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对洛娜说：“你想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吗？”“不想。”她说。洛娜是我的女儿。她十岁了，一个大怀疑家。但是她愿意在我屋里晃悠，说话。“常规干洗没法洗掉那个。”洛娜看到我的仿麂皮夹克上的污迹时说。“真的。”她说，“你得拿到特别的地方去处理。”洛娜自己是怀疑主义者，她也想当然觉得其他人都爱怀疑。

        根据卧室门后挂着的柯里尔和艾夫斯石版画日历。根据我的手表，也根据我的记忆（后者如果没有前两样会更加敏锐），洛娜和我在我父母家呆了三天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槌球比赛，我们家所有在康涅狄格州的亲戚都相聚一堂（甚至我妻子那边的一些）。七月四号，热得要命。我开着电扇，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椅子是在我的要求下，我父亲和女佣搬上楼的），在我的老卧室窗边。亲戚们已经在草坪上聚成一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衬衫或短袖上别着小小的美国国旗，或在耳后别一枚。一个爱国的团体。喝啤酒（原谅他们：是喜力）和葡萄酒（傲美夏布利）的一群。我父亲喜欢这一天胜过他自己的生日。他靠在槌球棒上，给我姐姐伊娃指点球柱的位置。在那里他能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国旗。但是如果他已经喝得太多，没法把球柱插在地里，他也许没有注意到珠宝。

        洛娜在过去这一个小时里已经来我房间两次——一次是问我要不要下楼参加她所谓的“晚会”，另一次是来说我不参加聚会让大家感觉都很糟——一个可以一挥手就打发掉的说法，可是我没有那只手。我也没有右臂。我有左手和左臂，但我已经不再看重它们了。我要的是右手。在医院里，我拒绝了装塑料手臂和手爪的建议。“嗯，那么你有什么设想？”大夫问。“空气。”我对他说。这需要一些解释。“在从前我胳膊的位置是空气。”我说。他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哦，是这样”，然后离开房间。

        我打算在这窗边坐一整天，看槌球比赛。我会喝洛娜拿给我的喜力，小口地啜，因为我喝了泡沫丰富的一大口以后没法擦嘴。我的左手还在，可以擦，可是谁愿意放下啤酒瓶来擦嘴呢？

        洛娜的母亲离开我了。我现在想到她只是洛娜的母亲，因为她对我明确表示不愿再做我的妻子。她和洛娜搬到另一间公寓了。她自己离开我似乎没有更快乐，还经常来看我。我们不再提及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这一事实。玛丽（她的名字）最近坐渡轮去看自由女神像。我呆在这间屋子的第二天，她冲进来，跟我解释她不会出席槌球比赛，却向我报告她昨天去了纽约，坐渡轮去看自由女神的新闻。“城里怎么样？”我问。“棒极了。”她让我放心。她去了卡耐基熟食店，吃了奶酪蛋糕。她不来看我的时候，就写信。她对于我什么时候离开公寓去我父母家直觉很准。她在信里常会告诉我洛娜的事，尽管不再提洛娜是我的孩子。事实上，她有一次发泄怨气的时候还诡秘地暗示洛娜不是——但是又收回了这话。

        洛娜深受我父母宠爱，我父母很富有。这个，玛丽常开玩笑说，才是她嫁给我的理由。实际上是因为我的魅力。她觉得我好极了。如果不是我爱上了她妹妹，我们之间会一切顺利。我做得够正当：在婚礼前我爱上了她妹妹，我提出将婚礼延期。玛丽喝醉了哭。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怎么能这么做？她要离开我，但是她不愿将婚礼延期。我请求她离开。她喝醉了，大哭，不愿走。我们按计划结婚。她再也不跟妹妹有任何往来。我却相反——奇怪有多少事不能再提——一有机会就去见她。帕特丽夏——是她的名字——跟我一起出差，跟我一起午餐和晚餐，开我的车，车翻下公路时她开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站在我的病床旁，她面孔扭曲，俯视着我。“我妹妹自杀了，她想带你一起去的。”她说。

