆一会儿，肯定会说，‘耶稣哪’。”大卫说。

        大卫看看表，叹了口气。通常他回屋睡觉的时候，会打开贝茜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欣赏她的睡相。贝茜是我们的女儿，五岁了。有些晚上，大卫还会在她的拖鞋里留张纸条，写上他爱她。但是今晚他情绪不高。我跟着他回到卧室，脱了衣服，上床。大卫悲哀地看看我，然后在我身边躺下，关了灯。我想说点话，又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吗？“我们当中有一个应该和诺尔一起离开。你知道你还穿着袜子吗？你会对我做出苏珊对诺尔做的事，是不是？”

        “你看到他那身可怜兮兮的睡衣了吗？”大卫终于低声说了句。他扯开被子，爬起来，又走回客厅。我迷迷糊糊地跟过去。大卫坐进椅子，双臂放在扶手上，脖子靠在椅背上，然后挪动双脚。“呼……”他发出声音，头垂在胸前。

        我回到床上躺下，睡意全无。我想起去年八月大卫和我在公园里的一天，大卫坐在我旁边的秋千上，他穿着网球鞋，脚尖刮蹭着松散的泥土。

        “你不想荡秋千吗？”我说。我们刚打完网球。他每一局都赢了我。不管做什么，他总是比我强——精确停车，三维“连城”游戏，舒芙蕾蛋奶酥。他的舒芙蕾膨胀起来，弧形的表面就像月亮一样完美。

        “我不会荡秋千。”他说。

        我试着教他，但是他不知道双腿怎么用力。他按我说的姿势站着，臀部靠在秋千板上，小跳一下准备开始，但是他不会协调双腿。“蹦一下！”我喊，可是这没什么意义，我也可以说：“抛接盘子。”我还是难以相信有些事我会做，而他不会。

        他从秋千上下来。“你干嘛搞得什么事都他妈的像在比赛？”他说完掉头而去。

        “因为我们总是在比赛，而你总是赢！”我大喊。

        他半个小时以后露面了，我还在秋千旁等着。

        “我们水肺潜水那次你也把它当比赛？”他说。

        他抓住了我的把柄。去年夏天我说他总能抢到最美的贝壳，即使它们离我更近。这么说蠢透了，他听了大笑。他把我堵到角落里，笑话我。

        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事，还是恨他。可是别离开我——我心想——别像诺尔的老婆那样。我把手伸到床边，轻轻捏住他睡衣上一处小小的皱褶。我不知道自己是想拽他的睡衣——来点粗暴的举动——还是抚平它。我困惑地把手拿开，打开灯。大卫翻了个身，用胳膊挡住脸，哼了几声。我盯着他看。再过一秒钟他就会放下胳膊，然后要求一个解释。又陷入了困境。我起床穿上拖鞋。

        “我要去喝口水。”我抱歉地低声说。

        那个月晚些时候，事情来了。我坐在地板上的一个靠垫上，前面铺着几张报纸，正在给植物换盆。大卫进屋的时候，我正要把那棵紫鹅绒放到一个大花盆里。已经是傍晚时分——外面天都黑了。之前大卫跟贝茜出门去了。出门前，贝茜看到室内的泥土有些迷惑，她在我身边蹲下，问：“有蚂蚁吗，妈妈？”我笑了。大卫从来不认同我笑话她。日后，那将会成为法庭上他争取抚养权的说辞：我笑话她。如果这一点不奏效，他就会告诉法官，我说是他抢到所有最好的贝壳。

        大卫走进房间，大衣还扣着，蓝色的丝绸围巾还系着（是诺尔送的圣诞礼物，他为弄丢了那条白色的道了很多次歉）。他坐在地板上，说决定离开我。他说得理性而平静。我被吓到了，一个念头掠过脑海，他疯了。贝茜也没和他在一起。他杀了她！

        不，不，当然不是。是我疯了。贝茜在楼上的小朋友家。进楼的时候他碰到贝茜的朋友和妈妈，他问贝茜能不能去她们家呆几分钟。我不相信：哪个朋友？我够傻的，他一说出露易莎的名字我就放心了。我只是觉得安慰。也许说我毫无感觉更准确。如果她死了，我还能感到痛苦，但是大卫说她没有死，所以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伸出手，开始抚摸植物的叶子。柔软的叶，尖利的锯齿。我要换盆的这棵植物是诺尔家的一棵大紫鹅绒剪枝插活的，他的那棵挂在窗前的一个银质冰筒里（他和苏珊从来没用过的一个结婚礼物），是我帮他把植物放进冰筒的。“筒盖你要拿来做什么？”我问。他把盖子顶在头上，在屋里跳舞。

