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琳娜和兰尼正坐在私人车道旁，他们的鞋脱掉了。科琳娜很不高兴，因为兰尼坐在一片草莓地里。“快起来，兰尼！看你干了些什么！”

        兰尼是我交情最久的朋友之一。我跟兰尼、科琳娜，还有他的第一个妻子露西都是高中同学，露西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兰尼那时还不认识科琳娜。很多年以后他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她。科琳娜高中时就记得兰尼，他不记得她。过了一年，他跟露西离婚的手续办完以后，他们结婚了。两年之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我做了教母。兰尼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我早些年就把科琳娜介绍给他，他的人生会完全不同。我认识她是因为她是我男朋友的姐姐。她比我们大几岁，我们在聚会上喝醉了酒，她会开车送我们，送我们回家以前还给我们买咖啡，这些是她会做的事。科琳娜有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送我们回家的时候，对我母亲撒谎，说有流感，我一路上都在她车里打喷嚏。

        高中时我很丑。我戴着牙套，周围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既滑稽又不合时宜：季节，电视人物，最新的时尚——连音乐都很可笑。我弹钢琴，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再弹勃拉姆斯了，甚至不听勃拉姆斯。我只是自己弹一小段音乐，反反复复弹同样的一段：几遍巴赫的两段式创意曲，一支肖邦的小夜曲。我抽烟抽得起劲，有整整一个春天我在暗恋兰尼。有一回我写了小纸条向他表白，把纸条塞进他学校的衣物柜的缝里。后来我害怕起来，放学的时候在他的衣物柜旁等着，跟他说了一会儿话，当他打开柜门的时候，我抓了纸条就跑。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以前住在城里，但是五年前我跟丈夫搬到了伍德布里奇这里。我丈夫离开了，所以现在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兰尼和科琳娜就坐在我的私人车道旁边。车道亟需修缮，路面要用砂石重新铺过，路基上有洞需要填补，排水管也裂了。这儿很多东西都要修。我不爱跟房东讲话，他是奥布赖特上校。他每个月都会弄丢我给他的租金支票，然后从他住的养老院给我打电话，要我再寄一张。老人八十八岁了。我应该把他想成一个有趣的老家伙，一个健忘的老人。我猜他是故意捣乱，他不想让一个年轻人，或者任何人租他的房子。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发现衣柜里挂着一些空的洗衣袋，塑料袋上还别着旧的干洗店标签：“奥布赖特上校，9—8—54。”我盯着标签不动。奥布赖特上校在干洗店取回他衣服的这一天，我才十一岁。在楼上的一个衣柜里，我发现他的一条领带绕在一盏台灯的底座上。“你还要这些东西吗？”我打电话问他。“扔掉吧，我不在意。”他说，“但是别再问我。”我也不跟他说那些需要修的东西。冬天我关掉一间浴室，因为瓷砖裂了，冷空气透过地板进来；卧室里暖气设备的节气门没法调到六十度以上，我就把起居室的调到七十五度，以此弥补。科琳娜和兰尼觉得很好笑。科琳娜说我不会再跟房东吵架，是因为我跟我丈夫就他女朋友的事已经吵够了，现在我要享受安宁；兰尼说我就是心太软。事实是奥布赖特上校曾在电话里冲我大喊，我害怕他。而且他老了，又悲伤，我使他离开了自己的房子。这个夏天，有两次，他的一个朋友开车把他从养老院接回这栋房子，他在前院的花园里四处走，拐杖点过一丛丛香豌豆，它们快要把花坛里的紫苑和杜鹃缠死了。他用一块白手帕把后院里日晷上的花粉轻轻拂去。

        几乎每个周末科琳娜都企图叫我离开伍德布里奇，搬回纽约城。我害怕那座城市。我跟丈夫刚结婚的时候住在西区大道那间公寓里，我总是很害怕。我们隔壁的公寓里有只鸟，它尖叫：“不！不！走开！”夜里我总是听成是人在叫，睡得迷迷糊糊的还以为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反抗一个入侵者。有一次，洗衣房里的一个热得快要晕倒的女人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也一起拽倒在地板上。这些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是在纽约发生的，我不会回去。