        我等着她满怀怜悯地扑进我怀里。

        “你这是活该。”她说，然后走出了房间。

        我的左臂在挂点滴。我想知道自己的右臂是否接了什么东西。转头很疼。我的右臂是自由的——到底有多自由我当时并不知道。过了一阵子，医生告诉我，绝没有可能我妻子在病房里的时候我的胳膊还在，而后来——她离开的时候没有了。不，绝不可能。手术是一次性截肢，我看到我妻子时是术后恢复阶段。我试着用另一种方式接近真相，不把玛丽包括在内。玛丽来病房前我不是有意识的吗？我不是看到了胳膊吗？不，我丧失意识了，什么也没看到。真的，不是。理疗师，精神病医生和医生带来的牧师都点头，飞快地一致同意。不过很快我就能有假肢了。我说我不想要假肢。就是那时候我们讨论了空气。

        上周三是我生日。我对所有人都没有好脸色。厨师贝茨太太给我烤了胡桃仁巧克力豆曲奇（我的最爱），但是我直到她回家时也没有吃。母亲送给我一件红色丝绒衬衫，我暗示这不合我意。“哪里不对？”她说。我说：“袖子太多了。”我以前的学生班克斯晚上来看我，他不知道这天是我生日。他二十岁，是一个害羞、瘦削、毛发浓密的家伙——一个画家，一个真正的职业艺术家。我非常喜欢他，连我父母家的电话都给了他。他带来了最近的作品让我过目，一幅裸女的帆布油画。我们围坐在生日蛋糕旁，我问这个女的是谁，班克斯回答说是一个职业模特。后来在后院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她是他在公交车站发现的。他说服了她，理由是她不想一辈子等公交车，然后把她带回自己的公寓，为她做了一顿牛排晚餐。那个女人在他家呆了两天，离开的时候班克斯给了她四十美元，尽管她一分钱也不要。她认为他把她画得很丑，想得到些安慰——自己的臀部没有那么厚重。班克斯告诉她这不是一幅具象派的作品；他说是印象派。她给他留了电话号码。他打过去，那个号码不存在。他不明白是为什么。他回到那个公交车站，又找到了她。她叫他走远点，否则就喊警察。

        啊，班克斯。啊，青春——如果能回到二十岁，而不是三十二。上课的时候，班克斯会戴着耳机听随身听的音乐。他把画框钉在一起的时候会吃糖果棒。班克斯不是在嚼东西就是在唱歌。有时他忘了，会在课上唱起来——一阵怪异的尖啸，和着某种我们其他人都听不见的曲调。学生们怨恨班克斯，要么是因为他的才华，要么是因为他吃东西或者唱歌，要么就是他在女人那里无往不利。班克斯在洛娜这里获得大大的胜利。他告诉她她长得像碧安卡·贾格尔，她激动极了。“你为什么不买一双她那样的松糕鞋？”他说，她的眼睛欢喜得皱在一起。他给她讲了一些哥白尼的趣事；她告诉他一些舞毒蛾的习惯。他走的时候，吻了她的手。我看到她如此开心，心下安慰。我从来都不能让她开心，正如玛丽一直告诉我的。

        我教书的学校有人写信来了，说希望一切安好，我秋天就能回去上课。我的右臂没了，这样教绘画就不大容易了。不过，人们记得晚年的马蒂斯。有志者，诸如此类。我的系主任送过两次花（一次是各色花卉，一次是郁金香），系主任自己也在一张祝福卡上写了话。卡片上有一只小兔子，望着一道彩虹。班克斯是唯一一个真正吸引我回去工作的人。其他人，班克斯跟我说，都“烦人得很”。

        现在来了个访客。丹妮尔，约翰的妻子，上来瞧我了。约翰是我哥哥。她给我拿来一罐开了口的啤酒，一言不发地把它搁在窗台上。丹妮尔穿着一条白裙子，上面有小海豚，跃起的时候微笑。前胸对面的地方，并无奇迹。

        “你今天觉得悲伤还是身体不舒服？”她问。

        丹妮尔说的很多话开头都能把我带入一种廉价的罗曼蒂克的氛围。肯定有人写过一首歌叫“你觉得悲伤吗？”

        “都有。”我说。我总是给丹妮尔直截了当的回答。她是好心。她这五年来一直对我哥哥很好。他一直许诺带她回法国，但是从未成行。

        她坐在地毯上，挨着我的椅子。“讨厌的草坪酒会。”她说。丹妮尔是法国人，但她的英语很好。

        “拿一把椅子，在这儿观赏那些活动吧。”我说。

        “我得回去。”她撅着嘴说，“他们想让你跟我下去。”