        “我从前有个叔叔，喝醉了酒就头顶着一个台灯罩跳舞。”诺尔说，“这是个老笑话了，不过有多少人真的见过一个头顶灯罩跳舞的男人呢？我叔叔每个新年前夜都跳。”

        “你到底在笑什么？”大卫说，“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点点头，哭了起来。要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能领悟，大卫让我伤心，而诺尔让我开心。

        诺尔同情我。他告诉我说大卫是个傻瓜；说他没有苏珊过得更好，而我没有大卫也会更好。诺尔几乎每天晚上都打电话，或来家里看我。昨天晚上他建议我找个保姆看孩子，这样他就可以带我出去吃晚餐。他想尽办法让我开心。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他会带来昂贵的好酒，如果在餐厅吃饭，他就主动买一瓶好酒。贝茜喜欢我们在家里吃饭，这样她既能看到诺尔，又能拿到诺尔每来必送的玩具。她目前最喜欢的玩具是一条精巧的红色拖轮，后面拖了三条驳船，船身以绳子相连。诺尔弯下腰，身子都快叠到一起了，在地毯上挪动船只，朝想象中的船员吹哨发令。他不单只是给我和贝茜带礼物，还给自己买了一部新车，假装是为了贝茜和我买的。（“座位舒服吧？”他问我。“有后面那个大车窗正好可以往外招手。”他对贝茜说。）他假装为了我们仨买车，这有点可笑。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为什么小气到连收音机也不装一个，而他知道我爱听音乐。还有，他是罗圈腿。我为自己总注意诺尔的缺点而羞愧。他费尽力气逗我们开心。他又不能控制大腿的弯度。我过意不去，决定今晚有一顿便宜的晚餐就足够了。我说我想去中餐馆。

        在餐馆里，我吃着虾蘸豉汁，喝着喜力啤酒，心想我从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侍者送上两个幸运签饼，我们打开来看，签语不知所云。诺尔叫侍者结账，账单上来的时候又赠送了签饼——这次是四只。意思还是不明白——提到了旅行和金钱。诺尔说：“胡说八道。”他穿着一件灰色背心和白衬衫，我趁他不注意从桌子旁边瞄了一眼，他还穿着灰色毛料裤。最近这段时间，能看到一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诺尔只要把驳船拖出我的视野，拖进另一个房间，我就会和贝茜一样飞快地跟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在收银机旁，我站在诺尔身后，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雨夹雪。

        “你知道怎么才能看出是一家中国餐馆而不是别的吗？”诺尔边推门边问，“就是即使下着雨，猫还是跑到街上去。”

        我厌恶地摇摇头。

        诺尔拉起眼角的皮。“为这个关于名誉的笑话道歉。”他说。

        我们奔向汽车。他扯住我的大衣腰带，抓住我，用一条胳膊把我轻轻托起，咯咯地笑着和我一起跑，我在他身边晃悠。我们的羊毛大衣有怪味儿。他帮我开了车门，绕车一圈，再把他的车门拉开。他又做到了；他让我欢笑。

        我们开车回家。

        路上车子拥堵，诺尔开得很慢很慢，为了保护新车。

        “你有多少岁？”我问。

        “三十六。”诺尔说。

        “我二十七。”我说。

        “那又怎样？”他说，语气愉快。

        “我只是不知道你多大。”

        “心理年龄我跟贝茜不相上下。”他说。

        我浑身湿透了，只想回家换上干衣服。我看着他在路上一寸寸地挪动，我记起那天晚上他跟大卫和我在客厅坐着的时候，脸上的表情。

        “一下雨你就心情不好，是不是？”他说。他把雨刷开到最高档，橡皮擦过玻璃发出尖利的声音。

        “我看见自己死在雨中。”我说。

        “你看见自己死在雨中？”

        诺尔不读小说。他读《物有所值》，《华尔街日报》，《评论杂志》。我责怪自己，《华尔街日报》里一定也有符合情境的反语。

        “你在开玩笑吧？”诺尔说，“吃晚饭的时候你还挺高兴的。晚饭还不错，是不是？”

        “我让你神经紧张，对吗？”我说。

        “没有。你没让我紧张。”

