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名字叫纳塔莉，男人的名字叫拉里。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十岁的时候他在一个滑冰晚会上第一次吻她。她当时在解冰鞋的鞋带，对这个吻没有准备。他其实也没有打算吻她——他是想转过脸去，避开正刮过冰湖的风，然后发现自己的头向她俯下去。亲吻她似乎比较自然。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在毕业班年刊上被命名为“班级小丑”，但纳塔莉并不觉得他特别滑稽。她觉得他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化学。她说笑话的时候他从来不笑。她真的不觉得他有多么滑稽。他们上了家乡的同一所大学，但一年之后他去了一所更大更有名望的学校。她坐火车去跟他共度周末，或者他坐火车来看她。毕业的时候，他父母送了他一辆车。要是他还在家乡大学的时候他们就给他车，很多事情都会容易得多。他们一直等到毕业日那天才给他，并强迫他参加毕业典礼。他认为他父母是了不起的人，纳塔莉某种程度上也喜欢他们，但是她讨厌他们精明的时机选择，还有谨慎的微笑。他们害怕他会娶她。最终，他娶了她。他大学毕业以后继续读研究生，提前六个月定了婚礼日期，婚礼会在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后举行，那样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准备化学考试。

        她嫁给他的时候，他那辆车已经开了八个月了，看起来依然崭新。车里从不凌乱，连刮冰器都放在手套箱里，后座上连一件运动衫或单只的手套也没有。他每周末在洗车房洗了车以后，还给车吸尘。星期五晚上去一家便宜饭馆或者一美元电影院的路上，他总是在洗车房停下，她会下车，让他把车里整个吸一遍尘。她总是靠在金属的车身上，看着他做清洁。

        他期望她不要怀孕。她没有。他期望她把他们的公寓收拾干净，在他学习时在这么狭窄的房间里尽量不要碍事。不过公寓很乱。他夜里学到很晚，她就会打断他，劝他去睡觉。他每周做一次化学课的报告，她总是告诉他过分准备跟准备不足同样有害。她不确定她是否相信，不过这是她喜欢的一句话。有时他听她的话。

        每周二他做报告的时候，她总是开车送他去学校，然后去超市购物。通常她去购物前不会列单子，不过到了停车场她会从包里拿出一本便签簿，冷风中坐在车里写上几条。即使只写了几样东西，也让她可以不必在商店里没有目的地乱逛，买下一些她永远不会用的东西。这之前她买了几口锅，一些罐头食品，她都没用，或者说她本来也不需要。她有一张购物清单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每周三她会再开车送他去学校。他有两门研究生讨论课，占掉整个下午。然后她有时会开车出城，到郊区购物，如果要买点东西的话。要不然她就会去美术馆，离得不远，但是坐公共汽车去不太容易。那里有一件雕塑，她很想用手触摸，但是保安总在附近。她经常来，时间一长保安开始跟她点头打招呼。她在想有没有可能求他转过头去几秒种——就那么长时间——这样她好触摸雕塑。当然她永远也不敢问他。在美术馆里四处晃荡，而且至少看了两次雕塑以后，她就去礼品店买几张明信片，然后坐在美术馆里的一把长椅上，椅垫是黑色聚乙烯，头顶上方有一件考尔德的活动雕塑。她坐在那儿给朋友写几句话（她从不写信），然后把明信片塞进包里，离开美术馆的时候寄出去。不过走前她总会在餐厅里喝杯咖啡：她看到妈妈和孩子们在那儿扭打，穿着别致的女人们说话时脸贴得很近，像情人一样安静。

