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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对而反对,为打倒而打倒(2)

        我在做预备军官以后,分发以后,分到了国民党的十七师,这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十七师师长叫做汪敬煦,当时上校,后来这个人做了上将,做了台湾所谓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他就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杀掉我。大家知道吗? 我的老师长要杀掉我。什么原因呢?根据我的好朋友郭冠英探听的消息,当时黑社会找到了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就是我的老师长,他们说“台独”利用本土帮会壮大,黑社会的竹联帮,可为国家安全效力,不应该压制。汪敬煦上将说可以考虑。后来陈启礼他们追问见面的结果如何,沈野又去见汪敬煦。汪敬煦说:我是局长,怎么能随便与帮会人物见面? 他们就是这个帮会人物,真的爱国要做出些表现来再谈。沈野问要怎么做,要如何。汪局长说:去把李敖教训教训。他们的教训就是把你作掉。沈野等就转告了陈启礼,陈启礼说可以办。就在这个时候,陈启礼又因导演白景瑞的关系认识了汪希苓,就是情报局局长,他叫汪希苓,安全局局长叫汪敬煦。这两个姓汪的分别下达了指令。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说,应该先干掉江南,就是在美国写《蒋经国传》的这个江南。陈启礼他们就到美国杀掉了江南,江南就这样子被杀掉了。江南被杀掉以后,这个事情被闹大了,因为被美国人破案,给破出来了,闹大了,就是台湾怎么可以派黑社会来杀我们美国的公民啊?这个事情闹大了。从此台湾的治安单位才开始收敛,情报局局长才下台,我李敖才躲过了一劫,这是我另外一个好运气。我承认:你去闹事,你争取什么什么自由会付代价,可有的时候也有特殊的好运气,阴错阳差有人替你死掉。

        争取言论自由,第一个特色就是:我要因反对而反对。有人说,你这个反对不理性,错的。

        美国大法官 homes,九个大法官之一,当一个大法官的解释其他人都赞成,一致通过的时候,他一定投反对票,变成八比一。法理上面他知道应该通过,可是他说他要反对。为什么要反对?他说:要给我们的同胞了解到,就是不可以在最高法院有众口一声、全票通过的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表达反对的精神。所以,反对的精神比赞成更重要。所以我认为,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这种人,本身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我蛮喜欢一幅漫画,就是这幅漫画,一个画家他一定打倒(doh)。 打倒什么?为什么呢?他为打倒而打倒。为什么为打倒而打倒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为打倒而打倒。我跟大家谈过悬崖理论,这就悬崖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悬崖?看这悬崖,就是说你不敢到边上来,因为你怕掉下去。可是,我跟大家举过例,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在悬崖边上而不掉下去,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控制言论自由的,注意,他不算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口口声声认为违反法律的规定,我告诉大家什么是法律的规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法律上规定——按照德国的标准,是法律上不可以的以外都可以;按照法国的标准,法律上可以的以外其他都不可以;按照意大利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可以;按照苏联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不可以;按照台湾的国民党的标准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不管可以也好,不可以也好,都可以,也都不可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变化呢?就是法律上给它的弹性的解释。拿破仑曾经自豪地说,他的本领不在东征西讨做了法国的皇帝,征服了欧洲,他的本领是开创了一部《拿破仑法典》。可是他附加地说了一句,如果什么人解释这个法典,我的法典就完蛋了。这法律怕解释。刚才我举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跟台湾的国民党伪政权,他们这种对法律的解释都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可以不可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就是我说你可以你就可以,我说你不可以就不可以,这就是弹性。我们要摸索出来这个弹性。

        我再讲一遍,干涉言论自由的人和单位,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血压,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打牌输赢,他们跟老婆吵不吵架,都会影响到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都会决定他要不要查扣你,要不要在电视节目里面用广告给你盖台,把你给挡住,把你节目过滤掉,都有关系。我再讲一遍,他们不是敌人,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脑筋跟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不断地推推推,不断地磨合磨合磨合,不断地争取争取争取,为什么呢?要得到一个机会,把真理讲出来的机会,换句话说,这都属于悬崖旁边的活动,在这悬崖边缘去活动。这时候我们谈一句英文给大家看,说: tiger ing(他去打老虎的人),s(他就记得),    tigers and tigers。 打老虎的人应该记得这里啊——tigers and tigers。什么意思啊?不是“老虎啊老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很多老虎”,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啊?tigers and tigers,是“有的老虎是容易打到的,有的老虎是很难打的”,叫tigers and tigers。

        在言论自由上这些干涉我们、控制我们的人,有的是很容易跟他们讲通的,有的是不容易讲通的。能讲通的就讲通,不能讲通的我们要磨合,最后要讲通为止。所以,像台湾就发现这一现象,真正查禁我书的人宋楚瑜到我家里来,觉得当年查禁我书查禁错了,不查禁,所谓国家也不会亡。当年查禁我书的台湾的“国防部总政部主任”许历农上将也是(这样)啊,当年查禁我那么多书,后来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他们发现这些书查禁了,他们的政府也会亡,他们想通了。当然,他们大部分在下台以后,才恶梦初醒。可是,总算想通了,是一桩好事。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脑筋要改头换面。要洗面革新需要我们帮忙啊,推他一把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到没有,最近大陆的海关在缺乏明确的界定之下,用走私违禁品(印刷品)的理由去查扣书,看到没有?结果香港的《亚洲周刊》被查禁,《亚洲周刊》的总编辑,我的好朋友邱立本啊,他们由江迅、王健民出面去告,去告查禁这个行为对不对。怎么斗的呢?书被没收告海关,他们打赢了官司。这证明了中国大陆法律不是不可以试验的,原来这法律会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所以,看到没有,朱元涛一审败诉,他再向北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结果呢,北京高等法院在今年 8月宣判,撤销中级法院判决及海关处罚。朱元涛认为胜诉标志着大陆法制建设向前迈步。打官司打赢了,那海关乱查扣我的书啊,我就告你,怎么样? 告赢了。所以我说,我们努力的结果,其实不是白费的,言论自由要靠争取才能够得到,并且我们真的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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