        雨水在车轮下飞溅，打在车顶上。我们开过一个又一个街区。太安静了，我希望有个电台。车顶上的雨声单调，我大衣的领子又冷又湿。终于到家了。诺尔停好车，走到车门旁，为我开门。我下了车。诺尔把我搂过去，紧紧抱着。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回在旧货店，曾把一个洋娃娃紧紧搂在胸前，等我放下那娃娃时，她的眼睛掉了。并不愉快的记忆。我用双臂环住诺尔，感到冷雨打在我的手和手腕上。

        一个男人跑过人行道，手里抱着条小狗，撑着一把大黑伞。他喊道：“你们车灯没关！”

        差不多是一年以后了——圣诞节——我们去看诺尔的疯姐姐，朱丽叶。和诺尔交往了这么久，我已经被视为家中的一员。朱丽叶每次聚会前打电话都说：“你也是家里的一分子了，当然不用邀请。”我应当为此感激。可是她每次打电话时都喝醉，常常会哭起来，说她情愿圣诞节和感恩节都不存在。他另一个姐姐詹妮特人很好，但她住在科罗拉多。朱丽叶住在新泽西。于是现在我们在新泽西的贝约内，从前门进屋——诺尔拉着贝茜，我端着一个南瓜派。从诺尔的公寓到他姐姐家一路上我都在闻南瓜派的香味，但它没什么香味。或者就是我又感冒了。在汽车里我吞了几片可咀嚼的维生素C，这会儿我闻起来像个鲜橙。诺尔的母亲正在客厅里用钩针织东西。还好，至少比大卫的母亲好，她总是大谈特谈安德鲁·怀斯。我满足地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说：“明摆着爱德华·霍珀更好。”

        朱丽叶发白的金色长发掖在她粉红的耳朵后面，从好莱坞的弗雷德里克店订购的细高根鞋、露出乳沟的裙子。诺尔和我暗自好奇她丈夫会不会来。感恩节那天，我们开始吃晚餐的时候，他露面了，带着一个穿低胸裙子的黑发女人。朱丽叶的胸和那黑发女人的胸隔着饭桌对峙（桌布是诺尔的母亲钩的）。诺尔不喜欢我评判朱丽叶，他的想法更积极。他的另一个姐姐是音乐家，有一个丈夫，一条魏玛猎犬，以及两只品种珍稀的鸟，鸟笼是她丈夫做的。他们很有钱，会去滑雪，还收养了一个韩裔男孩。有一回他们给我们放那个韩裔男孩学滑雪的录像。嗵！嗵！嗵！——每隔几秒钟他就在雪地里跌倒一次。

        朱丽叶很开通，不仅让我们睡同一间卧室，还把只有一张单人床的那间让给我们。贝茜睡在沙发上。

        那一夜我挤在诺尔身边，说：“这也太可笑了。”

        “她是好意。”他说，“要不我们睡哪儿？”

        “她可以把她的双人床让给我们，她睡这儿。毕竟他不回来，诺尔。”

        “嘘。”

        “那样不是更好？”

        “你管她呢。”诺尔说，“反正你迷上了我，对吧？”

        他贴过来，搂住我的后背。

        “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说话。”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流行套语。大家用什么表达‘迷上了’？”

        “我不知道。”

        “我又说了！我说‘套语’。”

        “那又怎么样？你想听起来是什么感觉？”

        “我用的词听起来过时了——好像老人讲话。”

        “你为什么总是担心变老呢？”

        他挨得更近了。“我说你迷上我的时候你还没回答呢。这不代表你不喜欢我吧，嗯？”

        “不。”

        “你惯爱一个词的回答。”

        “我惯爱睡觉。”

        “‘惯爱’，你看我用的词儿，现在肯定有什么别的说法。”

        我坐在车里，等贝茜从芭蕾舞班出来。她一直在上课，可是效果一般。她走路的时候还是低头垂肩，脖子前伸。诺尔暗示说这也许可以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你看，她脖子朝前伸，不仅是表面如此，还有……诺尔认为贝茜是成心这样。父母刚刚离婚，贝茜觉得内疚，她认为自己也有部分责任，所以这个结果是应得的。每个月要付五十美元让贝茜上芭蕾课，以此否定诺尔的理论。但愿芭蕾有用。

        我在公园里呆了一天，考虑是否该接受诺尔让我搬去同住的建议。那样我们就能有更多钱……反正我俩那么多时间都呆在一起……又或者他可以搬来和我同住，如果我房间里的大玻璃窗真那么重要。我总是遇见明理的男人。