        每周四他用车。下课以后他总是开车去探望父母和他的朋友安迪，安迪在越战中受了伤。大概一个月一次，她跟他一起去，但那得是她想去的时候。和安迪相处让她尴尬。她告诉过他不要去越南——告诉过他可以用其他方式证明自己爱国——最终，在她和拉里一起去看他，她在安迪的父母家见到活动床上的他以后，拉里答应她不用再去了。安迪向她道歉，这让她很尴尬。这个被地雷崩到天上，失去一条腿和全部手臂功能的人，给了她一个嘲讽的微笑，说：“你是对的。”她还觉得他好像想听她现在会怎么说，而现在他会听她的话。现在她无话可说。安迪自己站起来，用相对强壮的右臂支撑身体，抓住床边的栏杆，有时也会握住她的手。他的手臂还很软弱，但是医生说假以时日他能恢复右臂的全部功能。他握住她手的时候，她需要克制住自己不去挤他的手，因为她发现自己想要把力量挤回给他。她有种不正常的好奇心，想知道被炸到空中——上升，再掉下来——是什么感觉。去看安迪的路上，拉里给她表演班级小丑的把戏，讲滑稽的笑话，笑得很大声。

        有一两次拉里说服安迪坐进轮椅，然后把轮椅搬上车，带他去酒吧。拉里有一次很晚给她电话，喝醉了，说他那一夜不回家了——会回父母家睡。“老天，”她说，“你喝醉了还要开车送安迪回家？”“他还能出什么事？”他说。

        拉里的父母把拉里的不快乐归咎于她。他母亲对她只能和气一会儿，然后就把批评伪装成一个个问题。“我知道吃得有营养最有用。”他母亲说，“他学习太辛苦，可能需要些维生素，你不觉得吗？”拉里的父亲是那种找一些业余爱好来回避妻子的人。他的爱好是制作船只模型，修理钟表，还有摄影。他拍下自己制作船模和修理钟表的照片，然后给这些照片装上卡纸相框，作为圣诞和生日礼物送给纳塔莉和拉里。拉里的母亲对于怎么跟儿子维持亲密关系相当焦虑，她也知道纳塔莉不太喜欢她。有一次她非周末时来看他们，纳塔莉不知该怎么招待她，就带她去了美术馆。她为她指出那尊雕塑，她扫了一眼就置之不理。纳塔莉讨厌她品位低下。她给拉里买的运动衫也很难看，但他还是穿着，那让他看起来像个大学生。整个大学世界都让她恶心。

        纳塔莉的叔叔去世的时候，把他那辆1965年的沃尔沃留给了她，他们马上决定把车卖了，用那笔钱去度假。他们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有几个人打电话来。星期二拉里上课的时候，有几个电话，纳塔莉发现自己在打消他们的兴趣。她告诉一个女人车跑的里程数很多，还提到车身生锈，其实并没有。她对另一个打电话来执意要买车的人说，车已经卖了。等拉里从学校回来，她跟他解释说电话线被她拔了，因为太多人打电话来问，她最终决定不卖了。如果他愿意，他们可以从储蓄账户里取一点钱去旅行。但是她不想卖车了。“那辆车不是自动挡。”他说，“你不知道怎么开。”她对他说她可以学。“上保险还要花钱。”他说，“车很旧了，可能都不太可靠。”她想把车留下。“我明白，”他说，“可是没道理。要是我们钱多一点，你就能有辆车了。你可以买一辆更新更好的车。”

        第二天她去看车，车停在隔壁一个老太太的车道上。她是拉森太太，自己不开车了，跟纳塔莉说可以把第二辆车停那儿。纳塔莉打开车门，坐到方向盘后面，把手放上去。方向盘上裹着一层薄薄的塑料包装。她轻轻剥掉它，有几片泡沫塑料还粘在上面，她把它们摘下来。包装下的方向盘是暗红色的。她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摸了一圈又一圈。她堂弟伯特把车送过来的——一个年轻的机会主义者，十六岁，他说有二十美元和一张回家的汽车票，他就愿意把车从一百英里外他家开过来。她甚至没有留他吃晚饭，拉里开车送他去了汽车站。她在想烟灰缸里的烟头是伯特的还是她死去的叔叔的。她甚至不记得叔叔是否吸烟。她很惊讶他把车留给她。这辆车比拉里的舒服多了，里面有种好闻的味道，有点像一场春雨后田野的味道。她头的一侧在车窗上蹭来蹭去，然后下了车，去拉森太太家看她。前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到那个每晚给老太太送晚报的男孩；他看上去到开车的年龄了，也许他知道怎么换挡。拉森太太同意她的看法——她确信他能教她。“当然，一切都有个价钱。”老太太说。