        “巴尔杜兹！”有时科琳娜低声对我说。她用手臂划过空气，演示那些摆满美味食品的柜台。我想象着成罐的鳀鱼，一轮盘的布里干酪，大个的腰果，还有奇特的绿叶菜。但是我又听到门外的声音在低语，谋划破坏一切，还有夜深时愤怒狂野的音乐，不安而抑郁的人们听的那种音乐。

        现在科琳娜正握着兰尼的手。我侧卧着，透过吊床的网眼偷看，他们没看到我。她蹲下去摘一颗草莓。他挠着胯部。我想他们在这儿有点无聊。他们声称几乎每星期开两个小时车来这儿，是因为关心我是否幸福。也许他们实际上认为住在乡下比住在城里还要怪异。“把你的毕格尔小猎犬带到乡下来住，科琳娜。”我有一次对她说，“当一个人住的地方能活动开四肢，他怎么可能沮丧呢？”“可是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儿干吗？”她说。

        我干很多事。我弹巴赫和肖邦，用的大钢琴是我丈夫存了一年的钱买给我的。我种菜，我用割草机割草。兰尼和科琳娜周末过来的时候，我偷偷看他们。他现在在挠肩膀。他叫科琳娜过去。我想他是要叫她看看他是否被蚊子咬了个包。

        去年，我丈夫出门旅行没有带我，我就开车从康涅狄格州到华盛顿去探望父母。他们还住在我从小长大的房子里。针钩的床单已经泛黄，卧室的窗帘还跟从前一样。但是在起居室里，我父亲坐一把黑色的大塑料椅，我母亲坐一把棕色的大塑料椅。我弟弟罗利是个弱智，跟他们一起住。他有一个朋友埃德，也是弱智，每周来看他一次。罗利每周也去看埃德一次。有时我母亲或埃德的母亲带他们去动物园。罗利喋喋不休的话总是比我们起先猜想的要有意义得多。比如说，他非常喜欢玲玲，那只熊猫。开车在小区里转悠的时候，他并没有在模仿“和气人”按铃，虽然我父亲一度坚信他有。父亲从来理解不了罗利。母亲因为他缺乏理解力而笑话他。她是个苛刻的女人。过去这十年来，她让我父亲在家的时候吃减肥餐，而他一点也不胖。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开车带罗利去黑恩斯角，我们一起看河那边的灯火。尽管他弱智，他似乎能被所见情景深深打动。他摇下窗户，让风吹拂他的脸。我放慢车速，几乎停了下来，他把手放在我手上，像个情人。他想让我把车停好，他就可以欣赏灯火。我让他看了很久。回家的路上我开车过桥去了阿灵顿，带他去格里福德买冰淇淋。他吃了一个香蕉圣代，我假装没有看见他用手抓上面的奶油和果仁。后来我用蘸了水的纸巾给他擦手。

        有一天我发现他在浴室里，跟狗黛西在一起，为她梳毛捉虱蝇。马桶里有六七个虱蝇。他特别专心，根本不抬头看。我站在那里，发现他头顶上有一点秃，黛西身上也夹杂着白毛。我越过他去拿药橱里的阿斯匹林。后来我回到浴室，发现罗利和黛西离开了。我冲了马桶，免得父母看了沮丧。罗利有时把纸扔进马桶，而不是垃圾筐，我母亲很火大。有时袜子也在马桶里。硬币，糖块。

        我住了两个星期。每周一，他朋友埃德来以前，罗利会离开起居室，直到有人开门，才装出看到埃德和他妈妈很惊讶的样子。我带他去埃德家的时候，埃德也是这样的。埃德开始用一张报纸遮住脸。“噢——你好。”埃德终于开口。他们做朋友几乎有三十年了，互相拜访的程序一直没有改变。我想他们通过假装惊奇，能够提高这种经验的价值。我跟科琳娜约在城里吃午饭的时候，也玩类似的游戏。如果我先到座位上，就研究菜单，直到她跳过来；有时我在餐厅外面等，会故意看着人行道，好像在沉思的样子，直到她开口说话。

