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财经大臣,他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据称心算天下第一,他十三岁就入宫充当“侍中”,此后六十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财经功臣。汉武帝对臣下猜忌无度,生杀予夺,曾在十年间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诛杀两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财政后再无更替,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在后世,桑弘羊与商鞅、王安石一样,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武帝在世时,就有儒生对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书献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这场大辩论中,时年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作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武帝变法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为负面,唯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就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写道,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深谙工商之于富国的意义。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了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大辩论中,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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