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七月，本生陪着姐姐来到了木基市的部队医院。他只待了一天就赶回乡下去了—他要回去照顾生意。去年人民公社解散了，本生在邻村开了一家小铺子，卖些针头线脑、烟酒糖茶、酱油米醋、瓜子咸盐等日用百货。他不在的时候，孔华帮着照看。但他还是不放心，不愿意离开太长时间。孔华去年夏天没有考上中专，在舅舅的铺子里帮忙，倒免了下地干活的辛苦。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饶有兴味地看着淑玉拐着一双小脚走来走去。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只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才裹小脚。孔林嫌跟她走在一起丢人，所以她永远是一个人出现。每次她摇摇晃晃地走过门诊大楼前的空场，年轻的护士们就会聚在窗口看她。她们听说裹小脚的女人腿粗屁股大，但是淑玉的腿细得像麻秆，几乎看不见有屁股。

        淑玉到了医院几天以后，感觉到后腰尾骨上有个地方越来越疼。后来发展到走路睡觉都不方便，坐在椅子上不能超过半个钟头。她连咳嗽打喷嚏都会震得腰间酸痛。孔林跟宁医生谈了淑玉的症状，给她安排了看医生的时间。她第二天早上就到门诊楼去找宁大夫，得出的诊断是早期坐骨神经痛。她需要电疗。

        她开始每天到理疗室去烤电。护士们都知道孔林很快就会同她离婚，对她出奇地关照。她们把红外线灯打开，照到她的患处之后，会东拉西扯地跟她聊天。淑玉趴在一张长长的皮床上，也不用看着说话的人，回答着她们的问题。她喜欢空气里的来苏水味儿，让她想到了刚掰开的新鲜杏仁。她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房间—屋子里非常干净，四边的墙壁漆成了奶油色，阳光从窗外射进来，落到玻璃桌面和红木头地板上。到处都是一尘不染。屋子外面，知了在树梢轻声唱着，连这里的麻雀也不像乡下的麻雀那样咋咋呼呼。为啥部队上的人和动物都显得那么文明呢？

        进理疗室的第一天，她非常不习惯当着外人松开裤子，褪到腰背部以下。照到腰上的灼热红外线也使她害怕，但是很快她就放松了，知道那盏明晃晃的大灯泡子不会烧焦她的皮肤。她喜欢趴在干净的床单上，让柔和的热气抚摩着疼痛的后腰。一扇天蓝色的屏风把她和旁边走过的人隔开。周围没人的时候，她会闭上眼睛，让心思飘回到乡下的田野。现在该收大蒜了，沙果也该摘了。过冬的瓜菜要下种了—萝卜、白菜、胡萝卜、芥菜都得赶快入土。城里人多舒服啊。那些小护士一年四季在屋里干活，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捂得细皮嫩肉的。她们干啥事儿都踩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谁家的闺女托生在城里真是太有福了。她们穿上白大褂，戴上馄饨皮儿的白帽子，个个都跟画上画的那么好看，有几个脸白得像得了血痨。她们给她打针的时候，会先用软软的手在她腰上揉一会儿，然后轻轻一拍，针头随着扎进去。她们会问她疼不疼，一边用小拇指抚摩着针头附近的皮肤。她觉着像是在挠痒痒，忍不住想笑。

        一个护士有一次问，孔林在家里是不是欺负她，淑玉说：“从来没有。他是个善人，对俺一直都挺好。”

        “在这儿他没让你饿着？”另一个护士插进来问。她手里擎着一根针管，针头上插着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淡红色的药粉。

        淑玉回答：“哪能啊。每天不是白面馒头，就是糖包花卷。顿顿有鱼有肉的，在你们这儿天天跟过年一样。要挑毛病也有，就是晌午的日头毒了点儿。”

        护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一个咯咯笑起来，其他人也绷不住脸了，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那他吃啥？”举着针管抽药的护士又问。