        香槟酒杯的碰杯声，白色桌布，单瓣的康乃馨，A调：“他们想让你跟我回去。”

        “谁叫你来的？”我问。

        “约翰。不过我想洛娜也希望你在那儿。”

        “洛娜不再喜欢我了。玛丽唆使她反对我。”

        “十岁是麻烦的年龄。”丹妮尔说。

        “我以为十几岁才会麻烦。”

        “我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小孩。”

        她喝了一口啤酒，然后把罐子放在我的手上，而不是放回窗台。

        “你的脚真美，圆润。”我说。

        她把脚缩回去。“我都不好意思了。”她说。

        “我们今天说的都是陈词滥调。”我叹着气。

        “你这是在挖苦我。”她说，“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不愿意上来。他说他受够了你的挖苦。”

        “我一点挖苦的意思都没有。你的脚很美。你把脚伸过来，我会吻的。”

        “别捉弄我。”丹妮尔说。

        “是真的。”我说。

        丹妮尔挪开腿，解下一只凉鞋，抬起她的右脚。我用手握住它，弯下腰，吻过脚趾。

        “别这样。”她笑着说，“有人会进来的。”

        “不会的。”我说，“不只是约翰受够了我的挖苦。”

        我打了一会儿盹。醒来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到丹妮尔在下面。她坐在一把红衫木椅上，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一杯酒。她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美丽的脚垂着。他们都知道我在注视，但都不愿往上看。最终我母亲往上看了。她使劲挥舞手臂——好像一个教练示意防守队员进入赛场。我也挥手。她转回头，加入了那群人——洛娜，约翰，丹妮尔，我姨妈罗丝，罗丝的女儿伊丽莎白，我父亲，还有些别的人。星期三也是伊丽莎白的生日——十八岁。我父母打电话给她唱了生日歌。贾妮斯·乔普林死的时候她哭了六天。“她是个爱动感情的孩子。”当时罗丝说。后来她忘了自己说的，又问遍家里人伊丽莎白为什么崩溃。“你为什么对贾妮斯的死这么难过，伊丽莎白？”我说。“不知道。”她说。“她的死让你觉得是自己死了吗？”我说。“她那个样子你不开心吗？”罗丝现在跟我说话只是敷衍。她给我的祝福卡（没有来访）上写着：“真难过。”他们都很难过。医生告诉他们忽略我的低落情绪，所以他们都忽略我。我也忽略他们，因为即使在车祸以前我也不是很喜欢他们。我哥哥尤其让我厌烦。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共用一间卧室，约翰晚上总跟我讲话。我睡着了，他会过来摇我的床垫。有天晚上他这样干的时候被我父亲撞见，父亲揍他。“不是我的错。”约翰号叫，“他是个该死的势利眼。”后来我们有各自的卧室。那年我八岁，约翰十岁。

        丹妮尔回来了，跟上次比出了很多汗。他们在下面打第一局比赛。我父亲的哥哥艾德假装是个军乐队女指挥，他拿着球槌昂首阔步，旋转球槌，用它指着膝盖。

        “这次没人叫我来。”丹妮尔说，“你要下来吃晚饭吗？他们在烤牛排。”

        “他最小气，他会用傲美干红来配。”我说，“你是在法国长大的，你怎么受得了那东西？”

        “我只喝一杯。”她说。

        “不要喝。”我说。

        她耸耸肩。“你这会儿情绪真差。”她说。

        “把小胖脚给我。”我说。

        她皱眉。“我是来说正事的。你为什么不下楼吃晚饭？”

        “不饿。”

        “为了洛娜下去吧。”

        “洛娜才不在乎。”

        “也许你对她有点过分了。”

        “我对她跟以前一样。”

        “那就做得再好一点。”

        “把小胖脚给我。”我说。她抬起一只脚，我用左手解开她的凉鞋。皮肤上有鞋带印。我舔她的大脚趾，吻脚趾尖。我顺次吻了所有的脚趾。

        现在是晚上了，电话在响。我想着去接电话。后来屋子里有别人接了。我站起来，又坐在床上，四处看看。我的老卧室看起来基本上是我去上大学时的样子。我母亲添加了几件不是我的东西，跟周围格格不入。两顶新年前夜我的银色帽子搁在床头柱上，一张我母亲站在一个墨西哥水果摊旁的快照（我从来没去过墨西哥）放在我的衣柜上，是我父亲在他们的“第二次蜜月”旅行时拍的。我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叠信。我随便抽出一封读起来。是一个以前的女朋友写的。她叫艾丽森，从前疯狂地爱过我。她在信里说她在戒烟，这样我们老了的时候，她就不会让我反感。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她跟一个印度人结婚了，去了印度。现在她可能在额头中心点了一个小红点。