        “但是我不爱你。”我对诺尔说，“你不想跟一个爱你的人一起生活吗？”

        “没有人真正爱过我，以后也不会有。”诺尔说，“我有什么损失呢？”

        我在公园里思量我会有什么损失。没有。那我为什么不离开公园，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说我想好了，这是个明智的计划呢？

        一个脸蛋圆圆的小男孩溜达过来。他穿一件短夹克，裤子快掉下来了。他拿了一只黄色的小船。他看起来对周围的一切都开心得要命，我真想拦住他问：“我该搬到诺尔家去吗？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年轻人拥有这种智慧——最好的和最糟的一类思想家都这么认为：华兹华斯，马荷罗基大师的信徒……“去冥想吧，否则将遭我棒喝。”大师对信徒们说。告诉我答案吧，孩子，否则我就拿走你的小船。

        我跌坐进一张长椅。下一步，诺尔就会向我求婚。他打算套牢我。也可能更糟，他不想套牢我，只想让我搬进他家，以便省钱。他并不在乎我。因为没有人爱过他，他也不会爱别人。难道真是这样吗？

        我找到一个电话亭，站在门口，等里面拿着购物袋的女人出来。她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她的嘴唇像鱼，涂成艳丽的橘红色。我一点口红也没抹。我穿着一件雨衣，套在睡衣上，脚上是凉鞋和诺尔的袜子。

        “诺尔，”电话接通的时候我说，“你说没有人爱过你，是真的吗？”

        “老天啊，向你承认已经够尴尬的了。”他说，“你还非要问我吗？”

        “我必须知道。”

        “好吧，我跟你说到了所有和我睡过的女人。”他说，“你觉得哪一个可能爱过我？”

        我毁了他这一天。我挂了电话，头靠在电话机上。“我。”我说，“我爱。”我去掏雨衣口袋。一包舒洁纸巾，两个一分硬币，还有贝茜放在那儿吓唬我的一只粉红色橡皮蜘蛛。没有一角的硬币了。我推开门，一个年轻女人在外面等着。“你有几分钟时间吗？”她问。

        “怎么了？”

        “你有两分钟吗？你对这个怎么看？”她说。那是一根有萨拉米香肠质地的短棍。她另一只手里拿着写字板和钢笔。

        “我没空。”我说着走开了。我又停住脚步，回头。“那到底是什么？”我问。

        “你有两分钟时间吗？”她问。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是狗的零食。”

        她朝我走过来，递出写字板。

        “我没时间。”我说，迅速走开了。

        什么东西砸在我背上。“有空拿这个插屁眼吧！”她骂道。

        我跑了一个街区才停下来，倚在公园墙上歇口气。要是诺尔在场，她就不敢那么干。我的保护神。要是我还有一个两毛五的硬币，我就能打电话过去，说：“诺尔啊，如果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跟你一直过下去，那样就没人敢朝我扔狗食了。”

        我拨弄着那只塑料蜘蛛，也许贝茜放在那里是为了让我开心。有一次她还在我卧室墙上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比基尼女郎。我误会了，把画上的女郎看成我的反面。而贝茜只是觉得好看而已，她不明白我怎么那么郁闷。

        “妈妈不高兴是因为你用透明胶把东西贴在墙上，再拿下来的时候透明胶会留一个印儿。”

        诺尔棒极了。我在口袋里摸索，指望能摸出一个两毛五的硬币。

        诺尔和我去看他在佛蒙特的朋友：查尔斯和索尔。诺尔跟公司请了假；这是一个庆祝我们决定共同生活的假期。在那儿的第三个晚上，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诺尔、贝茜和我，查尔斯和索尔，还有他们的女人，拉克和玛格丽特。我们抽着烟，听索尔的立体声音响。壁炉很大，是索尔自己垒的，用的是他在山边上找到的板岩，还有别人扔在路边的砖头。壁炉台面是查尔斯用他在本地一家停业的游乐园里找到的旋转木马的部件做的，一个滴水嘴怪兽伸出头来。车钥匙挂在怪兽的眉毛上。壁炉台子上有宾恩品牌服装目录，玛格丽特的帽子，大麻烟蒂和大麻烟夹，一个桃子罐头，还有一个香炉，浅紫色的灰堆里插着一小截香。