        “俺不知道。俺俩不在一块堆儿吃。他都是把饭端回来。”

        “他把你供养得不错，是吧？”

        “敢情。”

        几个护士又笑开了。淑玉的话让她们多少有点纳闷：孔林虽说是营级干部，每月的面票也就是十二斤，哪来的这么多大米白面供他妻子吃？他怎么会弄来这么多的面票呢？从吴曼娜那儿？不可能。她早就公开说了，她跟淑玉是井水河水两分开。那孔林每天都吃啥呢？自己嚼棒子面、高粱米？真是个怪人。他一定是早就攒下了细粮票，专等着淑玉来的这一天。他好像对妻子还有点感情，不然怎么会对她这么好呢？

        淑玉觉得这些护士挺讨人喜欢。但是，不管她们怎么央求，她就是不肯脱下鞋来让她们看看那双小脚。护士们一个劲地夸她的鞋怎么好看，心里都在巴望她能脱下来让她们看看。

        有一天做完理疗之后，从杭州来的瘦瘦高高的护士小李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小脚，对淑玉说，只要她把脚露出来，就给她一块钱。淑玉说：“不成，俺不干那个。”

        “为什么？一块钱看一眼都不行。你的脚就那么宝贵？”

        “闺女啊，不是俺撅你们的面子，这世上只有俺男人才能看。”

        “为啥？”

        “这是规矩。”

        “就看一眼，求求你了。”一个高个的护士脸上堆满了讨好的微笑，“我们不会告诉别人。”

        “不，说不成就不成。闺女，你不明白，脱鞋露脚就是脱裤子啊。”

        “谁规定的？”高个子护士叫了起来。

        “做姑娘的时候裹脚是给将来嫁的男人看的。别的男人看不见，你的丈夫才觉着金贵。你们知道过去的日子这小脚有个啥名号吗？”她拍拍左脚，脚背弓出个鼓包。

        她们一齐摇摇头。她接着说：“叫个‘金莲’。可是个宝贝啦。”

        她们的目光里流露出惊叹，你捅我一下，我搡你一把，互相挤着眼睛。护士小马问：“开始裹脚的时候一定很疼吧？”

        “敢情，哪还有不疼的？你们知道那疼是啥滋味？我七岁就开始裹脚。天老爷子，整整两年，每天晚上都疼得哭啊。到了伏天，脚指头肿了，包脚布里都是脓，肉也一块一块地烂了。就那样也不敢松松裹脚的布头。俺娘手里拿个老粗的竹板子，看见了就打。俺只要吃了鱼，脓水就从脚后跟往外淌。老辈子人不是说嘛，‘一双金莲一桶泪’。”

        “那你干啥还要裹呢？”一个脸色红扑扑的姑娘问。

        “俺娘说俺的模样丑，裹了脚就能嫁得好。那年头男人就稀罕女人的一双脚。你的脚越小，在他们眼里你就越俊。”

        “孔大夫也这样吗？”护士小李认真地问，“他也喜欢你的小脚？”

        这倒把淑玉问住了。她嘟囔着说：“俺不知道。他也从来没看过。”

        屋子里的姑娘们交换着眼色，吃吃地笑着，她们的眼睛里闪动着开心的光。一个护士打了个大喷嚏，其他的人哄堂大笑。

        因为这次离婚肯定会成功，孔林一直在设法把淑玉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部队可以帮助办理，但是规定要军龄超过十五年，营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申请。孔林已经服役二十一年了，这两条规定都符合。医院的政治部因此非常帮忙。他想给淑玉立一个户口本，这样她就可以合法地居住在城里。另外，他们的女儿孔华也需要一张户籍卡。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淑玉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里，孔华自然随母亲成为城市居民。有了这样一张卡片，孔华就能在木基市找到工作。她现在上不了技校，这是她离开农村的唯一机会。

