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亡”三个字，的确是一九四九的大哲学。

        □“以共存亡”为例。北平被围城前，国民党在北京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北平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国民党教育局长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这一事件，说明了逃难时不该逃而先逃，是不行的。

        国民党侨委会委员李朴生，有一次回忆，说他逃到广州后，一天国民党开大会，宣称“誓与广州共存亡”，他正好生病，没赶上这种宣誓，心里至为不安。可是，曾几何时，宣誓“共存亡”的衮衮诸公，一个个都逃难到台湾来了，他这时候，才平衡了他内心的不安。李朴生真是老实人，他竟把这些泄底的话给泄了底了。但是，反过来说，该逃而后逃了，也是不行的。后逃了必然“搭不上巴士”、也搭不上一切飞机与轮船，只有“陷匪”的份儿，一旦“陷匪”，再出来就“交代不清”了，这是一切冤狱的祸源，国民党随时要整你，就可以整到。郭衣洞（柏杨）的冤狱，就是因逃得不快，“陷匪”而来。一旦“陷匪”，其不为国民党疑云盖顶者，几希？

        由此可见，所贵为逃难者，不能快似王季高，不能慢似郭衣洞，要不快不慢，恰得其中。这种恰得其中，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赛跑式逃难”。赛跑时候，先跑会犯规，后跑会吃亏，只有一声枪响，同时起步，才算及格。今天到台湾的许多外省人，能够不为傅作义截回、不为共产党追到、又不为警备总部或调查局疑云盖顶者，皆当年精于起步者也！这种同时起步的逃难，乍看起来，虽然形似“公平竞争”，其实大大不然。因为大老爷起步，总得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小百姓又如何赶得上？沈阳撤退时候，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省主席坐的；成都撤退时候，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党中央坐的。大老爷想逃难，只消飞遍了千山万水；小百姓想逃难，就只好走遍了千山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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