        “我知道。我打算付钱给他的。”纳塔莉说，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吃惊，听起来也很苍老。

        她做了一份清单，把家里的东西都列在上面。拉里有天晚上在体育馆打篮球的时候，遇到一个卖保险的，那人说他们应该把财产列份清单，万一失窃可作参考。“有什么值钱的呢？”他告诉她的时候她说。那是他们近一年来的第一次争吵——不管怎样，一年中第一次，他们的嗓门抬高了。他跟她说他们结婚时祖父母给的家具里有几件是古董，体育馆那个人说如果他们不打算每年给家具估价，至少可以拍下照片，把照片放在贵重物品保管箱。拉里让她拍带通风孔的碗橱（她用来放亚麻织品），乐谱架上镶有螺钿装饰的钢琴（他俩都不会弹），还有有手刻木柄和大理石面的餐桌。他在药店给她买了一架傻瓜相机，还有胶卷和闪光灯。“为什么你不拍？”她说，争吵又开始了。他说她不尊重他的事业，不理解拿一个化学硕士要付出多少时间学习。

        那天晚上他出门了，去体育馆跟两个朋友打篮球。她在相机顶上装上小闪光灯，放进胶卷，盖上后盖。她先去拍钢琴。她凑过去，距离够近，能够清楚地看到镶嵌，但是她离得太近，镜头没法把整架钢琴收进去。她决定拍两张照片。然后她拍了带通风孔的碗橱，半扇门开着，露出里面的毛巾和床单。她打开橱门没什么原因，不过她记得《佩里·梅森》有一集里侦探们给所有东西拍照时都把门敞开。她拍了桌子，先把台灯拿下去。还剩下八张照片。她走到卧室的镜子那里，把相机举在头顶，摆好某个角度，拍了一张她镜子里的形象。她脱掉长裤，坐在地上向后仰，把相机朝下对准双腿。然后她站起来，弯下腰，镜头向下，拍了一张她的脚。她放上一张最心爱的唱片：史蒂夫·旺达唱的“一生一次”。她发现自己在捉摸眼睛瞎了，要用手触摸才能察觉事物会是什么感觉。她想到美术馆里的那件雕塑——两条细长的东西缠绕在一起，光滑的灰色石头像海滩的鹅卵石一样闪亮。她又拍了厨房、浴室、卧室和起居室。还剩一张照片。她把左手放在大腿上，手心向上，相机像小提琴那样支在颈窝，用右手有些费劲地拍了一张。明天就是她的第一次驾驶课了。

        他中午到的她家，按说定的那样。他戴着一条栗红色的长围巾，衬得蓝眼睛格外动人。她以前只从窗户里看过他，是他给老太太送报纸的时候。他有一点紧张，她希望那只是任何一个青少年面对成人时的不安。她需要让他喜欢她。她不擅长学习机械方面的技能（拉里曾说过他本想买一架“真正的”好相机，只是他没有时间教她拍照），所以她希望他有耐心。他坐在起居室里的脚凳上，还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给她讲解变速杆是怎么运作的。他的手在空中挥动，那动作让她想起最近在夜间电视节目看的一部科幻电影，外星人向地球人致意。她点着头。“多少——”她开口，但他打断了她，说：“你学会以后再定价钱吧。”她很惊讶，心想他是否打算要一大笔钱。如果课程结束以后他开出价钱，那会是她的过错吗？她该付给他钱吗？可是他有张诚实的脸。也许他只是不好意思谈钱。