        诺尔以前跟查尔斯一起在城里工作。查尔斯听说佛蒙特有所大房子需要修缮，就把工作辞了。人家告诉他一个月一百美元就能住，除了一月和二月，那时要租给滑雪者。结果来滑雪的人挺好，他们不愿看到别人无处栖身，就提议四个人一起住。他们就这么住下了，睡在查尔斯和索尔修好的那间侧室里。而现在，其他房间都空着，这一阵雨水多，滑雪就泡汤了。

        索尔挂上了几幅他镶框的画——是他在阁楼里发现的老广告（查尔斯修好阁楼楼梯以后）。我借着壁炉火光研究起这些画来。黄油女郎——一个卖弄风情的健美女郎，珍珠白的皮肤，发了霉的下唇——伸出一只手献上一块黄油。她对面的墙上，一个黑发油亮的男人拿着一只和他头发同色的鞋。

        “在胡亚雷斯，你迷失在雨中，又是复活节时分。”迪伦唱。

        玛格丽特对贝茜说：“你想跟我一起洗澡吗？”

        贝茜很害羞。我们到这儿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索尔光着身子从浴室走进卧室，捂住了眼睛。

        “我在这儿不一定要洗澡吧，对吗？”她对我说。

        “你怎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我非得洗澡？”

        不过她还是决定跟玛格丽特去了。她追上她，抓住她的羊毛腰带。玛格丽特对着刚点燃的一柱香吹气，在空中扇一扇，贝茜仿佛着了魔，跟着她走出房间。她在这所房子里已经很自在了，也喜欢这里所有的人，乐意跟其中任何一个四处溜达，虽然她平常会害羞。昨天，索尔给她示范怎么捶打面团，然后再放进烤盘，这样面团会再次膨胀。他让她用手指把黄油抹在面包上，再洒上玉米粉。

        索尔在州立大学教书，他是一个诗人，大学聘他教一门现代小说课。“哦，好吧，”他说，“如果我不是同性恋，参了军，估计他们会让我煮饭。一般他们都这么干，是不是？”

        “别问我。”查尔斯说，“我也是同性恋。”这段对话似乎是个固定节目。

        诺尔在欣赏画框。“这地方真是太美了。”他说，“我想在这儿一直住下去。”

        “别傻了。”索尔说，“和一群仙女生活吗？”

        索尔在看一篇学生作文。他说：“这个学生说，‘亨伯特和千百万个美国人一样。’”

        “亨伯特？”诺尔问。

        “你知道——就是跟尼克松竞选的那个人。”

        “算了吧。”诺尔说，“我知道是某本小说里的。”

        “。”拉克说，她吸了一大口大麻，然后把烟卷递给我。

        “你干嘛不辞了那份工作？”拉克说，“你又不喜欢干。”

        “我不能失业，”索尔说，“我是个恶心的同性恋，又是诗人。已经有两次罢课是冲着我来的了。”他吹了两口烟卷，让它从烟夹里滑出来，落在壁炉台上。“还滥用毒品，”他说，“我差不多算完蛋了。”

        “你这么想我很难过，亲爱的。”查尔斯说，把手轻轻放在索尔的肩上。索尔吓了一跳。查尔斯和诺尔笑了。

        是吃晚饭的时侯了——姆撒卡，面包，还有诺尔买的红酒。

        “姆撒卡是什么？”贝茜问。她的皮肤闪亮，头发干了，玛格丽特梳过的地方有一道一道的印。

        “老鼠肉做的。”索尔说。

        贝茜看看诺尔。最近她有什么问题都找诺尔。他摇摇头表示否定。贝茜其实不笨，她之所以看诺尔，可能是因为她知道这样让他开心。

        贝茜有自己的房间——最小的一间卧室，地板上铺着毛皮地毯，还有条被子可以盖。晚饭后我和拉克聊天的时候，听到诺尔在给贝茜念书：“阿隆索·哈根的《钓鳟鱼日记》。”不久贝茜就开始咯咯地笑。

        我坐在诺尔的大腿上，望着窗外的田野，雪白平阔，还有群山——一片我知道是群山的模糊远景。窗子下面的散热管给玻璃笼上一层雾气。诺尔凑过去用手绢擦玻璃。现在是冬天了。我们本来一周后就要离开佛蒙特，后来住了两周，现在是三周。诺尔的头发长了，贝茜耽误了一个月的课。教育委员会会对我做什么？“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诺尔说，“拿着枪来追我们？”

