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专立文字”以外，还有什么花样？

        □他还会玩“不立文字”。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发明录音机，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帐或不认帐，全凭他高兴。这种“不立文字”的禅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洩，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作‘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你一厢情愿呢！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禅门人物想像所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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