        我结婚第二年的时候，让罗利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不成功。我丈夫发现他的袜子在马桶里；罗利想念我母亲，唠叨个不停。我带他回家的时候，他似乎并不遗憾。那栋房子里有些东西令人感到安慰：银碗柜里的樟脑味，我祖母的手织地毯，到处弥漫着的黛西的味道。

        我丈夫上星期来信了：“你想念了不起的我吗？”我回信说是的。没有下文。

        科琳娜和兰尼总是到伍德布里奇来。我丈夫在这儿的时候，他们每个月来一次。现在他们几乎每周都来。有时我们彼此没什么话说，就谈起过去的岁月。科琳娜开兰尼玩笑，说他高中时没有注意到她。这种拜访经常是乏味的，但我还是盼望他们来，因为他们是我的替代家庭。像在所有家庭里一样，我们也有秘密。有密谋，有怀疑。兰尼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告诉别人他打过这个电话，他说我应该马上给科琳娜打电话，约她一起吃午饭，因为她心情很不好。于是我打电话，然后去餐厅，坐在一张桌子旁，假装没有看见她，直到她坐下来。自从女儿去世以后，她衰老了很多。她女儿叫凯伦，三年前死于白血病。凯伦死后我开始跟科琳娜一起吃午饭，这样她可以在兰尼不在场的时候说说这些。等到她不需要再诉说的时候，我丈夫离开了我，科琳娜为了让我振作一点，又开始跟我一起吃午饭。我们这样隔着一张餐桌面对彼此有好几年。（科琳娜，我知道她让兰尼来看我，如果周末她自己要工作。他单独来过几次。他给了我几块歌蒂梵巧克力。我给他一袋新鲜的豌豆。有时他会吻我，但仅限于此。科琳娜认为他跟我之间还有更多，她忍着。）

        有一回科琳娜说如果我们都能活到五十岁（她在一家州立环境保护机构工作，对寿命期望不高），我们应该像女大学生那样做真心话测试。兰尼问，为什么我们非得等到五十岁。“那好——你究竟怎么看我的？”科琳娜问他。“呃，我爱你。你是我妻子。”他说。她放弃了，这游戏不会太好玩。

        兰尼的第一个妻子，露西，有两次坐火车来看我，我们坐在草地上，回忆往昔时光：给对方逆梳头发，头发高高隆起；相册里我们俩的合影，比赛谁看起来更古怪；我俩第一次在双人约会时喷烟。随着岁月流逝我没有以前那么喜欢她了，因为她记得关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是真的，可是她声音里的惊奇让过去显得像一个谎言。还有，她绕着圈地打听科琳娜和兰尼的婚姻。是过得不开心吗？每次她来看我的时候，都说要坐下一班火车回纽约，可是每次她都喝得烂醉，只能第二天再走。她借我的睡衣，喝我的杜松子酒，在我的钢琴上弹悲伤的曲调。在我们高中的毕业班年刊上，露西曾被称为最好的舞者。

        我有一个情人。他每周二来。他想来得更勤一点，我不答应。乔纳森二十一岁，我三十三，我知道他最终会离开的。他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早上来，我们肩并肩坐在钢琴旁，边哼边弹巴赫的降B小调前奏曲，尽可能地延长我们上床以前的时间。他喝健怡可乐，而我喝金汤力。他告诉我那些追求他的女孩子的事。他说他只想要我。他每周四向我求一次婚，周五打电话求我让他在一周结束前再来一趟。他送给我不当季的梨子，还有其他他买不起的东西。他给我看他父母恼人的来信，而我通常能体会他父母的用心。我督促他花更多时间练习视奏、音阶和琶音和弦。他答应一个从圣诞节开始追求他的富家女给他的车买了磁带卡座，他只放摇滚乐。有时我会哭，但都是他不在的时候。他已经够麻烦的了。他不知道拿自己的人生怎么办，他跟自己的父母没法沟通，太多人想从他那儿得到些什么。有一晚他打来电话，问要是他乔装打扮一下，能不能到我家来。“不行。”我说，“你怎么乔装打扮？”“剪掉头发，买身西装，再戴个动物面具。”我对他要求很少，但显然这段关系让人力不从心。

