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里，审查两年了。因未找到真凭实据，最近就要讨保释放。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只要不胡说，事情就不难解决。”经验告诉我决不能轻易相信人，但碗筷还是需要的。不一会儿，他又送来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样，先收下再说。在正式审讯我之前的这些日子里，他常来这儿说上几句话，最初只是东拉西扯，后来谈到这里惯用的审讯手段，继而进一步告诉我狱中斗争的经验。当确信他是党内同志时，我激动万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战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军法会审处正式开庭。公堂里阴森可怖，一缕暗光照着坐在正堂中的3个审判官，侧面有两个书记官，厅堂两边站着8个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铁链、火枪以及点着的木香，象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审判官惊堂木一拍：“你叫什么名子？哪里人？犯罪前什么职业？因何犯罪？如实招来！”“我叫李宗贵，瓦窑堡人。是安定县北二区二十三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我是被区长雷治富、团总折可达诬陷入狱的，因我揭发了他们私吞教育公款的丑行。”“你是正在贴标语时被捕的，还敢狡辩！”“从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经审讯查证就对我动用了各种酷刑，我的申诉一直得不到公断。既然此处是正式会审，我要求申诉详细过程。”“只许如实招来。”

        “农历5月13日是南沟岔镇庙会，我去看热闹，折可达民团出动军警包围了庙会，嚷叫要抓共产党。莫明其妙的抓了我这个手无寸铁的教员，押到戒备森严的区公所，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施用了酷刑。几次三番的折磨，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就谎报到安定县，县长受贿后，对我又压杠子又施火刑，几乎致我于死地。然后又押到这儿。我至今不知犯了什么罪？”

        “团丁亲眼看到你贴标语，你还敢强词夺理？”

        “那他们就该在我正贴时，当场抓住我的手。可逮捕我时，我正在戏台前看皮影戏。”

        “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要对你从重量刑。”

        “事实如我所述，你们可去查证。我怀疑雷治富、折可达对我早已怀恨在心，想用几张标语陷害我。”

        3个审判官交头接耳一阵后说：“今晚审讯就到这里，下次过堂严刑侍候。”

        我被拖回牢房后，曹力如急忙过来了解情况。听完过堂经过后，他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说：“老弟，以后你就这样回答。敌人是无孔不入，伺机寻衅，咱们的对策是令他们无隙可乘。他现在还只是把你当成嫌疑犯，若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无法给你定罪。”他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宝贵。

        第2次开庭是在8月13日晚，审讯室增设了火炉和各种烧得通红的刑具。拉我上堂后不由分说剥光了衣服，用烧红的香头烧我还未愈合的伤口。我紧咬着牙：能烧焦我的皮肉，绝烧不死我的心！敌人见此招不灵，只得作罢。

        8月24日晚进行第3次审讯。他们换了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你要是不招供，会判死刑的，你还这么年轻，又当上了教员，前途无量呀。再说你还有老父需供养，就这么死了太不值得。”

        “作为教员，就要为人师表。正人君子，不能撒谎。我没有犯罪，怎能承认？我被人陷害，可你们只听信一面之辞。我不会因贪生怕死而丧失尊严。至于老父，他会为有一个正直勇敢的儿子而骄傲，用不着你们假仁假义。”他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草草收兵。

        旧创新伤使我浑身溃烂，他们见状不得不推延审讯。直到9月5日晚，进行第4次审讯。大堂正中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墨笔砚，要我写“贪官污吏、私吞公款、罪行累累、恶霸地主、人民翻身、共产党”等字样。这显然是要取我的笔迹。我从容地用右手写完，与标语上用左手写的字自然不一样。敌人垂头丧气，宣告审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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