        他开了几个街区，让她看他的手按在变速杆上。“感觉到车怎么走的吗？”他说，“现在换挡。”他换了挡。车子颠簸了一下，发出嗡嗡的声音，然后挂进新的挡。她一直身子前倾坐着，结果他换挡的时候，她身子重重地撞在座位靠背上——可以不必撞得那么狠。她几乎是不自觉地想要向他证明他是一个多么好的老师。轮到她开的时候，车子熄火了。“别着急。”他说，“慢慢松开离合器。不要像那样把脚抬起来。”她又试了一下。“就是这样。”他说。她看看他，现在车子挂第三挡。他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预报有雪。这天是星期四。尽管拉里要去看他父母，周五傍晚才回来，她还是决定等到下周二再上第二次课。如果他回来早了，就会发现她在上驾驶课，而她不愿意让他知道。她问了这个叫迈克尔的男孩，自己是否会忘掉所有他教的东西。“你会记住的。”他说。

        他们开回老太太的车道，车子爬坡的时候熄火了。她换挡有困难。男孩把手按在她的手上，使劲往前推。“恐怕你要对这辆车粗鲁一点。”他说。他走后的那个下午，她做意大利面酱汁，把青椒、洋葱和蘑菇剁碎。酱汁烧好以后，她去叫拉森太太，说她会把晚饭带去。通常她每星期跟老太太吃一次饭。老太太总在她的饭里撒一小撮肉桂粉，说它比盐更能提味。因为她正在失去味觉，饭菜的味道重一些，她才能尝到。这一次她们吃饭的时候，纳塔莉问老太太她付多少钱让男孩送报纸。

        “我一周给他一美元。”老太太说。

        “是他定价钱，还是你定？”

        “他定的价钱。他告诉我不会收太多钱，因为他反正要走这条路回家。”

        “他今天教了我很多开车的技术。”纳塔莉说。

        “他很英俊，是不是？”老太太说。

        她问拉里：“你爸妈好吗？”

        “挺好的。”他说，“不过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陪安迪。就快到他的生日了，他很消沉。我们去看摩斯·艾立森的演出了。”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别人去看安迪，真是糟糕。”她说。

        “他并不容易相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又不能假装他的遭遇没什么大不了。你只能坐在那里点头。”

        她记得安迪的房间像个健身房。地板上到处是握力器和哑铃。甚至还有一个萤光粉的呼拉圈，他打算套在肘部，用胳膊抡大圈，好让呼拉圈转起来。他做不到。他躺在床上，把呼拉圈搁在脖子后面，握住两边，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他的胳膊还不够强壮，但是他可以不费力地抬起脖子，所以他假装是握住呼拉圈的双臂在抬。他父母以为这是他掌握的一项特殊练习。

        “你今天做什么了？”拉里在问。

        “我做了意大利肉酱面。”她说。她是前一天做的，但是她想既然他对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做的事保持神秘（“实验室里”和“体育馆里”可以互换），她也并不欠他一个诚实的回答。那天她电影看到一半就走了，后来坐在药店的柜台旁喝了杯咖啡。她买了些烟，高中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抽过烟了。她抽了一根有薄荷醇的烟，然后把包装扔在药店外面的一个垃圾筒里。她感觉嘴里还很清凉。

        他问她周末有什么安排。

        “没有。”她说。

        “那咱们做点你喜欢的事吧。我现在实验室里的活儿比计划提前完成了一些。”

        那天晚上他们吃意大利面，计划活动。第二天他们开车去乡下，一个做木头玩具的工厂。在陈列室里，他把一个牵线木偶熊摇来晃去，她仔细看一个小木马，有节奏地用手指按压木马的背部，让它一起一伏地摇摆。他们走的时候拿了一份可以订购的商品目录。她知道他们再也不会看目录一眼。去美术馆的路上，他停下洗车。因为是周末，前面有好几辆车排队准备进洗车房。他们在一辆蓝色的凯迪拉克后面，那车似乎没有司机，一点一点自动向前开。凯迪拉克开进洗车区，一个小矮个男人跳下来。他踮起脚尖去够投币箱，好启动洗车系统。她说不准他有没有五英尺高。