        我试着回忆曾经爱过艾丽森。我记得确实爱过玛丽的妹妹，帕特丽夏。她死了。我没法理解。她不可能成心求死，尽管玛丽那么说。一个成心要死的女人不会买一个大木碗和一袋水果，然后坐进汽车，把车开下公路。但事实是车开始靠边的时候，我看了眼帕特丽夏，她正使劲把方向盘往右打。这也许是我的想象。我记得翻车的时候伸出一条胳膊来挡。要是帕特丽夏还活着，我必然会出席槌球比赛。但是如果她活着，她和我可能会消失几分钟，在谷仓旁边接个吻。

        我昨晚对洛娜说，我会给她讲个故事。故事会是一个童话，都是关于帕特丽夏和我的，但化身为王子和公主。她却说不，她不想听，然后走出去了。那也好。如果故事结局悲伤，那就像是用一个糟糕的把戏捉弄洛娜；如果故事结局快乐，那会让我自己更抑郁。“接受你的抑郁没有什么不对。”医生对我说。他一直督促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来了，督促我跟他交谈。他离开以后，牧师进来了，督促我去找他。我退出了。

        洛娜第三次来看我。她问我是否听到电话铃响。我听到了。她说——那个，她后来接了。“你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跑去接电话。”我说。我试着跟她示好。“别说我婴儿期的事了。”她说完走掉了。出门的时候她说：“是你那个那天晚上来过的朋友。他想叫你回电话。他的号码在这儿。”她拿着一张纸回来，然后又离开了。

        “我喝醉了。”班克斯在电话里说，“我为你难过。”

        “让那些见鬼去吧，班克斯。”我说，觉得自己听起来像里的某个人物。

        “忘掉吧，班克斯。”我说，继续享受那个角色。

        “你不是也抽多了吧，有吗？”班克斯说。

        “班克斯，没有。”我说。

        “那好，我想聊聊。我想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去酒吧。我既没有啤酒也没有钱了。”

        “谢谢邀请，可是我今天有个重要的约会。洛娜在这儿，我最好呆在附近。”

        “哦。”班克斯说，“听我说，那我能过来借五美元吗？”

        “当然了。”我说。

        “谢谢。”他说。

        “没问题，班克斯，当然可以。”我说完挂了电话。

        洛娜站在门口。“他要过来吗？”她问。

        “是的，他要来借钱。他不适合你，洛娜。”

        “你也没有钱。”她说，“爷爷有。”

        “我钱够多的。”我为自己辩护。

        “你有多少？”

        “我工资，洛娜，你知道的。你妈妈一直告诉你我破产了是吗？”

        “她不说你的事。”

        “那你为什么问我有多少钱？”

        “我想知道。”

        “我不打算告诉你。”我说。

        “他们叫我来跟你说。”洛娜说，“我是要叫你下楼的。”

        “你想让我下楼吗？”我问。

        “如果你不想我也不想。”

        “你应该对你爸爸一心一意。”我说。

        洛娜叹口气。“你什么问题都不回答我，你说的话也很可笑。”

        “什么？”

        “你刚才说的——关于我爸爸的。”

        “我就是你的爸爸。”我说。

        “我知道。”她说。

        谈话似乎没有发展下去的可能了。

        “你现在想听那个故事吗？”我问。

        “不想。别再跟我讲什么故事了。我十岁了。”

        “我三十二。”我说。

        我父亲的兄弟威廉就要打败伊丽莎白了。他把脚放在球上，他的球撞到她的，把她的球一路送下山坡。他假装击出很远的距离，把手罩在眉毛上方，眯着眼朝球的方向看去。威廉的妻子不打槌球。她坐在草地上，皱着眉头，酷似爱德华·霍珀那幅《女士就餐的桌子》里收银机后面站着的那个女人。

        “怎么样啊？”丹妮尔站在门口问。

        “进来。”我说。

        “我只是上楼去盥洗室。厨师在楼下的那间里。”

        她进来，看着窗外。

        “你要我给你拿点什么吗？”她说，“吃的？”