        不管孔林怎样说，淑玉还是听不明白转户口的必要性和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好在她向来是孔林怎么说，她就怎么办。如果孔林告诉她：“别去打开水，我会去的。”她绝不会提着暖瓶走出屋子一步。要是孔林递给她一些药片说：“吃了，对你有好处。”她会想都不想地咽下去。在她来说，他的话就像命令一样，她绝对不去想对她会有啥害处。

        一天早晨，孔林给了她一块钱，让她到理发店里剪个发。这是三个会理发的干部家属开的一间小铺子，就在医院豆腐房的后面。他前脚上班走了，她后脚出门去找这个理发店。

        在乡下，孔华用一把长梳子和一把剪刀就能把她的头发收十整齐。但是在这里剪个头发却要花三毛钱。理发店里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妇女告诉了她这个价格，她感到好一阵不自在，像是给她们骗了一样。她从来没有这么乱花钱。三毛钱在乡下可以买半块香胰子，至少够她和孔华使两个星期。她不敢转身走掉，只好答应了这个价钱，坐在一张皮椅子上。

        门外的煤炉上坐着一个大铁壶，呜呜地叫着。一个剪着短头发的中年妇女走了出去，把水壶从炉口挪开，往火里倒了三小铲掺了黄泥的无烟煤，把炉子封上。然后，她又用一根火筷子在还湿着的煤中间捅了一个眼。中年女人回到屋里，往淑玉身上扔了一块白单子，在她的脖子后面围住，用一个木衣夹子夹紧。

        “大姐，想剪个啥样的？”她问淑玉，手里举起了一把红色的塑料梳子。

        “俺不知道。”

        旁边椅子上坐着的两个男顾客听了哈哈大笑。

        “像我这样剃个寸头咋样？天热凉快。”

        说话的是猪栏的饲养员，算是整个医院最扬名在外的人物。他曾经养过一口一千两百多斤重的肥猪，名字上过几家报纸。孩子们管他叫“猪倌儿”。

        “快点吧，大姐，”中年妇女说，“头发长在你身上，你不告诉我，咋下剪子呢？”

        “那就整个你这样的吧。”淑玉指了指她的齐耳短发。

        年轻的胖女人插了一嘴：“这位婶子的头发剪短了一定好看。”

        “你真想要剪个我这样的头？”中年女人问淑玉，“你的发髻就没有了。”

        “没就没了吧。你看着剪就行了。”淑玉希望她把自己的头发剪短，这样她就用不着老往这里跑，浪费那么多钱。

        中年女人松开了她的发髻，开始梳理她缠结的头发。梳第一下的时候，淑玉的头皮被抻得使她往后一仰，疼得直皱眉头，把嘴唇咂得吧唧吧唧响。过了一会儿头发理顺了，她也就习惯了。她不明白为啥理发员能够把剪刀耍得像通了电的小机器，咔哧咔哧咔哧，节奏分明。在屋子西边的角落里，一只断了尾巴的猫在睡觉，时常伸伸懒腰，猫耳朵一竖一竖地赶着苍蝇。淑玉感慨地看着放在猫头前面那个盛着高粱米粥的碗—城里人就是有钱，喂个猫也跟喂人一样。这屋里都是水泥地，哪儿来的耗子，干啥要养只猫呢？

        中年女人给她削着发梢，一边问淑玉：“孔林对你好吗？”

        “嗯哪。”

        “你俩睡一个屋？”

        “嗯哪。”

        “咋个睡法儿？”

        “俺不明白你是啥意思？”

        “你和孔林是钻一个被窝？”理发员笑了，其他两个年轻女人也停下了手中的剪子和推子。

        “不是。他睡他的床，俺睡俺的床。”

        “知道不他要休了你？”

        “嗯哪。”

        “你想要离婚不？”

        “俺不知道。”

        “告诉你个法儿，等他晚上睡了，你就爬上他的床。”

        “俺不。”