        “看那个倒霉的狗娘养的。”他说。

        小矮个洗着他的车。

        “要是安迪能多出来走走，”拉里说，“要是他能摆脱那种他是唯一一个怪物的感觉……我想要是让他跟我们住一星期对他会不会好点。”

        “你打算让他坐轮椅跟你一起去实验室吗？”她说，“我不可能天天照顾安迪。”

        他脸上的表情变了。“我只是想一星期。”他说。

        “我不干。”她说。她想到男孩和车。她差一点就学会开那辆车了。

        “也许等天暖和的时候，”她说，“我们就可以去公园什么的。”

        他什么也没说。小矮个冲着他的车。轮到他们的时候，她坐在车里。她觉得拉里没有权力叫她照顾安迪。水从水管里喷出来，冲刷着汽车。她想到安迪，那个夜晚他在丛林踩到地雷，被炸上天空。她想知道他被炸飞的轨迹是不是一条弧线，这样落下来的地点会偏离他之前走路的地点；或者只是把他笔直向上地炸到空中，像一把伞绽开那样飞上去。安迪以前滑冰滑得很漂亮。他们都嫉妒他转出长长的大弯，双腿不知怎么能并得很齐，身体角度完美。她从未见过他在冰面上摔倒。一次也没有。在他当兵以前，她跟他认识、在帕克湖一起滑冰，已经八年了。

        前一天晚上，拉里和她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他问她总统选举打算给尼克松还是麦戈文投票。“麦戈文。”她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在那一刻她认识到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比她想象的还大。她希望选举日那天她能自己开车去投票站——不跟他一起去，也不走路去。她不打算问老太太是否一起去，那样她就可以使尼克松少得一票。

        美术馆里，她经过那件雕塑时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没有指给他看。他没有看。他站在一幅弗朗西斯·培根的画前，盯着画的旁边、上方。他只要稍稍转移一下目光，就可以看到那件雕塑，还有站在那里、盯着雕塑的她。

        再上三次课她就能开车了。上两次课都在下午晚些时候，比第一次课时间晚。他们停在药店，帮老太太拿报纸，省得他还得步行回来走同一段路。最后一次课，他拿着报纸从药店出来的时候，她问他是否愿意喝杯啤酒庆祝。

        “好啊。”他说。

        他们沿街走到一个酒吧，里面挤满了大学生。她不知道拉里是否来过这家酒吧。他从来没说他去过。

        她和迈克尔聊天。她问他为什么没上高中，他说他退学了。他跟哥哥一起住，哥哥教他做木匠活，是他一直都感兴趣的。他在纸巾上画了橱柜和书架的图样，是他和哥哥最近一周在两个有钱的姐姐家打制并安装的家具。他和着音乐的节拍用拇指一侧在桌边轻轻敲打。他们俩都从厚重的玻璃马克杯里喝着啤酒。

        “拉森太太说你丈夫在上学。”男孩说，“他学什么？”

        她抬起头，很惊讶。迈克尔以前从没提到过她丈夫。“化学。”她说。

        “我还挺喜欢化学的。”他说，“某些部分。”

        “我丈夫不知道你在教我开车。我正打算告诉他我能开手动挡了，要给他一个惊喜。”

        “是吗？”男孩说，“他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高兴。”

        “为什么？”男孩说。

        他的问题让她记起他才十六岁。她刚才说的话决不会在一个成人那里引发另一个问题。成人会点头或说：“我了解。”

        她耸耸肩。男孩喝下一大口啤酒。“拉森太太告诉我你结婚了的时候，我觉得你丈夫自己不教你挺好笑的。”