        科琳娜和兰尼走后，我给我丈夫写了第二封信，假装他有可能没收到第一封。在这封信里我详细记述了周末的事，并且同意他很久以前关于科琳娜话太多，兰尼太谦恭的说法。我告诉丈夫烧烤架的把手不能再使烤架升降了。我告诉他邻居的狗正在发情，整夜嚎叫，我睡不着。我重读了一遍，把信撕了，因为这些事都乱七八糟掺在一段话里，读起来好像写信的人是个疯子。我试着再写。我用一段话描述科琳娜和兰尼的来访，用另一段告诉他，他妈妈打电话跟我说他妹妹打算主修人类学。在最后一段话里我跟他咨询汽车的问题——要不要换一个新的汽化器。我读完信，感觉写得还是很疯狂。这样一封信永远也不会让他回到我身边。我把信扔了，给他写了一张短短的有趣的明信片。我出门把明信片放在信箱里。一只白色的大狗向我哀叫，跑到我前面去。我认得那只狗，是昨晚我从卧室窗户看到的那一只，那只狗当时正盯着我邻居的房子。狗跑过我身边，我叫他，他却不回来。我想邻居有一次告诉过我那只狗叫皮埃尔，他并不住在伍德布里奇。

        我小时候，有一次因为用给狗刷毛的梳子刷罗利而受责罚。是他让我这样做的。那天是复活节，他穿一件蓝西装。他拿着狗毛刷走进我的卧室，然后双手双脚着地，要我给他刷刷。我刷了他的背。我父亲看到我们，以拳捶门。“老天，你俩都疯了吗？”他说。现在我丈夫走了，我应该带罗利来这儿住——但是万一我丈夫又回来呢？我记得罗利小步跑过起居室，用拳头砸向空中，唱着：“铃——铃，铃——铃，铃——铃。”

        我弹斯克里亚宾的升C小调练习曲。我弹得很糟，停下来盯着那些键。似乎是接到暗示，一辆车开上了我的车道。坏了的消音器的声音——毫无疑问，是我情人的车。他早来了一天。我皱皱眉头，心想要是洗过头就好了。我丈夫以前看那辆车开进车道的时候也皱眉头。我的情人（那时他不是）最初来的时候十九岁，他来上钢琴课。很明显他比我更有天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讨厌他。现在我讨厌他的冲动，他不告即来，打乱了我的计划，撞上我难看的时候。

        “这很可笑。”我对他说，“我正要去城里吃午饭。”

        “我的车在漏油。”他说，回头看看。

        “你为什么过来？”我说。

        “一周一次这种安排太滑稽了。一旦我在你身边出现得更频繁一点，你就会习惯的。”

        “我不会让你更频繁的。”

        “我有个意想不到的消息给你。”他说，“事实上，是两个。”

        “是什么？”

        “以后再说。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我能呆在这儿等你回来吗？”

        我买给他作生日礼物的一件铁锈红的套头衫系在他腰间。他坐在壁炉前，在砖石上点燃一根火柴。

        “那好。”他说，“一个是我要离开三个月。十一月走。”

        “你要去哪里？”

        “欧洲。你知道我有时参加演出的那支乐队？有个队员得了肝炎，我会代替他弹合成器。他们的代理人在丹麦给我们找到演出的机会。”

        “学校怎么办？”