        全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淑玉看着他们，不明白在笑啥。

        剪短了的头发使她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她的脸恢复了鹅蛋形状，两道眉毛像弯弯的月牙儿。

        墙上嵌着一个铜水箱，理发员用大铁壶往箱里倒了半箱热水，又加了点凉水。她把淑玉引到水池子边上，让她坐下，把她的头送到水箱边伸出来的一根胶皮管子下面。她给淑玉洗着头，又提起了刚才的话茬：“大姐啊，你别傻了。到了夜里你就去上他的床，你只要上去了，他就不会再打离婚了。”

        “俺不。”

        屋里的人又笑了。

        “俺的眼睛呀！”淑玉叫起来，“胰子水刺挠眼睛。”

        “别睁开，一会儿就洗完了。”中年女人把箱里剩下的水全放到她头上，然后用一条干毛巾擦干了她的眼睛和脸。干毛巾上散发出洁净的香味，还带着太阳晒过的温暖。

        “现在你眼睛咋样了？”

        “没事儿了。”

        淑玉又坐回到皮椅子上。中年女人把她的头发梳向一边，嘴里不住称赞“头发真好”。她还在淑玉的头发里洒了几滴花露水。

        淑玉掏出了那一块钱，中年女人说：“不用，大姐。头一回理发是免费的，留着下次再给吧。”

        淑玉谢过她，又把钱揣回口袋。中年妇女用梳子把淑玉的头发在耳朵后面拢成一个堆。“大姐，你剪了这个头，实在透着精神。你从现在起就不要再剪别的发型了。”她闪到一边，举过来一面椭圆形的镜子，“你自己看看咋样？还满意吗？”

        淑玉微笑着点点头。

        淑玉又谢谢她，从椅子里站起来，颠着小脚走了出去。她在那张皮椅子里坐了半个钟头，屁股都有点坐疼了。

        等淑玉走远了，理发店里的人开始议论她。他们都认为她其实长得并不难看，只是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她身上的那件蓝黑色对襟褂子还斜钉了一排布扣，那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才穿的。她腿上裹的绑腿把她的裤子弄成上宽下细的马裤形状，所以那双小脚才格外引人注目。也许农村妇女就讲究这样的衣裳样式。把她的模样弄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劳动得太辛苦了，把自己的外表整得疲惫粗糙。他们注意到她手背上裂开的口子，黝黑的脸上散布着几块像癣一样的白斑。

        他们的话题逐渐转移到淑玉的婚姻上面。如果孔林抛弃了她，她自己怎么过日子啊？这个孔大夫可真够没良心的。政治部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这个可怜的妇女，中止孔林和吴曼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现在是新社会了，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创建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再说，一个男人结了婚就应该负起对家庭的责任，不能想干吗就干吗。家庭都解体了，社会上的秩序不就乱了吗？

        第二天，淑玉说的那句“俺不”已经传遍了整个医院，成为医生护士们的口头禅。年轻的护士们要是不想干某件事情，就会摇头晃脑地把这句话说出来。她们会把每个字都拉得很长，特别在“不”上拐个弯，拉出唱腔，跟着就会是一阵笑声。

        医院最近分配给孔林一间屋子，那屋子在一栋宿舍楼里。有几个好奇心盛的年轻军官趁着夜色，熘到孔林住的房间外面去听动静。他们猫在窗户底下和门外，急切地想弄清楚这对夫妇是不是睡在一张床上。他们把耳朵凑到锁孔和纱窗上，但是屋里像没有人一样安静。他们连续听了三个晚上，只听到孔林偶尔的咳嗽声。一个军官踩上了一只睡着了的大蛤蟆，在花岗岩的石阶上崴了脚脖子。另一个在房子前面让树枝扫了眼睛。他们只好放弃窃听的行动，承认孔林两口子确实是分床睡觉，没有闹出啥不寻常的响动。

        又一句话传开了：“他们不干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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