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崩坏。从孙中山和袁世凯起，中央就对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1916年袁肚凯去世后，地方军阀更是脱离了北京的领导，拥兵自重，以邻为壑，倡导“联省自治”。对全民思想的控制也松动了，年轻人怀疑和摒弃一切传统，“四书五经”皆成腐朽之物，连孔夫子都被打倒在地了，除了宗族意识之外的民间知识及信仰体系日渐疏松。社会精英则全部流散到了体制之外，自科举被废除后，再没有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和推举制度，人才在民间大流动，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春秋之后再一次集体出现，成为统治系统外的活跃力量。在宏观经济冶理方面，由于产业资源被民间掌握，政府对关键性行业的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基本制度的全部瓦解，意味着中央集权已没有任何着力点。这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权力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吓人的时代。在思想史上，这是春秋战国、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间涌现出的杰出人才灿若星河，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都出现于这一阶段，重要的五四运动爆发于此际，中国共产党亦诞生于此际。

        延续了两千年的旧的治理模式不复存在，然而，在大动荡的同时，建设性的理论和模式却没有出现，共和政体在中国的诞生，很像一个匆忙制造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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