        “学校我呆够了。”他说着叹了口气。

        他把烟扔进壁炉，站起来，解下套头衫。

        我不想去吃午饭了。我也不在意他不打招呼就来了。但是他没有扑过来抱我。

        “我要去调查一下漏油的问题。”他说。

        后来，去纽约的路上，我试图猜想第二个惊奇会是什么（带一个女人跟他一起走？），我记起我丈夫有一次给我惊喜，烤了一个六层的生日蛋糕。那是他生平烤的第一个蛋糕。他在叠放蛋糕胚和撒糖霜的时候，蛋糕胚还没有完全冷却。蛋糕一边比另一边高很多。他出去买了一个滑雪小人的塑料小像，放在蛋糕的上面。滑雪小人举着一枚牙签，牙签上贴着一小张纸，写着“生日快乐。”“我们要去瑞士了！”我拍着手说。他知道我一直都想去那儿。不，他解释说，滑雪小人只是一个巧合。我的反应让两人都不高兴。也是一个巧合，一年以后我跟他走在同一条街道上，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他牵着她的手。

        我就快到纽约了。汽车在哈钦森河林园大道上呼呼地超过我。我丈夫已经走了七个月了。

        等科琳娜的时候，我仔细看自己的手。在花园里干活擦伤了，有淤青。小时候父亲给我拍过一张照片，我的双手对焦非常清晰，而钢琴键是一片黑白相间的模糊。我那时十二岁，就知道我要成为一个钢琴家。父亲和我都有这张照片，我们俩可能也都有相同的想法：我几乎完全放弃了音乐，多么遗憾。我住纽约的时候得轻声弹，怕吵到邻居。音乐在恰当的时候停止。有时我一整天没有练习。我父亲为我失去兴趣责备我丈夫。我丈夫听了他的话。我们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在那儿我不会受到干扰。我又开始练习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已经落后——或者说如果这一次我没有成为钢琴家，那这一辈子都没有可能了。我让罗利来跟我们住，我天天陪着他。我父亲责怪我母亲，因为她向我抱怨过罗利是个负担，暗示我照顾他。父亲总能找到借口。我跟他一样，假装婚姻一切正常，唯一的问题是那个女孩。

        “我觉得这很伤人，真的。”科琳娜说，“这是拒绝承认我的存在。我跟兰尼结婚好多年了，可是露西给他打电话时如果是我接，她就挂电话。”

        “别太在乎了。”我说，“你到现在也该明白了，露西不会跟你那么客气。”

        “兰尼也不高兴。每次她打电话说她要飞到哪里去，兰尼都不开心。他不在乎她去哪里，但是你知道兰尼对飞机的感觉——他对每一个坐飞机的人的感觉。”

        这些午饭全都一样。我在这些午饭的场合像对自己的音乐一般自律。我试着让科琳娜平静下来，科琳娜却越来越沮丧。她只喜欢昂贵的饭馆，但不吃东西。

        现在科琳娜从色拉里拣了一颗樱桃番茄吃，然后把色拉盘推到一边。“你觉得我们应该再要一个小孩吗？我是不是太老了？”

        “我不知道。”我说。

        “我想有小孩最好的方式是你那种。他们直接开车过来。他现在可能正在你床上相思憔悴呢。”

        “二十一岁不算是孩子了。”

        “我真嫉妒，恨不得死了。”科琳娜说。

        “为乔纳森？”

        “所有的一切。你比我小三岁，看起来比我小十岁。看那儿那些瘦瘦的女人。看看你和你的音乐。你不需要来吃午饭消磨时间。”

        科琳娜从头发上取下一枚金色的发夹，又把它插回去。“我们几乎每周来你家不是为了照看你。”她说，“我们是为了恢复自己。尽管兰尼去可能是为了他的渴望。”

        “你在说什么？”

        “你没感觉到？你不认为那是真的？”

        “不。”我说。

        “露西认为如此。她上次打电话时告诉兰尼的。他告诉我，她说他老在你身边转悠，把自己搞得像个傻瓜。兰尼挂电话的时候，说露西永远没法理解友情的含义。当然，他总是想佯称露西完全不靠谱。”

