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是我党在东北最困难的时期。

        由于日本在东北长期的残酷统治，我党原来在东北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现在必须从头开始，而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速成的。没有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权，也就很难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我们又在短期内以最迅速的速度开进了10万部队，这就使进入东北的部队失去了依托，正如黄克诚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说：“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9月曾克林在延安向政治局的汇报有很大关系。多年来，我党中央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对日寇投降、苏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曾克林是当时第一个从东北来的我党干部，他的汇报当然会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苏军刚到东北的具体历史背景，由于曾克林是第一个从解放区进入沈阳的我党干部（他是和苏军一道直接从山海关坐火车去的沈阳，对基层情况根本未能见到），是东北人民在经受了14年的殖民统治后见到的第一个从内地去的军官，又有苏军的支持，所以，他受到了沈阳群众的热烈欢迎，所带去的不多的部队迅速扩编（他只带了四个连的军队进沈阳，一个星期就扩为4000人，还收编了1万多人的保安队），他顺利地当上了沈阳卫戍司令，很方便地接收了武器物资。在这种极度兴奋之中，曾克林又与苏军代表一道坐飞机直飞延安，马上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情况，可以说是兴奋加兴奋。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与氛围之中，曾克林在向中央汇报时，就把他所见到的好事说得多了点，说得过了头，诸如处处都堆积着物资、武器，不买票就可以坐火车自由进入东北，扩军十分容易，去人就可以当卫戍司令、当市长。他完全没有说假话，但也的确是在以点代面。由于我党本来早就打尽快控制东北，既然现在出现了权力真空，人民又是如此欢迎，武器和物资又是如此充足，当然应当抓紧时机，全速开进。所以中央做出了让十万大军轻装前进，尽快占领东北的决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苏军即将撤走（原定是进入东北3个月之后，即1945年年底撤完，后来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两次延期，最后在1946年4月才完全撤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国民党政府将接收东北，国民党军队即将大量开进，我军在山海关一线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我方人员又一下子从各大城市撤出。这种种消息在东北城乡传开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混乱现象，如我们新收编或扩军的队伍纷纷哗变或解散，国民党地下人员伙同伪满人员四处活动，各种国民党招牌旗号的队伍、单位、机构四处出现，不法分子趁机抢劫，一些汉奸特务杀害我基层干部，甚至连李兆麟将军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陈云、高岗等都曾多次遇险。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土匪武装不断增多，横行乡野，甚至攻入佳木斯枪杀了中共的副市长。

        此时林彪与黄克诚都在锦州以东的农村中，防备杜聿明东进。杜聿明并无大的动作，可是东北的严寒给没有冬衣的部队带来了难以抵御的困难。他们将部队的实际情况向东北局和中央做了报告，认为必须把部队放到乡下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肃清土匪、整训补充，目前不能与敌人主力作战。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原来曾准备夺回沈阳和长春，后来也放弃了这种想法。北满的陈云也认为目前不存在夺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根据地建设上。

        中共中央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还在病休中的毛泽东在12月28日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东北地区的工作全面转入了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

        这仍然是一场斗争，不亚于作战的艰苦，也不亚于作战的重要。正是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党在东北转危为安，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走上了胜利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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