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举了那个节育的原因。凭什么要我一胎化?我生一个男的，生一个女的，我生两个男的，生两个女的，那是我的希望。可是，在国家领导人看起来，你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我们国家一天生出六万个人来，我们国家受不了，我们的进步都被吃掉了。当吃光的时候，吃掉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受穷了，我们的努力都落汤了，所以要一胎化。

        讲风凉话的人说，你们这是独裁国家，为什么许生第二个小孩子，对不对？对，不该这样子管人家几个小孩子。可是从整体利益来考虑的时候，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国家领导人，真有眼光的、有勇气的、有魄力的，他就说：我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美国国务卿施沃德要买阿拉斯加的原因。买阿拉斯加以后，将来对我们有没有好处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施沃德买阿拉斯加的时候，七百二十万美金花下去，他怎么想到在一百年以后，阿拉斯加在战略上面这样子保护了美国？这块领土属于美国的，跟属于苏联的，完全对美国的安全不一样的。属于苏联的话，很容易打到你美国本土了，可是因为属于美国的，被美国买到以后，整个美洲跟苏联隔开了，才知道它在战备利益上面对美国是多么重要。这种眼光政治家有的，国家领导人有的。国家领导人跟政治家站出来以后，会被人骂死的，骂臭的，可是他不得不做。

        所以，我认为，国家领导人跟有眼光的这种政治家，他除了有勇气来做这些事情以外，他有责任让小情侣、小百姓、匹夫匹妇、小家庭、没有袜子穿的人、没有裤子穿的人，使他们清清楚楚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还要做飞弹，我还要制造核子弹，我还要制造载人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两圈，为什么! 要使这些跟你一起患难与共的人民知道这些真相。如果没有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的宣传出了问题。(只是)国家领导人你知道没有用啊，要使小百姓知道啊，应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告诉他这是什么样一个事件，我面对着什么样的事件。

        中国面对的，我们的教育过去都说地大物博，现在我一再讲过，中国是地大物不博。物不博还不严重，(还)有这么大的农业人口! 十三亿人口里面有八亿是农业人口。所以当埃德加·斯诺跟毛泽东讲，说我们美国人用不到十分之一人口的农民，耕着田产着粮食，就够大家吃了。毛泽东说：怎么可能呢? 他不相信。埃德加·斯诺说：你不能不相信，因为我们美国靠机器种田，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农夫，就可以有那么多收获。这么多人力我们可以转移来做别的事情，我们不会溃乏，农产品足够的。对中国而言，我们坦白地说，我们需要八亿的农民吗？我们不需要。可是八亿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活在那里，痛苦地活在那里，穷困地活在那里，我们能瞪着眼睛不管吗？能说你们该死、你们该穷吗？我们不能这样说。

        邓小平为什么说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慢慢地富呢？在台湾也不是这样子吗？一批人他们开始富起来，富起来以后呢，一桶油漏掉一样，我们接点漏油，然后我们才有西装穿起来，我们才可以过一点好的日子。

        当然，有的人比我们更有钱，不是这个样子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谈平等? 对不起，现在不能谈这个问题。甘肃很多女孩子一天要走二十里路，干什么？去挑一点水回来。为什么？没有水喝，就这么惨。平等吗? 当然不平等。那么这些人全都到都市里面来是办法吗？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可是，除了改善经济，不管你翻一番，翻两番，邓小平这些理论和这些事实，都是我们所赞同的以外，我们必须说：(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协调在一起。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故事，不是说我是伟大政治家，做件好事就够了，你要使小百姓跟你同一个呼吸，使他知道他为什么光着脚，而且甘心光着脚，而不是说否则的话怎么办，否则的话就全变成煽动，平等啊、自由啊、民主啊，整天被这些抽象名词来煽动。名词不是坏的，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使用)的时候，它就不是好的了，因为它常常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有权力也有义务要重新地检讨他们的宣传政策，使他们知道如何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使人民真的了解，他的利益是跟国家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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