        她取下那根发夹，把头发披下来。

        “我也嫉妒她，到处出差旅行，给他寄西海岸落日的明信片。”科琳娜说，“她这次跟一个脏兮兮的皮货商跑到丹佛去了。”

        我看着我干净的盘子，又看看科琳娜的盘子。她的盘子好像有阵大风吹过，或者一个侏儒军队行军走过。我不该在午饭时喝两杯酒。我告退，去给我的情人打电话。他接电话的时候我十分宽慰，虽然我告诉过他不要接。“进城吧。”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央公园。”

        “回家来吧。”他说，“你会赶上堵车高峰的。”

        我丈夫寄给我一个晶球。包裹里有张便条。他说去欧洲以前，他在新墨西哥的一家餐馆里，桌子旁边是约翰·亚列舒曼。便条上还写了约翰·亚列舒曼变得有多胖。我丈夫说他打赌我花园里的南瓜还是长得很好。没有回信的地址。我站在信箱旁边，哭了。在草坪边上，那只白色的大狗盯着我看。

        我的情人挨着我坐在琴凳上。我们都裸着。夜深了，不过我们在壁炉里生了火——五根原木，很多热量。乔纳森加入的那个乐队的主音吉他手来吃晚饭了。我只好做了一顿没有肉的晚餐。乔纳森的朋友年轻，傻乎乎的——看起来比我情人年轻得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让我邀请他。乔纳森在这儿连着呆了四天。我让步了，打电话给兰尼，跟他们说这周末不要过来。后来科琳娜打电话来说她好嫉妒，想到我跟我鬈发的情人一起在乡间的房子里。

        我在弹拉威尔的《高贵而感伤的圆舞曲》。突然我的情人插进来弹《筷子华尔兹》。他不可救药，跟他的朋友一样不成熟。我为什么要答应让他在我家一直住到他去丹麦？

        “别这样。”我恳求他，“懂事一点。”

        他现在弹起了《彩虹那边》，还唱起来了。

        “停下。”我说。他吻我的喉部。

        我丈夫又寄来一封短信，写在爱利西欧酒店的文具纸上。他喝醉了酒，跟人打架受伤了，鼻子流血不止，最后只好让医生烧灼止血。

        再过一星期，我情人就要走了。我不敢想他走后我就要独自一人在这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有人在身边。我小时候跟罗利共用一间卧室，一直到七岁。整个晚上他都问我哪来的那些声音。“是怪兽。”我厌恶地说。我让他哭了那么多个晚上，我父母最终给房子加盖了一间，好让我拥有自己的卧室。

        护照照片上，我情人正微笑。

        兰尼打电话来。他很低落，因为科琳娜想再生一个孩子，而他觉得他们年龄太大了。他暗示希望我能邀请他们这周五而不是周六来。我解释说他们都来不了——我情人周一走。

        “我不是要打听。”兰尼说，但他一直没说他想打听什么。

        我拿起丈夫的短信，把它带到盥洗室，又读了一遍。那是一场街头斗殴。他描述了他看到的一座教堂的窗户。在信封底部有一缕长长的棕色头发。那不可能是故意放进去的。

        我在卧室独自仰卧，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起情人给我的第二个惊奇：满满一罐的萤火虫。他在卧室里把它们都放出来了。天花板下方，床上方，小小的闪烁的绿点。我把脸伏在他肩上咯咯地笑：真疯狂呀，满屋子的萤火虫。

        “它们只活一天。”他低声说。

        “那是蝴蝶。”我说。

        我纠正他的话时总觉得不自然，好像是在指出我们年龄的差距。我确定关于萤火虫的事实我是对的，但是早上我看到它们还活着的时候感到宽慰。我发现它们呆在窗帘上，挨着窗户。我试着把所有的萤火虫再装回到罐子里去，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拿到外面放了。我试图回忆到底有多少枚小小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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