        诺尔刚刚向我坦白了另一件恐怖的事，或者说令人羞愧的事，一个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起的秘密，我发誓以后决不提起。这件事发生在他十八岁的那年。他母亲有一个朋友。他威胁那个女人说，如果不跟他上床，就掐死她。她跟他睡了。一完事他就害怕起来，怕她会告诉别人。他又威胁说如果她告诉别人，就掐死她。但他很快意识到他一走她就可以说，接着他会被捕。他烦恼不堪，以致精神崩溃，又跑回去躺到他们睡过的那张床上，抓过被子蒙住头，浑身发抖地大哭。后来那个女人告诉他母亲，诺尔大概在普林斯顿学习太辛苦了——也许他该休假放松一下。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他在妻子离开以后怎样企图自杀的。真实情况是，他没法把围巾还给大卫，因为围巾打了好多次结，被拽坏了。但是他太怯懦，不敢吊死自己，后来吞了一瓶药店买来的安眠药。然后他又害怕了，随即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另外一对依偎在风中的夫妇跟他说是他们先叫的车。后来他到了医院的等候室，这对夫妇也在那里。

        “那个可怜的丈夫把名片放在担架上，就在我的手边。”诺尔说，他使劲地摇头，胡子都触到了我的脸颊。“他是一个水管工。叫艾利尔特·雷。他的妻子叫弗罗拉。”

        ——这是个温暖的下午。“诺尔！”贝茜大喊，穿过湿漉漉的草地向他跑去。她伸着双手，就像一个渔夫捧着打到的鱼。可是她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是手心里有一点血。他最终听她说出缘由：她摔了一跤。他给她缠上绷带。他蹲下来，用胳膊将她围拢，好像一只巨鸟。苍鹭？老鹰？他会带上我的孩子飞走吗？他们一起朝房子走去，他用手轻轻地把贝茜的头靠在自己腿上。

        我们回到城中。贝茜在从前是诺尔书房的房间里睡着了。我蜷在诺尔的腿上。他刚才又叫我讲了一遍迈克尔的故事。

        “你为什么想听？”我问。

        诺尔很为迈克尔着迷，迈克尔把家具都推到走廊里去，把很少的财产从窗户扔到后院，然后在公寓里支起四个彼此相连的大帐篷。还有一个电炉，“法裔美国”牌意大利肉酱面罐头，几瓶上等红酒，天黑以后用的手电……

        诺尔敦促我回忆更多细节。帐篷里还有什么？

        一块地毯，不过它碰巧铺在地板上。不知为什么他没把地毯扔出窗外。还有一个睡袋……

        还有什么？

        漫画书。我不记得是哪些了。一个柠檬蛋白派。我还记得两天以后那个派有多恶心，糖从蛋白饼上渗了出来。一瓶速可眠。还有一个酒杯，一罐温的果汁……我不记得了。

        我们那时在帐篷里做爱。我会过去看他，打开前门，然后爬进去。那年夏天他拆了帐篷，把帐篷扔进汽车，就去了缅因州。

        “接着说。”诺尔说。

        我耸耸肩。这个故事我讲过两次了，每次我都停在这儿。

        “就这些。”我对诺尔说。

        他还是充满期待地等我继续，就像上两次他听故事的时候一样。

        有天晚上，我们接到拉克打来的电话。他们附近有所房子要出手——只要三万美元。诺尔如果不会装修，查尔斯和索尔可以帮忙。有十英亩地，一个瀑布。诺尔迫不及待地想搬过去。可是我们怎么赚钱呢？我问他。他说，一年以后等钱用光了再来操心。但是我们还没见过这个地方呢，我指出。可这是个绝妙的新发现呀，他说，我们这周末就去看。诺尔搞得贝茜也激动不已，她想星期一就到佛蒙特上学，根本不要再回纽约。我们下一分钟就去看房好了，然后就永远住在那儿。

        可是他知道怎么配电线吗？他确定那里可以布线吗？

        “你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吗？”他说，“大卫一直觉得我是个笨蛋，是不是？”

        “我只是问问你能不能干这种复杂的活儿。”

        我对诺尔缺乏信心令他不悦，他没接话就离开了房间。他大概记起了那个晚上，他知道我也记得——那个晚上他问大卫，能不能来看看落地灯的插座有什么问题。大卫大笑着回到家里。“插头从插座上掉下来了。”他说。