        “你对我这么好只是因为我吻了你的脚丫。”

        “你真恐怖。”她说。

        “我想对洛娜好一点，可是她想说的只是钱。”

        “楼下那些人说的也都是钱。”她说。

        她走了，回来的时候头发重新梳过了，嘴唇又现粉彩。

        “你觉得威廉的老婆怎么样？”我问。

        “我不知道，她不太说话。”丹妮尔坐在地上，下巴搁在膝盖上。“大家都说只讲一两句蠢话的人最讨人喜欢。”

        “她说了什么蠢话？”我说。

        “她说，‘天多好啊’，然后望着天空。”

        “你不该跟这些人厮混，丹妮尔。”我说。

        “我得回去了。”她说。

        班克斯来了。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坐在我身边。我注视着外面草坪上的丹妮尔。她有条红色的披肩，绕在肩膀上。她看起来疲倦而优雅。我父亲一个下午都在喝酒。“赶紧给我下来！”他没多久前冲我吼叫。我母亲跑过去告诉他我有个学生在这儿。他不再吭声。洛娜上楼给我们端来两碗蜜桃味冰淇淋（罗丝亲手做的），把大碗的给了班克斯。她和班克斯简短地讨论了一下《霍比特人》。班克斯不停地为自己还不离开而道歉，但又说神经太紧张没法开车。他去盥洗室抽了一根大麻，然后回来，坐下，把头摇来晃去。“你讲话有道理。”班克斯说。我听了很高兴，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讲话了。

        “天已经这么黑了，真讨厌。”我说，“下面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好像爱德华·霍珀一幅画里的人物。你能认出来的。”

        “不。”班克斯摇着头说，“所有事物本质上是不同的。我实在厌倦了仔细观察事物，然后发现它们彼此不同。这首糟糕的自然诗跟那首糟糕的自然诗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意思。”班克斯说。

        “你记得车祸吗？”他说。

        “不记得。”我说。

        “抱歉。”班克斯说。

        “我记得想到了《祖与占》。”

        “她把车开下悬崖那段？”班克斯很兴奋。

        “唔。”

        “你什么时候想到的？”

        “就是车祸发生的时候。”

        “哇。”班克斯说，“在你之前是否有别人这样一闪念？”

        “说不好。”

        班克斯啜着冰杜松子酒。“你觉得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怎么样？”他说。

        “你非常出色，班克斯。”

        有点冷了，一阵微风把窗帘吹向我们。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只浣熊。”班克斯说，“我总是试图回头去数我尾巴上的圈，可是我的背太高，数到前两个圈就看不到了。”

        班克斯喝干了酒。

        “要我再帮你倒一杯吗？”我问。

        “真是个讨厌的要求啊。”班克斯说着，递过杯子来。

        我接过杯子，下了楼。一本《霍比特人》躺在玫瑰织锦的沙发上。贝茨太太坐在厨房饭桌旁，读着。

        “非常感谢你做那些曲奇。”我说。

        “没什么。”她说。她的耳环放在桌上。她的双脚搭在一把椅子上。

        “如果他们还要杜松子酒，跟他们说喝完了。”我说，“我需要这一瓶。”

        “好的。”她说，“我想至少还有一瓶呢。”

        我把酒瓶夹在腋下拿上楼，手里端着一个装满冰块的杯子。

        “你知道，”班克斯说，“他们说要是你能面对现实——要是你能理解它——就能接受它。他们说只要你能理解了，你就能接受。”

        “这都是在说什么？”我说。

        “你的胳膊。”班克斯说。

        “我知道我少一条胳膊。”我说。

        “我不是要冒犯你。”班克斯说，喝着酒。

        “我知道。”

        “要是你想让我冲你喊一下，就开口。那也许有用——有助于理解这个事实。”

        “我已经明白了，班克斯。”我说。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班克斯说，“你听哪一类音乐？”

        “你想听点音乐？”

        “不。我只是想知道你听什么。”

        “勋伯格。”我说。我已经很多年没听过勋伯格了。

        “啊。”班克斯说。

        他把杯子递给我。我喝了一口，又递回去。

        “你知道他们都怎么做汽车——汽车广告——你留意过吗……我都说不清楚话了。”班克斯说。

        “继续。”我说。

        “他们总是把汽车停在海滩上？”

        “是的。”