        他们谈论过她。她不明白拉森太太为什么不告诉她，因为一起吃晚饭的那次她还对拉森太太说起迈克尔是一个超级耐心的老师。拉森太太跟他说过自己谈到他吗？

        走回汽车的路上，她记起了照片，就回到药店去取洗好的照片。她从钱包里取钱的时候，想起今天是给他付报酬的日子。她四处张望，看到他在店门口翻弄杂志。他高个，穿一件很旧的黑夹克。那条栗红色的长围巾的一端垂在背后。

        “你拍的什么照片？”他们回到车里以后他问。

        “家具。我丈夫要家具的照片，以防被盗。”

        “为什么？”他说。

        “他们说如果你有贵重物品的证明，保险公司赔偿的时候就不会纠缠了。”

        “你们有很多贵重物品吗？”他说。

        “我丈夫这么想。”她说。

        离私人车道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她说：“我该给你多少钱？”

        “四美元。”他说。

        “那怎么能够。”她说着转头看他。在她开车的时候，他打开了放照片的信封。他瞪着她的腿的照片。“这是什么？”他说。

        她开上车道，关掉引擎。她看着那张照片。她不知道该告诉他那是什么。她的双手和心脏感觉沉重。

        “哇。”男孩说。他笑了：“不要紧。对不起。我不再看了。”

        他把那叠照片放回信封，把信封丢在他俩之间的位子上。

        她试着想说点什么，怎么样能把照片的事变成一个笑话。她想下车跑掉。她又想留下，不给他钱，这样他就可以跟她坐着。她把手伸进包里，取出钱包，拿了四美元。

        “你结婚几年了？”他问。

        “一年。”她把钱递给他。他说“谢谢你”，然后从座位上靠过来，用右臂环住她的肩头，吻了她。她感觉到他的围巾甩过来，扫过他们的脸颊。她吃惊于冷风中他的嘴唇多么温暖。

        他把头转开，说：“我想你不会介意我这么做。”她摇摇头表示不会。他打开门，下了车。

        “我可以开车送你到你哥哥家。”她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空洞。她尴尬极了，但是她不能让他走。

        他回到车上。“你可以送我回去，进来喝一杯。”他说，“我哥哥在上班。”

        两个小时以后，她回到车上，看到挡风玻璃雨刷下夹着一张白色的罚单，它在风中飘动。她打开车门，跌进座位，看到他把钱留下了，叠得很整齐，放在他那边的地垫上。她没有把钱拿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发动了汽车。回家的路上她熄了两次火。开进车道的时候她对着钱看了很久，然后把它留在那儿了。她没锁车，希望钱会被偷走。如果它消失，她就能告诉自己付过钱了。否则她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种情况。

        她进屋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在体育馆打篮球。”拉里说，“一小时以后到家。”

        “我去药店了。”她说，“一会儿见。”

        她细细看一遍照片。她坐在沙发上，把照片摆开，共十二张，在身旁的靠垫上排成三列。钢琴那张放在她的脚和她的镜中自拍照之间。她拿起四张家具的照片放到桌上，又拿起其他几张照片仔细端详。她开始明白为什么拍下这些了。她拍她身体的部分，不完整的部分，来研究它们。她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她总是想到安迪的身体和他失去的部分——腿，膝盖以下，身体的左侧。她在男孩家喝了两杯波旁威士忌加水，喝酒总是让她消沉。她看着那些照片，情绪非常消沉，就放下照片进了卧室。她脱掉衣服。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身材不错。她赤裸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去拉窗帘，于是她飞快地转身，到窗户那儿拉上窗帘。她回到镜子前，屋里现在更暗了，她的身体看起来更美。她双手滑过身体两侧，心想自己的皮肤摸起来是不是会像雕塑。她很肯定雕塑更光滑——她的双手会比她所想的更快地划过雕塑的曲线——感觉会很冰冷，不知怎么她还能感觉到那种灰色。那些感觉更让她中意，比起双手在自己的身体上游移，比起她皮肤的不完美，和暖气过足的房间。如果她是那件雕塑，如果她能够感知，她会喜欢那种孤独。

        这是1972年，在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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