        四月初，大卫和他的女朋友帕蒂周末来佛蒙特看我们。她穿着蓝牛仔裤，涂了黑眼圈。她二十岁。她脚上的木屐在光光的木地板上磕出响亮的声音。她看起来在屋里不太自在。大卫看起来还算自然，只不过他听到贝茜叫他大卫的时候有点吃惊。她跑在诺尔和我的前头，带他穿过树林去看瀑布。她跑得太远的时候，我喊她回来，不知为什么心里害怕她会死。要是我看不见她了，她也许会死。我猜我一直想着大卫如果和我又到了一起，那会是在我们将死的女儿的病床边——差不多是那类情景。

        帕蒂在树林里走得艰难，木屐从脚上滑落到草丛里。我想给她找双我的运动鞋，可是她穿八号半，我穿七号。又一件让她不自在的事。

        大卫夸张地吸了一口气。“跟我们以前住的高层反差可真大啊。”他对诺尔说。

        成心想让我们难堪吗？

        “你以前住高层公寓？”帕蒂问。

        他一定才认识她不久。她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在意，饶有兴趣地注视他掰下一根树枝，一折两半。她很难跟上我们。大卫最终注意到她跟不上我们，就拉起了她的手。他们是城里人，连一双山地靴都没有。

        “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大卫说。他折下一根小树枝，用拇指轻弹树枝的末梢。

        “有人说我们每一次睡眠都是一场死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另一个人，另一段人生。”帕蒂说。

        “现实主义者的卡夫卡。”诺尔说。

        诺尔整个冬天都在读书。他读了布劳提根，很多本博尔赫斯，从但丁一直读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希尔玛·沃力策和卡夫卡。有时我问他为什么是这种读法。他让我给他开了一张书单——哪个作家在哪个之前，哪些诗更早，哪些晚，哪些更著名。算了，这无所谓。诺尔在佛蒙特更快乐。在佛蒙特意味着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一种自由，你知道的。我又何必拿他开心呢？他爱看书，爱在屋外的树林里散步，他买的鸟食多得喂北方所有的鸟都够了。他把我们给鹿准备的盐砖拿进去拍了一张宝丽来的照片，然后一边欣赏盐砖（“它们来过了！”）一边欣赏自己的照片。屋子里还有宝丽来一次成像的树林，瀑布，几只兔子——他很自豪地把照片挂起来，那种自豪劲儿跟贝茜挂她在学校里画的画时一样。“你看。”诺尔有天晚上对我说，“盖茨比跟尼克·卡罗威交谈的时候，他说：‘无论如何，这只是个人的事’——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读的《盖茨比》？”我问。

        “昨天晚上，在浴缸里。”

        我们转身往回走，诺尔指出我们周围的树丛里松鼠多得惊人。从大卫的表情来看，他觉得诺尔很无聊。

        我看着诺尔。他个子比大卫高，但有点驼背；他比大卫瘦，但驼着背不显瘦。诺尔长手长脚，鼻子尖削。他戴的灰色围巾末端有些磨损了。大卫的围巾是大红色，新买的。可怜的诺尔。大卫打来电话说他和帕蒂要来拜访时，诺尔根本不会想到拒绝。他问我他怎么才能比过大卫。他以为大卫来这里是要把我赢回去。等他读了更多文学书以后，会意识到那太容易了。一定还会有复杂的问题。复杂将永远保护他。大卫打来电话几小时后，他说（实际是对自己——而不是对我）大卫会带一个女人来。那当然意味着大卫不会再做任何努力。

        我们快要吃完晚饭的时候，查尔斯和玛格丽特过来了，带了一个床垫，是我们跟他们借来给大卫和帕蒂睡的。他俩都吸得晕晕乎乎，把床垫在地上拖着，晚来的一场雪染白了床垫。他们吸得太晕，没法抬起床垫。

        “黄昏时分。”查尔斯说。一个圆形的黑色发夹把他的头发别在耳后。玛格丽特把帽子丢在拉克那里有一段时间了，她一直也没有再借一顶。她的头发上有细细的雪。“我们得走了，”查尔斯说，用手掂量着她的头发，“趁女雪人还没融化。”

        那天深夜我坐在厨房餐桌前，转过身对着大卫，“你还好吗？”我低声问。

        “好多事情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低声说。

        我点头。我们在喝白葡萄酒和切达奶酪汤。汤很烫。碗里热气蒸腾，我把脸转开，怕热气熏得眼睛流泪，大卫会误会。

        “其实不是事情，是人。”大卫低声说，用中指把一块冰在酒杯里上下移动。

        “什么人？”

