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说，讲言论自由要有技巧。比如说，我李敖拼命骂台湾所谓的总统，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污辱元首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报纸的反应，好比说，必须建立负责的言论，说祸国邪说应依法惩处，损害元首尊严在法不容。我说：总统为什么不能骂？当然可以骂，连袁世凯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都容忍了别人来骂他，为什么不能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出了一本书《蒋经国研究》，标题是“蒋经国死了”。那时候蒋经国是所谓总统啊，他也没死，那李敖这样来对吗？我要用方法堵住别人的嘴。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在法院里面告别人骂我，说我李敖死了，说我李敖是水蛭，是蚂蝗，我说这是诽谤我啊，我去告，法院判骂我的无罪。我们大家看，你判无罪以后我李敖就拿个条子贴到这里，看到没有？蒋经国死了。根据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管辖下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属下的法官杨丰卿的判决书，又根据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管辖下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罗萃儒属下的法官杨力行、许增男、胡森田的判决书，这样以“死了”宣传活人，骂人，并说这种人是水蛭，是蚂蝗，一点也没关系，不算诽谤人。用你们的规则出你们的洋相，用你们的规则整你们的主子。

        请注意哦，蒋经国还没有死，我在台湾就这样干上了。请看我这本书出版的时间，1987年7月21日初版，蒋经国是第二年(1988年)1月13号死的，李敖就会出这种书来臭他。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你们国民党的法院对我有这种判决，我拿着这种判例使你们没话说，我就污辱你们的元首给你们看，就这样子。

        所以，我说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技巧。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现代人类对抗政府的本领完全失掉了。过去你是秦始皇，我是陈胜，我就起义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你有的武器可能是一把刀，我们有的武器是个木棍子，我跟你的武器相差得很有限，所以革命容易。现在你要抗暴、要革命谈何容易？他坦克车开出来了。过去坦克车结构还不好，所以一个有名的战术就是把瓶子里面装了煤油，跑到坦克车上面硬塞，把它炸掉了。现在这种坦克车你根本爬不上去了，你也没有机会往里面塞东西了，连这种方法都没有。换句话说，政府控制人民的力量强大得不得了，人民想革命门都没有。所以，现在的科技对比之下，人民不能走这种路。看美国1932年开枪啊，就这样子，你只要霸占了中央政府广场，不肯离开，他除了开枪以外，没有办法。但是反过来说，他开枪对不对呢？他不对。可是，你把逼到墙角上之后，他只好开枪，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认为作为争取自由的人，也要反省，如果不把他逼到墙角，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本领。如果硬干的话，只能是两败俱伤，不算本领啊。

        我有一个痛苦的经验。过去被国民党伪政府疲劳审问，几天几夜下来以后，所有审问我的人都不见了，这房间里面净空，进来一个高高大大的老头子。他说：“我是调查局的刘科长。”他跟我聊天，讲了一句话：“李敖啊，你学历史的，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你怎么历史没有学通啊？”我很好奇，说：“我怎么历史没学通?”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啦?现在是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了，政党对政党的时代，团体对团体的时代。你怎么要个人来对抗我们组织，对抗政党，对抗团体？我们国民党再垮，垮到台湾来，我们也是有组织的，也是有政党的，也是有团体的，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有刀有枪有钱，你是一个人，你想跟我们斗，你行得通吗？”我就跟他讲：“我知道，你们这些力量我知道，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世界里面，难道一个人就是必定失败吗？一个人就不能做什么事情吗？”我说我不这样，我说我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我就举了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的例子。伏尔泰就这样子啊，一路跟政府斗斗斗，斗到八十四岁，他生在巴黎，死在巴黎。最后八十多岁回国的时候啊，法国举国欢迎他。为什么？他是非常有技巧地跟你斗。比如说你查禁他的书，他自己在外面赚了钱，把书免费送给别人，都是禁书，另外还有很多花样儿。他住在法国旁边瑞士的一个小镇上面，你法国人来抓他，他就跑掉了，就是这种有很多技巧。

        说到技巧，使我想起来美国那种推销员，背个大包袱，什么都卖，锅碗瓢盆都卖。那个家庭主妇说我什么都不买，他就卖这个卖那个。那个家庭主妇烦了，说：“你再这样卖东西给我，我就叫警察了。”他说：“你要叫警察，这个你买不买? 这个你要不要买?”他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推销员。

        真正好的言论自由的散布者，就是说，我跟你没完的，我就是要你放松，要你放松尺度。我找出证据来说服你，使你用弯曲的方法、曲折的方法、迂回的方法、哈哈一笑的方法，把问题解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过程里面，需要时间、需要技巧、需要机会、需要我和你。不要以为我们个人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我觉得我们用点努力啊，能够化解很多的事情，而不是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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