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兵战商战”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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