        “还是不要说了。那些人你不认识。”

        这句话伤了我，而他知道这会伤人。但是上楼回屋睡觉的时候，我意识到即使如此，这也还算是明智的举动。

        这个晚上，我跟很多时候一样，在睡衣下面穿着秋裤睡觉。我爬到诺尔身上取暖，然后躺着不动，用他的话说像个死人，像在荒凉的西部，一个人中枪倒在尘土中。诺尔拿这个开玩笑。“砰！砰！”我放低身子时他迷迷糊糊地说：“可怜的家伙死定了。”我躺在他身上取暖。他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生日想要什么？”我问。

        他背了一小串他想要的东西。他低声说：一个书架，一个水族箱，一个做奶昔的搅拌器。

        “听上去像个十岁小孩要的东西。”我说。

        他沉默了好久；我伤了他的心。

        “书架可不是。”他最终来了一句。

        我睡着了。躺在他身上入睡对他不太公平。他不忍心叫醒我，只好让我趴在他身上，直到我滑下去。动一动，我对自己说，可是我没动。

        “你记得下午，帕蒂和我坐在石头上，等你和大卫还有贝茜回来吗？”

        我记得。我们在山顶上，贝茜拉着大卫的手，大卫对她要带他去看的东西不感兴趣，贝茜不管，还是一路拉着他。我跑着跟上去，因为贝茜拽他拽得太用力了，我抓住贝茜空出来的胳膊，抓住不放，于是我们仨形成了一条链子。

        “我知道我以前见过那情景。”诺尔说，“我刚才想起来在哪儿——《第七封印》里面的男主角在暴雨之后醒来，看到死神领着那些人蜿蜒而上，爬到山顶。”

        六年以前。七年吧。冬天，大卫和我在“村”里，正从一个书店的窗口向里张望。轮胎尖利的声音传来，我们回头，正好看到一辆汽车，一辆破烂的蓝色汽车把一个女人从街上撞飞到空中。她落到地上似乎用了太长时间；她落下来的样子好像飘舞的雪花——大片雪花飘落下来，不疾不徐。而她身体触地的那一刻，大卫已经把我的脸按在他的大衣上，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尖叫——好像一个合唱团突然集合起来尖叫——而他的手臂环在我的肩上，紧紧地按住我，以致我几乎无法呼吸。他说：“要是你出了事……要是你出了事……”

        他们离开的时候，天气晴朗寒冷。我给帕蒂一个纸袋，里面有半瓶红酒，两块三明治，还有一些花生，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可以吃。可能不该把酒给他们；大卫早饭时已经喝了三杯伏特加橙汁。他开始跟诺尔讲笑话——酒吧里比主人还机灵的狗，便秘的妓女，会说话的虱子。大卫不喜欢诺尔；诺尔也不知该怎么对待大卫。

        现在大卫摇下了车窗。最后一刻的新闻。他告诉我他姐姐这段时间一直住他家，她给自己做了人流，情况很不好。“堕胎现在合法了，”大卫说，“她为什么这么做？”我问他是多久以前的事，他说一个月以前。他的手在方向盘上轻轻敲打。上个星期贝茜从大卫的姐姐那里拿到一盒农夫造型的木刻哨子。诺尔打开厨房的窗户，对着鸟食罐旁的几只小鸟轻轻吹响。它们全飞走了。

        帕蒂贴近大卫。“这儿有这么多动物。还是冬天呢，”她说，“它们不再冬眠了吗？”

        她有点紧张地说着客套话。她想走了。诺尔从我这儿走到帕蒂那边的车窗，告诉她有只鹿曾经走到家门口。贝茜坐在诺尔的肩上。我不想跟大卫说话，就朝贝茜傻傻地招手。贝茜也向我招手。

        大卫看着车窗外的我。我穿着那件旧的蓝色滑雪衫，蓝色毛线帽往下拉到眼睛上，肥大的牛仔裤，看起来一定像那些木头哨子一样僵硬，它们都是用一整块木头刻出来的。

        “再见。”大卫说，“谢谢。”

        “是啊。”帕蒂说，“你们真好。”她抓起包。

        车道很陡，崎岖不平。大卫小心翼翼地倒车——像是一个人在拉卡住的拉链。我们挥挥手，他们消失了。这倒是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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