        “我想画一个东西，用一辆巨大的汽车作背景，一个小小的海滩作前景。”班克斯暗笑。

        外面，蜡烛已经点燃。一柱火炬在一个金属托盘上燃烧——这是我看过的最可笑的东西之一——树上点起蓝色的灯笼。有人打开收音机，伊丽莎白和某个认不出来是谁的男人，就着“伤心旅店”的歌儿跳舞。

        “是勋伯格呢。”班克斯说。

        “班克斯。”我说，“我希望你能领会我的意思。我喜欢你，你来我也很高兴。你为什么来看我？”

        “我想听你夸我的画。”班克斯在用手指玩教堂和尖塔。“还有，我也就是想聊聊。”

        “有什么特别的——”

        “我想你可能要跟我聊聊。”

        “你为什么不跟我先聊呢？”

        “我一定要做个大画家。”班克斯说，“我画画，然后每天晚上抽大麻或者去酒吧，早上我又画画……整晚整晚我祈祷成为大师，直到自己睡着。你肯定以为我疯了。你怎么看我？”

        “你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我说。

        杜松子酒瓶搁在班克斯的胯部，杯子套在酒瓶上。

        “我能感觉到。”班克斯说，“在我晕得彻底没有感觉以前。”

        “你想听个故事吗？”我说。

        “好啊。”

        “那个开着我的车的女人——那个公主……”我笑了，但班克斯只是点着头，努力跟上我的话。“我想那个女人一定是出去准备自杀。我们出去买东西。后座装满了精致的老古董，那一类的东西，我们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吃了冰淇淋，说着她秋天又要开始上学的事——”

        “学艺术？”班克斯问。

        “是个语言学专业。”

        “好。接着说。”

        “我说的是在这个王国里一切顺利。但不一定，因为她不是我老婆，她本应该是。但是为了故事的关系，我说的是我们情况很好，那天天也很好——”

        “几月？”班克斯说。

        “三月。”我说。

        “对。”班克斯说。

        “我打算让她在商场下车，她的车停在那里，然后她就继续开车去她的城堡，我回到我的……”

        “接着说。”班克斯说。

        “然后她要杀死我俩。她的确杀了自己。”

        “我在报上读到了。”班克斯说。

        “你怎么想？”我问。

        “班克斯的教训。”班克斯说，“就是永不回头。不要去数你尾巴上的圈。”

        丹妮尔走进屋。“我是来拿杜松子酒的，”她说，“厨师说在你这儿。”

        “丹妮尔，这是班克斯。”

        “你好。”班克斯说。

        丹妮尔伸手过来，从班克斯手里拿了瓶子。“你错过了大好时光。”她说。

        “也许一阵大风刮过，把他们都刮走了。”班克斯说。

        丹妮尔沉默了一下，大笑起来——那种划破黑暗的笑声。她低下头凑到我脸旁，吻我的面颊，然后摇摇晃晃地转身，走出房间。

        “天哪。”班克斯说，“我们就坐在这儿，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她吗？”我说。

        “是。”

        洛娜进来了，非常困的样子，用纸巾托着一些曲奇。她显然是想把它们给班克斯，但是班克斯已经睡过去了，坐得很直，在我旁边的椅子上。“爬上来。”我说，指指我的大腿。洛娜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这么做了。她把曲奇放在地上，没有给我吃。她告诉我她妈妈有一个男朋友。

        “他叫什么？”我问。

        “斯坦利。”洛娜说。

        “也许一阵大风刮来，会把斯坦利刮走。”我说。

        “他怎么了？”她看着班克斯说。

        “喝醉了。”我说，“楼下谁喝醉了？”

        “罗丝。”她说，“还有威廉，嗯，还有丹妮尔。”

        “别喝酒。”我说。

        “我不会的。”她说，“他早上还会在这儿吗？”

        “我估计会。”我说。

        班克斯睡觉的姿势非常奇怪。他的双脚合在一起，胳膊软软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伸出来。翻倒的杯子里融化的冰块已经开始侵蚀曲奇。

        在草坪酒会上，他们发现了一个收音机频道，只放过去的老歌。丹妮尔开始了一段缓慢的，醉醺醺的舞蹈。她的红披肩落在草地上。我盯着她看，想象她的裙子消失，她的鞋子踢掉，美丽的丹妮尔在暮色中跳着赤裸的舞蹈。音乐渐渐平息，丹妮尔还在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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