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曰：吾不忍言西学。梁作霖曰：子日与人言西学，曷为不忍言西学？梁启超曰：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今夫守旧之不敌开新，天之理也。动植各物之递嬗，非、墨两州之迁移，有固然矣。中国俗儒，拘墟谬瞀之论，虽坚且悍，然自法越以后，盖稍变矣；中日以后，盖益变矣。援此推之，十年、二十年以后，其所存者希矣。虽然，旧学之蠹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完骨为难。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借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居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夥，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

        虽然，中学之不自立，抑有故焉。两汉之间，儒者通经，皆以经世，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盖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教之所以昌也。今之所谓儒者，八股而已，试帖而已，律赋而已，楷法而已，上非此勿取，下非此勿习。其得之者，虽八星之勿知，五洲之勿识，六经未卒业，诸史未知名，而靦然自命曰：儒也，儒也。上自天子，下逮市侩，亦裒然尊之曰：儒也，儒也。又其上者，笺注虫鱼，批抹风月，旋贾、马、许、郑之胯下，嚼韩、苏、李、杜之唾余，海内号为达人，谬种传为巨子。更等而上之，则束身自好，禹行舜趋，衍诚意正心之虚论，剿攘彝尊王之迂说。缀学虽多，不出三者，历千有余年，每个愈况，习焉不察，以为圣人之道，如此而已。是则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缕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况于相形之下，有用无用，应时立见；孰兴孰废，不待言决。然此辈既舍此无以为学，此道即离此无以图存。呜呼！岂可言哉？岂可言哉？

        今夫六经之微言大义，其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事理至赜，未能具言，请言其粗浅者。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理财之术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富国之策备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农务、渔务、林木之利辟矣；行旅皆欲出于其涂，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羡补不足，商务兴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公法之学行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学之原立矣；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议院之制成矣。（以上仅证之于四书，又每事仅举其一条，其详具于专书。）又如《春秋》之义，议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何如矣？（古之埃及、希腊，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数等之弊，凡国有上议院者，皆未免此弊。盖上议院率世族盘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灭国，疾火攻，而无义战，视西人之治兵修械、争城争地者何如矣？自余一切要政，更仆难尽。夫以士无世官之制，万国太平之会，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博深切明，为何如矣？然则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不此之务，乃弃其固有之实学，而抱帖括、考据、词章之俗陋，谓吾中国之学已尽于是，以此与彼中新学相遇，安得而不为人弱也。

        然则奈何？曰：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

        吾请语学者以经学。一当知孔子之为教主；二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三当知孔子以前有旧教（如佛以前之婆罗门）；四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五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六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孽派；七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八当知东汉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九当知伪经多摭拾旧教遗文；十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十一当知训诂名物，为二千年经学之大蠹，其源皆出于刘歆；十二当知宋学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义。

        请言读子。一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二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三当知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四当知老子、墨子为两大宗；五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六当知诸子弟子，各传其教，与孔教同；七当知孔教之独行，由于汉武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八当知汉以后无子书；九当知汉后百家虽黜，而老、杨之学，深入人心，二千年实阴受其毒；十当知墨子之学当复兴。

        请言史学。一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二当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三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四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五当知历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审定，不过沿前代之教，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变本加厉，后代必不如前代；六当知吾本朝制度有过于前代者数事；七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八当知后世言史裁者，最为无理。

        以上诸义，略举大概，若其条理，当俟专述。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痒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方今四彝交侵，中国微矣，数万万之种族，有为奴之痌；三千年之宗教，有坠地之惧。存亡绝续，在此数年，学者不以此自任，则颠覆惨毒，宁有幸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是在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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