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世族力量的打击可谓不留情面。有一次，礼部修编《氏族志》，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 中评论道：“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社会精英中的第三个集团——商人阶层，则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典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 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军士穿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穿黑色的。

        科举始创于隋，奠型于唐。政府通过定期考试来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字数在90万字左右。这种定期考试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 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是对军爵制 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人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 量。早在唐代，就有人发现『其中的奥秘，赵嘏曾赋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 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 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 层在中闰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正是在制度和公众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自此完成了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所谓的“富贵不过三代”，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

        ，“世界时间”重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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