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支待。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更是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性的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性的集体化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组建互助合作社，这一政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到1952年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40.%。1955年年底，在毛泽东的急迫要求下，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升级，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6.3%，参加高级社的占农户总数的87.8%。在粮食“大跃进”的1958年，高级合作社又向更高级的人民公社升级， 形成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公社模式，到年底，全国原有的74万个农业社变成了2.65万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也就是说，在《土地法大纲》颁布的11年后，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归为集体所有，5亿农民被全部纳入集体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 “故乡”。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杨小凯指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有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被视为古典的市场经济国家，盖因历代长期坚持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粮政策。当政府成为土地资源的唯一处置人之后，各种资源的配置结果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从土地中获得三大收益。

        第一个收益是控制粮食交易，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反哺“。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粮食买卖纳入国家的整体计划。这一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执行到1985年，长达32年之久。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通过工农价格差、城乡“剪刀差”向城市和工业提供丰厚的原始积累，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高达30万亿元。可见，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由农业积累产生的。

        第二个收益是推行票证经济，在物资短缺条件下长期控制城市物价。粮食及农副产品价格是一国物价波动的中轴，政府控制土地后，继而可控制价格和供应，最终达到控制需求的计划性目标。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后，9月份就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的政策，这是与工业消费品相关的第一种票证。1955年8月起实行粮食的凭票定量供应，从此，中国进入“票证的年代”， 各种民用商品如煤球、自行车、食用油、糕点、鸡蛋、猪肉、鱼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证才能购买。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政府得以在低生产效率和物资短缺的状态下，保证全国物价维持长期的超级平稳。

        第三个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动，进而消化城市剩余劳动力。准军事化的人民公社与户籍制度互相勾连，造成城乡分化，没有票证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无法看病和入学，因而不可能任意进城，从而在短缺经济的年代里，减轻了城市的人口压力。1968年，因“停课停工闹革命”，城市里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十年时间里，有超过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适龄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二）被下放到农村，从而以极残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资产，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以用电量为例，“一五”期间， 全国电力的八成以上都用于工业，城市生活用电占13.5%，农村用电只占全国电量的0.6%。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2.6元。国家从土地控制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而结束，到了1998年之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将是下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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