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多有挑剔的人，对他的文学尤其是在诗歌上的创作成就也无不由衷折服。不过，要真正理解和评价他的诗歌创作，就不得不了解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生涯。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生于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一个中下层家庭，青少年时代随同父亲游历各地，早年就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本传），立下了“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的抱负。

        从二十二岁中进士到四十岁以前，除了短暂入京任群牧司判官外，他不钻进繁华的京城而宁可去偏远省份任职，历任扬州、鄞县、常州、饶州等地的地方官，广泛接触社会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嘉祐三年（1058）还在地方任上时，他就写出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弊政的主张。言事书虽没有引起仁宗的重视，但他在地方上的斐然政绩，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文学上的成就，使他在朝野都深得人望，一时的名公巨卿诸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交口荐誉。嘉祐五年（1060）入朝为三司度支判官，神宗即位后被任为参知政事，他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由于新法触动了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一度被迫辞职，后不到一年又复职，但很快又在顽固势力的围攻下离职，此后退居江宁。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后，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尽废，元祐元年王安石在忧愤中离开人世。

        王安石以通过政治来献身国家、造福社会相期许，并不满足于仅以诗文名世。当他三十出头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曾在《赠王介甫》一诗中将他比为当世的李白、韩愈：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在酬答诗中却似自谦而实自负地说：“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他的诗文创作既是欧阳修诗文革新的进一步展开，也是他个人政治事业的一个有机部分。他在理论上强调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务为有补于世”“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上人书》），因此严厉指责西昆体以“粉墨青朱”相高的浮靡恶习，甚至对韩愈过分重视语言技巧的倾向也大为不满，认为他的创作是“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他早中期写了大量的政治诗，以诗来反映社会现实，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晚期改革流产以后，写了大量的写景诗和禅理诗，又以诗来抚慰那颗宁折不弯的心灵。

        他的政治诗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刻的反映。《河北民》写与辽夏交界的边境人民深受民族压迫和官僚剥削的双重苦难：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感事》揭露那些“自谓民父母”的官僚，其实是压榨人民的“奸桀”；《秃山》通过猴子坐吃山空讽刺北宋当权者蠹国害民、贪婪苟且的本性；《入塞》谴责了上层统治者对外屈膝求和的卖国行径。这些诗展示了北宋内外交困的可怕现实，他后来推行的变法就是这一现实的必然要求。他变法的目的是要使北宋出现“斗粟数钱无兵戎”的贞观盛世。写于期的《后元丰行》旨在歌颂变法的辉煌成果：“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诗人因政治的需要对村民生活多少有些美化，但让人民生活得甜滋滋乐融融却是他毕生的心愿。?9９ｌｉb?

        他还写有大量的怀古诗和咏史诗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桃源行》抹去了王维、韩愈同题诗中的“仙气”，直抒“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社会理想。著名的《明妃曲》二首一问世就被人们广为传诵：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有和作，它之所以引起轰动不仅在于“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一类议论的耸人听闻，也不仅在于它描绘了“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这样一位楚楚动人的美女形象，而且还在于它从习见的题材中发掘出了深刻的主题：“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通过王昭君的遭遇讽刺了最高统治者的昏朽，也流露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伤和自己在政治斗争中难觅知音的孤独。他的另一首咏史诗《贾生》，把希望君臣遇合之意表现得更明白：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虽然在政坛叱咤风云，虽然为人强悍霸气，但王安石的感情丰富细腻，他表现儿女情长的诗歌深沉动人，如为人传诵的《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诗中的“长安君”即诗人的大妹王文淑，工部侍郎张奎之妻，封长安县君。“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可想见兄妹相聚的温馨亲密；“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更表现大丈夫与妹妹分别时的“怆情”，又不得不以事业为重的雄心。

        他早中期诗歌喜欢用散文句式铺张议论，有时选用奇险硬挺的韵脚和词汇，诗风瘦劲而又雄直，进一步扫清了西昆体柔弱浮靡的余风。晚年罢相退居江宁以后，换了一种新的生活环境和心境，诗情和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辞去相位虽是对旧党的妥协，但罢相以后新法仍在继续推行，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左右政局，这样，一方面摆脱了政坛冗事的纠缠，另一方面又遂了赏爱大自然的夙愿，他精神上多少有点功成身退的安慰和平衡。《雨过偶书》就是这种心态的坦露：“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晚期诗歌中警世惊俗的议论明显减少了，抒情味则越来越浓，诗风深婉而简淡，含蓄且有韵致，尤其是那些短小的绝句，“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如：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

        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诗人显得那般恬静闲散，看他“细数落花”那般旷逸，“缓寻芳草”那般从容，有人因此认为他晚期的诗作“有工致，无悲壮”（见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其实，这只是他晚年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退隐绝非出于他的主观意愿，何况他本来就不是一位安于投闲置散的老人，哪怕面对令人心醉的美景，也往往掩饰不住他的人生迟暮之感，悲壮即寓于闲淡之中：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

        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饶各占春。

        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引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列有“王荆公体”，并在其后注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可见“王荆公体”主要是就其晚年绝句而言的。罢相后无官一身轻，王安石得以倾全力在诗歌艺术上惨淡经营，下字极尽锤炼而又浑融无迹，櫽栝前人诗句却像出于己创，引典用事毫无獭祭之嫌，显示了他的才情、学养和驱遣语言的能力，真正做到了“意与言合，言随意遣，浑然天成”（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王安石的诗风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形成的，早中期的诗歌以意气自许，以语言的瘦劲和气势的雄健取胜，警拔犀利的议论英气逼人；晚年的诗歌褪尽了锋芒，“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的诗风一变而为深婉含蓄、精工绝妙。把他的诗歌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以散文式的语言畅发议论，好点化前人的诗句和引用典实，喜欢造硬语押险韵，体现了宋诗的某些基本特征，并导后来“江西诗派”的先路。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